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先生的名著《石器时代经济学》是一部很有影响力的当代学术作品，若要对本书的核心思想给予归纳的话，我认为可以这样表述：与经济和文化不断发展的所谓“文明”时代相比，原始社会的人类有着更充裕的闲暇和更强烈的幸福感，因为他们不必过多地“努力”就可以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这种生存状态即为“原初丰裕社会”。很显然，在萨林斯先生看来，现代社会虽然达到了远高于原始时期的物质文明水平，但同时也刺激了人类的贪欲，形成了不良的社会关系，因而社会大众的“贫乏感”反而日趋强烈；这种声音代表了当代人类学界相当一批学者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

笔者本人未曾在现代欧美社会生活过，自然难以深刻理解这些国家民众的生活感受是否与萨林斯先生所述的情形相吻合，但曾经或正在那些国家生活的朋友在向我讲述当地的生活感受时，似乎并未提供验证萨林斯论断的充分证据。他们认为，欧美发达国家的多数民众都享受着丰裕的物质生活，不必过多的辛苦就可以换取维持基本生活的劳动报酬，生态和生存环境也十分优越，甚至还有朋友系统地对中国和那些国家的平均物价、工资水平进行对比，并且得出了那些地方“简直是天堂”的调侃性结论。当然，这些认识很难说一定全面和深刻，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至少与中国相比，欧美发达国家的广大民众是应该被归入“幸福者”行列的。因此可以说，萨林斯先生的独到见解用来概括当代中国可能要比用来描述欧美现代社会更为贴切，作为当世的中国人，我们最大的切身感受也许就是“累”，不仅身体累，心更累，生活的重压不仅来自可以直接表达的经济负担，还来自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焦虑乃至恐慌，生活的幸福感必然由此而大打折扣。

如果说中国人的辛劳生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则未必是人们能深刻认识到的。杨连宁先生的新著《中国人为什么活得累》立足于对该问题的思考，从当世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话题出发，系统分析了导致中国人“生活困顿”的各种社会结构因素，将这一事关每位中国人命运的话题引向了“社会制度”的理论深处。作为一类“主观感受性”的概念，劳累、艰辛、压力、幸福等词汇有着很强的心理学色彩，但此种感受的主体是特定社会的人，所以它又与社会（即社会学家涂尔干所定义的“外在于个体人”的某种“结构性事实”）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直接源自特定的社会结构。杨连宁先生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对相关的话题进行剥茧抽丝，引领我们寻找到了中国人当下生活命运的社会制度由来。

不管是从萨林斯先生的理论启示来思考，还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出发，大家都不难发现，人类的幸福感首先与他们的“欲望”相关，正所谓“无欲则刚”，而欲望及其衍生出的各种“需求”越是丰富和强烈，它们越难以同时得到满足，并因此而产生“贫乏感”，这必然伴随有“幸福感”的下降。西方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就在于不断“制造需求”，然后依托强大的财富生产能力，通过市场流通、再分配等途径不断满足这些日益增长的大众需求，这种社会再生产机制随之导致了当代的“消费主义”思潮。在消费主义时代的西方发达国家，民众逐渐提升的“欲望”与社会所能提供的“满足”交织互动，从而演绎出此起彼伏的“幸福变奏曲”，这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源动力。

消费社会的内在运作逻辑“敦促”西方国家探索出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保障，可将之概括为“自由市场+政府调控”， 即一方面强调自由市场竞争在社会资源和财富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格外地注重不同社会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和规则平等，另一方面也强调借助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再分配功能来克服自发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过剩危机”等各种不良后果。如此，既可以充分调动大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新精神，从而带来社会财富存量的增长，同时又能为弱势人群提供维持基本生存的社会条件，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动态平衡得以较好维系。生活在这种社会体制当中的人们尽管不能确保生活水平的“结果平等”，但他们能够享受到平等的公民权利，任何人只要努力劳动，就能够得相对公平的“物质回报”，几乎所有人都不敢奢望“不劳而获”，无劳动能力者则被迫接受社会救济。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相比而言，中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已经逐渐卷入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当中，民众对现代物质财富的欲望也同样地被调动起来，然而很多人却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获得满足这些欲望的社会条件，不仅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毫无平等可言，公民权利的不平等现象更是“正大光明”，社会的“不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规则的社会竞争夹杂着社会道德的沦落不断“升级换代”，让无数的中国人在令人焦头烂额的生存环境中挣扎前行。与此同时，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又十分擅长于借助各种生活“伪装”技术掩盖自己的狼狈，并刻意编织出五彩斑斓的“伪善”外衣，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劳神费心”之感；于是乎，本来就已经十分艰辛的生活再次增添了新的精神负担。杨先生的《中国人为什么活得累》一书对中国的这种社会现实给予了全方位的透彻分析，我们从中可以寻找到中国大众艰辛生活的社会源头。

