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顾准主要对什么样的民主是可行的、如何理解民主的含义、如何保障民主的实现、民主的发展前景、民主的哲学依据等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些思考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批判立场。它对今天民主建设的启示是：我们除了要注意夯实民主的经济基础与完善民主的制度建构，还要注意科学的民主文化的成长。除了有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外，大众教育的发展与思想启蒙导师的引领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后者。因为，大众经常缺少的不是面包，而是良知与品德。
[关 键 词]顾准，民主，民主文化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对“民主”进行了深刻反思的并不多见。顾准[1]就是这并不多见中的一位。在举国上下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探索的今天，检讨一下顾准的民主观是很有必要的。
一、“直接民主”是可行的吗？
顾准首先对“直接民主”进行了溯源。他认为，“雅典是直接民主的原型”。[2]也就是说直接民主只存在于“城邦”之中。因此，如果现今要实行“直接民主”那就是“复古”，也就是“复国民公会之古，也是复共和罗马之古”。[3]这也表明，“直接民主”的概念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是，顾准认为，我们今天直接民主制的思想，却来自于马克思著名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在该书中，它是这样规定的：主张法国各城市都组成巴黎公社式的公社；主张共和国是各公社的自由联合体；主张彻底砸烂官僚机构；取消常备军，代之以民兵。[4]
顾准认为，“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直接民主”的现代翻版。就其实来说，它是一句空话。[5]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民来说，“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6]
既然“直接民主”只存在于城邦，所谓的“人民当家作主”又是时髦的动听口号，因此所谓实现了的“直接民主”，那就是“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民主。这样的民主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7]这样的“民主”在国民党时期，人民已经见识过了。所以，顾准提醒我们：“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假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8]
二、什么样的“民主”是可行的？
既然“直接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实现了，极有可能造成无政府状态。那么，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可行的？顾准认为，切实可行的民主只能是“代议民主”。它包括：
一是不许独占政权，要轮流“坐庄”。也就是说，“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不许一个集团把持政权，有别的集团和它对峙，谁上台，以取得选票多少为准。要做到这一点，当然要有一个有关政党、选举的宪法，好使两个集团根据一套比赛规则（宪法、选举法）变成球赛的两方，谁胜谁‘坐庄’。”[9]
二是允许反对派的存在。既然不允许某一集团独享政治权力，因此合法的反对派的存在，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实际上，我们曾经确实存在过两派，不过是武斗的两派，他们互不服气，成了社会不安的根源。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必须“使武斗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以变成进步的动力。”[10]
三是保护少数派。在他看来，“轮流坐庄就是轮流当少数派”。换言之，人人都可能是少数派，所以保护彼此，使政治有序运转，就是合情合理的。
三、以往对“民主”的解释，问题何在？
从以上顾准对“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的思索来看，二者之所以出现重大差异，关键在于对“民主”的理解。顾准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我们以往对“民主”的理解主要表现为两种[11]：
一种是把民主解释为“说服的方法”。这样解释的言中之意就是：“说服者所持的见解永远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别人不理解它的正确性。贯彻这种正确的见解的方法，有强迫与说服之分；其中，说服的方法，就是民主的方法。”然而，“说服者的见解怎么能够永远是正确的呢？”据说是“因为他采取了‘集中起来’的办法，集中了群众的正确的意见。”问题是：“怎么样‘集中起来’的呢？”顾准认为，这种解释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论据。
另一种是“把民主解释为下级深入地无拘无束地讨论上级的决定，并且指出这是动员群众积极性，加强群众主人翁感觉的方法。”这个解释还“同时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以及不准有反对派存在。”
这两种关于“民主”的惯常解释，顾准以为都是“权威主义”的解释。而对“民主”的“权威主义”理解，正是出于权威者自身工作方式与作风的考虑。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领导人在具体行事时的开明作风而已。顾准是极其反对这样理解“民主”的。
四、真正的“民主”是什么？
