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变法到民国初年，中国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的路程，而起于社会上层的这种思想观念之日新月异和政治制度的天翻地覆，其变化所及和震荡所及，大半又只能以社会上层为止境。与之成为反衬和对比的，则是筑成了中国社会的生存基础，从而为极大多数人口所托命的小农经济依然如旧。
十八世纪的中国，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递相承接，构成了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历史里的最后一个盛世。而相隔不过数十年，人间的景象已在翻然大变中走入内忧外患交相困逼之间，遂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中国人不得不用“智勇俱困之秋”为修辞，以表述他们面对的“亘古未有之变局”。之后是六十年代的“变局”演为九十年代的“危局”;九十年代的“危局”演为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残局”。然则与“残局”和“危局”互相对映的，无疑是中国人更深一层的“智勇俱困”。在这种世局推移里，十九世纪的数十年改变了十八世纪的一百年，并因改变了一百年而实际上改变了两千多年。
十八世纪过去之后，成书于道光初年的《皇朝经世文编》曾以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为要目，选录辑集了此前一百八十多年里的文书、奏议、论说、信札，其范围所及，便是那个时候中国人视野中的时艰之所在和时务之所在。由于盛世的十八世纪同时又与文祸连绵相伴随，而后是忌禁之下的史学不振和当代史尤其不振，便成为清代士林守之已久的共趋。因此《皇朝经世文编》引一百八十多年里的因果说眼前的时务，显然是以当代史在长期不振之后的一朝重振，反映了盛世已经过去之日的中国人举目四顾，正由世路里的弊象感知国运之由盛转衰的式微。弊象和式微都出自中国社会本身的起落变动之中，所以由前此一百八十多年说因果，便是从中国社会本身寻因果。之后沿此以为先路和体例，至光绪朝后期，又有同以《经世文编》为名目的续编、三编、四编、五编、新编，以及“新编续集”、“新增时务洋务续编”等等先后蓬蓬然继起，以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数十年之间的论说写照数十年之间的时艰和时务。这些继起的《经世文编》全神贯注的仍然是世路里的弊象，但其间的论域已在不停地伸到旧时熟见的范围之外，随国运的颠沛起伏而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急地移及“富强当求本原论”、“万国公政说”、“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说”、“议院得失论”、“新议说贴”、“通商八策”、“弭教祸说”、“利国宜广制造论”、“西学包罗六经说”、“泰西世爵中国科目优劣问答”、“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类题目里。若由十九世纪后期返视十九世纪前期，显然是道光初年经世之学所直面的问题都发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里，与之相比，则后起的数十年之间，中国人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显然都不是出自中国社会的内里和中国社会本身，而是冲击之下的自外入内和由外变内，因此除了中国人的论说，后来的《经世文编》里还常常收有来华西人的论说。随后是前一面犹在眼前而后一面已来到身边，历史留给十九世纪中国人的问题和外力引入十九世纪中国社会的问题，便醒目地共存于同一个时间和空间里，并以其相互缠绕和彼此牵拽，使衰世中国长在古今中西的深度交困之中。
《皇朝经世文编新编续集》的序言称汇辑于其中的文字皆“明达之士忧时之作”。“明达”所指是判断事理的程度，“忧时”所指是关怀世务的程度。两者都因其切近社会而显示了一种观照社会的品格。因此，以十九世纪后期的《经世文编》比十九世纪前期的《经世文编》，显见得与这种“忧时”而“明达”的读书人笔下的题目之于古无征直接对应的，其实都是数十年之间西潮灌入的了无止境，以及中国社会在回应西潮灌入的同时身不由己的一变再变。在这个过程里，以“抚夷局”为前身蜕变而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先筦接中西，又最久地主持与“外国事务”折冲往来的全局，遂以其四十一年回应西潮的漫长生涯为实例，成了这种身不由己而又一变再变里的典型和代表。