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杜珂）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30多年前，邓小平领导下的共产党执政群体为扭转文革以来的党、国家和社会颓势，做出了不懈努力，带领中国人民开始走上富强之路。如今，中国各个方面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欣喜之处，也有严峻之处。其中官员大范围出现的腐败最为严峻，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政治共识，促使今人不得不再次回顾邓小平同志当年在政治体制改革层面的诸多思考和战略部署。
而今，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型目标，由此回看邓小平留下的丰厚政治遗产，促进全面深化改革，乃是当下朝野最严肃的课题。
日前，就以上问题，财新记者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进行了访谈。许耀桐2001年起任中国政治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学术研究范围集中在政治学原理和方法、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党的建设和党内民主等方面。
财新记者：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你认为邓小平时代留下了哪些最值得回顾和继承的政治遗产？
许耀桐：当代中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治理、国防军队、党的建设等七个体制展开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毫无疑义，当下的改革相对于以往35年的改革来说，在"好改的都改了、简单的都解决了"的情况下，针对的全是"硬骨头"、"深水区"以及必须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就更加需要我们拿出当年改革的勇气、决心、智慧、谋略。在这样的时刻，适逢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认真汲取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尤显重要。
邓小平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巨擘推手，他留下的政治遗产是相当厚实的，归纳起来，我认为大体有十大政治遗产。
一是必须推进民主化。"文化大革命"搞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实为历史的倒退，搞的是封建专制。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二是必须推进法治化。实行民主的关键在于,"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法律是神圣的,不以领导人的意志和看法为转移,不因人而异、不因人而变。
三是必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终身制是典型的封建制，邓小平指出，"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四是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明确提出"对体制的革命"。在政治体制方面，就是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组织人事管理体制、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
五是必须推进党政分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一个严重弊端。邓小平提出，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
六是必须推进党的改革。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要大力发展党内民主，营造民主气氛，关键还要贯彻民主集中制。邓小平认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
七是必须推进政府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权力下放,使企业摆脱作为政府附属机构的地位。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管理方式，精简机构人员,克服官僚主义。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不是单纯的行政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不能让社会为政府服务，而是要让政府为社会服务。
八是必须推进监督工作改革。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工作,不仅要及时检查违法活动,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及时制止违法活动,减少违法活动给社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
九是必须推进反腐倡廉。邓小平指出，消极因素和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蔓延，严重侵蚀着党员和干部队伍，党内腐败特别是高层的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告诫道："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十是必须推进中国特色政治发展。1982年邓小平就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归根结底必须着眼于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
以上十大政治遗产，对今天中国政治改革发展来说，仍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因为这些要做的事都没有完结。犹如"萧规曹随"那样，现在是"邓路习走"，我认为，习近平沿着邓小平开创的道路走下去，就一定要继承这十大政治遗产，并且接着把它们都做好。
财新记者：今年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要为国家治理厘清法治秩序。从人治到法治的改革征途，一走就是30多年，至今尚未完全破题。在这个方面，邓小平是如何认识并进行改革部署的？
许耀桐：去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部署；今年10月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则以研究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显而易见，四中全会深入贯彻了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在两次全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就是运用依法治国理念和方式，进一步开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
虽然四中全会以研究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并且要做出一个有关依法治国的专门决定，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这并不等于依法治国是最近才提出来、才予以重视的。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依法治国就有清醒、明确的认识。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通过总结"文革"教训就明确指出，"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还通过制定和修改宪法以及其他各种法律，加强法制建设，为公民权利实现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邓小平提出，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识，在全国公民中树立法制观念；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维护社会安定，保护人民群众的公民权利不受侵犯。以上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实际讲的都是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化的问题。
