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应上海《财经》丛书主编张志雄先生之约写了《学而优则商》一文，匆匆草就，现在回想起来颇有些意犹未尽之感。近日重读鲁迅先生的译文集，其中有一篇《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译自日本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日文原著我无缘得见，不过译文倒是承继了鲁迅先生一以贯之严峻冷静鞭辟入里的风格。文章虽然完成于80年前，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现实性，而且诚如鲁迅先生在译后记中所指出的，此文“主旨是专在指摘他(指厨川)最爱的母国一一日本——的缺陷的。但我看除了开首这一节攻击旅馆制度和第三节攻击馈送仪节的和中国不甚相干外，其他却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痛疾，尤其是很自负的精神文明。”
其实所谓“从肉向灵，从灵向肉”，翻成白话文，就是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根本的与提倡的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文章开门见山写道：“日本人 （建议读者诸君在以后的引文中不妨将所有的“日本人”都代之以“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在别的文明国里到底不会看见的各样不可思议的现象。”什么现象，限于篇幅本文不加引述。
不过所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日本的现象再怎么出人意料也不值得厨川如此惊奇，那么厨川想说的是什么呢?原来他认为“这些现象……一探本原，则其实不过基因于一个缺陷。”进一步说，“将西洋的，尤其是英美人的生活，和我们日本人的一比较，则在根本上，灵和肉，精神和物质，温情主义和权利义务，感情生活和合理思想，道德思想和科学思想，家族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些两者的关系上，是完全取着正相反的方向的，我们是想从甲赴乙，而他们却从乙赴甲进行。倘若日本人真要诚实地来解决生活改造的问题，则开手第一着就应该先来想一想这关系，而在此作为出发点，安下根柢去。”
这一番日本人与西洋人，或换言之，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固可称得上精辟得当，但也并非什么发前人所未发之高论。鲁迅译毕《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是一九二四年冬，而作者厨川白村本人则在一九二三年的关东大地震中不幸遇难，颇为巧合的是，同在一九二三年，与日本一水之隔的中国也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不过不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而是在思想文化界，这就是现代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科玄论战，论战的核心命题是科学与人生观之关系，但其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和哲学前提则是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
窃以为如果《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一文仅止于对东西方化差异的平面描述，或者不痛不痒各打五十大板，说一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深黯中庸之道也无不可，只不过我们可能就读不到这篇译文了。但厨川却一定要比较个优劣高下，并且一口咬定“从肉向灵”优于“从灵向肉”，或者这正是这篇文章的“卖点”？所以鲁迅先生不仅译了，译完后还不忘了写译后附记，并指明其意义是“作为从外国药店贩来的一帖泻药。”
