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振才先生是一位充满着社会关怀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修养深湛的古典文学的爱好者。以上两重条件中任何一项都是不易取得的，而梅先生兼而有之，真是难能可贵。正因为他二美并具，我们今天才有幸读到这部《文革诗词钩沉》。
读者如果想对《钩沉》有深一层的理解，首先必须细读梅先生的自序——《难忘旧日云烟》和附录长文——《文革诗词见证历史》。从自序可知梅先生近几年来一直在编写《百年情景诗词选析》（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二〇〇五年），《钩沉》可以说是《百年诗词》的一个续编。附录长文则明确标出：《钩沉》的主旨在于“以诗证史”，不仅仅保存这十年中的吟詠篇章而已。合起来看，我们便可以断定，《钩沉》所继承和发扬的原来是中国“诗史”的光辉传统。因此，我决定追溯一下中国文学史上“诗史”的观念，以答梅先生索序的雅意。
孟子曾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离娄下》）这是他感慨周代王者派人到民间采诗的制度至春秋末期已废止了，诗当然也没有人收集了。针对着这一“诗亡”的状态，于是孔子才创作了《春秋》这部书。稍一推究便可知，在孟子心中《诗经》即是一部周代的史记。《春秋》继《诗》而起正是由于孔子不愿意看到历史记载的中断。所以诗与史为一体之两面，在中国是自古已然，可谓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这和亚里斯多德在《诗学》篇中重诗而轻史，完全不同。
孟子的话已隐然涵有“诗史”之义，不过尚未明白点出；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它的起源大概不能早于唐代。《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上?杜甫传》赞曰：
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就我个人阅览所及，“诗史”一词见诸文字，这是最早的一例。但此处“诗史”专指杜甫个人而言，赞许他的“诗”同时可以当作“史”来读，甚至比一般记事之文更生动地保存了历史真相。
我这里所谓“诗史”，则涵义颇有不同，是指收集一代之诗以存一代之史的编纂工作。这一传统始于元好问（遗山，一一九〇～一二五七）《中州集》，后来又在钱谦益（牧斋，一五八二～一六六四）《列朝诗集》中得到继承和发扬。让我先对这两部诗史作一简要的介绍。
据郝经《遗山先生墓铭》，遗山在金亡之后便立志修有金一代之史，但得不到官方的支持，他最后决定以个人的力量搜集并编纂《中州集》和《金源君臣言行录》两部大书。郝经对他的编辑过程有下面一段动人的叙述：
往来四方，采摭遗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虽甚醉不忘于是。杂录近世事至百余万言。捆束委积，塞屋数楹，名之曰“野史亭”。（见《陵川集》卷三十五）
遗山不忘故国，其《中州集》的主旨所在显然是“以诗存史”，请看下面这个例证。史旭（字景阳）曾有一首诗讥刺金人在平时竟变骑射为一种游乐，原诗云：
郎君坐马臂雕弧，手撚一双金僕姑。毕竟太平何处用，只堪粧点早行图。
遗山紧接着写了下面的按语：
好问按：景阳大定（一一六一～一一八九）中作此诗，已知国朝兵不可用，是则诗人之忧思深矣。（《中州集》卷二）
他编诗史《中州集》的深心也在这几句话中和盘托出：他不但要保存有关金源一代的历史记忆，而且还进一步反思金源为蒙古铁骑所灭的深层原因。所以他《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之五说：
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三）
遗山《中州集》的诗史传统直接影响了钱谦益，他在《列朝诗集序》中说：
录诗何始乎？自孟阳（按：程嘉燧）之读《中州集》始也。孟阳之言曰：“元氏之集诗也，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吾将仿而为之，吾以采诗，子以庀史，不亦可乎？”山居多暇，譔次国朝诗集，几三十家，未几罢去。此天启（一六二一～二七）初年事也。越二十余年而丁阳九之难……复有事于是集，托始于丙戌（一六四六），彻简于己丑（一六四九）。乃以其间论次昭代之文章，蒐讨朝家之史集，州次部居，发凡起例，头白汗青，庶几有日……惜孟阳之草创斯集而不能丹铅甲乙，奋笔以溃于成也。（《有学集》卷十四）
据此序，可知《列朝诗集》的最初构想全出于《中州集》的启发，不过由程、钱两人分工合作，一“采诗”，一“庀史”而已。但不幸孟阳先逝，诗与史最后都落在牧斋一人之手。
牧斋在明亡之后独力纂成《列朝诗集》，他的心情和金亡后的元遗山颇为相似，然仍有所不同。遗山《中州集》所收金源一代之诗已成一往不返之史，仅足供当时金遗民及后世之凭吊而已。但牧斋《列朝诗集》杀青时（一六四九）明朝流亡政权（永历）仍残存于云南一隅。因此牧斋编集诗史不仅存故国之思，而且要借此激励后起者参与复明运动。他在《列朝诗集序》中特别指出：他的诗史与《中州集》有一最不同之点，《中州集》以天干分集，自甲至癸，共十集；而《列朝诗集》则只分甲、乙、丙、丁四集。为什么不止于“癸”而止于“丁”呢？他的理由是“癸”是“归”的意思，即已终结；“丁”指“丁壮”，即暗示明朝未全灭，甚至尚大有可为。牧斋所用的隐语，当时便为同时遗民所识破。金堡（僧名今释澹归）《列朝诗集序》说：
