摘要：工商界有关辛亥革命的初始记忆并非是一种十分良好的记忆，而是充满着金融停滞、商业萧条等动荡不安的感受。但从直观感受获得的初始“辛亥”记忆，向后来重新建构与传承的社会记忆过渡时，工商业者的“辛亥”记忆不仅逐渐有所改变，而且在整个社会重构“辛亥”记忆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与影响。“辛亥”记忆的不断重构，在政治与经济两方面为工商界的商业言说与经济诉求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时空背景，使工商业者得以借助政治话语和政治符号宣传商业信息，既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增强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商品促销，由此实现商业与政治的双赢。
关键词：工商界 “辛亥” 记忆 双十节
20世纪80年代以降，“记忆”史学的产生与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内外新社会史乃至新史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具体表现。在辛亥革命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发生一百年之后，除有必要对革命运动进一步深入探讨之外，从记忆史的新视角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派别与群体对这次革命的记忆、诠释及其影响，无疑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一项研究工作。所谓“辛亥”记忆，是人们对辛亥革命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民主共和、民族国家认同发展历程的记忆。本文主要探讨的即是从辛亥革命至20世纪20年代末，近代工商界（即工商业资本家）这一社会群体对辛亥革命以及相关问题的集体记忆及其影响，并兼而分析辛亥革命作为“历史记忆”对工商界所产生的独特作用。
一、工商界的初始“辛亥”记忆
作为一个经历了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工商群体，对该事件的初始记忆，一般是经由直观感受以及当时报刊传媒的宣传报道而获得的记忆。此类记忆与后来重新建构与传承的“辛亥”记忆有所不同，它具有直观性、原始性或经验性特点，缺乏理性的分析与归纳，主观感情色彩更为突出，也较少受统治者演绎成分的影响。
客观而言，工商界有关“辛亥”的初始记忆并非是一种十分良好的记忆，而是充满着动荡与不安的感受。从实际情况看，对于大多数工商业者来说，辛亥革命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并无充分的思想与心理准备。工商界代表人物张謇在武昌首义爆发的当晚，恰好从汉口乘坐日本商船赴上海，启程之际亲眼看到武昌新军士兵在江边燃起作为起义信号的火焰。其自订年谱还曾描述：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但他并没有料到，这就是辛亥革命猝然爆发的信号。虽然这场革命运动在武昌首义爆发之前已经酝酿了十余年，但工商业者却始终知之甚少，他们不仅对革命缺乏了解与认识，而且极少给予同情和支持。在此之前，工商业者所期待的并不是一场暴力革命，而是在不引发社会动荡和保持正常经济生活的前提下，通过清王朝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实现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制的变革，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开创新局面。“自立宪明诏颁发，各处商民无不欢欣鼓舞，开会庆祝。”许多商会还纷纷致电清朝农工商部，“请以翘盼立宪之意，代达天听”。（1）
然而事与愿违，清廷虽应允将预备立宪的期限缩短3年，预行组织内阁，“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但武昌起义于1911年10月10日爆发。受其影响，全国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金融恐慌，钱庄、票号的倒闭屡有所闻，市面一片混乱。例如，在京津地区，“自鄂省事起，谣言四播，京津亦因之人心惶惑，市面异常恐慌”（2）。武昌起义后，江苏省的金融恐慌也十分严重，苏州17个钱庄联名呈文苏州商务总会，说明“苏省自得武昌警信，人心惶惑，纷提现款，以致银圆缺乏，市面紧急”，请求总商会转呈抚藩拨库银接济。江苏布政使一方面准拨现银20万元，交由商会具领，分借各钱庄，俾资周转；另一方面也照会苏州商务总会，阐明“金融机关，全资流通，近日苏城银根奇紧，商情恐慌，亦由钱庄各为自保之计，藏匿现银，有进无出，并不照常兑付，甚有持本票而无处取款者，以致人心疑虑，种种困难，激而成此现象。其实省城数十家钱庄，银洋现款何啻百万，除存项应酌定限制，暂缓提取外，其余商业往来，仍应照常收付，便可救济市面，何必定资官力？’（3）根据江苏布政使的上述说法，苏州的金融恐慌主要是由于钱业商家面对武昌起义后的社会动荡，为求自保而藏匿现银所导致的结果。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确实，武昌起义造成各地工商界的严重恐慌当属事实。当时，处于全国进出口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重要地位的上海，同样也是如此。据当时报纸报道：“日来上海因湖北乱事大受震动，市面为之生起恐慌，金融极形紧迫，居民又多持钞票换银钱，市面大有危险之状。”(4)另外，日本外务省根据驻华领事报告于1911年11月2日编发的《通商汇纂》第3期号外(5)，也有记载称：“芜湖商业几乎停止，金融机构因遭挤兑而没有了硬通货，人心不稳。”汕头也是“市面不振，发生挤兑”“上海商人纷纷迁避租界，城内及相邻地带的交易全部停止，店铺相继关门”(6)。日本驻杭州领事馆10月18日的报告甚至说：当地商会人士认为市面的恐慌远远超过了义和团起事之时。”(7)这样的恐慌情形，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于工商界对辛亥革命的初始记忆，但当时的工商业者普遍认为是武昌首义即辛亥革命导致了经济恐慌，破坏了正常经济生活，使自己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这自然会影响当时工商业者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与态度，可以说是导致工商界在这一短暂时间内留下不良“辛亥”记忆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此时的工商业者甚至仍然“以前此之叛乱举动视革命党”，因而被党人批评为“误谬之甚者也”。上海革命党人还在自行创办的《民立报》刊文阐明：“夫市面所以生起恐慌之原因，非惧乱事之波及乎？岂知此绝不足为惧。无论鄂中革命之势力尚未至于上海也，即已至于上海，然革命党之主义即声言在推覆恶政，出人民于水火之中，断不至有骚扰之事。不观彼等在武汉之举动乎？武汉三镇商民，今日已在革命党权力之下，安居营业，绝无何等之妨害。此不可以推知革命党虽至上海，吾商民固无惊惧之必要乎？况乎其未至上海乎？且革命党非强盗流氓可比，当亦稍有财政经济之知识。闻其在鄂中对于大清银行及湖北官银号之钞票，皆准一律给换。则不至为无意识之举动，故意破坏市面，惹起恐慌。可知即已至于上海，而吾商民对于各银行之债权，断不致受其损害，必可无疑。何为而惊惧不已乎？况乎其未至上海乎？”(8)尽管有如此详细的说明，但却不能完全解除工商界初始“辛亥”记忆中的一片恐慌之情。
