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晚上，得到麻州康桥的消息，杨联陞先生在睡眠中安静地辞世了。在短短两个半月之内，继钱宾四师之后，我又失去了一位平生最敬爱的老师。和钱先生一样，杨先生是塑造了我个人的学术生命的另一位宗匠，“转益多师”是现代教育体制的特色．因此每一个学生都不免会受到许多老师的启发和影响，但是真正能在成学过程中发生关键作用的老师毕竟只限于一两位而已。

十几年前，曾有人问到我关于师承的问题。我当时便毫不迟疑地指出，我研究中国史受两位老师的薰陶最深，第一位是钱先生，第二位是便是杨先生，我当时是这样说的：

我到美国后，中国史的业师是哈佛大学的杨联陞先生。杨先生既渊博又谨严，我每立一说，杨先生必能从四面八方来攻我的隙漏，使我受益无穷，因此我逐渐养成了不敢妄语的习惯，偶有论述，自己一定尽可能地先挑毛病。这样做虽然不能完全免于犯错，不过总可以使错误减少一些。[1]

但是我受益于杨先生的锤炼并不仅仅是在研究生的时代。早在一九五六年一月．我写成《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的再稿之后，送呈杨先生指正；恰好这也是他早年研究过的题目。他的批评第一次把我带进了日本和西方汉学的园地，至今回想，仍历历在目。那时我还没有进哈佛大学研究院。最后一次向他请益是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已在我从哈佛转到耶鲁的九年之后。我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初稿写呈他批评，并请求他为此书写序、这篇序——《原商贾》可以说是他用大气力写出的最后一篇论学文字。在写序期间，他曾一再和我通信或电话讨论。当时他的健康状态已不很好，我很担心这篇序会使他旧疾复发。但由此也可见杨先生对于学问的认真和热情是一直坚持到底的。从一九五六年一月到一九八六年一月，整整三十年间．我偶有所造迷，往往先请他过目，清初学者和文士最推重考证大师阎若璩的博雅，他们的诗文必须经他裁定之后才敢刊布。他们说：“书不经阎先生过眼，讹谬百出，贻笑人口。”对于杨先生，我正有这种感受。不但我个人如此，我还相信，凡是向他请益过的人也都会有同样的感受。

“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这句悲痛的话最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但是我写这篇文字并不是完全由于私谊的缘故。杨先生无论在西方汉学界或中国史学界都一直处于中心的地位。他的逝世，在中国史的研究方面．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因此我愿借此悼念的机会，略述杨先生的治学风格和主要贡献，以供关心中国史学前途的人参考。

一 、康桥初识

一九五五年秋天我初到康桥，参加第二届“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计划”。那时杨先生才四十一岁，但是他的学术事业已如日中天。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给他的信中推重他是“最渊博的人”；一九五五年冬天，哈佛燕京社社长叶理绥教授（Serge Elisseeff）也曾亲口告诉我：杨先生受过最严格的现代学术训练，是最杰出的中国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许多重要的英文论著那时都已发表，并且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普遍而热烈的反响。其中包括专书如《中国史专题讲授提纲》（一九五〇年）、《中国货币与信用小史》（一九五二年）以及《哈佛亚洲学报》上的论文和书评。总之，在五十年代中期，杨先生毫无疑问已是世界汉学界“第一流”而兼“第一线”的学人。这里所用“第一流”和“第一线”的分别是根据杨先生自己所设立的标准。当时有不少人都推许杨先生是汉学界的“第一人”，但是他谦让未遑。他说：我想论学问最好不要谈第一人，而谈第一流学人与第一线学人（或学徒）。凡治一门学问，有了基本训练，自己认真努力，而且时前人及时贤（包括国内外）的贡献，都有相当的认识的人，都是第一线学人或学徒。第一流学人则是已经卓然有所成就，他的工作同行决不能忽视的人，其中也有因年老或因语文关系对时贤工作不甚注意，仍不害其为第一流。[2]这一划分在今天还是完全适用的。