《列朝诗集》传虞山（按：钱谦益）未竟之书，然而不欲竟。其不欲竟，盖有所待也。……虞山未忍视一线滇南（按：永历政权）为厓门残局，以此书留未竟之案，待诸后起者，其志固足悲也。（见《遍行堂集》卷八）
这几句话完全道破了牧斋的心事。《列朝诗集》作为诗史的涵义显然比《中州集》又大大推进了一层。
以上仅是关于《中州集》和《列朝诗集》作为诗史的一个高度概括，但我们已清楚看到，这部《文革诗词钩沉》确是此一诗史传统的现代化身，在“推陈”之中还有“出新”。《钩沉》与《百年诗词》在体例上是一贯的，即每一位作者各选一篇代表作，并各附一篇小传。因此，就“以诗系人，以人系传”的原则而言，这是承传了《中州集》和《列朝诗集》的规模。我认为这是“推陈”的一面。但梅先生的诗史又有“出新”的一面。他的两部诗史各有主题，如《百年诗词》以历史的“情景”为主题，《钩沉》则以“文革”所造成的惨痛人生为主题。就特殊的主题而言，这又和《中州集》与《列朝诗集》之未设主题，而整体地包罗一代之诗与一代之史的方式有所不同。这是梅先生在承旧之中又有创新的地方。由于必须凸出主题的缘故，这两部书都只能采取精简原则，每一作者仅以一诗或一词为限。唯有如此，主题才能得到最集中的呈现，但梅先生的文学眼光和功力也由此充分地显露出来了。
梅先生跋《百年诗词》中说：
“文革”十年是我年轻时代所经历的刻骨铭心的岁月，我希望能够挖掘出和保存下那些即将被湮没的诗篇，为那段“史无前例”的历史留下见证。（页307）
这一段跋语透露了《钩沉》成书的动力所在。与《百年诗词》的主旨不同，《钩沉》不是赏析“情景”的读物，而是编者在痛定思痛之后，要从这一段亲历的悲惨历史中汲取深刻的教训。因此全书脱稿后，他情不自禁地写道：
钩沉诗百首，龟鉴此中研。
作为一个读者，我的感觉是梅先生为《钩沉》所付出的精力和情感尚在《百年诗词》之上。所以后者时限百年，而所收作者一百五十二人；前者时限仅十年而所收则达二百人之多。梅先生在“史无前例”时期所受到的“刻骨铭心”的煎熬，于此可见一斑。
最后，我还要澄清一个可能发生的疑问：《中州集》和《列朝诗集》都是亡国后的产品，那么《钩沉》是不是可以和元、钱两家之书相提并论呢？为了解答这一疑问，让我引顾炎武（一六一三～八二）一段著名的议论如下：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十三）
“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是顾氏对中国政治与文化思想史的一大贡献，前人虽隐约有此意，却未曾在概念上作出如此明确的划分。依照这一划分，“亡国”指王朝更替，用现代话说，即政权转移。“亡国”在传统政治史上当然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但影响所及主要仍在统治阶层之内，与一般庶民关系不大。“亡天下”则大大不同，是指维系着文明生活方式的价值系统的大崩溃。顾氏“仁义充塞……人将相食”几句形容词是从《孟子?滕文公下》借来的，孟夫子这几句话是特别针对当时“邪说暴行”祸乱天下的状态而言的。文明的价值系统整体地崩溃则影响及于每一个人，因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离娄下》），而这“几希”便恰恰在于价值系统之有无，文明与野蛮也以此为分野。分析至此，我们便可以完全断定，“文革”正是一次不折不扣的“亡天下”之祸。理由很简单：一九六六～一九七六这十年之间，“邪说暴行”席捲了整个中国大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和近百余年来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普世价值都为之一扫而尽。梅先生的《钩沉》与“亡国”无关，却折射出比“亡国”更惨痛的“亡天下”的经验。在这一特定的意义上，《钩沉》可以说为中国的“诗史”传统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方向。
梅先生在“文革”中领取历史教训的一番苦心更是我所深为理解和同情的。《钩沉》在今天问世，尤为恰当其时，因为最近几年来有迹象显示：“文革”的劫灰竟有复燃的可能。老左派和新左派，虽动机与目的不尽同，却同在分途进行类似“文革”运动的活动。“文革”的根源本在“党天下”的体制，只要根源仍在，谁也不敢保证“亡天下”之祸绝对不会重来。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更不能不敬佩梅先生的孤怀弘识。这部《钩沉》不但具备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还涵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二日于普林斯顿
本文选自《文革诗词钩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