因为在随后的几个月中，金融恐慌、市面动荡的愁云惨雾并未消散，仍然是继续笼罩在工商界面前的巨大阴霾。即使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与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商业萧条的状况也未见即刻好转。许多地区仍然是“银元飞涨，日益加甚，人心恐慌，几达极点”；“市面萧条，大有江河日下之势”。(9)这种状况使商人颇感失望，他们原本以为“自此以往，咸冀共和幸福”，此时面对这一局势即无不抱怨：商务凋零，银根奇困，乱机隐伏，如弓在弦。……我商民处此时代，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10)所以，辛亥革命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商人脑海中，并未留下多少美好的回忆，反而是金融停滞、商业萧条等动荡不安的情景，在工商业者的初始“辛亥”记忆中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迹。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一二年间，工商界的初始“辛亥”记忆中，不乏“光复以来，瞬经一载，损失纵不可数计”、“前岁各省反正，商界受损，创巨痛深”、“我商界自经革命，损失甚巨，元气大伤”“国家历经浩劫，商界受损特深”等等类似悲怆的情景。(11)
工商界的这种有关“辛亥”的初始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时工商业者的政治行为。尽管在武昌首义之后，武汉、上海等一部分地区的工商业者转而支持革命，更多地区的工商业者也在财政上对新成立的地方革命政权给予了资助，值得充分肯定，但已经印于脑海的种种动荡恐慌与“创巨痛深”等难以抹去的“辛亥”记忆，却促使工商业者迫切盼望尽快恢复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发展，对那些可能再度引发动荡恐慌的政争，基本上都是不问是非地加以反对。正如高阳商会所担忧的那样：自刺宋、借款两案发生，南北猜疑，两党交讧，朝野鼎沸，岌岌可危，影响流播，市面萧条，金融因之停滞，而商业首蒙其害，拟陈请全国商会直隶事务所干事长通电各省联合会征求意见，设法维持，以靖人心。”(12)“二次革命”爆发后，上海总商会又通电北京政府和各省商会说：赣省变起，商业受害，今日上海全体商界开会，均反对此次扰乱。”当时，全国各地的工商界基本上都将“二次革命”视为破坏“统一”与“秩序”的扰乱之举，持反对态度。有的商会甚至指责革命党人的武力讨袁是“乱党谋覆政府”，呼吁全国各地商会“亟应抱定宗旨，勿听谣言，拥卫中央”（13）。工商界的这种表现，后来深得袁世凯嘉奖：各商界烛其奸邪，绝其资助，遂使逆谋无由大逞，乱事得以速平。曲突徙薪，功匪鲜浅……各省商会，同心拒逆，实多深明大义之人，应由各该都督、民政长确切查明，分别呈请，奖给勋章匾额。”（14）1914年5月，由农商部报经袁世凯圈定而获奖励匾额者，共有全国各地30个商务总会及全国商会联合会的事务所。
二、参与“辛亥”记忆的再建构
但是，工商业者的“辛亥”记忆也并非一成不变，它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后来整个政治形势以及社会氛围的制约影响。尤其是从直观感受获得的初始记忆向后来重新建构与传承的记忆过渡时，工商业者的“辛亥”记忆随着思想认识的逐步提高，开始有所改变，这也体现了辛亥革命持续产生的一种历史作用与影响。另外，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工商界在政权更替时也常有从权应变以及附和社会发展变革之举动。辛亥革命期间，武汉、上海、广州等部分地区工商业者转而支持革命党人的行动已证明了这一点，随着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华民国正式建立，民主共和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潮流，工商界的态度与行动很快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
即使是在工商界建立其初始“辛亥”记忆的阶段，许多地区的工商业者虽仍然感慨工商业发展受到的严重影响，同时也开始受整个社会氛围的影响，参与了“辛亥”社会记忆的建构行动。尽管工商界起初的相关行动主要还只是属于一种从属社会大众的行为，但仍然值得重视。我们知道，集体记忆或者是社会记忆的建构与发展离不开仪式、庆祝、纪念活动。从民国元年开始，由副总统黎元洪提议并经参议院通过，将武昌首义爆发的10月10日确定为国庆日，此后几乎在每年的“双十节”都举行国庆活动，同时也纪念武昌首义与辛亥革命。正是通过这些持续进行的庆祝纪念与举行各种仪式等活动，有关辛亥革命的社会记忆才得以不断延续和强化，至今仍然历久不衰，成为近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份历史遗产。
在近现代中国漫长的“辛亥”记忆的建构过程中，工商业者都是民间社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与影响。如果说文化教育界人士主要是在报刊上撰写纪念文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说，起到思想启蒙与动员号召的作用，那么工商业者则除了积极参与纪念集会和庆祝活动之外，还为形塑整个庆祝纪念活动的浓郁社会氛围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每逢“双十节”纪念日，各家店铺门前几乎都会张贴大幅标语和对联，悬挂国旗、灯笼，有时商会还组织工商业者举行提灯游行，由此使各个街市和整个社会都充满了纪念辛亥革命的氛围，也使广大市民能够通过直观感受而留下十分深刻的“辛亥”记忆。
例如，1912年的“双十节”来临之前，上海总商会即“通知南北各商号，届期悬灯结彩三天，同伸庆贺。南市、闸北、沪西各商团，均须举行提灯会”（15）。上海南市商会还“制就五色灯数千盏，五光十色，大小从同”。10月10日当天，上海工商界举行的纪念仪式甚为壮观，尤其是商团的庆祝队伍十分引人瞩目。据报载，上海繁华之处“是夜人山人海，欢声雷动”（16）。镇江各商家在商会的统_要求和安排之下，“城内外各商号，亦悬旗结彩，同伸庆贺”（17）。苏州商务总会也“先期刊发传单，通知各店铺一律悬灯结彩，高树五色国旗，城内外均异常热闹”。苏州各商团于国庆日夜晚“提灯巡行，同伸庆祝，第一部商团并于是晚在新开河桥操场上演放焰火，故阊门外马路一带市面顿时兴盛”（18）。