当然，尽管邓小平提出依法治国和法治化方略已有3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现实情况并不乐观、理想，从党员干部到普通公民，养成法治的精神素质、思维理念和行为规范，能够自觉遵守法律、按照法律规定办事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尤其是现在处于全面深化改革，这个问题更突出了。在一些地方和基层，干部法律知识不多、法治观念淡薄，甚至轻视法律，出现违法的事还甚多。"什么法不法的，先干起来再说"，这样的草莽式人物还不少。应该说，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根本转变。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我认为就是要完成告别人治、走向法治的历史使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依法治国，可以说邓小平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认识和布局。这些认识和布局的要点在于：第一，依法治国就是必须树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理念。宪法和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和尊严，绝不能因人改法、因人废法。第二，依法治国就是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和权利。1980年8月邓小平在谈到修改宪法的设想时指出："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第三，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治党、法治政党。邓小平强调，"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没有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根据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完全可以说，法比党大，法在党上，党要遵法守法，也要依靠法律治理党，打造并形成一个法治型的政党。
财新记者：就政治体制改革来说，可见的中央文件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邓小平当年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围绕着政治体制改革，当年有哪些争议？邓的基本态度和改革宗旨是什么？
许耀桐：十三大报告在八十年代中共改革的历史上写下辉煌灿烂的篇章。十三大报告是在邓小平的主导下起草的，经过集体讨论并在大会获得通过，其中对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客观的、非常到位的、触及实质的论述。邓小平本人很看重十三大报告，把十三大报告看成是真实、充分地体现自己关于中国政治改革发展思路的范本和得意之作。一年多后，由于国内出现一些乱象，十三大报告遭到了质疑，但邓小平没有动摇，他认为这个报告继续贯彻执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既然十三大报告是建立在对中国的政治国情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又经过大家的认可，所以邓小平才会说"一个字都不能动"。"一个字都不能动"，铿锵雄伟，掷地有声，表明了邓小平坚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宁折不弯的精神。记得在当时，这句话有力地遏制了弥漫着否定改革的一股逆流，巩固了改革的已有成果。这句话极大地鼓舞了改革者的信心，也成为改革者的护身符和口头禅，谁要对改革说三道四，谁就会陷入被邓小平这句话予以当头棒喝的境地。
在今天看来，十三大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和部署，是非常大胆和超前的，因而引起持极左立场、思想僵化的一些人的不满。争议的有关政治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要不要坚持改革。针对十三大报告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有人认为这是走向市场化，不要社会主义了，因为"市场化"导致"私有化"，是最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表现。既然改革的大方向错了，就要对改革叫停，他们对党的"两个基本点"，只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不讲坚持改革开放。二是要不要实行党政分开，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行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从中央到地方和基层都要实行党政分开，但在具体方式上可以有所不同。有人坚决反对党政分开，认为没必要分，也分不清楚。
对于第一个争议，邓小平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即巡视南方的谈话中明确做了表态，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还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本身不具有资本主义属性的所谓"姓社姓资"的问题。
对于第二个争议，邓小平虽然没有做出具体回答，但他所说的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基本态度。应该说，邓小平晚年非常关注政治体制改革，他多次强调"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政治体制改革的宗旨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没有政治发展，同样也没有经济发展。
财新记者：十三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这么多年来，做了哪些推进？还有需要继续拓展的地方吗？
许耀桐：十三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些丰富的内容由于得到邓小平的首肯并力主"一个字都不能动"、都不能少，因此，在十三大以后开始逐步得到了推进、发展、落实。这里，举几个最主要的方面加以证实。
关于党政分开的问题，虽然此后历次党代会报告再没有出现党政分开的概念，但其基本思想得到了体现和贯彻，十六大报告论述道"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这里，把党政分开的各自职能都讲清楚了。
关于权力过分集中，要下放权力的问题。十三大报告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不仅表现为行政、经济、文化组织和群众团体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领导机关，还表现为基层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领导机关。"这个问题到了十八大报告中，通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基本上得以解决。