我初到哈佛时，在中国史研究上不但未入“流”，而且也不上“线”，因为我连杨先生的名字都没有听见过，也不知道哈佛大学还有中国史研究的课程。记得是一九五五年十月的一个晚上，已的语言家董同龢先生临时动议去拜访杨先生。同行的还有邢慕寰先生。我们三个人当时都是“哈佛燕京访问学人”。董先生和杨先生是清华老同学，彼此很熟，所以我们连电话也没有打，便一同闯进了杨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先生。那一晚我们天南地北谈了很久。他的和易的性情、丰富的学识和通明的见解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离开杨府还是不清楚杨先生的学术背景、路向和他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后来我在给钱宾四师的信中，附带报告了我和杨先生晤谈的情况。我说，据我的观察，杨先生在中国文史方面的造诣是深度和广度兼而有之。钱先生很快回我一信，告诉我，“杨君治经济史有年，弟能常与接触，定可有益。”我第二次见到杨先生还闹出了一个趣闻。不久，在费正清先生家中的下午茶会上，费先生介绍我和杨先生交谈，并当面说明杨先生是非常著名的史学家，我告诉杨先生，已从钱先生的信中知道他专治中国社会经济史。但接下去我竟问他专门研究些什么问题。这一问越发暴露了我的无知和社交技术的拙劣。像杨先生那样已负盛名的学者也许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同行的后辈向他提出这样鲁莽的问题。杨先生的涵养很好，他微笑地告诉我，在美国讲中国学问，范围很难控制，因为学生的兴趣各有不同，先生也就不能不跟着扩大研究的领域了。我这一问不久便在哈佛校园内传为笑柄。其实我的问语是诚恳的，而且是出于对杨先生的敬重。我那时既未读过他的任何作，如果用“久仰”一类游辞来敷衍，岂不反而是对他不敬了吗？他的答语也完全是实话，后来我了解的情况确是如此。

二、从传统考证到现代史学

杨先生在清华大学时代读的是经济系，但是他对史学兴趣已超过了经济学。因此他选修陈寅格先生的“隋唐史”和陶希圣先生的“中国社会史”。他的毕业论文《租庸调到两税法》便是在陈先生指导下写成的。陶先生创办《食货》，对他的影响更大。他在一九八七年所写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中回忆说：陶师与《食货》诸君，对联陞皆有影响，经济史之转向，实发于此。[3]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诸流竟起，但以学术文化的中心北平而言，与西方“科学的史学”相汇合的考证学仍然居于主流的地位。其次则《食货》派的社会经济史学也很快地激起了波澜。由于陶希圣先生任教北大，又同时在清华兼课，考证派中的许多青年史学人才都被吸引到这条新路上来了，杨先生便是其中之一。法国汉学大师戴密微（Paul Demieville）为《汉学散策》（Excursions in Sinology）写《导言》，曾特别指出：杨联陞的学问出于他把一己的才性灵活运用在中国最好的博雅传统上面。因此他擅长于对浩博的资料进行精密的分析并从而得出综合性的结论。这一描述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我愿意略作一点补充。杨先生“观微知著”的学风并不完全是由于天赋的才能，其中也有后天训练的成分。他早年对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史的深厚兴趣后来扩大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恰好四十到五十年代，史学和社会科学合流在美国蔚成风尚，杨先生原有的治学倾向也因此发挥得淋漓尽致。“综合性的结论”正是出于社会科学的要求。他的著名论文如《制度史》所收的《朝代兴衰刍论》、《作息考》、《侈靡论》，和《汉学散策》所收《论“报”》、《兴建考》等以及《汉学论评集》所收的许多重要书评，都是以训诂考证的微观和社会科学的宏观相阐发，所涉有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各方面。其中尤以《论“报”》一篇最为社会学家所激赏，《侈靡论》则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上发掘出一种近乎现代凯因斯以来所强调的关于消费的理论。

杨先生的基本功力自然是在中国史学方面，他的每一项研究专题都是先在中国史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证据，然后才加以整理。这是继承了清代以来中国朴学的传统，清代张穆为俞正燮（理初）的《癸己存稿》写《序》说：理初足还半天下，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每一事为一题，巨册数十，鳞比行箧中。积岁月，证据周遇，断以己意，一文遂立。