如此纪念仪式，对于建立人们的“辛亥”记忆无疑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后，几乎每年的“双十节”纪念仪式，工商界人士都意识到“我商界同是国民，理当同伸庆祝”（19），各地商会也都积极组织商家进行统一部署，对于营造一种特殊浓厚的“辛亥”文化与记忆，功不可没。例如，1921年10月8日，天津总商会为“双十节”国庆纪念专门发布告示，阐明：“查国庆纪念，为共和成立之日，国家定为大典，吾民应表爱敬，共示祝忱，庶国基巩固，嬉游斯土，长乐永康。矧本岁适为奇数双十节，而为三十节，过此难逢，国民尤应特为庆贺，以示同心同德，赞助共和之诚心，实吾民之义务，特此通告。凡我商民，届期悬彩挂五色国旗，以示庆贺。观瞻所系，幸勿怠忽。”（20）1928年的“双十节”，广州总商会与市商会“以双十节为国庆纪念日，经通告各行商一致庆祝，休业一天。是日，全市马路及内街各商店住户，均悬旗结彩，生花盘景，布置宏伟，壮丽异常……各种热烈情形，诚为空前所未有”（21）。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其他许多地区也不难见到。
有些地区民间各界的国庆纪念活动，甚至是由工商界起主导作用。例如，1928年天津的“双十节”国庆纪念前夕，总商会召集各界代表在该会开会，“筹备国庆典礼”，省政府、市党部、警备司令部、公安局也派代表出席。会议“议决通告各机关学校团体，参加庆祝大会，并自备提灯大会上午九时开幕，会毕游行，各界均参加”。另还决定，在河北公园举行游艺活动。各项庆祝活动所需经费，“由省市政府各出一千五百元，省市党部各出五百元，总商会出一千元”。（22）由此可见，天津总商会在当年国庆纪念之组织与经费赞助等方面，都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还需要说明的是，工商界中还有人论及国庆纪念与建构“辛亥”记忆的意义，阐明“今日何日，非汉族光复，革命告成之十月十日欤？每届斯日，举国若狂，莫不悬旗以志庆，过市以提灯，斯何事欤？非纪念此双十节者欤？胡为乎纪念，良以数千年专制淫威，荡涤于今日，三百年满人攘政，排斥于斯时，是以凡知共和之乐，与引光复为荣者，咸不可无以纪念之。至若盲从被动，又繁有徒，宜乎其极一时之盛也矣”。（23）有的还曾说明：双十节，中华民国建国之纪念日也。纪念者，纪念革命诸先烈断头流血之苦，懔前人创业之维艰，勖后人守成之，宜谨也。虽然建国只一次，而纪念日无尽期，是则不仅建国以前之事当纪念，建国当时之事当纪念，即建国以后之事亦当在纪念之列。”（24）这些言论表明，工商界中的一部分人士对于国庆纪念与建构“辛亥”记忆的政治意义有一定的认识。
但就总体而言，近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工商界乃至整个民间社会的“辛亥”记忆建构，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政治形势与政治力量的影响及推动。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即开始组织工商界及社会各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各项活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商民部编印的《商民运动》第5期即曾刊发《双十节国庆纪念告商民》一文，阐明虽然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的压迫未消除，军阀暴政依旧横行，民生日困，国本动摇，难免使国人悲喜交集，但时下的形势已不同于以往，“省港罢工变更了政策，反英运动越发的扩大了，北伐军克服了武汉，革命势力，越发的发展了。今年的国庆纪念，比较从前越发的有意义和价值了，全国的商民们丨我们在这次的国庆纪念当中，应该坚决地参加国民革命，扩大商民协会的组织，拥护省港罢工，扩大反英运动，拥护革命军北伐，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完成辛亥革命以垂国庆纪念于无穷”（25）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每逢相关纪念日更是大规模地在全国进行纪念，并且发表一些专门的通告和文章，向工商界和社会各界阐明纪念活动的重要意义。例如，1927年10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出版的“双十增刊”即刊登了数篇类似的文章。其中潘公展的《国庆日敬告工商界》一文，充分阐明了工商界参与“双十节”国庆纪念的意义与作用：何以我们有欢欣鼓舞的双十节——国庆日？我们来举行庆祝典礼，自然而然地会纪念为国家牺牲的辛亥革命烈士。中国何以而要革命，因为旧污不除，民族断没有振作的可能，所以革命是用以涤除一切旧污，重新建设一个国家的必要的手段。惟其如此，我们幸逢此纪念革命成绩的国庆日，理应各自想法如何尽力涤除旧污，创造一番新象，才不辜负此灿烂显耀的纪念日。”潘文还指出：工商界当此革命纪念日，第一应立志自今日起，大家痛改保守因循的恶习，努力从改良革新的途径上走……第二应立志自今日起，大家涤除自私自利的恶习，努力从合作团结的途径上走。”褚民谊的《今后商人应有之觉悟》一文则向商人们发出呼吁：不要再说‘在商言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那些陈话，那些腐语。你们要知道国民革命是救国自救的唯一路径，援助国民革命军是完成国民革命的唯一工作，真正的商人，纯良的商人，决没有徘徊的余地。”1928年的“双十节”国庆日，该报又隆重出版“农工商国庆增刊”刊登了多篇文章，阐明“我们今天举行盛大的国庆纪念，应该明了纪念国庆的意义是什么”（26）。类似的阐述与呼吁，再加上各级党部与政府自上而下的布置安排，工商界及社会各界参与“辛亥”记忆建构的活动也越来越积极踊跃。
此外，论及近代工商界参与“辛亥”记忆建构的过程，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情况。第一，工商界虽然积极参与了“双十节”纪念的“辛亥”记忆建构，也产生了独特的作用与影响，但多为适应整个社会政治氛围之从众行为，并不足以表明工商业者对辛亥革命以及民主共和的本质与意义有了深刻的理解。1917年“双十节”纪念日上海总商会发表的颂词，开篇仍然表示：民国成立于今，六年之中，危险万状，我商界最受影响……仍商业危急之秋，正国民忧患之日。临深履薄，惕惕于怀。”（27）可见多年之后，工商界的“辛亥”记忆依然并不美好。即使是在1919年国庆纪念仪式上，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表示：双十节为我国共和成立之日，凡我商人，自当一体休业，升旗庆祝。但我国之现境，外侮内患，哭且不暇，何庆之有？但吾辈今日劝告国人庆祝者，实表示商人爱护共和之决心，并使世界友邦之人士，知我华商人，对于共和珍爱有如此，则贼害国家之败类，见之当有所觉悟。”（28）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人对共和的政治态度，但主要也只是表态而已，而且常常是以共和作为政治工具达到自己的特殊目的。“哭且不暇，何庆之有”的感慨，更是反映了工商界的某种不满情绪。
1923年的国庆日，由于受前此政治黑暗、军阀混战、经济凋敝的影响，上海工商界许多人士都发出一片哀叹之声。《工商新闻》于国庆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以国庆而谈希望，犹之端午之啖角黍，中秋之嚼月饼，例行文字”。（29）另一篇文章则针对当时中国的情况将国庆说成是“国磬”，双十说成是“双蚀”“自从吴稚晖老先生把那民军起义的一天，定了个名儿，叫做什么国庆纪念的双十节，年年到了这一天，社会上的人都像煞有介事的忙得个不亦乐乎，好像这一天有应该庆祝而不可疑的模样。但是现在中华民国的时世，对外一看，是负债累累，破产在即；对内一看，是军阀政客，你打电报，明要军费，我施手段，暗掉枪花。双双的剥蚀，把一个偌大的国家，早已弄得室如悬磬，这个样儿还有什么庆祝？还有什么纪念？国庆只好改做国‘磬'双十只好改做双‘蚀'倒还名副其实。只是磬还有破的一天，蚀终有尽的一日，那时……”（30）言词之间，明显体现了工商界面对现实的一种悲观态度。还有一文也说明：“吾可宝可爱之中华民国，已十二周年矣……夫中华民国十二年来，内乱绵绵，人民所身受之痛苦，不可谓不创巨痛深，即以工商界而论，既苦于兵，又苦于匪，复苦于官。若不逢欧战，稍沾余润，则虽欲求今日之苟延残喘，亦将难之又难。”（31）