从“抚夷局”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名目的前后不同，既说明了英法联军之役以后中国人在冲击之下的前后不同，也说明了这种不同既生于被迫又生于仓促。被迫和仓促都不会计及长远。因此，当其初立之日，创置了这个机构的中国人期望的却是这个机构的暂时和短命，于是而有奏折里“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以“符旧制”的预先筹算。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一面是“外国事务”前后相接，源源不绝而来;一面是中国人既以“借(西)法”图“自强”为怀抱，则不得不与之一面相拒一面相迎。而后是西方人的锲入和中国人的引入都成了外国物事的移入。总理衙门居两面之间并以应对提调为职司，其应对提调的范围之所及，便一定会随这个过程的由浅入深和由表及里而节节伸展，延及四面八方。至戊戌年间，时人条陈时务，已经以总理衙门为牵汇万端之所在：
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汇之地，而事较繁于六部者也。夫铨叙之政，吏部主之，今则出洋大臣期满，专由该衙门请旨，海关道记名，专保该衙门章京，而吏部仅司注册而已。出纳之令，户部掌之，今则指拨海关税项，存储出洋公费，悉由该衙门主持，而户部仅司销核而已。互市以来，各国公使联翩驻京，租界约章之议，燕劳赉赐之繁，皆该衙门任之，而礼部主客之仪如虚设矣。海防事起，力求振作，采购战舰军械，创设电报邮政，皆该衙门专之，而兵部武库、车驾之制可裁并矣。法律本掌于刑部，自各国公使以公法相持，凡交涉词讼之曲直，悉凭律师以为断，甚或教案一出，教士多方袒护，畸轻畸重，皆由该衙门理论，而刑部初未与闻也。制造本隶于工部，自各国船坚械利，耀武海滨，势不得不修船政、铁政，以资防御，迄今开办铁路，工作益繁，该衙门已设有铁路、矿务总局矣，而工部未遑兼顾也。是则总理衙门之事，固不独繁于六部，实兼综乎六部矣。
以十九世纪前期《皇朝经世文编》列为要目的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作对比，显然是时至此日，六者俱因这种“兼综乎六部”正变得非常不同于往昔，其间既有起于锲入的变化，也有起于引入的变化。而“实兼综乎六部”的总理衙门又被目为“策我国之富强”的“总汇之地”，则说明数十年之间，锲入和引入所造就的变化已层层累积，并越来越深地盘踞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重心之内。因此，辛丑之后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从先倡此议的西人一面看去，是有了一个与他们的制度相等类的机构;但就中国人一面来说，则是以外务部的有限职掌，其实远不足以把总理衙门在四十一年里“总汇”的种种变迁承接过来。于是而有随后而来的十年新政里增设商部、学部、巡警部、财政处、练兵处、税务处，以及由此更进一程而厘定官制，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改户部为度支部;改兵部为陆军部;改刑部为法部;改商部为农工商部，并增邮传部，稍后又再增海军部。就其各自的内容而言，由此形成的“次第更张”之所改和所增，大半都是从“总汇之地”分派和分蘖出来的。这种以总理衙门为源头的前后相承，正具体地显示了四十多年新陈代谢里锲入和引入的东西，已在一路移接的过程之中转化为中国自身的内在之物。然而由此日的规模对比总理衙门筹立之初，中国人以“裁撤”为期盼的愿想，则又俱见这个过程之起于被动，以及这个过程本性上的缺乏自主，与之相伴相随的便是这个过程常常只能变陌生为夹生。因此，已经转化为中国社会内在之物的东西，便仍然会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完全消化的东西。
这种因锲入和引入汇成的移入，是在回应西潮的冲击里实现的。但回应西潮的中国人同时又身在千年历史留下的积久积重之间，因此，以回应对冲击，中国人的拒和迎都不能不背着自己的历史，并不能不沿历史的旧经为脚下的熟路而蹀躞前行。十九世纪的后六十年间，中国曾一次一次地卷入民族战争，而比之四十年代的中英鸦片战争和五十年代的英法联军之役，则八十年代的中法战争因法国侵越南而起;九十年代的中日战争因日本侵朝鲜而起，就直接的因果来说，都是被形成于数百年历史之中的宗藩关系所牵，一步一步拖入弥天战火里的。宗藩关系在西方人笔下称作“朝贡制度”，后来的东方人效西方人，又常常引现代国际关系的种种法则与之作对比，以见其别成一类和非常落后。然而在西方人东来之前，产生和形成于东亚各国历史往来与历史联结里的这种宗藩关系，却曾为东亚世界真实地提供了不能为现代国际关系所诠释，而又使彼此能够长久相安于咫尺之间的秩序。维持于宗和藩之间的“以小事大”与“以大字小”显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但时至清代晚期，前者以定期而来的贡使、贡物和表文为惯态，是“事大”的本相已大半演为一种礼仪。而同时的西人拓张牵动中国周边列邦的国计、民生、邦交，致东亚搅动于深度不宁之中，则使后者的“字小”之义正在变为一种沉重的责任。于是而有越南“乞援中朝”而中国出兵越南;朝鲜“乞援我国”而中国出兵朝鲜。在宗藩关系里，“字”之本义训为保和育，因此以礼“事大”的一方遂对等地有了一种要求上国为之纾难济急的权利。而对于被“事”的一方来说，保和育便是有“乞”则不得不“援”。身历中法战争的唐景崧曾追说越南自同治年间以来的因内乱而乞援和因外患而乞援，综贯始末而统括言之曰：“国家为藩服用兵二十年糜帑千余万。”显见得在礼仪中被宗奉的中国因吁请而出兵，实际上不仅要付出兵力，而且要付出财力。