关于开展民主协商对话的问题。十三大报告提出"建立协商对话制度"，"对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十八大报告把协商对话进一步提升为"协商民主制度"，要求"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关于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的问题。十三大报告提出，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第一次校准了政府机构改革的总方向。从这之后，接连进行了5次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即1993年、1998、2003年、2008年和2013年，逐步明晰和确立了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方略，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关于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问题。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这样一条发展民主政治的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路径，特别强调了发展党内民主优于人民民主，要求党内民主先行一步，走在前面，为人民民主做出示范和样榜。以后历次党代会都强调党内民主，十六大报告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改革党内选举制度，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十八大报告更强调党内民主的根本是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要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
关于反腐败斗争的问题。在十三大之前，有关腐败的现象是用"党风问题"来指代的，因此80年代初早有"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一说，"党风问题"更多的被归结为"贪污腐化"。十三大报告不再隐晦，首次启用了"腐败"和"反腐败"的概念，矛头直指权力腐败，指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党内反对腐败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容忍腐败分子留在党内，就会使整个党衰败。"此后，反腐败问题为历次党代会报告所强调，十八大之后更掀起了迄今为止最为猛烈的反腐风暴。
经过以上梳理，不难看出，十三大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确实都得到了推进，但这主要集中在思想认识层面上的推进，理论阐述论证上的有所建树。要说做得不够的地方，那就是很多还只是说说而已，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做的很不够，没有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没有出台有效的措施去抓落实。也正因为这样，大家感觉到，十八大以后，这样的颓势才开始得以较为明显的扭转。
财新记者：经济学家周其仁有一篇文章"邓小平做对了什么"，谈的是邓在经济领域的改革贡献的理论基础。那么，从政治学的视角看，"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作出了什么改革贡献？
许耀桐：我注意到周其仁教授的这篇文章。他运用产权理论、新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认为在经济领域，邓小平做出最重要的改革、最大的贡献，就是用产权界定清晰、制度创新变迁（例如，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个人办厂经商使得所有制多样化），以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人，特别是农民、工人、职工，得到了自主生产的解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井喷式的增长。周教授作这样的推理、判定，我认为很有道理，中肯可取。
那么，如果论及邓小平在政治领域做对了什么，或者说他做出的最重要的改革、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邓小平坚定地选择了民主法治，否定了专制人治。在现代国家里每一个公民都切实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这样的民主自由权利应该体现在人所生活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中，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之中。公民要有民主自由，首当其冲的是要有思想的自由。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大力倡导解放思想，认为一个国家鸦雀无声是非常可怕的，人们应该敢想敢说，冲决条条框框，打破思想禁锢，绝不能像"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完全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可以说，在经济领域，邓小平最重要的是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它解放的是人被捆绑的手脚；在政治领域，邓小平最重要的是高举解放思想旗帜，它解放的是人被禁锢的头脑。只有手脚和头脑同时得到解放了，人才得到了全面、真正的解放。
如同在经济领域周教授认为，邓小平并没有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等等方面，中国都有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那么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远没有完成改革任务。从最基本的方面说，真正实现公民的思想自由和民主权利，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化，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一段时间来，国内还有一种不正常的、不可思议的现象，似乎中国可以忽视民主、不讲民主了，因为西方民主已遭遇到很大的困境，谁用了谁倒霉，民主之于中国俨然"流水落花春去也"，"没有它、但无妨"。我以为，这是完全背离了邓小平的基本立场和思想精华。诚然，西方民主走极端、有弊端，但不能成为我们不要民主的"事端"，我们对此完全可以吸取教训、进行更新改造，更好地发展适合中国政治发展的民主。如果贸然抛弃民主，势必重走老路，这又将使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搞起专制人治来，也许只是三天、三个月的事儿，而搞起民主法治来，则需要下三年、三十年甚至更长的功夫。
如果说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其他的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等也是如此，改革都没有完成。虽然这是客观事实，但已经不是邓小平的事了。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我认为，尽管过去存有一些瑕疵，邓小平已完成了他的使命，剩下的留待给后人了。
财新记者：顺着邓小平"做对了什么"的逻辑能够不可阻挡往前走的自发动力何在？
许耀桐：前面我说了，邓小平在政治领域做对的、贡献最大的，就是发展民主法治。顺着这样的政治逻辑，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会向前发展的，这是因为，它其中确实带有自身不可阻挡的内在动力。回想30多年前中国面临着改革开放、走向民主，固然也有外部压力，更主要是有自发的内部动力。这样的自发动力还是多方面的，形成了一个动力源。我可以尝试做个分析。