既然，以往对“民主”的理解存在误区，那么真正的“民主”是什么呢？顾准强调指出，真正的“民主”必须建立在科学精神之上，只有这样的民主才是牢靠的民主。也就是说，“民主”与科学精神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什么是科学精神呢？在他看来，科学精神“不是指具体的科学上的成就，而是（一）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二）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三）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四）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而大，由片面而全面的过程。……（五）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必须打到。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能例外。”[12]
顾准的理解实际上秉承与超越了五四精神，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他的超越就在于把民主建基于“科学精神”之上，并明确指出了“科学精神”的实质，这就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在他看来，“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13]这就是说，“民主”作为一种手段，主要看它服务于什么。如果是服务于权力和权威的话，民主就不过是权威主义的恩赐之物；如果是服务于人类的进步的话，民主就是自由的表现。
五、依据历史经验，如何才能保障“民主”？
“民主”是诱人的字眼，千百年来又有多少民族真正享有“民主”呢？从历史经验来看，顾准认为，“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14]
这就是说，要实现与享有民主，必须一方面要通过“笔杆子”传播民主思想，使民众具有普遍稳固的信念；另一方面依靠必要的武装即“枪杆子”，建立民主的政权，然后逐渐建设一套较为系统的制度。只有二者很好的结合，“枪杆子里出政权”“出”的才是弘扬和渗透“民主”理念的人民政权，而不是独裁的政权。也只有这样，“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才不会被掩盖。
在顾准看来，通过“民主”的号召，建立一个民主政府相对于长期保障“民主”而言，还是容易的。最大的困难在于，民主政府建立后，如何使“民主”永放光芒？顾准把这个问题称为“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他这样写道：
“1917－1967年，整整五十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五十年提出了以下这些问题：
1、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出走以后怎样？’
2、1789－1870－1917，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3、1789－1870－1917，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15]
当然，顾准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是有背景的。总的来说，这是基于他对世界两种性质的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社会发展的思考。具体来说，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最后向帝国主义过渡，但并没有向马克思以及后来的列宁所预测的那样，走向腐朽，为其掘墓人无产阶级准备条件；相反，工人阶级被吸收进工党或社会民主党，资本主义国家朝“民主福利国家”发展。顾准以为，这是由于在强大而渐趋成熟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它还有“另外一种经常活跃着的因素：自由和民主的传统”使得资本主义生命力并未衰减，根本没有走向崩溃。尽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股潮流时而有交叉，彼此有冲击力量，但社会主义潮流并没有压制住资本主义潮流，根本没有出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盛大局面。[16]难道，马克思等人的预言，仅仅是一个神话？这就需要反省社会主义革命后的社会发展问题。
顾准认为，渊源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对世界有吸引力，对世界局势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了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17]要实现这个“终极目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就是需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个“终极目的”真的会达到吗？顾准提出自己的疑虑：一方面，“每一代人都不会满意他的处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还要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的问题（按照辩证法说叫做矛盾）。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另一方面，“革命家如果树立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Stalin是残暴的，不过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18]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19]
由此看来，如果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即建立民主政府后，又去追求“终极目的”的到来（这也许就是不间断革命存在的理由或诱惑吧），甚至鼓动所有人投入“终极目的”兑现的行动中，革命与民主往往会发生冲突。也就是说，革命本来是要求民主、自由的，最后得到的却是专制、奴役。假若套用托克维尔所言的“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20]的话，那就是：“谁想在革命中寻求革命本身以外的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大概就是最好的写照吧！