杨先生的治学程序正是如此，我正式做他的学生五年有半（一九五六年秋到一九六一年冬），后来又和他合教了九年的中国通史和中国制度史（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七年，中间有两年在香港），关于这一层我是相当清楚的。大体上说，杨先生平时在一定的范围内博览群书，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则在阅读过程中发生部勒组织的作用。读之既久，许多具体问题便浮现脑际，而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层次和关系也逐渐分明，这时有哪些一专题值得研究，并且有足够的材料可供驱使，都已具初步的轮廓，然后他才择一专题，有系统地搜集一切有关的材料，深入分析，综合成篇。他的《兴建考》[4]可以说是专题研究的经典之作。总之，杨先生的论著都是读书有得的产品，他所提出的问题无一不是从中国史料内部透显出来的真间题，不但有各观的基础而且具自然的脉络。另一方面，传统和现代的学术训练则为他提供了整理、批判、分析和综合的主观条件。因此他从不把西方的概念强加于中国材料之上，他的社会科学的修养融化在史学作品之中，而不露斧凿的痕迹：这是所谓“水中盐味”．而非“眼里金屑”。

杨先生的博雅在他的书评中显露无遗，《汉学论评集》所收四十几篇英文书评便遍涉语言、官制、考古、地理、边疆史、文学史、科技史、哲学史、经济思想史、书画史、佛教史、史学史、敦煌学等专门领域，包罗中国文化史的全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书评篇篇都有深度，往往能纠正原著中的重大失误或澄清专家所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其结果是把专门领域内的知识向前推进一步。这正是他所说的“第一线”的工作。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证来说明这一点。关于陶瓷的制作，明清文献中常提到一种青料叫做“苏泥勃”或“苏勃泥”，又有“苏麻离”、“撒卜泥”、“撒孛尼”种种异称。由于这种青料来自回教国家，因此一般也称之为“回回青”。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青料”，则专家之间在五十年代中期还没有取得定论。一般的意见是以“苏泥勃”为外国地名，例如傅振伦的《明代瓷器工艺》（一九五五年）解“苏泥勃青”四字为“苏门答腊的泥”和“婆罗洲的青”。杨先生在评论一部有关伊朗所藏中国瓷器的著录（一九五七年出版）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首先考察中、英、日文现代专著中的各种说法，断定日本专家之说最为近理，即以“苏勃泥”是一种石质的外语译音。但日人追溯“苏勃泥青”一词仅到一五九一年高濂的《遵生八笺》为止，且未明言其为“石”；杨先生则在一五八七年周梦旸所编《水部备考》中找到了“回回青义名苏嘛呢石青”的记载。《水部备考》不但年代更早，而且明著“石青”两字。由于此书是官方编纂的，这条证据因此也更具有权威性。[5]必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偏僻的小问题而加以轻忽，其实许多历史上的大问题都是要靠无数小问题的解决才能得到答案的。何况在明代青瓷史上，“苏勃泥青”早已成了专家之问聚讼纷纭的一个中心问题呢。

杨先生考证精到而取材广博，但并不是传统意义下的考证学家；他的训诂和考证都能为更大的史学目的服务。例如他在《质子考》中把《墨子·杂守》篇的“葆宫”和《汉书》的“保宫”以及《三国志》的“保宫”等名词联系起来加以考证，其结果是阐明了贯穿整个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一个侧面。即使撇开社会科学的一训练不说，杨先生所走的“训诂治史”的一条路本来便近于王国维、陈寅恪，即“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所以他晚年为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讲《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特别引陈寅恪的话：“依照令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6]这是相当彻底的现代史学精神，超出传统考证学的范围了。

三、把中国学术引进西方汉学

杨先生一生成学和事业都在美国，他所发挥的影响主要是在西方汉学界，从另一方面说，他的著述以英文为主，自然也反映了近几十年来西方汉学的发展。那么，杨先生在西方汉学界的贡献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是不是一种损失呢？对干他自己的学问造诣而言，又究竟有什么得失呢？首先我必须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都曾争聘杨先生去任教或研究，而他也没有久留美国的打算。但是由于中国的政局变化得太快，他终于没有回国。可以说，献身于西方汉学界并不是出于他的选择。他的主要著作虽然最初出现在西方的汉学界，但五十年代中叶后，台湾和香港中国文史界的学人和学生开始到美国进修，杨先生在西方汉学方面的重要贡献终于向中国学术界回流了。

杨先生在西方汉学界从事研究工作，他的英文著作因此和中国学者在本土所发表的研究成品无论在风格上、重点上、或关怀的问题上都有不同。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个人的学术和思想不可能完全摆脱他的研究传统的影响。在正常情况下，人文学者在出国深造之后总是愿意回到自己本土的学术环境中去工作，一方面可以更新本土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个人的长处发挥得更充分。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文史学界虽然承认西方的“汉学”有它的重要性，但同时终不免把“汉学”看作边缘性的东西。因此第一流中国文史学者都宁可在国内发展自己的研究传统，而不肯长期留居西方做“汉学家”。前面已指出，杨先生留在美国是偶然的。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上的文史研究完全另起炉灶，他已没有本土的研究传统可以认同了。和他同时在美国留学的文史界朋友回到中国以后，有的卷入了政治漩涡，身不由己。杨先生楚材晋用，终能在西方汉学研究的传统中推陈出新，这无论是对他个人或对汉学界来说都是意外的收获。