一是执政党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就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自觉担当起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的，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赋予的，也是中国共产党适应时代潮流和人民要求的必然结果。这样的先进政党品格，使它能够致力于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善于学习，从挫折失败中吸取教训，百折不挠，不断前进。因此，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烈之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于专制人治的危害，既然改弦更张选定了民主法治，那就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了。
二是人民群众的动力。虽然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施行专制统治，造成人民群众缺失民主意识，但是在经过了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五四运动"、3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70年代的解放思想的三次洗礼，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大大增强，而且能够勇敢地付诸实践。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曾实施过参议员和县、乡长的民主选举竞选，效果很好。当时毛泽东甚至说："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改革开放以来，扩大社会的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构成最广泛的社会实践。城乡的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委会都已实行了直接民主选举。人心不古、世风已变，现在要让民众从内心里接受没有民主的生活，已经不可能了。
三是领导人的动力。领导人特别是高层领导人、高层一班人，在中国现阶段的政治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社会由于个人主体性发育不够，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薄弱，办什么事情更多的靠自上而下的动员、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者包括团队成员的眼光、智慧、谋略、判断、决心、意志，显得非常重要。此外，从改革和革命的差别来看，革命从下至上，靠底层发动，需要打破秩序，达到天下大乱；改革则自上而下，靠上层共识部署，强调稳定效率，这也凸显了领导人的水平和能力。当然，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有很高的水平和能力，都有强烈的改革动力的，但现在中国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他们具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的动力。
正因为具备了三种动力，我认为，由邓小平开创的政治改革事业一定会保持强劲势头发展下去。
财新记者：从十三大报告到政府自身改革，信息透明、简政放权、制约权力等等，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径？
许耀桐：总的来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发展的路径。具体说，就是由小到大、由下至上、由易到难、由外围到中心、允许采取探索试验的方式。我们所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信息透明、简政放权、制约权力直到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都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进程。
比如说民主选举，中国更适合于走由下至上、逐级发展的道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落后，人们还不太适应民主习惯，马上实行全国普选，时机和条件均不成熟。邓小平在1987年时根据当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状况曾经说过，经过某些阶段发展，我国"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搞全国普选还不行，只能在县（市）以下的基层开展直接选举，然后推进到中层，最后达至高层，开展全国普选。因此，扩大基层民主，是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和重要基础。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全国各地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渠道增多，民主选举的实现层级才会逐步提高、日见成效。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始，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新阶段的改革路径并没有什么大变，还是继续保持渐进稳妥的态势，但是，现在这条改革路径日显宽广、成熟。这就是，我们现在更加强调顶层设计问题。而顶层设计的改革路径，就是更加重视统筹谋划，通盘考虑，这有利于改革的整体性、协调性和持续性，避免出现折腾。
财新记者：对了，想就此问一问，你认为刚才提到的邓小平关于普选的那段话，还有可能做到吗？
许耀桐：邓小平关于中国"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的话非常著名，我认为，他不是随便说说的，相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里，我不妨把它称之为"邓小平论断"。我认为，对于这个"邓小平论断"，一定要给予高度评价，它也一定能够成功，到时候普选一定能够实行。如果把"邓小平论断"看成轻飘飘的，甚至还要否定它，那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宗旨。这是因为，普选是民主选举的一种基本形式，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真实体现，是不可缺少的。普选制虽然是在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来的要求，为西方国家所创制，但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反对普选制，巴黎公社就曾经实行普选制，而且也得到马克思的肯定。
现在的问题在于，西方国家搞的一人一票的普选，取得多数票就当选，这就迫使各政党和候选人从自身利益最大化中赢得更多选票，其基本的逻辑就是选举等于选票，选票就是唯一目标。为了多拉选票，政客们会使尽各种招数讨好选民，什么好话都可以说，什么愿望都可以许诺，诸如增加工资收入，减少工作时间，宣称要让每一个人都享受到高福利保障，等等，这样的民主选举助长了民粹主义，背离了民主的实质。选举结果容易造成品质低下的政治家被推上了国家执政位置，导致国家发展每况愈下，人民生活下降，反过来也使西方民主制度陷入困境。
在西方普选出现很大弊端的情况下，中国今后还要不要搞普选呢？"邓小平论断"还灵不灵呢？我认为，不能因为西方国家的普选有问题就因噎废食、因小失大。西方普选有问题，但可以克服改进，使普选形式更好地为我们所用。比如，为了防止候选人素质低下、只会夸夸其谈的政治家，可以规定只推荐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候选人；为了防止候选人一味施恩送惠、哗众取宠，有关竞选可以禁止此类的议题。总之，多想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意，就能使普选方式得以完善。
（许耀桐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原载财新网，有改动。此为原题原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