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杀人，我们很自然地会想起砍头、枪毙或车裂、凌迟、五马分尸等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其实有时杀人倒并不一定要从一个人的肉体下手，比如你可以通过改变一个人的居住环境来达到杀害内心的目的。斯•茨威格有一篇很有名的小说，叫《象棋的故事》，里面写到一个对象棋并无特别爱好的B博士，被盖世太保抓到集中营，坐单人牢房。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给他的眼睛以任何可以观赏的东西，后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人得到了一本棋谱，他便疯狂地钻研起来，并日夜在脑子里与自己鏖战，结果患上了“象棋狂热症”。这是通过无聊或孤独杀害一个人的极端例子。

还有另一种谋杀是通过热闹或公开一个人的私生活来完成的。

我曾有很长时间居住在西安南郊的一个村子里，这个村子几乎所有的筒子楼都是当地村民为出租而盖的。租住他们房子的主要有三类人：一是盗贼；二是妓女；三是穷文人。每天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我租借的院子里时，楼里几乎所有的住户都伸出头来，或将鼻子贴在窗玻璃上压成扁平的橡皮模样来观看我手里或自行车后架上的东西。以至当我每次走出或走进这个院子的天井时，我都感到在窗玻璃后藏着的不是一双双眼睛，而是一把把刀子，它们全都伸出来要刺向我。这种心灵受难的结果是，多少年过去了，我仍然不能改变一种看法，那就是市民与市民的关系，其实并不像乐天家说得那样温暖，有时实际上是一种谋杀关系。在无数的谋杀与被谋杀之间则是一片广大的灰色地带，人们在这个地带吃着、喝着、拉撒着、嫉妒着。一般来说，他们所有人的命运都是不幸的，但一旦有谁掌握了某种优势，立马就会转过来折磨别人，这就是他们的宿命。

前苏联有一个很古怪的词，叫“公共公寓”，专指斯大林时代，几家人合住在一起的公房。厕所、厨房、阳台、走廊全是公用的，房子里面则被隔成三块、四块或更多，并且是有学问的和有学问的住在一起，弹钢琴的和弹钢琴的住一起，说得冠冕的理由是“便于管理”，但如果照实说来，全不是那回事，不过是“便于告密”。大家住一起，而且是专业相同的人住一起，那么，谁访问过谁，谁一天吃几餐，便溺几次，全都一览无遗。公共厨房更是人们发泄不满的好地方。谁对谁有意见，只消等他离开时，在他们锅里加点盐或味精便大功告成。如果还不能解心头之恨，那么就等他离开后，往他的壶里吐口水。方法是趁主人离开，揭开壶盖，飞流直下。要诀是，不能太早，太早主人会因听见而返回；也不能太迟，太迟可能导致主人恰好下班，逮个正着，痛打一通。还有，脑袋离壶口不能太低，太低容易溅伤自己，太高又不容易百发百中。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能在关键时刻打喷嚏。

看来吐口水也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儿。不如中国式的打架或辱骂来得痛快。2000年在学术界闹得沸沸扬扬的钱钟书夫妇与林非夫妇斗殴一案就是显著例证。居住在“公共公寓”的钱钟书、杨绛，没有像人们通常预计的那样温文尔雅，在人的生存空间被逼窄到难以抽身的地步时，再大的学问和理性也不能阻止他拿起木棍向胆敢入侵的“男沙子”动粗。他们当然没有往林家水壶里吐口水，但想一想一个弱不禁风的知识女性用牙猛啃“女沙子”的情景，就令人忍俊不禁。除了佩服杨女士不怕弄得自己满嘴沙子的英勇顽强外，再令人徒生感慨的恐怕就是极权政治对人的尊严的最后剥夺竟然是从收缴人的居住空间开始的。

萨特有一个剧本叫《禁闭》，写在一座地狱的禁闭室里，三个生前分别有过恶德的男女，在牢房里相互纠缠、折磨的痛苦情景。最后，借主人公加尔散之口，这位存在主义大师说了一句名言：“提起地狱，你们便会想到硫磺、火刑、烤架……啊，真是莫大的玩笑！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狱”。

其实不光是“他人”，自己也是地狱。这一点你可以在斯•茨威格的B博士，退休的官吏，无聊的贵妇，白天的妓女身上看得一清二楚。对于闲着的人来说，无所事事比胡作非为更不堪忍受，久站不动比长途跋涉更无法容忍。你对一个坐长途车的旅客说，我给你提供世界上最好的食品和饮料，条件是你不许打牌，不许说话，不许眼睛向外，那你肯定要挨耳光。

这就是人的真实处境。一方面，人是孤独的，绝对地孤独；另一方面， 人又渴望群居，渴望归属。一方面，人无法容忍和自己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完全共享生活；另一方面，人又渴望活在群体目光的适度注意里。

叔本华有一个著名的寓言，说在严冬的一天，一群豪猪挤在一起取暖，但很快便感觉到了对方身上的硬刺，于是嚎叫着离开。过一会儿，寒冷又使它们走到了一起，倒楣的事于是不得不又重复一次。最后，几经周折，养猪的人终于将它们隔开，但隔得不远也不近，距离是恰好能吸取对方的热能，同时又不被刺着，这次豪猪们终于相安无事。

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多启迪。那就是豪猪们要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就必须在豪猪与豪猪之间制造适当的距离。否则，一切文明，教育全都靠不住。当然，最低的期待是，那个养猪人不要故意将它们关在一起，或完全隔绝，单独关开，像一切古代和现代的奴隶主通常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