然而，应该反问的是：既然“终极目的”不可实现，为什么人类总是企求它呢？这或许就是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斥为害人的“鸦片”的宗教的存在理由吧。应该说，“终极目的”能否、何时实现，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不能把某种计划的东西或者当下的东西，误以为或者真诚认定为“终极目的”，并且一再地灌输给芸芸众生。应该承认，每一个时代的人民，都有自己的“终极目的”。只是如何对待“终极目的”是有分野的：是虔诚的信仰它而不诉求于现实，还是相信它是可以诉求的，并且可以规划的？历史经验证明，选择后者，那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精灵与魔鬼都在“曼陀花”间跳舞！
由此看来，“终极目的”只可以远远地遥望，但是决不可以认定为唾手可得。神坛上的东西，只要它永远在上，我们就应永远保有敬畏；一旦走下神坛，一切美好的憧憬都不复存在。
六、有十全十美的“民主”制度吗？
既然，“终极目的”也即“至善”只是一种“高山仰止”的期待，人类所钟情的“民主”制度，就不会是尽善尽美的。关于这一点，顾准早已指出：“至于弊病，哪一种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这个人间世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有，有弊害不怕公开骂，骂骂总会好些。”[21]
既然没有绝对好的制度，如果再把某种制度奉为至善，并且千方百计加以灌输与输送，就不是明智之举。世间所谓的美好，只是一种比较性的判断。正是这样，人们才会在比较之中寻找到困惑，把握住点滴改革的机会。不过，希望不断进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渴求绝对日甚一日。
由此看来，当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胆进行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承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是十全十美的，它需要长期改革，需要不断完善。所以，我们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不断进行政治改革。
七、“民主”的哲学依据是什么？
综合上述，顾准的主张就是：反对“直接民主”，反对将“民主”与“终极目的”联系，否认有绝对完善的制度，主张“代议民主”。他之所以希望实行“代议民主”，除了一些外缘性的因素外，有他的哲学依据。
前面说过，顾准认为真正的民主是建立在科学精神之上的。他的思考不止于此。从哲学角度探讨，他认为“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22]的另一种说法而已。”[23]因此，顾准的民主观，最终是建立在多元主义的哲学观之上的。在他看来，“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它也表明，“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唯理主义、经验主义，所有一切宗教，所有一切人类思想，都曾经标志着人类或一部分人类所曾处过的阶段，都对人类进到目前的状况做出过积极的贡献。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动过思想斗争，而没有思想斗争，分明就没有进步。”[24]
顾准认为，这种“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贯彻到政治主张上就是多样的，“那就是，可以有各种政治主张的存在，有政治批评——来自各种立场的政治批评。”因此，它就不承认人世间有绝对完善的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制度。[25]
顾准所谓的“多元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绝对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这与他渴求“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是一致的。这与邓小平同志提倡“思想解放”来解决“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的“怪现象”是多么一致！[26]
八、深化发展“民主”，还需要什么？
以上就是对顾准民主观的检讨。应该说，顾准主要从思想批判的角度，引导我们对“民主”理念进行深度思考，告诫世人不要将“民主”简单化、绝对化乃至于神话，这与政治家主要从现实的考虑出发，去力图落实“民主”是不同的。当然，从发展“民主”来说，这两者都是需要的，并且只有当二者相互激荡，形成合理而必要的张力，才能有效促成“民主”文化的生成与“民主”制度的完善。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民主建设，当代中国民主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不断夯实民主的经济基础与完善民主的制度建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还将不断发展民主。值得追问的是，深化发展“民主”，我们还需要什么？也许，在对顾准民主观的检讨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启发：科学的民主文化的形成是必需的，但这却不是容易的事情。如何培育科学的民主文化呢？除了有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外，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不断发展大众教育，改善民众的心理与思维结构，形成良好的民族性；另一点是不断为启迪大众与政府的导师的出现创造条件。后者经常不为我们重视，但却是至关紧要的。孟德斯鸠临死前的一段话，值得玩味：