第二，在建构“辛亥”记忆的过程中，工商界有意无意地会放大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与影响。尤其是商民协会作为商界中较为特殊的一个商人团体，更是在建构“辛亥”记忆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商人的革命业迹。例如，上海商民协会于1927年“双十”国庆日发表的宣言声称上海商人，夙富革命性，毁家抒难之意，负驽前驱之责，耳熟能详，当仁不让。辛亥、癸丑诸役，商人追随先烈之后，多所尽力；年来对外则反抗帝国主义，对内则反抗军阀政治，呼号奔走于黑暗压迫之下，踊跃捐输于青天白日之后，其如此勇猛而热烈也，日为商民求福利，为全民求解放。今也河山锦绣，日月光华，荡涤旧秽，展布新猷，当此万众欢腾之日，又值双十国庆之秋，宜有勖勉，以示来兹。商民认数千年之积习，温柔敦厚，是其美德，惟际此时代巨变、潮流澎湃之会，穷变则通，适者生存，应如何急进之追，团结一致，扩大眼光，焕发精神，以期共同为革命工作而奋斗，达到全民政治之目的，尽一分力，收一分果，特此宣言。”（32）这显然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放大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商界的革命性以及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与影响。
第三，除了上述两方面的情况之外，也应该承认在“辛亥”记忆建构的过程中，工商界的思想认识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与提高。例如，到1925年，工商界中即有人意识到辛亥革命后内忧外患未除，其原因虽然是由于“政治不良，要亦人民缺乏国家观念，不尽爱国责任耳”，其中也包括工商业者在内。（33）1926年的“双十”国庆纪念日前夕，上海法租界商总联会发表的宣言更进一步认识到“辛亥“记忆与国庆纪念之重要，认为“立国于大地之上，举凡世人所称为国者，必有开其国之由来，十月十日为吾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亦即共和诞生之纪念日。吾商界虽未食共和之赐，而同处共和旗帜之下，必努力奋斗，以求真共和之实现。如因国政之不良，争战之不息，乃并此庆祝之形式而无之，不特诒友邦之讥讪，实失其爱国之真诚”。这样的认识，在过去是不多见的。不仅如此，这篇宣言还指出共和国家主权在民，以一国之大，必人人有责任心，人人有爱国心，则其国方能日臻富强。”（34）因此，工商界也理所当然地肩负有这一责任。
一位上海工商界人士在1923年《工商新闻》国庆增刊发表的文章，也透露出“辛亥“记忆建构对其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据其自称余亦久为工商界之一分子，素不与政治发生关系，惟自去岁由美国檀香山参预太平洋商务会议归来，则已发生一大觉悟。”而促使其“发生一大觉悟”的事件，即是日本华侨大张旗鼓地庆贺国庆建构“辛亥”记忆的行动。“余途经日本之横滨时，适值国庆纪念之日，横滨华侨之热心祝贺，远过国内，当时曾为文以记之，其结语有云：前在国内，屡闻华侨爱国之说，今已亲见之于横滨之华侨，诚以国外同胞，所受刺激，较国内为深，益以外国人民之爱国，无异自爱其家，不啻一种活动的爱国教育。感动日久，遂因以深致其真挚恳切之爱心于祖国，……但就横滨之中华国庆纪念热烈非常的庆祝而观，已与国内之敷衍情形，大不相同。”在发出这番感慨之后，作者接着阐述了其对国庆纪念“辛亥”之意义的新感悟：“今之言此，非仅欲吾国工商界对于国庆，为照例之祝贺，而极希望其对于国庆作一深长之思考，其间究含有何种意义，其与人民之间，究有何种关系，必如何而后无悖于国庆纪念之真意义。此余所愿竭其款款之愚以告国人者也……吾国民之在今日，必须尽两大责任。第一，为对于各人本业之责任，即为工者力求工业之进步，为商者力求商业之进步是也。第二，为对于政治之责任。即对于政治，万不可取旁观之态度，而当任严重监督之责。良以政治良否，与工商息息相关。现今吾国工商业之困苦颠连，奄奄一息，即以政治不良为一大原因，工商界万不可以自己无力干涉政治为藉口，而放弃对于政治之责任。”（35）由此不难看出，“辛亥”记忆的建构对于改变工商业者的思想观念，增强工商业者的责任意识，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总体而言，可以说工商业者之所以积极参与“辛亥”记忆的建构，除受整个政治形势以及社会氛围的影响，也是其自身政治思想认识有所提高的表现，同时也反映了工商界的政治目的与需求，并由此形成工商界独特的“辛亥”记忆。此外，对于工商界来说，“辛亥”记忆的再现有时也是缘于现实的某种需求。此时，所谓“辛亥”记忆建构实际上成为了工商界达成某一目的的独特政治工具，甚至可以产生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
三、工商界的“辛亥”记忆与政治诉求
在近代中国整个社会的“辛亥”记忆中，民主共和是各界人士普遍认为最重要的内容之_。“努力以求真共和之实现”也是工商界与其他各界人士在建构“辛亥”记忆过程中希望实现的一大目标。辛亥革命虽未能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但却使民主共和的思想观念从清末封建专制时期的地下潜流，在民初成为冲破地表并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它的影响。稍加翻检当时的各类报刊杂志，都不难发现民主共和是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不仅如此，其他一些思想和观念的发展变化，也都或多或少地与民主共和思想的兴盛存在着联系。客观地说，就工商界而言虽然在辛亥革命后对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仍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但他们在建构“辛亥”记忆的过程中，也常常利用这一口号作为自己所言所行的主要依据，并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例如，民初北京政府农商部重订商会与官厅之间往来新公文程式，降低商会的社会地位，使商会隶属于地方官厅而受到限制。商界在批驳和抵制这一新公文程式时，即反复强调其与共和国体相悖，不能付诸实施。有的商会明确指出：民国肇建，政治革新，凡一切宪法，次第厘定，无非求适合共和国体，以示咸与维新之意。”但是，北京政府颁行的新公文程式却反其道而行之，强令商会“事事均须稟由地方官详咨办理，反不如前清部定商会章程之直接便利。此在闭关之时，文明未启，专制之世，压力横生，积习相沿，固无足怪。今者国号共和，人民平等，何复出如此之规定？’（36）有的商会则愤愤不平地质问北京政府农商部：商会无一事不须稟承地方长官，层递周转，前清专制尚且祛除此种抑压，民国共和竟有此变本加厉政体？”（37）这些论述表明，民主共和这一“辛亥”记忆，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商界维护自身社会地位和独立性的有力思想武器，而类似的情况在清末则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不仅如此，还有商会通过与西方共和国家相比较，论证新公文程式压制商会的举动实与共和制度大相径庭。“共和政体应采用美法制为前提，查美、法两国自总统以迄官厅，对于商会极为优待，其行文程式概用通知书，无所谓用令用批也。今民国肇始，貌袭共和，实施专制，似与国体亦有未符。”（38）因此，北京政府绝不能一意孤行地强令商会接受新公文程式。