一九六五年他获得哈佛燕京讲座教授的荣衔，我曾有一小诗贺他。他的答诗说：

古月寒梅系梦思，谁期海外发新枝。

随缘且上须弥座，转忆当年听法时。

“古月寒梅”分别指胡适之、梅贻琦两位先生；他一生的学术基础早己在中国奠定，北大和清华的学风对他具有定型的作用。尤其是胡适之先生和他论学的时问很长，影响更大、“海外发新枝”不仅是指他的学生．而且也包括他自己在内．然而这种发展并不是始料所及的。这首诗最能说明杨先生“饮水思源”的精神。

事实上，杨先生所接受的西方汉学主要是在技术的层面，他真正继承并发扬的二十世纪在中国所发展起来的文史研究的传统。一九四三年他在考虑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便曾求教于胡适之先生，问他：“自汉至宋的史料之中，有什么相当重要而不甚难译又不甚长的东西吗？”胡先生建议他译注《颜氏家训》。[7]后来他决定译注《晋书·食货志》，那当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史更符合他一贯的治学旨趣，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我们只要稍一检查他在《导论》中所引用的参考文献便立刻可以看出其渊源所在。他不但把中国新兴的史学传统带进了西方汉学界，而且继续在西方开拓这一传统。例如他在《晋书·食货志》译注的《导论》中关于西晋的“占田”制和“课田”制的解释便是推陈出新的重要创获。最有趣的是唐长孺在几年后发表的《西晋田制试释》（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在这个问题上竟大致与杨先生不谋而合。唐先生是完全在中国本土研究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史学家，他不可能读到杨先生的英文讨论，这一巧合只能说明他们所开拓的是同一研究传统。（后来唐先生写《史籍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又和杨先生《老君音诵诫经校释》有不谋而合之处。这不仅是为史学界的佳话．且可证考史自有其客观的轨辙。）

我个人认为杨先生对于西方汉学界的最大贡献毋宁在于他通过各种方式——课堂讲授、著作、书评、学术会议、私人接触等一一把中国现代史学传统中比较成熟而健康的成分引进汉学研究之中。五十年代以后，西方汉学发生重大变化，逐渐和各种不同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融合起来，而科际沟通更蔚成一时风尚，所以六十年代美国的《亚洲学报》上曾有过“汉学乎？社会科学乎？”的热烈争论。主张以社会科学取代汉学的人虽然也离不开经验研究，但显然更重视理论或概括性的论断。杨先生自然欢迎这一新的发展，不过他特别强凋任何理论都必须以基本史料的整理和考订为依据。这不仅是中国朴学的传统，而且也和美国史学主流派的观点相近。杨先生紧守“证据”的关口并反覆示人以中国史料所特具的困难和复杂性。因此使得不少后起之秀知所警惕，不敢妄发空论。一九六〇年他在华盛顿大学主持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发言，特别指出美国人研究中国史的往往富于想象力，如果不加以适当控制，他们可能会“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 on the horizon）。这句妙语曾得到萧公权先生的激赏。[8]后来杨先生亲口告诉我，这句话其实是他从傅斯年先生那里借来的。傅先生因为看不惯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信口开河，所以当面用这句话来塞他的嘴。杨先生用中国的研究传统来矫正西方汉学的流弊，这又是一个明显的证据。

杨先生自己也随时随地点破误“浮云”为“树林”的笑话。最有趣的例子是老一辈汉学名家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论》（Oriental Despotism, A Study of Total Power）。为了证明汉帝国大量使用人民的劳动力，魏复古先生根据汉代褒斜道石刻的记载，指出这条释道的修筑一共动用了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人，其中只有二千六百九十人是刑徒。可见汉代一般平民被迫服役的数目之大。杨先生在《兴建考》中告诉读者，魏复古先生误解了石刻原文的意思，“七十六万六千八百”这个数字指的是工作日，筑道的人其实便是这二千六百九十个刑徒。换句话说，前一项数字不过是后一项数字乘上工作日的总和而已。这个石刻文件因此完全不能证明汉代政府曾经在公共工程中使用过刑徒以外的劳动力。我敢于肯定地说；由于杨先生存在，西方汉学界在五十、六十年代减少了许多像魏复古那样把“浮云”当作“树林”的事例。弭患于无形，这是他对汉学的一种看不见的贡献。

