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唐旭离世三年多了。
三年前得到噩耗时，我远在新西兰，未能赶回参加葬礼，作为师弟和老友，有一种“殓不凭其棺，葬未临其穴”的愧疚。
2012年3月29日，五道口（即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并入清华后，廖理、聂风华、赵岑、张伟等主动与老校友联系，我回母校并与之互动的机会超过了前20年的总和。每回母校，总想起唐旭。诚然，在吴晓灵挂帅，廖理、聂风华等团队接手五道口这两年，五道口在创新办学思路、互动校友资源等方面已气象迥异，局面大开，EMBA班已领先全国，具备了世界一流商学院的雏形。但若论对五道口的影响，迄今为止，除了我们共同的精神之父、五道口永远的校长刘鸿儒老师外，窃以为，就是主政五道口十多年的唐旭了。五道口深深留下了唐旭的烙印。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唐旭的追忆，就是对辉耀我们青春岁月的母校五道口的回忆、反思和总结——特别是她并入清华，已不完全是一个独立存在之后。
我虽几个月前在电话里向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廖理提出了发几篇文章纪念唐旭的建议，但担心廖理有所顾虑，春节前我专程回京拜访廖理，当面建议发吴富林、黄晓捷等人的几篇文章，以表达我们对唐旭的哀思。廖兄圆睁双眼，目光灼灼地看着我：“这是好主意呀，我支持，你赶紧办吧！” 诚恳之情让我感动，遂有此文。
1998年《读书》在故宫旁一茶坊开作者联谊会，李银河送我一本《王小波文集》，印象最深是她在序中的一段话：“日本人爱把生命比做樱花，开放了，艳丽缤纷，灿若云霞，但又特别娇嫩脆弱，倏忽明灭，溘然而逝……”
唐旭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笑靥如花。
1993年我考上了刘鸿儒老师的博士，报到前，曾康霖老师给我一封信：“我有一个学生，叫唐旭，也是四川老乡，在研究生部当副主任，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要他关照你。”
敲开门，说明原委，唐旭笑了，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眼睛清澈明亮，笑靥如花般开放，说：“曾老师说你曾任西南财大校研究生会主席，本科是川大物理系的，数学英语都很好，还在《世界经济》、《新华文摘》发了文章。我也正读刘鸿儒老师的博士，我们还是师兄弟呢。”热情的话语让人温暖如春。
从1993到1996年在五道口读博士的三年，我与唐旭一家过从甚密，周末有时到他们家吃李姐做的川菜，有时也请他们到楼下的老边水饺等小饭馆吃饭，还带着唐旭的女儿唐瑭去听音乐会。没有兄长的我把唐旭当成了自己的长兄。
唐旭也喜欢户外运动，我们常爬鹫峰，下来就到龙泉寺喝杯茶，有时还叫上姜洋等朋友。
我任教深圳大学时，一位成教班的学生当上了浙江龙泉县建行行长，要送我几把龙泉宝剑，而且可以把人名用熔铜嵌在银亮的剑身上。唐旭说：“定核你不要给我，给唐瑭铸吧。”
龙泉剑铸成，唐旭又提议在龙泉寺赠给唐瑭。看着天真的唐瑭舞剑，唐旭说：“现在小孩都太娇弱了，我就想把女儿培养得像秋瑾一样有‘不惜千金买宝刀’的侠气。”唐瑭的憨态把他惹笑了，笑靥如花般灿烂。
1996年唐旭带我们数人去日本东京安田海上火灾保险公司研修，十天里又多次感受了唐旭的笑，纯洁得甚至像毫无心机的儿童。特别是去东京迪斯尼那天，他真的是兴高采烈，一直合不拢嘴。我想：是不是他童年那个时代太清苦了，很少体验孩童般纯粹的快乐呢？
1998年以后，我先后到重庆、深圳、银川等地工作，和大师兄的联系时断时续，回北京时常常抽空去看他，倾吐些工作、生活的烦恼。他出差、开会也来看我，每次都是春花般的微笑，兄长般的鼓励。
最近，我又登了鹫峰，又下到龙泉寺喝茶，眼前仿佛又见唐旭如花的笑靥，洁白的牙齿，耳边却是陈寅恪的《赏花诗》：
回首燕都掌故花
花开花落隔天涯
…………………
山河又送春归去
肠断看花旧日人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在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教授的主导下，创立于1982年，2012年3月29日正式并入清华，成立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五道口的辉煌首先源于改革开放，源于市场经济。