有学者指出，集体记忆的特点之一是具有可操控性，“人们可以有意地强化某些部分的记忆，也可以刻意淡化某些记忆，因此，遗忘’也是‘集体记忆’另一方面的表现”（39）。工商界的“辛亥”记忆显然也具有这方面的特点。例如，在革命成为了合法的正统与重要政治资源之后，后来的商会几乎从不提及武昌首义前支持君主立宪和反对革命，以及后来公开反对“二次革命”的行为，这显然是工商界“辛亥”记忆中的一种刻意淡化与“遗忘”。不仅如此，商会还不断重复甚至不无夸张地强调武昌首义后武汉、上海等地商会转而支持革命党人的行动，并想方设法在“辛亥”记忆的重构中使自己穿上“革命”的外衣，而且以此作为后来抵制国民党试图取消商会最有力的斗争工具，由此也间接体现了辛亥革命的作用与影响。
国民革命期间，国民党一度认定旧商会是买办、大商人控制的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团体，因而在推行商民运动之初所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成立商民协会以便在时机成熟时取代原有的商会。广州总商会为摆脱“反革命”商人团体的指控，曾于1927年初拟发起召开“广东革命商人代表大会”，“其宗旨在团结商人之实力，与自身之联合，进而与各界联合，参加革命工作，拥护革命政府”。（40）但国民党广东省商民部却认为广州总商会“掠革命美名，而为非革命之举动，此则非取缔不可”（41）。于是，广州总商会虽仍然继续筹备商民代表大会，但却不得不被迫取消了“革命”二字。这次行动，可以说是广州总商会在建构“辛亥”记忆的过程中，力图从“反革命”团体演变成为“革命”团体的一次尝试，但最终却归于失败。
随后，在有关商会的存废纷争中，商会之“革命”与“不革命”仍然是争论的焦点之一。1927年11月，国民党中央商人部向各级党部商人部和商民协会发出通告，认为“旧有商会组织不良，失却领导商人之地位”，准备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提出方案，请求撤销全国旧商会”。当时，商会面对所谓“不革命”的指责，竭力予以否认，并历数自辛亥革命以来商会支持革命的业绩加以反驳：议者或日商会不革命，此又不然。商会对外力抗帝国主义……无不尽力抗争，表示商会革命，反抗帝国主义态度。对内力维革命……劝导各商人以经济赞助革命政府、革命军队诚属不少，后方工作未为不勤。所谓不革命云者，实谰言也。”（42）商会显然充分感受到有关革命的记忆是多么重要，故而有意强化和扩大“我商人努力革命工作”的记忆，刻意淡化与遗忘其在辛亥时期不支持甚至是反对革命的不利记忆。
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召开，部分省市党部代表又提交取消全国商会议案，掀起新一轮商会存废纷争。各地商会也再次以同样的方式，打响商会保卫战，以“达到取消此项提案之目的”。全国商会联合会推举代表赴南京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请愿，并先后呈交了两份请愿书，强调“商会为实际革命之团体”、“商会并非土劣及买办阶级”、“商会为全国内外商民正当组织”。各地商会更纷纷阐明“革命成功，商会尤多赞助之力”、“商会对于革命如何工作及如何赞助，众所周知”。（43）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也曾发表宣言，坚决反对撤销商会。其宣言云：阅此次提案，竟以语言文字之末节，吹毛求疵，罗织罪状，而于商会赞助革命之实迹，一概抹煞，是与专制之朝以文字兴大狱，有何区别？”（44）上海新药业公会公开发表的宣言，同样阐明“商会为我全体商民所组织之正式法定团体，于历史上有悠久之统系，于革命上有昭著之功绩”（45）。不难看出，无论是商会还是其他工商团体，都是以商会曾经支持革命、贡献突出作为理由，反对废除商会。这一理由当然十分充分，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国民党“三大”最终并未通过取消商会的提案。事实表明，工商界运用其“革命”记忆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不无成效。
在此之后，上海总商会还意识到：各级党部所主张撤销商会者，恒以商会为买办阶级操纵，非革命商人，并以中小商人多未能参加商会为藉口，虽属风影之谈，无当事实，然文词辩驳究不若征诸事实”，于是，上海总商会于1929年4月上旬致电各省商会联合会、全国各总商会，阐明“敝会于力争商会存废问题之余，拟调查各处商会参加革命工作经过并会员组织概况，制成统计，汇列专书，以告国人，庶几各种风影之谈，不难以事实证明。如蒙赞同，并请就近转函各商会，详确调查，或参稽案牍，拟具事实，并附各种印刷书报等件，一律汇报到会，以资编印。事关商人共同利害，谅蒙鼎力办理”。（46）很显然，上海总商会之所以要“调查各处商会参加革命工作经过”的相关史实，实乃“文词辩驳究不若征诸事实”，其目的是为更进一步突显“辛亥”记忆，充分证明商会是支持革命的工商团体，以便更好地应对商会为反革命团体的指责。
除此之外，工商界还借助“辛亥”记忆表达其他方面的政治诉求。正如刘易斯？科瑟在莫里斯？哈布瓦赫著《论集体记忆》英文版的“导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47）综观整个近代中国，不难发现工商界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往往会根据当时面临的政治形势与现实需要提出不同的政治诉求，而且在强化“辛亥”记忆的纪念仪式上均有所表达。
例如，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总商会提出废督裁兵的主张，认为军阀割据是中国的祸乱之源，必须废除拥兵割据之督军，裁减军队。这一主张不仅得到全国商界的响应，而且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成为当时社会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1922年的“双十”国庆纪念日，上海各工商团体联合举行庆祝大会，发表的“祝词”也主要是向各界呼吁废督裁兵。这篇祝词阐明：中华民国肇造，于今十有一年……所苦者，军阀拥兵自卫，渐成割据形势。南北相战不已，变为南与南战，北与北战，再变为省自为战。战争不已，加以水旱盗匪，农不能耕于野，商不能安于途，士不能学，工不能作，皆此兵为之厉阶。今欲使国家一切尽绳于法，而成为法治之国，惟有希望裁兵之早日实现，惟有希望兵工政策早日实行。”（48）很显然，工商界是借用正统的“辛亥”记忆，表达了广大工商业者废督裁兵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北京工商各界70余个团体也“趁今日国庆纪念日，分东西南北四队，于正午十二时举行游行示威大运动”，呼吁“打倒军阀”、“裁兵救国”。（49）同年11月，在汉口召开的全国商会联合会第四次大会又进一步讨论了废督裁兵问题，并成立了“裁兵委员会”。上海总商会随即还提出裁减军队、整理财政、制定宪法三项具体措施，向全国各地商会发出快邮代电，希望“全国商人一致主张，成为国论，务以百折不回之精神，挽此旷古未有之危局”（50）。尽管废督裁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终难以真正得到实现，但由此发展而成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却产生了比较深远的积极影响。