四、中国史学与美国主流史学

我在前面提到杨先生的观点大致和五十、六十年代美国史学的主流派相近。这句话需要略加解释，因为六十年中期以来美国主流史学己受到各种新潮的冲击和挑战，几乎难以存身，那么杨先生的观点在今天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了呢？

杨先生说：他的基本立场是“训诂治史”，这里“训诂”一辞是取西方Philology的广义，即彻底掌握史料的文字意义，尤其重要的是能扣紧史料的时代而得其本义。如果史料中有纷歧错乱的状况，治史者则必须运用各种方法加以整理。只有通过对史料的严格鉴定和精确理解，比较可靠的客观史实才能建立得起来。这一层次的工作相当于中国清代以来的所谓考证，但也和十九世纪末叶以来美国史学主流的取径相近。美国史学主流深受兰克一派的影响，方面强调文献（特别是档案）的基础，另一方面则相信历史世界的客观性可以通过价值中立的史学研究而发现。基本上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观点。中国考证的史学传统虽然也追寻实证的知识，但是和美国的主流史学却有一点重要的不同之处，即没有西方那一套知识论的预设。美国史学家一提到“历史客观性”的观念便往往使人联想到下面种种预设：如历史世界客观独立于研究者的意识之外（所谓“out there”）；历史世界由历史事实所构成，因此历史事实也是独立客观的，不受研究者的主观解释的影响；历史世界是唯一无二的，研究者所能发现的历史真理也只有一个，因为历史真理必须符合历史世界的实相；研究者对于历史所提出的解释是否与事实相符合完全看它是否对于一切相关的历史事实都能处理得面面俱到；如果解释与事实之间发生冲突，则必须尊重事实，放弃解释；研究者自觉地清除一切偏见并运用严格的批评方法，不但可以从现存史料中建立事实而且找出史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总之，事实与价值之间，历史与虚构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我们当然不难看出，所谓“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知识论在

史学领域内的延伸。美国主流史学所招致的批评和怀疑，特别是六＋年代以后的各种挑战，主要是在于它的知识论预设已发展到几乎是绝对性的程度。[9]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主流虽也有实证论的倾向，但是一般而言，中国史学家对于知识论的预设无深究的兴趣，更不必说把这些预设推至其逻辑的极端。中国史学当然不可能完全没有预设，但这些预设从来不曾取得天经地义的教条的地位。清代的考证学源于经典文献的研究，与西方现代实证主义史学师法自然科学的模式人有不同：前者往往用诠释方法以济实证之穷；后者则与诠释处于直接对立的位置。

杨先生出身中国的史学传统，没有沉重的知识论预设的负担。他强调“训诂治史”，相信中国传统史学越到后来越重视客观性，也承认社会科学的概念有助于中国史研究的开展，这是他和美国主流史学相近之处，但是他在“历史客观性”的问题上却没有照单全收美国史学的预设。因此最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对实证主义史学所下的种种针贬其实和杨先生的基本立场全不相干，因为他所谓的“训诂治史”落在史学研究的基层工作上面，对于任何理论观点都是中立的。治史者如果在文献层次上发生了严重错误，则他所构遇的历史图像无论采用了什么观点，都只能是空楼阁。事实上，这也是现代史学纪律的一个普遍要求。杨先生从不空论史学理论或方法，他在一切著作中所反覆提示的是：中国的各类历史文献（从制度到思想）都有其特殊的“训诂”问题，治中国史者首先必须深人中国文献的内部而尽其曲折．然后才能进一步提出自已的心得。杨先生的持论主要是以美国汉学研究的现况为对象萧公权先主在六十年代末期所说的一段话恰好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发表著作，……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科中“断章取义”，挑出“论题”，大做文章。只要论题新鲜，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这种作风竟有点像王阳明在《书石川卷》中所说：“今学者干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10]

杨先生以“训诂治史”便是要严守史学研究的基线，防止“断章取义”、“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等等流弊。唯有如此，中国史研究在美国才能取得学术纪律的尊严，并进而与现代史学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