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领导工作，高瞻远瞩，举重若轻；脚踏实地，不尚空谈；旗帜鲜明，勇于担当；绵里藏针，柔中寓刚；波澜不惊，稳如泰山。而贯穿邓小平领导工作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坚定的信仰，是邓小平全部实践和理论的基石，也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基石。

邓小平在讲到党的优良传统时，曾经反复讲过，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基本的东西。在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中，始终不渝地坚持的，也是这两条最基本的东西。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两个基本点。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为此，他建议“党中央做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邓小平在这里提出的领导工作“四性”，是他对领导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他对全党的要求，我认为也是对他自己长期领导实践的理论总结。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本质特征。

原则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灵魂。领导工作，原则性是第一位的。没有原则，谈不上领导。邓小平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历经坎坷，多次经受革命事业的艰难曲折，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意志顽强，坚韧不拔。立场从不动摇，信念从不动摇，原则从不动摇。毛泽东说他：“外面柔和一点，内部钢铁公司”，“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就是对他原则性的高度赞扬。邓小平这种坚定的原则性，在新时期既表现在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平反冤假错案的勇于担当上，也表现在恢复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大智大勇上；既表现在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办经济特区、实行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上，也表现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息1989年政治动乱、打破西方制裁的果敢行动上；既表现在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上，也表现在坚定不移地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上；既表现在国内治党、治国、治军的伟大实践中，也表现在国际政治斗争的义正词严中。国外许多学者把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人物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毛泽东是具有超凡魅力的权威，邓小平是有组织性的权威，他从不在党内和军队内搞自己的小宗派，用组织和制度治国、治党、治军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典型特征之一。[1]

系统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主要特征。国家治理，特别是我国这样的大国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邓小平作为战略家，在领导工作中，始终注重从全局和战略大的视角上观察问题，始终注重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内政、外交、国防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来分析处理问题，是邓小平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从哪个层次，都能感受得到，他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抓得准，具有一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既善于把握主动、抓住关键、又善于总揽全局、推动全盘。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社会，像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以来的中国那样，在没有战争、暴力革命或经济崩溃的条件下，进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邓小平是处在中国转折时期的伟人，他使中国从一个时代走向一个新时代，走向现代化。”[2]

邓小平领导工作的系统性，还表现在科学地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他既坚持实践第一，又高度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在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进行了巨大的理论改造，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写出了新的著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著作同毛泽东著作，理论体系上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语言风格都是典型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但两者的具体表现形式却有很大不同。毛泽东著作虽然也有短小篇什，但大多是系统的、展开的论述；邓小平著作虽然也有宏篇巨作，但大多是论点、论断的集合。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合符逻辑的继承和发展，又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和开篇之作。它上承毛泽东思想，下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和国家永远值得珍视的巨大的思想宝库。

预见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鲜明特点。领导需要预见。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邓小平是一位求真务实的实干家。他曾坦言自己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的许多思想观点，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比如“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务虚名、多做实事”，“不搞争论”等，都是群众语言，但经过邓小平的加工和创造性提倡，便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成为新时期的治国名言。邓小平又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邓小平的领导工作，是求真务实和远见卓识的高度统一。他特别强调领导工作，眼界要十分开阔，襟怀要十分开阔。学习《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回顾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开创新时期的历史进程，我们深深为这位伟大战略家厚重的历史感、强烈的时代感和关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巨大责任感所震撼和感动。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这在邓小平的领导工作中有极为生动切实的体现。他基于战略洞察力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思想，极大地开拓和扩展了全党的视野和境界，例如：他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战略展望、关于农村两个飞跃的战略判断、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关于教育“三个面向”的战略思考、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构想等，都是经得起实践检验和证明的科学预见，犹如黄钟大吕，金声玉振，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创造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主线，贯穿他的全部领导实践。邓小平一生独立思考，从不盲从。邓小平1938年就讲过，一切都是辩证的，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中。毛泽东很欣赏这句话，认为这句话很厉害，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和要害，他一连四、五年都提到这句话，思想充满活力是邓小平的性格特征之一，也是他领导工作的特征之一。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过：“我知道中国有人比你更年轻，但我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人比你更有活力。”[3]一位俄罗斯学者在评价邓小平时说：“用现实主义态度对待世界，对待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对他来说，知识的源泉就是不断变化的生活。一个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要认真思考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制定符合这种变化的路线，邓小平的人生哲学，不是斗争哲学，而是实践哲学。”[4]邓小平以70多岁高龄，指导了全新的实践，开创了全新的事业，创立了全新的理论，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以致整个人类发展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邓小平讲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得最好的是列宁和毛泽东。列宁搞成了俄国革命，毛泽东搞成了中国革命。我们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毛泽多思想理解得最好的是邓小平，邓小平搞成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四者不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是一个连绵不断的历史过程。实践越是向前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就越复杂，人民对执政党的期待就越高，从而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的要求就越高。我们纪念邓小平，纪念一切伟大人物，除了缅怀他们的伟大业绩以外，最重要的是学习他们的思想理论、思想方法和精神风范，不断在提高素质、提高境界、提高水平上下功夫，努力把世界观、人生观搞对头，把精神状态搞对头，把思想方法搞对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但有了这“三个搞对头”，我们党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就能更好的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大历史责任。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万众一心，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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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研究述评》下册，第95页。

[2]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研究述评》下册，第952页。

[3]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研究述评》下册，第951页。

[4]中共文献出版社：《邓小平研究述评》下册，第950页。

本文节选自《战略指导，邓小平领导风格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