又如，1923年的“双十”国庆，是在直系军阀曹锟发动政变，将总统黎元洪驱逐出京，以贿赂议员方式非法当选总统之后进行的。在该年的国庆纪念中，上海工商界即公开表示：“北京贿选总统案，公决联络各团体一致反对”并印制传单，“沿途分发”，上书“兹国庆纪念，曹贼借影登台，吾民始终否认，追究受贿议员，声讨非法总统”。（51）这种表现，说明工商界深知利用“辛亥”记忆表达其政治诉求的作用。1925年，也是在动荡中迎来国庆纪念日，上海工商团体在组织工商业者筹备纪念活动时，强调“欣逢吾大中华民国开国十四周年纪念盛典，凡本境各商号，望一律于是日升旗悬灯，同伸庆祝，以示隆重国体，增高人格之意……今日内乱外患交迫之际，全恃民气之拥护，庶保邦基之巩固，务乞境内贤达，投袂奋起，共成盛举，本会有厚望焉”。（52）
“辛亥”记忆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还增强了工商界的爱国热情。例如，1919年，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积极筹备纪念双十节国庆事宜，并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论，应邀与会的记者在会上发表演说：自五四以后，全国民气勃然以兴，自觉之声浪弥漫国中，未始非八年来之一种新气象。不惟外人见者殊觉诧异，即在吾人亦觉出乎意料之外。上海商界方面，组织团体，致以全体自动之精神，改革七十年来沿袭之租界章程，真属破天荒之举动，并拟援各国之国庆通例，于双十节发起休业游行，悬挂旗灯，表示商民拥护共和之诚意，并令租界侨商，知华人爱国思想，已一发而不可逼抑。如此创举，外足以宣扬国光，内足以策厉群众。”（53）
又如，1925年的“双十”国庆纪念日，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隆重举行庆祝大会，该会副会长邬志豪担任大会主席，在致词中阐明国庆纪念应具有实际意义与影响，不应如以往“十四年来之国庆，徒使国民为应时之纪念，而乏真正共和幸福之快感”。之所以如此，“虽云政治不良，要亦人民缺乏国家观念，不尽爱国责任耳”。工商界对此当然也负有一定责任，海总商会为改变这一状况，“发起爱国募金会，事属爱国，本会认募三十队（即组织30个募金队——引者），由各路分会分队募集，以作爱国之准备。查本会七载以来，为国家争主权，为地方谋公益，惨淡经营，可告无愧。对于此次募金，尤当努力”（54）。可见，类似于建构“辛亥”记忆最重要的双十国庆这样的政治性纪念日，对于工商界同样也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四、工商界的“辛亥”记忆与经济诉求
工商界参与建构“辛亥”记忆的另一特点，是较为巧妙地将其运用于经济生活领域，借此机会表达其经济诉求，将商业与政治有机地结合在_起，不仅大量论说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且将这一特殊的时间段作为推销商品，尤其是促销国货的一种独特手段。所谓特殊时间段，当然指的是在“双十节”前后纪念辛亥革命的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不仅“辛亥”记忆被重新唤起，并得以强化，而且各界民众的爱国热情也因“辛亥”记忆得到提升，加上提灯会、游行、集会以及其他各种纪念活动的开展，使得市面异常热闹，为商品推销创造了条件。
希望借助国庆纪念与“辛亥”记忆的建构，促进实业振兴与经济发展，在近代工商界中是较为普遍的一种心理趋向与经济诉求。尽管他们在国庆纪念中常常会感叹时局动荡导致工商业衰败，甚至认为“自有双十以来，连今日为十二次，吾人于过去十一次中，因庆祝而生之希望，不但未见实现，而且适得其反，军阀之专恣，萑苻之张胆，债台之日上，外交之失败，均足斫伤元气”但是，工商界也并未因此而完全丧失希望：顾吾人于愁苦之中，仍不能无所希望，而此次所望之事，或不致成为泡影，其道维何，工商救国而已。工商救国维何，但凡为工者、为商者，得一致之觉悟，用奋斗之精神，以与欧美诸国相颉颃，造成吾中华民国，为工商之国，于前途幸福，庶有冀乎！（55）
毋庸讳言，工商界时时刻刻都更关心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实业振兴与经济发展，即使在国庆纪念这一建构“辛亥“记忆的特殊政治活动中，工商界谈论更多的话题主要也是经济方面的内容。例如上海《工商新闻》周刊在1923年国庆日增刊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论及经济问题，除阐明中国工商业发展落后，工商业者面临诸多困苦的现状之外，即是呼吁工商界及时振作，号召民众提倡国货。“所望我同胞能善用时机，全国一致，切实进行。有资本者，投其资本，以广设工厂，而侨胞负其改良与发明之职责。为商贾者，竭其心力，以推销国货。而报界尽其宣传与研究之能事。其他如市民，则效法近日上海对日市民大会之在总商会开提倡国货大会，广开提倡国货大会，以资提倡，是则归国侨胞，既无失业之忧，而国货适赖之而有振兴之一日。”（56）
对于振兴实业的具体办法，工商界在“双十节”纪念中也多有论述。有的指出应大力培养专门人才，以适应工商业发展之需要。“吾国工业之不发达，固无可讳言。其主要原因，由于缺少专门人才管理制造，及无鼓吹机关为之提倡，因是难与各国相抗衡。工厂制造出品，需用专门人才，方能用其所长，倘委诸无知无识之工人，绝难得有良好之效果，遑论其发明也。”（57）这里明显强调的是工业发明创造，依赖于专门人才。中国之所以工业不发达，即是由于缺乏相关人才，所以需要加紧培养相关人才。此外，舆论机关之鼓吹作用也十分重要，在有的人眼中舆论工具甚至较诸其他因素的影响更为突出。“我国工商业不振，或本于政治窳败，或源于科学幼稚，然政治可以改良，科学可以研究，吾为皆非其失，而失在舆论……故吾谓吾国不患于工商业不振，而患在少工商舆论。”（58）正因如此，《工商新闻》应运而生，“其责任之大，乃握我中华之灵魂。嗟嗟吾侪，诚欲工商界中别树一帜乎，则流通舆论，发挥学说，俾问津有路，指南有针，谋我伟大民国之发展，他日五色国旗，雄飞世界，又安知为意外也耶？”（59）
工商界较多采取的一种具体方式，是在“双十节”等有关纪念日，利用人们开展辛亥革命纪念活动纷纷走上街市之际，打出各种相关广告促销商品，或者是举行国货大巡行。例如，1919年国庆期间，奉天“各街衢无论商铺住户，均悬五色国旗，迎风飘展。惟商家除银行外无放假者，且多乘此机会装饰门面，或出彩或唱戏匣子，以广招徕。观其情形，对于此日，似有振作精神于我事业之概想。然则其不休息，亦正所以伸庆贺也”（60）。可见，当时的相关报道也觉察到商家借“辛亥”纪念“以广招徕”，既庆祝国庆又促销商品这种一举两得的做法，并且给予了肯定。