“先生们，你们处在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并能获得巨大成功的时代，我希望你们有益于大众，有益于个人的幸福。……你们起步了，你们要对准目标；我没有达到目标，但却望见了它。人处在本性状态时，虽然与动物区别不大，却很安全，但是人不愿意也没能停留在本性状态。当人向理性升华时，犯了许许多多重大的错误，人的品德和欢愉不可能比人的思想更真实。各民族拥有丰富的物质和思想，可是，许许多多的人却缺少面包和常识。使人人都有不可或缺的面包、良知和品德的办法只有一个：好好地启迪人民和政府。这就是哲学家的事业。”[27]
来源：《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
[1] 关于顾准的生平，参阅顾准的弟弟陈敏之为《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所写的“序”（第1－9页）和“顾准传记”（第435－447页）以及《顾准文存》丛书的“出版说明”。
[2]《顾准文稿》，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375页。
[3]《顾准文稿》，第380页。
[4]《顾准文稿》，第380－381页。
[5]《顾准文稿》，第385页。
[6]《顾准文稿》，第389－390页。
[7]《顾准文稿》，第391页。
[8]《顾准文稿》，第390页。
[9]《顾准文稿》，第386页。
[10]《顾准文稿》，第386页。
[11]《顾准文稿》，第362页。
[12]《顾准文稿》，第363－364页。
[13]《顾准文稿》，第364页。
[14]《顾准文稿》，第388页。
[15]《顾准文稿》，第394页。
[16]《顾准文稿》，第395－396页。
[17]《顾准文稿》，第396页。
[18] 关于斯大林的罪过，他的后继者予以了清算：“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对被他在÷看作与他的思想相违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地接受他的意见。……斯大林首创‘人民公敌’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地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它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公敌’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哪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惟一的证据就是被告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查明，乃是对被告施以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前苏联]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节录）》，载袁伟时等编：《大学精神档案》当代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在笔者看来，斯大林的种种罪行，我们确实值得揭露。但是，更需要我们反思的不是这些罪行本身，而是为什么他会犯下如此多的罪行？
[19]《顾准文稿》，第397页。
[20]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2页。
[21]《顾准文稿》，第385页。
[22] 关于“多元主义”（Pluralism）的西方定义实在是“多元的(Plural)”：“它是一种美好生活的理想；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政治的一种描绘；是一种与自由社会的政治相关的伦理学说；是一种既不赞成对别的文化进行一种相对主义的评价、也不同意对它们进行一种一元论评价的文化多样论。”不管如何定义，一般都认为，“多元主义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不接受任何一种单一的价值作为理想，但其本身以多重的方式起作用。它取代了互相对立着的两种意识形态即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并认为最纯粹形式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美好生活的处方都是有缺陷的。”（邓正来主编（中文）：《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0页）西方学者对萨托利关于“多元主义”的分析也许忽略了。他从文化、社会和政治三个层次分析了多元主义：“在第一个层次上我们可以在世俗化的、同质的文化共存的意义上谈多元化的文化。一种多元化的文化指的是对世界的一种构想，这种世界在本质上建立在认为差异而非相似、异议而非一致、变化而非停滞、有利于美好的生活这一信念上。可以说这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或者说是多元主义的哲学理论。”“在第二个层次上，社会多元主义必须与社会分化区别开来。二者都指的是社会结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体现了社会结构的形态的结构性原则。但是虽然任何复杂社会都会出现‘分化’，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所有的社会分化都是‘多元化意义上的’的分化。”“在第三个层次上，所谓的政治多元主义指的是‘权力的分化（diversification）’，后者更准确地说，指的是存在‘集团的多样性（plurality），这些集团既不相互依赖，也不互相包容’。”（萨托利：《作为部分的政党》，载荣敬本、高新军主编：《政党比较研究资料》，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203页）由此看来，中国学者对多元主义的认识，较之西方还是有隔膜的。
[23]《顾准文稿》，第364页。
[24]《顾准文稿》，第365页。
[25]《顾准文稿》，第366页。
[2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42页。
[27] 转引自[英]罗伯特•夏克尔顿：《孟德斯鸠评传》，刘明臣、沈永兴、许明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