这帖泻药来的甚是及时。在饱尝西方文明坚船利炮的威力后，对于物质文明，东方人似乎已经放弃了发言权，但在精神文明，却始终如一地坚信自己的优越。杜亚泉在1916年发表《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一文中，认为从根本上说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东洋社会为静的社会，并且从效果看，西方人生活日益丰裕，而东方人日益贫啬，但丰裕和安闲孰优孰劣殊未易定，因为东西文化是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异。何况东方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中国固有之文明为未来世界之指导者。坦白地说，这种论调做为宣传口号，当然可以用来宏扬挺立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但于学理上，却实如陈序经所言，乃“心理变态的东方人的自慰话”。
鲁迅极反感这一类阿Q式的精神胜利，厨川也一样，在比较了东西方师徒、亲子、兄弟、夫妇等关系后，厨川说“重视那称为‘礼仪'这一种精神行为，在人间固然是切要的。然而倘若那礼仪不能合理底地，物质底地，内容底地充实，则即使作为虚礼而加以排斥的事，还得踌躇，但有时候岂不是竟至于使对手感到非常的不快，发生反感么？”东方人是很讲究“脸面”的，记得有个笑话，讲一个没落的地主，家里穷的无菜下饭，于是在梁上悬一块猪皮，每日看着猪皮就饭，出门时还不忘了往上揩一下猪皮，以示家境富足，吃得脑满肠肥，嘴角流油？”在被西方文明冲击得七零八落后，东方人只剩下“精神文明” 这张“猪皮”了，什么仁义礼智信偶尔往嘴角抹一下还是能添一些油彩的。只可惜到今天就这么点“文明”也常引得“精神不快”，中国人最憧憬的人生景象无非是子孙绕膝四世同堂，这样的“大家族”现如今是不常见了，究其根本往往在于日常生活中因利益不均而积怨日深；至于同事出差，朋友吃饭口里叫嚷着付钱兜里却半天掏不出子来的景况更是屡见不鲜。什么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应了厨川的那句话，是从灵向肉呢还是从肉向灵？
厨川接着说，“日本人无论什么事，首先就唯心底地，精神底地，从人情主义和理想主义出发，并无合理底物质基础而要说仁义，教忠孝，重礼，贵信；假使像古时候那样，无论那里，都能够用这做到底，那自然是再好没有的事，但‘武士虽不食，然而竹牙刷’（译者注：这是谚语，犹言武士有时虽穷不得食，仍然刷牙，以崇体制，以显豪飨）的封建时代，早已埋葬在久远的过去中，已成为全然不可能的事了，已成为不可能，而终于不改，总不想从肉向灵，从物质向人情，从权利义务向情爱的合理的自然的道路，所以在日本人的生活上，有着缺陷，内容是不充实的。现在的情形，是自己就顺服于这予盾的不统一了。”好个“武士虽不食，然而竹牙刷”，说白了，也就是“打肿脸来充胖子”，这日本武士的牙刷倒颇像孔乙己的那袭长衫，尽管破旧不堪，却是决计不可脱下的。
先肉后灵，先物质后精神，这原本是合乎人性自然而然，“倘若将这颠倒转来，有着无肉体的精神，无物的心，则这就成为无腹无腰又无足的幽鬼。”依厨川看来，日本人之所以无论什么事，都不能深深地彻底，没有底力，踉踉跄跄，摇摇荡荡，根源就在于这幽鬼的生活。
中国近几十年来名义上倒是以唯物主义作为指导一切的理论，不过举手投足行文处事问唯心主义却是变本加厉地进行，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一靠理想、二靠纪律”，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三年超英七年赶美”，等等。从目前看，这无腹无腰又无足的幽鬼踉踉跄跄摇摇摆摆飘荡了许多年后，终于投胎转世又得了新生，不过十余年，社会的财富人民的生活刚富足了些，便有人开始惊呼“人文精神的失落” （详见拙文《学而优则商》，在此不加赘述），仿佛一谈“从肉向灵”，那灵便堕入肉中永世不得超生了。
这一类忧虑其实早在二十年代便产生了，科玄论战肇因于梁启超的欧洲一行，由于目睹一战的悲惨情景，遂喊出了“科学破产”的口号。厨川承认一战的悲剧，但他认为“彻底了唯物主义，即从那最深的底里涌出理想主义来。用唯物论尽向深奥处钻过去，则那地方一定唯心论之光出现。” ——肉和灵不是非此即使水火不容之势，而是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关系。
不错，二十世纪末的英美诸国是饱尝了个人主义之苦，物质主义之苦，而欲反躬自身寻求心灵的安身立命之所。但并非说明东方固有之文明就可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更不是说明今日中国的迫切问题就是救心而非救世。“美国人现在正想从肉向灵，从个人主义向家族主义，从权利义务向温情主义迁变，在或一程度上，那是事实罢，然而这是于肉走尽了的结果，是用个人主义权利主义一直走到可走的极度之点，而在那基础上面建筑起来的温情主义。……现在向了毫无个人主义的基础，也没有权利思想根抵的人们，教他们走到温情主义去，乃是对着乌鸦硬要他下水学游鱼。世上岂有说是因为胖子在服清瘦药，便劝瘦子也去服清瘦药的医生的？对了踉踉跄跄、摇摇荡荡，度着从灵向肉的幽鬼生活的日本社会，还要来说温情主义，这岂不是要使这幽鬼生活更加幽鬼生活么？”