工商界在国庆日打出的广告，往往都带有“辛亥”记忆色彩。例如，上海永泰和烟行不仅为其经销的香烟用“双十”注册商标，而且在《申报》上刊登的广告用飘带式五色旗将香烟盒串起来，广告文字称：“爱国者不能忘这‘十十’字，不忘‘十十’字者必须吸‘十十’香烟。”（61）中国华商烟公司在1925年国庆日推出一款名为“双烟”品牌的广告中：国旗飘飘，灯笼红红，灯笼上的字组成一句“双十节令请吸国货双烟”，广告右侧为一首打油诗：“年年双十君应记，双十双烟双少年。国货原为抵外货，劝君日日吸双烟。”（62）1927年，国产电影《湖边春梦》在上海公映，商家也充分利用国庆日打出广告，称该影片为“改革国产电影的先锋军”，其难度之大，“真像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从千辛万苦中得来的”，因此，对这样一部来之不易的电影，适逢“庆祝国庆纪念，不可不欣赏此改革国产电影的《湖边春梦》”。（63）
还有许多商家利用国庆大打购物赠品之促销策略。1924年的双十国庆日，上海大中华印书局发布告示，宣称自该日起“购买该局出版之地图画片满一元者，均赠送值洋五角之该局出品，以两星期为限云”。还有店铺从英国进口绒线，也借国庆日打出减价或是赠品促销广告，凡“购买一磅者，赠送价值角半之彩物一件”另有泰丰罐头食品公司、大东袜厂、源春盛申庄、公发同怡祥等许多商号，都在国庆纪念期间打出减价销售的广告（64）。国庆期间，一些报刊和书局都会印制增刊，除刊发纪念文章，更多的是发布广告。例如，1916年的国庆节，上海“商务印书馆又特刊纪念，随报附送；中华（书局）则代新闻、申报等，代印增刊，大登广告”（65）。这种做法显然是利用“辛亥”记忆谋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技巧，也反映了工商业者固有的某种特征。
又如，1925年“双十节”，广州各界均开展了纪念活动，街面人潮涌动，工商业者也积极参与，“而最奇则乘机大张告白，减价招徕，以为庆祝也”。（66）不仅如此，广东省中华国货促进会“为提倡国货，振兴实业，图谋工商业发展”，筹备于当年10月10日国庆日“举行国货大巡行，用以唤起同胞，坚持对外”（67）。据《广州民国日报》记载，各界团体参与进行的此次国庆大巡行极为壮观，“所过之处，万人空巷”，产生了突出的影响。该年江苏省第三次物品展览会的开幕日，也特别定在10月10日的双十国庆日。本次展览会的“各色出品，比较二次（展览会），多出一倍”。由于借助国庆节，与会观摩者络绎不绝，以至“第一日展览，参观者众，不能伫足遍视，实为憾耳”。（68）能够出现这样的场面，显然是缘于国庆节更多民众走出家门，参加相关庆祝活动，而物品展览会的组织者不失时机地将该会也纳入到了国庆的系列活动之中，从而得以产生平时所没有的效果。
在许多年份，工商界都将建构与强化“辛亥”记忆的国庆日作为倡导国货日。1925年，上海商场于国庆纪念日发布告工商界书，直接阐明国庆与国货有紧密关系：民国自成立以来，转瞬已十四稔矣。而此双十之国庆纪念，也已庆祝十三度矣。此十四年中工商业之发展，国货之畅销，亦籍提倡之力，与年俱进，此诚可庆祝者也。今可庆之双十节又到，本场更希望我工商界，对于出品宜精益求精，价格宜格外从廉，务使顾客欢迎，人人乐用，庶不负爱国诸君之热心提倡，而于国货前途，诚大有希望于无穷也。”（69）《工商新闻》在1923年推出的国庆增刊中，也有专文阐明“双十节”与提倡国货之密切联系：‘双十’与提倡国货有莫大之关系，固也。然而于今者，又谓与制造国货之公司及厂名有关系，得不谬乎？日否。有制造国货之厂及公司，而后有国货之可提倡，故提倡国货与‘双十’有关系，制造国货之公司及厂名，更与‘双十，有关系。”（70）1928年国庆日，上海提倡国货大同盟委员会“除在会所悬灯结彩外”，还“通告全沪国货工商厂，制扎各种货样彩灯，参加提灯大会，以广宣传”。瑢该年上海各界庆祝国庆提灯大会，“参加提灯者之人数，当在二三万众以上”“提灯会中，商界团体之参加者，甚为踊跃”；“提灯会游行，其盛况不可胜述”国难来临时，更是商家利用“辛亥”记忆与民族主义话语推销国货的良好时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深，章华毛纺织公司在当年国庆打出的广告中，印上巨幅的“国庆与国难”五个大字，并提醒国人“国庆固应纪念丨国难尤不可忘！！”那么，如何纪念国庆，又如何不忘国难？答案是，“同胞其速起自救，一致拒用日货，努力提倡国产”。章华公司生产的各种毛纺织品，“系用国产上等羊绒羊毛所纺织，为完全真正之国货”“爱国同胞千万注意”不要忘记前往购买。（71）
于是，在国庆纪念期间一些店铺常常能够获得数倍于日常的利润。例如，1916年的上海“双十节”，“本届国庆商界全体皆具热忱，连日纷纷雇匠，预扎牌楼，竹匠及花草铺莫不利市三倍，至无从添觅伙友。彩绸局暨贳器店中各色新旧彩绸，均出赁一空；售卖国旗店铺，亦生涯大盛；灯笼铺随糊随售，尚有供不敷求之势。又市面热闹之区……各商店号纷纷预备，庆祝灯彩，争奇斗胜，各尽所长，并银楼洋货绸缎各号，均将平时装潢样品，改换时新，是以此次纪念非常热闹，而华租两界电灯公司各项灯盏，均被租一空，即工匠人等分往各处装置，也极为忙碌”（72）。
显而易见，建构“辛亥”记忆的“双十节”所蕴涵的特殊政治意义，为工商界的商业言说与经济诉求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时空背景，使广告主得以借助政治话语和政治符号宣传商业信息，不仅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增强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需要，而且也有利于商品推销，实现商业与政治的双赢。
本文刊于《学术月刊》2011年第8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仝宏博提供稿件。
注释：
项目说明：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认知与纪念”(10JJD770024)的阶段性成果。
1、《商民翘盼立宪之舆情》，载《商务官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第17期。
2、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一1911)》，下册，第242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3、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1292，1294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4、渔父：《上海市而无意识之恐慌》，载《民立报》，1911-10-17。
5、《通商汇纂》系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出版的驻华各领事馆所发有关当地情况的电报、报告与其他信息之汇编，从1911午10月25日开始又出版题为“四十四年(即1911年)清国事变对于经济界的影响”的号外，是年共出17期，次年续出至35期。
6、7、李少军：《武昌起义爆发后（通商汇纂）出版的号外之一》，载陈锋主编：《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09年卷，第28，26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8、渔父：《上海市而无意识之恐慌》，载《民立报》，1911-10-17。
9、《商业萧条之一斑》，载《民立报》，1912-02-24。
10、《粵中商界之痛苦》，载《民立报》，1912-03-06。
11、朱宗震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第3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中国商会联合会报》，第1年，第1号，“文牍”第7页。