在计划经济时代，银行只是财政的出纳。四大财经院校中，只有川财属于人民银行，其他三所都归财政部。
而市场经济催生了一行三会，以及雨后春笋般的各类银行、金融机构，他们对人才的巨大需求，成就了五道口耀眼的辉煌。
成功的荣耀归于刘鸿儒、甘培根、唐旭等一大批勤恳的老师和张志平、万建华、朱从玖、张育军、王巍、王林、王娴、金荦等争气的学生。
问题是，曾经有过1984年反响极大的向中国金融学会第二届年会提交《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的辉煌、号称中国金融界黄埔军校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为何近年来日渐式微？为何不能像后起的长江商学院、中欧商学院一样木秀于林、独立门户？想想五道口的背景是大国的中央银行等一行三会，及所有金融机构，而长江只是李嘉诚商贾而已，发人深思，值得探究。
为此，有人对长期主持工作的唐旭略有微辞；也有人认为，在教改的大背景下，像五道口这样的部委所属的小规模的办学模式已经不合时宜，因此要受很多的约束，不可能实现五道口独立办学。
长期跟在唐旭身边的同事证实，唐旭曾力主办MBA班，但内部反对声太强，最后不了了之。
但唐旭经过艰难困苦，在马德伦副行长等支持下，花几千万给五道口盖了新楼，现在也许值十个亿。
几个月前，我把本文初稿发给吴晓灵大姐请她指正，她夜里九点到十点多钟，连打了3个电话提出修改意见，她对唐旭进行了充分的褒扬，特别强调了唐旭引进香港城市大学的教学体系对五道口的突出贡献。
环顾国内，事实上也无一所官办院校能独立于体制之外。唐旭身负各色烙印，要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折冲樽俎，保持住五道口的稳定发展，谈何容易？在中国金融高速发展，各种光怪陆离的诱惑前，唐旭保持了自身《周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和孔子“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直至死而后已的操守，殊为不易。我更倾向于认为，唐旭是一位稳重守成之才。
听另一位曾在五道口工作的校友说：“唐老师是一个公正不阿、铁面无私的人。曾有一位部级领导请他吃饭，为小孩差两分进五道口请托，却被婉拒了。”
作为五道口之帅的唐旭，也许认真、严格有余，圆融、变通稍欠。听说他在编綦三集《金融理论前沿课题》及翻译《外国金融名著译丛》时，句斟字酌，从不肯轻易下笔，达到了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的境界。
五道口是严谨的学术之地，而我曾经任教的深圳大学则更倾向于创新管理：特别是清华前副校长、深圳大学的创办人罗征启校长，在校内大力倡导学生自立自强自治，行政精兵简政，大量岗位让学生勤工俭学，每周一次员工大会通报校内各项大事——并不是在礼堂内正襟危坐，而是开放空间午餐会，我们老师或坐或站边吃盒饭边听校长讲话……
我想正是这种宽松、民主的环境，才在当年非重点的新办院校深圳大学，培养出了史玉柱、马化腾、武书连、余明阳等知名人物。
我们现在的体制下，往往是纯学者或者官员出任大学校长，不够独立和创新。其实，也许更该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型人才出任？
是的，凡人都有不足，如《圣经》所言：“你们中如果有谁自称完人，大家就用石头掷他。”
唐旭固有所短，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为之诟病。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旭是过渡人物，其实任何一位先行者，对后人来说都是过渡性人物，只有那些自视甚高的狂人，才会蔑视过渡人物。
我们的形骸终将化灭，但某些记忆，比如唐旭之于五道口，将永存。
杨椒山诗云：
浩气还太虚，
丹心照千古；
平生未了事，
留予后人补。
孔子也说：“后生可畏，焉知后来者之不如今乎？”
“千古艰难唯一死”，“斯文已丧，传灯何人？”
我们与其汲汲于五道口的过去，不如放眼全球，着手未来，在并入清华这个享有盛名的大家庭后，研究如何整合金融系统与清华的资源，进而继续破流俗、励清操，补唐旭之所未了，成中国金融市场化、国际化之绝学，才是当务之急！
西宁马公馆一副对联令人印象深刻：
君子比德如玉
诗人所咏若兰
唐旭虽已去三年有余，但至今为何五道口乃至中国金融界很多人，每每念及他就感由心生、痛从中来呢？