有一条近乎公理性质的命题“人是有理性的”。而理性的含义简单地说就是人的行为准则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标准。经济学分析用效用最大化替代了传统的利润最大化假定，理性被理解为人能根据自己所面对的约束来作出反映的一系列欲望、期望与偏好的选择，且所做出的选择宁愿更多，而不是更少（Becker 1976）。
理性人假定伴随经济学已存在了几百年，其内在的逐利要求（“最大化行为”）作为理性人的根本特征却从未改变过。米塞斯（Mises）把最大化行为当作“人类行为的基本逻辑”来看待，认为这一逻辑是不言自明的理论前提。琼·罗宾逊（John Robinson）则把最大化行为假设看作对普遍经验事实的概括。各种各样的利益要求（在形式上一个最为突出的体现就是对于逐利机会的创造）成为经济系统运转发展的原动力。
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排斥个人理性，而代之以集体理性。即认为通过不断的教育可以使人们，特别是作为人民代表的官员和先进分子做到行为准则以“社会（全体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为标准。”这一命题成为计划经济的基石。然而，针对充斥着低效和浪费的计划经济的改革却使我们看到了这种理性的局限性，明显的例子是作为集体理性最典型代表的政府理性其行为准则就不一定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为标准。”
公共选择理论，管制经济学理论等都对政府的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一传统假设提出了挑战。在现实中，政府是由理性人组成的，并不一定以社会福利为其决策的目标函数，而是往往服从于经济中的某些特殊利益，成为“被俘获的政府”（Captured Government）。我们不得不发现政府理性是分层的。首先，它代表统冶阶级的利益；其次，它代表决策群体及其所处小集团的利益。
由此，作为我们社会根基的集体理性受到了怀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际上是对个人理性在经济在社会发展中根本作用的肯定。
其实，集体理性也不应完全否定，它作为一个美好的理想应该提倡和追求，正如学雷锋应该发扬、星期六义务劳动应该光大一样。但倘若想只靠学雷锋来改变服务质量，想只通过义务劳动来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恐怕就理想浪漫得有点迹近痴人说梦了。
前不久，我们给《中国证券报》写了一篇《产权与管理：孰轻孰重》的文章，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如果没有一个强化最终所有人的监督动机与监督能力、强化最终所有权行使的理性的产权机制，管理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是苏联七十年计划经济和我国前几十年实践所一再证明了的，没有理性的产权机制以形成“前有千金，后有猛虎”的激励和约束，就不可能有好的管理。虽然偶尔也会出现几个大公无私，鞠躬尽瘁的优秀厂长，但正如一万人之中或许会出现几个雷锋一样，值得提倡，却不可能推广。
西方人在这方面是很明确的，强调物质第一，精神第二，尊重个人选择和私密性（private）即使朋友、夫妻、父子也在钱财上一清二楚、白纸黑字。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此基础之上的亲爱、正义感和同情心，他们也在此基础上提倡乐于助人，提倡大公无私，提倡为真理献身。比较起来，中国人行事则往往一厢情愿，将理想的和现实的，提倡的和推行的， ought to be（应然的）和to be（实然的）混为一谈。赫尔岑《彼岸书》一文中写道：“人如果不图救世，而只救自己——不求解放人类，但求解放自己，那倒反会大大有助于世界之得救和人类的解放。”事实也的确这样，集体难道不是个体组成的吗？如果没有个体的幸福和解放，又何言集体的幸福和解放呢？在一个以集体理性为基础的社会，集体理性往往最终被第一领导人的个人理性所取代，其他广大社会成员的个体则成为了祭坛上的“牺牲”，故先肉后灵，先物质后精神，先现实后理想，此为根本。不能靠理想、靠宗教、靠义务劳动去建立社会，否则就是中世纪的欧洲和大跃进文革时代的中国了。
（作者系渝商会会长、重庆大学博士生导师、蓝洋金融执行董事兼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