12、《商会联合会调和两党纪事》，见《中国商会联合会报》，第1年，第1号，“纪事”第1页。
13、《山东事务所通电》，见《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3号，“文牍”第22页。
14、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第2卷，第70页，上海，广益书局，1914。
15、《举行国庆之预备》，载《申报》，1912-10-07。
16、《举行国庆志盛》，载《申报》，1912-10-11。
17、《镇江祝典盛况》，载《申报》，1912-10-11。
18、《苏州国庆纪念》，载《申报》，1912-10-13。
19、《再志国庆纪念之预备》，载《申报》，1916-10-04。
20、《本埠新闻·筹庆三十节志闻》，载天津《大公报》，1921-10-08日另见《各界筹备国庆日预闻》，载《益世报》，1921-10-08。
21、《庆祝双十节之空前盛况》，载《广州民国日报》，1928-10-13。
22、《国庆祝典办法确定》，载天津《大公报》，1928-10-05。
23、杨宗凯：《工商新闻〉与双十节》，载《工商新闻》，1923-10-10。
24、纯根：《双十节吾工商所当纪念者》，载《工商新闻》，1923-10-10。
25、萧汉宗：《双十节国庆纪念告商民》，载中央商民部编印：《商民运动》，第5期，1926-10-11。
26、张廷灏：《欢乐与惕励：国庆日告农工商各界同胞》，载上海《民国日报》，1928-10-10。
27、《祝贺国庆纪念之盛况》，载《申报》，1917-10-11。
28、《各路商界之庆祝声》，载上海《民国日报》，1919-10-09。
29、王宪煦：《我国此后之上商希望》，载《上商新闻》，1923-10-10
30、成秋凤：《国磬纪念与双蚀节》，载《工商新闻》，1923-10-10。
31、《工商与国庆》，载《工商新闻》，1923-10-10。
32、《商民协会宣言》，载上海《民国日报》，1927-10-10。商民协会是国民革命期间国民党为推行商民运动，动员中小商人成立的一个商人团体，从其成立开始即号称为革命的商人团体。
33、《双十国庆纪念补记》，载上海《民国日报》，1925-10-12。
34、《法租界商总联会宣言》，载上海《民国日报》，1926-10-09。
35、毕云程：《工商与国庆》，载《工商新闻》，1923-10-10。
36、《商会文牍》，载《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2年，第8号，第38页。
37、《商会文牍》，载《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2年，第7号，第9页。
38、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1册，第67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39、沈坚：《法国记忆史视野下的集体记忆》，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3-02。王明珂也特别强调：每个社会群体都有_些特别的心理倾向，其历史记忆常常是为了使当前的经验印象合理化的一种对过去的建构，因而历史记忆的建构过程必定伴随着历史失忆。参见氏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50—51页，台北，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40、《商人代表大会筹备之进行》，载《广州民国日报》，1927-02-25。
41、《省商民部请取缔革命商民代表会》，载《广州民国日报》，1927-02-26。
42、《呈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议请核准商会改善方案文》，见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等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下册，第5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3、45、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上册，第491一493、481、485、50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44、《上海银行、钱业公会反对撤销商会宣言》，载《新闻报》，1923-03-24。
46、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上册，第509页。
47、[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导论，第59页，毕然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8、《各界祝贺国庆纪念之盛况》，载《申报》，1922-10-11。
49、《今日之国民裁兵运动》，载《晨报》，1922-10-10。
50、《上海总商会1922年11月15日快邮代电》，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695卷。
51、《国庆日之形形色色》，载《申报》，1923-10-11。
52、《各界筹备国庆纪念》，载《申报》，1925-10-10。
53、余生：《沪商界联合会之演说》，载《益世报》，1919-10-10。上《双十国庆纪念补记》，载上海《民国日报》，1919-10-10。
54、听雪：《国庆感言》，载《工商新闻》，1923-10-10。
55、王宪煦：《我国此后之工商希望》，载《工商新闻》，1923-10-10。
56、耕庐：《工商新闻〉与工商业之关系》，载《工商新闻》，1923-10-10。
57、冷蓉：《我对工商新闻之希望》，载《工商新闻》，1923-10-10。
58、杨宗凯：《<工商新闻>与双十节》，载《工商新闻》，1923-1010。
59、《双十节之形形色色》，载《盛京时报》，1919-10-12。
60、《永泰和烟行双十牌香烟广告》，载《申报》，1921-10-10。
61、《中国华商烟公司广告》，载《申报》，1925-10-10。
62、《国庆日大家应当欣赏〈湖边春梦〉》，载《申报》，1927-10-10。
63、《今日之国庆声中面面观》，载《申报》，1924-10-10。
64、《商界之庆祝》，载上海《民国日报》，1916-10-11。
65、《各界对于双十节之表示》，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10-09。
66、《国庆纪念日之国货巡行》，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10-09。
67、《南京双十节之一瞥》，载《益世报》，1925-10-13。
68、《上海商场》，载上海《民国日报》，1925-10-10。
69、天壤王郎：《双十与制造国货之公司及厂名的关系》，载《工商新闻》，1923-10-10。
70、《各界庆祝国庆预志》，载《申报》，1928-109。
71、《章华毛纺织公司广告》，载《中报》，1931-10-10。
72、《商业杂记》，载上海《民国日报》，1916-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