这种单面的付出说明：“以大字小”之对应于“以小事大”，不仅与贯连两者的利益相牵结，而且与贯连两者的文化相牵结，尤其与贯连两者的文化同时又成为一种守则和担当相牵结。这些牵结形成于西人东来之前，但在十九世纪后期，因西人东来的逼入和翻搅所造成的东亚震荡里，却使中国人不得不力掮着这种积久而成的东西，与法国和日本对峙于后起的条约外交之间，并因之而无可选择地一步一步卷入深深的漩涡之中，又在力不从心之后致宗和藩都创巨痛深。在这个过程里，无可选择正是过去的历史对于此时此地的制约。美国历史学家马士后来评说中法战争的结果，曾直言法国人用来替代“宗藩”的“保护”，其实是在以“一个压制者”替代“一个无权之王”，对于越南人来说，这个过程无异是灾难。而以日本之于朝鲜比法国之于越南，其用来替代宗藩的东西，显然又更加等而下之。但与历史学家的事后评判相比，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则是暴力促成的此消彼长使中国因此而大变，东亚也因此大变。而中国大变和东亚大变都深度地影响了当日的世局和后来的历史。
与这种历史制约下的因冲突而变迁相比，历史留给后来的影响里，也有过曾经助成了晚清中国的古今之变和新旧之变的东西。自《海国图志》举“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说“英吉利”之政体;举二十七部酋“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以及“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恶恶之”说“弥利坚”之政体，中国人已经看到了西方世界里的议会制度和民主制度。虽然当日中国犹在以夷夏辨中西的界限板结之中，而以“制夷”为抱负的魏源却被西方世界里的这一面所吸引，流露出一种明显的推许赞赏之心，并径直称之为“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与他同时的梁廷枏作《海国四说》，于西人立国的这一面也言之津津，并且尤为详备细密。详备细密显然也出自心中的推许赞赏。后来使节出洋例有闻见之述，以记录闻见之知。其中也常常要说到议会政治，而大半都引为可圈可点可观可想。即使是在后来的历史叙述里被归于守旧一类的刘锡鸿，出使英国之日描写彼邦“议政院”开会，印象深刻的同样是其间的“辩论之久”而“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以及“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叹为“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
在十九世纪的中国，比之西方人带来的种种物事大半都曾经是被排拒的东西，这种身处君权之下而以王纲为大的士大夫前后相接，从一开始便普遍地亲近西方代议制度的现象，便显然成了一种不能用常理相诠释的一派奇异。然而就当日具体的历史过程而言，“巴厘满”或者“议政院”的这种吸引力，并不在于其自身的本义和道理，而是起于中国的历史和历史留给中国人的问题。
自秦汉改封建为郡县，之后郡县之下的吏治便在两千多年里常常出毛病，常常要纠弊，又常常旧弊未除而引出新弊，“盖自郡县之制以来，户丁混淆，县治为极，积重难返矣”。与之相对映的，则是吏治常常成为时论中的大题目，至明清之交，则“梨洲之《方镇篇》，船山之《噩梦》，亭林之《郡县论》”，以及近代“冯桂芬之《校邠庐抗议》”都已在层层深论中追究到郡县制度本身，而以“津津道自治”为救病之方。州县官临民，因此以“县治为极”说郡县之“积重难返”，着眼的都是官与民相否隔的由来已久。“县令藐然七尺耳，控一二百里之广，驭千百万户之众，其能家至户到而周知其循莠勤惰，饱饥甘苦哉?”因此否隔之下的吏治很容易“蠹民而已，何有乎治民”。而由此催生的“复宗法”、“复乡职”、“折衷周、汉之法”以及设“世官”以纠积弊之想则都是意在从古有的制度里翻寻出民间“自治”之义，以消解苦之已久的官与民之间的悬隔。与这种因郡县之弊而作古之思相伴随的，便是身在这个过程里的士大夫对于儒学典籍里所记述的君民因相近而相亲，遂能“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的三代之治的怀念。