回答是因为他不矜不伐、严于律己、恕以待人、诚以治学的品格，因为他坚韧不拔、乐观向上、吝于达己、勤于达人的长兄风范。
1993年底，唐旭把我带到吴晓灵、谢平办公室，推荐我参与人民银行研究室的课题研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直快达观、灼见真知的晓灵大姐，和犀利、常常语惊四座的谢平。
1995年，他和李文玲姐又带我到广州，参加《金融时报》组织的“南华西街现象的研讨会”，在那次会上，我有幸认识了烛微洞幽的正直的思想家张维迎，并成为朋友。唐旭积极鼓动我发言，而且特意请求会议主持人给我的发言时间宽松些，看到我得到大家认同，他甚至比我自己还高兴，说定核你就是要抓住机会展现自己，还用李贺诗“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激励我。
1998年初，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国有企业产权交易分析》初稿，那时我正忙于筹建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心有旁骛，文必敷衍，刘老师恨铁不成钢，批评我学、官、商都想抓，太浮躁，推迟了我的答辩。
像犯错的猪八戒一样灰头土脸的我，只好去央求大师兄出面斡旋。看在唐旭的面子下，刘老师同意我修改，但指示必须请现代企业制度研究的专家张维迎出书面意见，又让我上门找周小川、王传纶、吴念鲁等老师亲笔写了评语，才通过了论文。
当日自己的窘迫，大师兄的温暖援手，至今仍历历在目。
2001年底，我突然被从中信银行重庆分行行长任上调回总行任行长助理，一时也没安排具体工作，情绪极为失落，有一种“不敢见来人”的内怯，躲在家里不大出门。唐旭又再次关照我，在他任秘书长组建西南财大北京校友会时推荐我出任副秘书长，鼓励我振作精神，多参加朋友聚会，又亲自向我们都熟识的蒋超良、庄心一推荐我……
他这种宽厚当然不只对我一人。
据黄晓捷回忆：曾经一农村学生父亲找到唐旭办公室，奉上自认为贵重的清华园宾馆免费的盥洗用品作为礼物。唐旭郑重地收下了。事后他对黄晓捷说：“不能伤了别人的自尊。”
这就是真实的唐旭，普通的唐旭，“君子人欤？君子人也”的唐旭。
听徐风雷说唐旭告别仪式，近千人凛冽寒风中自发前往八宝山送别，随后京城大雪覆地。我想这就是对唐旭参天地赞化育之长兄风范的褒扬吧。
五道口在唐旭当政守成这十几年中，在各种错综的关系、利益中能稳步地发展，五道口的近两千校友能保持较强的凝聚力，唐旭功不可没。他为中国金融教育抹上了“夫子循然善诱人”、“言载道，事具是”、“拳拳长兄之风”的新统，其价值将愈显益彰。
他的风范品格代表了一点真精神，哪怕沧海桑田，时空变幻，但这点真精神永远也不会磨灭。
套用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结尾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长兄之风范，勤勉之精神，坚忍之毅力，历三岁而百祀，与道口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去年春节后，我在马尼拉湾观赏国际焰火大赛，在海风拂拂的游艇上突然想起谢世两年的大师兄唐旭，想起两句哲语“航海是必要的，生命是其次的。”“欲祭疑君在，天涯共此时。”禁不住心里悲从中来。
我避开杯觥交错的众人，独自躺在艇首，在礼花绽放的夜空下，写了一首短诗，献给唐旭，也作为本文的结语吧：
万花璀璨耀长空
亿星奔突炮声隆
马尼拉湾不眠夜
人生绚丽恨短促
2014.3.19
附：
此文是郁积胸中三年的心结，不吐不快。
草稿完成后，分别呈给刘鸿儒、曾康霖老师，吴晓灵、李文玲大姐，及张伟、王林、李明等师兄弟审阅，中间还与单建生、谢众、殷孟波、朱沙、辜庆涛、曹应露、廖李平等多次讨论。曾老师作了很认真的修改并提出了意见。
李文玲姐也就我了解不全之处作了详细的指正，并在回信中感慨：“春光依旧，物是人非。当年之事历历在目，而那些记忆却因他的离去而更加珍贵。谢谢你，定核！你的文章让我又回到了那来时的花径；谢谢你，你发起的这次追思，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还原心中的唐旭，永远的唐旭！文章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催我数次落泪。”
在此一并致谢。
外二篇·之一：
亦师亦兄的唐旭是我1993年到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读博士时认识的。他当时任研究生部副主任，是老师身份，同时又是西南财大校友及四川老乡，特别也是我导师刘鸿儒主席带的博士，是同门师兄。
