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按：这是西南民大的经济法老师风灵，于去年我在立人大学所开的“古诗文教育与现代生活”班后所交的作业。所谓作业当然是她的自谦之辞，她读书多而博——以一人之力独自在成都的“米塞斯读书会”讲授授了数期米塞斯与哈耶克，而获致好评，并用“米塞斯日报”的形式翻译了米氏一些东西——是经济法方面的博士与行家。同时她本科就学于中科大物理系，其逻辑整饬严谨，也异于常人。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她对古诗文的熟悉程度，也远胜许多中文系的学生。她听说我用一点社会科学的方法讲古诗文，不惜屈尊来蹭课。遂有课后这样的“作业”出笼。
我一直认为对古人的东西，那些自认为原教旨的阐释固然重要。但一代人有一代人基于自己所处时代、环境的因应，而生发出对古人诗文的不同认知，这是毋庸否认的。无论是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是顾颉刚对历史的“层累说”，都说明每代人的阐释，既在与此前的阐释打架、辩难，也在固有阐释上叠加，这是人类文化积累的一个方式。但这并不是赞赏你有意去曲解，离开原文及所处时代随意去生发。因为解释古人的东西，有的是引申，有的是借用，有的直接用原意，这些我们讲解时都必须说清楚，庶免贻害他人之讥。
学古诗文，注重审美及有趣非常重要，就是从文章学的角度来观察，也不可缺少，但我们不能仅囿于这样的故有套路。若读罗隐的《英雄之言》，你应该有解释为何中国历来治乱循环的道理之能力，向学生解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选票（谈出来的）出政权的区别之政治学常识。倘你读欧阳修的《纵囚论》，你可以用政治心理学分析唐太宗为何要玩纵囚的把戏，同时玩了后又得到那么多的表扬，这涉及到政治牧民术和传播心理学。我不是说，读古诗文只有这样的“新解”才是对的，也不是什么唯一结论，更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我认为这是能给人带来一定启发的解释。
像陈寅恪先生所作的“诗史互证”、竺可桢通过古诗文研究中国三千年气候变迁、陈正祥通过唐诗写出《诗的地理》（其实这方面宋代王应麟之研究诗经早就这样做了）等，都是用诗歌或者古文来研究历史、科学、地理学等方面的典范了。那么我们何不可用古诗文及相应的传记，从心理学方面研究一下历代君王群臣或者其他著名人物呢？这也许会使我们对这些人的认知，别开生面，更加立体丰富。要言之，学古诗文，我们应该有多面镜子相参照，才能看出其中的绚丽缤纷来。以便古诗文爱好者，开拓自己的视野。 2014年9月11日于成都
风灵：唐诗中的经济学——《卖炭翁》另解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或许是文人们常故作清高，不喜与钱财打交道，哪怕穷愁潦倒，也要做出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浩瀚唐诗中少有描写所谓繁华唐代经济生活，名篇尤为罕见。好不容易有了一篇白居易的《卖炭翁》，又被当成了阶级剥削的典范，做成了木乃伊塞进中小学课本，令人味同嚼蜡，辜负了其中深意。
至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卖炭翁》是文学作品中关于唐代经济生活的难得范本。
卖炭翁的生活悲惨。即使在以强盛著称的唐朝，普通人的生活也不足温饱，贫富差距悬殊。其他反映“现实主义”的诗歌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可为辅证。中国的盛世并不象想象中的那么好，乾隆末期到北京觐见的英国使团眼里的中国也是一片穷困景象。（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没有大规模地饿死人（据说现在不能叫饿死了，得改称“营养性死亡”），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和内乱，大约就可称之为盛世了。
一、唐代的贸易与分工
是什么导致了人民的穷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了分工和贸易是国民财富的根本。国民富裕，是因为分工和贸易发达，反之则贫穷。而白居易其时虽不知亚当斯密为何人，诗中却佐证了斯密的结论。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卖炭翁是为生计温饱而烧炭卖炭，但他并没有直接去种田织布，而是通过买卖来交换生活必需品，可见当时的社会已有了一定的分工和商业发展。但贸易和分工十分不充分，体现在：
“伐薪烧炭南山中”“晓驾炭车辗冰辙”。卖炭翁不仅仅是卖炭，而是砍柴、烧炭、运输、买卖一条龙包干，整个生产和销售过程缺少分工。这样必然会增加成本，减少收益。“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证明了这一论断。“心忧炭贱”不是炭的绝对价格非常低，从“路有冻死骨”看，存在着尚未满足的取暖需求，炭对于冻饿而死的百姓而言，价格是太高而不是太低。但相对于卖炭翁付出的成本而言，炭价又实在太低了，低到它的收益尚不足购买一件保暖的棉衣，以至于不得不乞求客观情况的改变（愿天寒）来增加市场对炭的需求。
炭作为冬季常用的取暖物品，家家户户客观上都需要，其潜在的需求应该是很大的。但从卖炭翁的遭遇来看，在白居易的时代，这一市场却十分狭小，潜在的生活需求不能转化为真正的市场需求，难以养活从业人员。商业促进分工，而中国历代重农抑商，反而造成了绝大多数农民的贫困。“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空洞的悲天悯人之后，却少有人去探寻真正的原因。