若以这种梨洲、船山、亭林以来的思想路径为背景和反衬，则通观前后以读历史，便不难明了，魏源以及魏源之后的士人对彼邦代议制度的称道，其实大半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和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怀念，经此牵动而憬然有触于胸中之所积。虽说对于西方代议制度的本来涵义而言，这种出自中国历史的投射和反照都只能算是别解，但在中国一面，由这种别解所推衍而来的却曾是一种真实的思想历史。因此沿此一脉不绝，直到二十世纪初年的时论里，犹有言之侃侃而以“议院虽行于秦西，而实仿于中土。试观三代之议礼明堂，郑人之议政乡校，即议院之由来”为理所当然者。而西方政治制度中本与君权中国相隔辽远而不易沟通的东西，则在中国历史的投射和反照之下，成了士大夫眼中似曾相识而可以亲近的东西。
有此数千年里的似曾相识和可以亲近，而后才可能有甲午后一年康有为领公车上书皇帝，由“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起讲，力请民举“议郎”共议“大政”而行“三占从二”;并“上驳诏书，下达民词”。他相信由此可以“合天下之心志”，致“君民同体”以共图“富强”而“耀我威掕”。之后，清末新政筹备立宪，当日大臣的奏议说西国政体“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原”;朝廷的诏书说“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其间的理路，与康有为以大言发为策论的那些道理显然不仅相似，而且相同。这种由庙堂之外进入庙堂之内的相似和相同，都反映了清末最后一段时日里言论的渲染已演为取向之共趋。因此辛亥革命之后立议会制度为政治主干便成了大势之所归。
在这个过程里，历史留下的余响助成中国人接纳了一种西方的政治制度。然而就西方之自有自己的历史而言，则西国的议会本起于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又实现于不同政治力量的论争、妥协和合作中，其源头既不同于中国的三代，其旨归也不同于中国的富强。由此形成的学理出自彼邦的历史过程，大半都在中国人的理路之外，并因之而为多数正在效仿这种制度的中国人尚未熟识真知。随后是革命虽然已经移接了议会制度，但身在议场之中的中国人知识上和精神上仍然在代议政治之外，两者之间的深度矛盾曾一路翻出层层波澜，最终使议场之内的各是其是由分争走向厮斗，由厮斗走向逐利，与之相对称的，便是议员先被目为“暴徒”，后被称作“猪崽”。而已经移接过来的东西，遂在这个过程中因不断的试错而成了面目全非的东西和千疮百孔的东西，同时是中国社会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了时人笔下的两头不到岸。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曾经很早就亲近“巴厘满”和“议政院”的中国人，则不得不从头去认知代议制度和民主政体，以期识得其间的本义之所在和限度之所在，并识得中西之间的相同和不相同。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因移接而造成的两头不能到岸，同时又在以非常典型的方式具体地说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锲入、引入汇为移入的重重曲折里发生的社会变迁，常常是从脱榫开始，并与脱榫相伴随的。
西人从海上来华，以时序而论，是先由口岸进入东南。而同治后期曾国藩说“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指述的则是内战之后，中国人以“自强”回应西人的事业同样先起于东南。两面交集之下，是中国的财赋出自于东南，外国的资本积聚于东南，中外贸易的重心在东南，西学东渐的灌入在东南，中外之间的冲突和缠结深化于东南，遂使变法起于东南，革命也起于东南。在这种被清末志士称作“欧风美雨驰而东”的激荡起伏里，东南沿海先为“欧风美雨”所罩，遂随之而先被牵入西人主导之下的经济过程、公法秩序、文化观念之中，既由此一变再变，也由此走向世界。然而积数十年之间的一变再变而成丕然巨变，则走向世界的东南沿海，已不能不因其被动的西方化和主动的西方化而别成一类，与西北社会和内地社会越来越遥远，越来越不像，越来越互相隔膜而陌然相向。与之相因果的，便不能不是同属一个中国的东南与西北脱节和沿海与内地脱节。这个过程以一种直观可见的方式显示了古今中西之变，以及古今中西之变所带来的深度离析。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人用暴力打碎了中国人的夷夏之辨，而后中国人因中西之争而知古今之争，并在时势的推挽之下沿此一路深掘，由古今之争而入新旧之争。以其间的始末而论，是中西之争起于外来的冲击，但由中西之争而古今之争和新旧之争，则是在回应冲击的跌扑起伏里，越来越自觉和越来越执着于移西法重造旧邦，以期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重造旧邦发端于回应西人的冲击，而演化为改变中国本身，因此，由古今之争而新旧之争，其理路和取径实际上已是从锋芒朝外转变为锋芒向内了。于是而有除旧布新的变法，于是而有革故鼎新的革命，于是而有由此开启而发生于中国社会之中的漫长的交争和冲突。