前年初偶听银监会来渝挂职国资委副主任的范文仲说唐得了肺癌。甚念。
大概5月份，我和弟弟定东去北京唐旭家看了他，一起便餐，的确消瘦厉害，但精神尚好。席间我没敢主动问他病况，他似乎也回避癌症这个话题。我问起一些校友的近况，他则更多地谈了他新任职的央行反洗钱局的工作，及对中国金融工程研究的思路。我觉得他内心仿佛有一种时间不多了紧迫感：他有那么多思索那么多想法，都恨不得输肝剖胆，倾怀相诉。也许那就是“书生老去，机会方来”的遗憾吧。
10月，刘老师八十大寿在北京太阳宫度假村举办，五道口300多学生与会，唐旭也去了。刘老师在致辞中特别表扬他与病魔抗争的乐观。和他聊天，笑容灿烂，有勘破生死关的淡然。
2010年与中国金币公司总裁单建生兄聚，说唐旭在上海长征医院化疗。
2011年2月9日在新西兰，收到他去世的噩耗。
回想起五道口的点点滴滴，回想起1996年他带我们去日本考察的两周，回想起他在我论文答辩前后的种种关照……
我认识张维迎还是1995年他夫人李姐在《金融时报》组织的一次经济学家赴广州南华西研讨。那时张维迎刚回北大，名声未彰，开一旧桑塔纳，在广州还与我同住一标间。后来我们成了朋友，维迎在香港城市大学作访问学者时我专程拜访两次，在北京也经常相聚。
发了挽联给他亲属：
英灵随大星仙去，开局固极难守成君亦难，五道口学子齐放悲，忆往昔曾东瀛共舟渡，朗朗笑语音容恍然犹昨日。
思想有文章留存，金融界黄埔光大待后侪，胡某人今生真何幸，继西财拜鸿儒同师门，拳拳长兄之风寸心永垂范。
胡定核敬挽唐旭兄于新西兰 2011年3月
外二篇·之二
因为自己199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任教深圳大学，有幸目睹并参与了中国股市从新兴到日渐兴旺的过程，所以对股市一直有浓厚的兴趣。特别加上我的博士导师刘鸿儒教授在我1993年入学时正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我想如果我选择股市购并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对自己的资料收集和导师引导，都是较为有利的。
这样，我就顺着这个方向作了一些探索性的工作，但在进行中我注意到，股市购并操作性、技术性强，理论性却较弱，作为硕士论文尚可，作为博士论文似乎没法向刘老师、虞老师交差。
如果在理论上对股市购并源本追踪，就涉及到产权交易的一些基础经济学问题。笔者也窃以为产权交易问题是我国目前改革中理论和时间两方面都急待解决的难点。中国改革进行到今天，产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已不可回避，产权问题是先于其他问题的根本性问题。[关于这个观点，笔者在《产权与管理：孰轻孰重》一文中已作阐释。该文获中国证券业协会《现代企业制度征文》一等奖，载于《中国证券报》1995.12.17]
但是，对产权制度的评价，只有通过交易(产权各利益方的谈判)才能实现。什么样的产权安排为“优”，怎样比例的产权制度的组合为“好”，不是学者们可以用公式和证明推导出来的。只有通过市场交易，才能使那些较“优”的产权制度和较“好”的产权制度组合突显出来。[见胡定核《关于国有企业的债务重组》原载《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中国社科院）1995年4月，被《新华文摘》作为封面文章转载1995年8月]
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来看，英国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其政府并没用预先确定的法律制度去界定人们的产权，后来形成的产权制度及其组合是在不断的市场交易谈判中一步步演进形成的。
我国二十年改革中最为辉煌的农村改革，也是通过一系列的产权交易，通过农民与政府间不断的“谈判”、讨价还价，最后形成了目前这种效率较高的产权制度。
1978年以前，是一大二公的时代，78年承包制改革以后，农民“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改革前后的变化，也即农村产权制度的变化，正是由农民与政府这两种产权利益主体不断地交易谈判形成的。