当代中国和西方国家最大的相同点应该就在于都正在努力追求“经济的现代化”，因此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物质欲望”，但中国人却没能像西方人那样获得满足这些欲望的社会条件，他们不仅需要面对“结果”的不平等，更要面对基本公民权利和社会竞争规则的不公正，由此所带来的“贫乏感”自然格外强烈。进而言之，与自由竞争所导致的“相对贫困”相比，社会制度本身蕴含的各种赤裸裸的“剥夺”更加让人不能接受；正如本书所言：“对于我们来说，贫富分化本身并不可怕，建立在弱肉强食上的贫富分化才可怕；甚至贫富悬殊也不可怕，建立在抽瘦补肥上的贫富悬殊才可怕；我们甚至可以说，1个富人与500个穷人的比例也不可怕，1个富人对于500个穷人的权益侵夺才可怕”。换个角度说，当社会公正的基础秩序已然崩塌，不管是形式上的市场经济还是名义上的计划经济，都必然会导致建立在权利不平等基础上的社会两极分化，其典型特征就在于有人可以“不劳而获”，同时又有更多的人则“劳而无获”，这显然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社会剥夺。

由此可见，当世中国民众所感受的生活“艰辛”有两个基本源头：其一是现代市场经济所激发出来的个体“欲望”；其二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制度对这些“欲望”的无情压制和摧残，前者具有普世性，而后者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之所以“活得累”不仅与“现代性”本身有关，更重要的源头则在于中国所选择的特殊“现代化”模式，周其仁先生称之为“半拉子的改革工程”。换一种视角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尽管也会因为“贪欲”的持续增长而滋生出萨林斯先生所谓的“贫乏感”，乃至因为生命终极关怀的迷失而带来各种的“精神危机”，但是很显然，这种情况与中国民众所经历的“艰辛”不可同日而语，至少难以放在同一个层次上加以看待。中国人活得累，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虽然参与到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从事着世界上最为繁重的劳动，却难以分享到社会发展本应带来的“基础性福利”，比如居住权、健康权、公共事务知情权、子女受教育权、获得养老保障的权利等，加之社会广泛流行的“丛林法则”，它们共同导致中国民众普遍缺乏“安全感”，来自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压力因此接踵而来。

也许是为了向中国广大基层民众提供心理安慰，中国主流媒体特别喜好宣扬非洲大陆的贫穷、印度国内规模庞大的穷困人群、拉美国家的贫民窟，但是我不认为这会有什么价值。据悉，非洲至今还留存有鲜明的“远古文化”痕迹，非洲人对现代物质财富的渴望从未达到中国人所具有的强烈程度，所以它们大多都不能理解中国人何以“勤劳到不要命”的程度；而印度传统文化则具有鲜明的“出世”色彩，当代印度人对精神生活世界的特殊重视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它们对物质利益的强烈需求及其为此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与此同时，拉美国家的民众所表现出来的“懒散”性格更是世人皆知。从这个角度说，这些国家民众的贫穷尽管也与它们的社会制度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可能更多地源自于他们的“不够勤劳”，至少与中国相比，这一结论绝非武断。反观中国，广大基层民众虽然付出了世界罕见的艰辛劳动，却依然过着世界上“最懒人民”的贫穷生活，可以说，这才是最值得深思的关键问题。

围绕以上话题，我们可以借用韦伯的“理想型”方法将当今世界上的国家大概分为四种基本类型：（1）人民勤劳并生活富足；（2）人民懒散并生活贫困；（3）人民勤劳却生活贫困；（4）人民懒散却生活富足，可以分别对应于欧美发达国家、非洲拉美国家、中国、沙特和俄罗斯等能源出口大国。很显然，第四种类型的国家只能算作一种特例，对其他国家而言不可能具有直接的“对比意义”，第一和第二两种类型的国家尽管存在重大差异，但是从社会道义角度来看，二者也并无显著的优劣之分；而唯独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种类型国家最值得推敲反思，对其民众而言，这种国家的社会制度是“最不仁道”的和最不公正的。由此可想而知：中国人之所以活得累，尽管也是由诸多因素共同导致，但是最关键的一点肯定在于其所处的特殊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中，极少数人享受着21世纪的人类最高物质文明待遇，却拥有着帝制时代的统治者才能占据的“绝对权力”，相应的，绝大多数人就必然要承受起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未曾出现过的沉重负担（包括体力和精神两个方面）。

但凡是了解当代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人，大多都会承认，“现代性”是作为一种整全性的学术概念而被发明出来的，它既孕育出了社会大众的无尽“欲望”，也在不断地努力满足这些欲望，而这背后就是一套完整的现代社会体制。在这个时尚狂迷的大众时代（方文语），花样不断翻新的“消费”既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发展动力，也为“社会公正”理念的普遍推广创造了内在的“合法性”和必然性。然而，作为世界重要成员的中国却是格外地青睐“特色”，硬要对“现代性”进行剪切阉割，在接纳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却极力排斥其对应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最终结果自然是社会公正原则的荡然无存，社会结构的“失衡”、“断裂”（孙立平语）；广大民众已经被吊起的“消费欲望”难以获得必要的满足，身心双重的劳累困顿由此而生。面对此种局面，可以引用张维迎先生的一句名言来进行概括解释，他这样说到：“人类最大的灾难，都是少数人的无耻和多数人的无知结合在一块的！”我认为，此言很好的回答了导致中国广大民众生活艰辛的社会源头又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