变法和革命都是在外患的逼迫下促成的，而一经开始，又会循自身的逻辑越走越远和越走越快。至民国初年，这种起于新旧之争的过程以其生生不息的前后相接和彼此相克，已成为时人眼中的“内变之烈”甚于“外患之亟”。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天演进化、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君民共主、君主立宪、开明专制、民主共和等等接踵而至，沤浪相逐，并催生出“世局原随士议迁，眼前推倒三千年”的时朝鼓荡，既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改变了中国人的国体和政体。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种显然的急变和剧变。但古老的中国同时也是广土众民盘根错节于传统厚蓄之中的中国。因此，由急变而剧变，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的路程，而起于社会上层的这种思想观念之日新月异和政治制度的天翻地覆，其变化所及和震荡所及，大半又只能以社会上层为止境。与之成为反衬和对比的，则是筑成了中国社会的生存基础，从而为极大多数人口所托命的小农经济依然如旧。以民国初年比道咸同光，其整体的结构其实并没有显然的大变。然则急变与剧变的此起彼落和前后相接之间，便不能不是中国社会上层与底层的脱节，从而不能不是中国社会的思想状态、政治状态与经济状态的脱节。而以“世局原随士议迁”写照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说明的是时人眼中的变法和革命，都是以知识人为主体，并以思想改造社会为导向的。然而就占人口多数的大众既漠漠然视变法，也漠漠然视革命的事实作推比，显然又说明知识人着力于用思想之急变造人世之剧变，心中常抱一腔救世的愿望，但他们引来醒世的种种道理则大半以东西洋的思想为渊源，并因之而与当日的大众社会太过遥远，持此外来的道理以说明中国社会的世相，遂既不能为大众所明了，也不能为大众所消受。同旧日的士与农之间密迩相接作对比，由此引发的历史走向便不能不导致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脱节。
与这种变化相类似的，还有同一个过程所造成的社会重心移于城市而致城市和乡村的日趋日远。因此辛亥革命后三十年，许地山作《民国一世》寄托阅世多年的感慨，其中特别举“都市底商店记得西洋的时节如复活节、耶稣诞等，比记得清明、端午、中秋、重九、冬至等更清楚”，以及与之对称的外国节日里买卖两旺说市闾众生相，以刻画上个世纪以来“都市”与“乡间”积久而成的彼此隔塞和“互相脱节”，其笔下之讥讽所流露的显然是一种格格不入。而比之市闾众生相，三十年代之时论所说的“农村破产”，则反照了城乡脱节所造成的更加痛苦的一面。这一类脱榫接二连三而且由此及彼地发生于中国社会的深处，构成了后人理解历史与说明历史的脉络和关节点。但对身在其间的中国人来说，则脱榫便是旧的整体性已经碎裂，而新的整体性却始终立不起来，随之是利益的冲突、主张的冲突、理想的冲突都会成为长久的社会动荡。这个过程既反映了中国社会从衰世走向乱世的曲折多难，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曲折多难。在真实的历史里，两者常常同处于一种因果之中，因此两者常常很难剥离开来。
收录于本书的文字是我近年读史留下的一点思想痕迹。就晚清中国处西法与衰世之间的旧邦新造和社会脱榫而言，这些文字所涉及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与历史本身的无边无际相比，治史和论史其实始终只能是一种以有涯随无涯。自司马迁以来，史学所追求的境界皆在通古今之变，但王安石曾作诗咏史，说“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又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用“精神”和“意态”比历史之内在的一面和人物之内在的一面，则俱言以人写人之难和以今通古之难。多年来我常常会想到前人读史和说史的这些深思远想，以提醒自己在历史面前的局限和渺小，以及深入历史的阻隔和困难，从而使自己多一点敬慎，少一点独断。
(杨国强著《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