因为农民与政府之间不具有平等的讨价还价的地位，因此他们的谈判表现为农民对国家的各种政策的反映，政府则根据反映好坏被迫调整国家政策：如果一大二公，干多干少一个样，农民则尽量偷懒；如果保留自留地，农民则把尽可能多的精力投入私田；如果实行不定期的土地承包制，农民则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但有可能行为短期化,“竭泽而渔”；如果承包期延长到三、五十年，农民则长远计议，“放水养鱼”、“垦荒造林”，着眼于土地的可持续发展力。
农民的“偷懒”、“退山”等行为实际上是抗拒已有的合约，要求谈判，寻求有利于他们的政策。这样，由农民而村、乡，由村、乡到地方，再到中央，通过一级一级的谈判，通过这样迂回曲折的用行动无声表达的讨价还价，最终确立了农民的基本产权，即目前这种较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权。
当前改革重头戏的国有企业老大难问题，抓管理、抓质量、抓“两个转变”等都是好办法，但只是治标的办法。根本的办法还是通过产权交易来明晰产权，形成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
可以说，中国改革遇到的问题，对转轨经济的国家，对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有着普遍的意义，值得解剖。很多问题西方国家没有遇到过，西方的经济学家也没研究过，这对我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由于这个选题已经突破了货币银行学的范围，涉及到经济学基础理论和一些新的领域，所以进展相当缓慢，而且国外的有关理论大都忽略了交易背后经济当事人之间的产权关系。国内同仁的研究，很多也只限于兼并问题，可借鉴的内容较少。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篇文章最终能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导师刘鸿儒教授、虞关涛教授的培养指导，两位导师是我这几年来艰难求知的引路人。刘老师不管工作多忙都经常关心我的学习，不倦讲授，指划耳提；虞老师在生白血病住院期间还过问我的论文，提出修改意见。
康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导师是使学生摆脱幼稚状态，从知识和道德以及领悟力方面达到成熟的启蒙者。学生虽学二十余年，但仍然在两位先生的指点下完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启蒙。在此，我谨将内心的感激叩献给刘鸿儒老师、虞关涛老师。这感激不仅仅是是学术上，我想，导师的意义也许更在专业之外，一次随意谈话，可能会让学生终身受益；那不经意流露的人格或精神魅力，可能会让学生一生都怀有追随感，在内心成为一个永久的典范。这样的影响比起专业上的指导，对于我来说其意义将更为深远。
特别是我读博士时已长大成人，步入社会，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常常会当局者迷，浑然不觉还自以为是，而朋友们或者出于为亲者讳疾的心情往往缄口不言。只有严父般的导师才可能恨铁不成钢地批评学生的错误，苦口婆心、针砭沉疴、直以风范、淳以学养，教我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这样关怀才是真正的扶上马、送一程的父兄般的关怀，使我幡然警醒、朝怵夕惕、自强不息。
从17岁上大学离家，先后在成都、永川、深圳、海口、北京等地工作和学习过，我虽逐渐习惯了以途为家，以每一阶段终点为新的起点、奔波于人生的个个驿站。但每一停留中朋友们情谊，仍是我人生旅途中最温暖的记忆。
本文特别受益于研究生部主任唐旭教授的指点，唐老师几年来一直兄长般关心我的学习生活，感激之情，难以尽述。
在论文的写作中，还得到了张维迎、曾康霖、周小川、王传纶、吴念鲁、程海泳、郭辉、李明、郭特华、盛洪、王林、赵晓轮、徐风雷、黄陈等老师、师兄弟、朋友的支持和关照，感切之诚，匪言可喻。
回想最后三年五道口的学生集体生活，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又有邻近清华、北大校园文化的熏陶，如琢如磨、如切如磋，孜孜龁龁，相习相长、扺掌论文、倾怀输写，真是诚如何之，快如何之。
论文总算告一段落了，但心里并不轻松。记得上大学时读过一句诗，可能是殷夫的吧——“漫漫的长路横在前头”——这正是此时我的感受。
1998年3月
（本文毛笔书写 胡定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