二、实物货币和格雷欣法则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唐朝的货币制度不发达，大量存在着实物货币。国家实行“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 白居易诗作中除了《卖炭翁》提到红绡当钱使，《琵琶行》中也有“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可见，丝织品在流通中普遍充当货币。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分析，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用实物为交换媒介的情况，金银等贵金属并未确立其在流通领域中的绝对地位。直到近代，货币经济也不如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32-前30年）那样发达。[1]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古代很早就确立了国家的铸币制度，先秦诸国各有货币，秦始皇更是“币同制”，统一了钱币。但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归根结底应取决于市场。国家不断加强对铸币业的垄断、朝廷来决定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缺少了市场机制的调节，武断地对市场下命令，反而造成了混乱。唐朝便表现得较为突出。
历史研究通常认为，唐朝铸开元通宝，由于铸币技术低下及政府的有意控制，使得市面上流通的钱币数量稀少，不敷使用。实际上，根据罗斯巴德的理论，市场上无论流通的货币量是多少，都是最佳的货币量，不会短缺或过剩，所影响的只是以货币计量的价格。货币多则价格高，货币少则价格低。“货币供应量是多少并不重要，无论M是多少，它都能同样地执行好交换功能。”[2] 如果唐朝政府不进行人为干预，那么即使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较少，也能达成供求均衡。但为了满足货币“需求”，唐朝政府将实物如绢帛规定为法定货币，从而演变为“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
金属铸币需要发达的采矿技术和铸造技术，但绢帛则相对容易生产得多，大量的绢帛投入市场充作法定货币，与开元通宝通行。显然，钱重物轻，钱币被囤积起来，退出了流通市场，这便是著名的格雷欣法则。“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新唐书·食货志》），导致流通中钱币数量更少。唐朝严刑峻法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显然只能是徒劳。
以实物货币计算，将产生持续的通货膨胀和财富缩水。而无法获取钱币的普通民众，只能使用实物货币，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使得富者恒富，贫者恒贫，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正是以这种虽然法定却不值钱的实物货币来掠夺劳动果实的写照。
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
商业的发达，必以财产权的保障和契约自由为其前提，而白居易所批判的“宫市”恰恰是以权力侵犯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典型。中国历史上从未确立真正的财产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以暴力控制了一块地盘，这块地盘上的所有一切财产包括人民都是他的私产。掌握权力的在上者在市场交易中不知平等为何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为公共利益征收须有正当程序并充分补偿”之类的原则更闻所未闻。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有人认为，宫使付了钱，和卖炭翁之间仍然是买卖关系，这是对买卖关系很大的误解。是否付钱并不重要，是否自愿才最重要。“惜不得”三字才是要害。一方不能说不的交易当然是不公平的交易，甚至不能称之为交易。而奉了皇命而来的宫使，显然也毫无协商和谈判的念头，不认为有达成自愿契约的必要，只体现出权力单方面赤裸裸的强制。（好在是宫使不是城管，宫使只要炭，城管来了，连人都没了。）
或认为，宫市只涉及一小部分买卖，只要把皇家的需求满足了，剩下的仍可交给市场。但皇家本应是市场的维护者，它既然破坏市场，便鼓励了各级权力对市场的侵蚀。而中国古代本就是分为三六九等的权力社会。层层叠叠的权力之下，市场上如空气般不可或缺的自由和平等尚余几何？没有规则的保障，交易不能体现自愿，便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不能激励投资和生产，从而进一步抑制了市场的扩展。
细读《卖炭翁》，唐朝的人民生活困苦，是因为市场不发达，而市场不发达是因为国家干预过多。国家干预产业发展（重农抑商，限制人民选择），干预金融流通（垄断铸币，强制推行实物货币），干预市场运行（强买强卖，破坏财产权和契约），重重粗暴干预之下，人民就算如卖炭翁那样旦夕辛劳，也难有富足之时。
[1] 韦伯：《儒教与道教》，第46页。
[2] 罗斯巴德：《银行的秘密》，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