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全人类性质。世界社会主义流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构成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前者的研究应该关注时代条件的变化：1.马克思主义正面临时代化任务，衡量社会主义流派与之传承关系需运用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尺度；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尚在途中，对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呈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3.两种制度都与市场经济体制联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已经深化至价值观层面。
作者简介：余金成，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现象，是针对后者制度弊端的一种重新选择。如果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算起，社会主义思潮几近500年的历史；但是，社会主义思潮转变为一种影响人类历史的社会变革运动，则应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发表可视为其诞生的标志——开始，正是科学社会主义从规律意义认识无产阶级即人类解放条件的需要，使其前溯空想社会主义的发端，后启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成就了社会主义的历史体系。
如今，时代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型科技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从国别范围拓展至世界范围，并相应呈现了不同的形态；苏东剧变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其成功正在世界范围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社会主义天生是人类事业，本质上呈现为人类整体解放的社会本位价值观，世界上林林总总的社会主义流派，无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该价值观存在一定联系；研究并把握这一联系，不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启迪作用，而且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必然性理论的时代化。
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思潮、运动和流派的生生灭灭，往往是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社会问题的一种反应，它记录着一些持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人们孜孜探索的足迹。”①“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②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取决于：1.与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2.与现实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关系；3.所在国的国情；4.政治家偏好博弈。前两者是宏观因素，后两者是微观因素。人们一般侧重于微观层面的考察与梳理，本文试对两大宏观因素所涉及的三个问题予以探索性研究。
一、科学社会主义正面临时代化的任务，要求对社会主义流派的厘定采取更为灵活和宽泛的尺度
研究世界社会主义流派，最重要的是解决划分流派的尺度问题，通常的做法是区别为两大家，即科学社会主义和非科学社会主义。在以往情况下，这样做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两者的界限清楚；现在科学社会主义面临时代化的要求，需要在改革中探索新的符合时代条件的表达形式，单纯照搬传统的尺度就很难使人信服了。
强调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必要性本身就是一大篇内容，由于题旨所限，此处不予展开。如果尽可能贴近主题，实际上需要承认：即便是直接源于马克思，也会因历史迁延和具体环境变换而呈现出不同的脉系——仅这一派至少就有“马克思一脉”、“马克思列宁一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脉”三种；并且在关于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理论的认知方面也会存在诸多的不同。这意味着，需要为“科学社会主义”流派提供一个宽松的尺度，不要搞成“唯我独马”。当然，中国学者更愿意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正宗，这一提法承接了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历史发展线索比较清晰，感情上也觉亲切。但中国人已走向世界，不能把学问做得别人看不懂或难以认同。这里面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判断马克思主义。如果把尺度细化，其划定的范围必然就窄，可以考虑把马克思主义划定为三个层次：核心层次——以认同社会客观规律为核心的方法理论(辩证唯物主义)；中间层次——以论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为核心的逻辑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外围层次——以论证阶级斗争历史必然性为核心的策略理论(剩余价值理论)③。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理论应当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体系的基本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与时俱进的内在动力；其逻辑理论和策略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所处历史条件下对其方法理论运用的结果。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只要恪守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论的流派，就属于科学社会主义一脉。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理论可以展开为三项依次递进的内容，人们对其依循程度展示了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特点：
首先是承认社会发展存在客观规律——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社会目标，是在未来才能实现的，其现实认同只能依靠规律意识承载；凡是否认社会规律的思想流派，很难列入科学社会主义范围；与此相关，承认规律但并不认同现有关于规律判断的思想流派，则可以包容进科学社会主义范畴。
其次是承认经济对社会发展归根结底发挥着决定作用——这可以看作是对规律内容的进一步判断；放弃这一原则，认为可以凭借智慧、道德或其他要素主导社会发展的思想流派，很难归入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在承认经济归根结底决定作用的同时，承认政治、道德等要素能够在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段、特定环节发挥关键作用者，与该原则并不相悖。
最后是承认弱势群体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资源——这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决定作用的深入解读；社会主义事业本身具有经济性质，它对弱势群体的解放应当被视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举措；它不能被归结为某种慈善行为，而是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发展至特定历史时期客观需要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马克思之所以把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相并列，本质上与此相关。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实践对世界社会主义流派的存在与发展发挥着晴雨表作用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存在与否的事实证明。当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理想的时候，人们选择社会主义可以是因为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但当社会主义已经是一种现实的时候，再这么考虑就不够了——社会主义必须通过实践证明自身的优越性，才能产生一种普遍的说服力量。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当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时，社会主义思潮往往呈现抬头趋势，但是，要让人们普遍产生选择社会主义的愿望，只能是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显著超越资本主义的时候。换句话说，人类的社会主义事业天然是一体的，世界社会主义流派的历史演进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实践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使事情变得诡异的是：中国改革因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而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出现了某种雷同现象，致使人们在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时出现了归属何方的认知纠结。
经过35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功地扭转了因苏东剧变所造成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颓势，目前这一改革面临着全面深化的态势。问题在于，现实社会主义虽然在生产力发展方面证明了自身可以形成很高的速度，但这是采用了市场经济的结果，而后者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成熟的；不仅如此，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既呈现出生产力方面的效果，也自发地形成固有的生产关系局面，显然，市场“优胜劣汰”营造的生产关系迥异于“共同富裕”性质的生产关系——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在生产力环节取得骄人成绩，却止步于生产关系的“优胜劣汰”局面，很难说这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成功。迄今为止，我们都不能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功地嫁接了市场经济体制，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优越于或显著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只能说，目前两种制度的市场经济优劣互见，处在某种胶着状态，并没有达到尘埃落定的时候。马克思说，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在认识两制关系方面，这一观点也许应该做灵活理解：一方面，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方面为社会主义展示了未来，中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自身的生产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为资本主义展示了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政府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以完整地展示自身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优势。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同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取得最优的发展成果，才能真正昭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
当代社会主义流派所出现的色彩纷呈，与两制关系的这种未分胜负的过渡状态是一致的。人们无论是倾向于社会主义还是倾向于资本主义，都存在着一定的事实依据。事情的结果要看两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一旦社会主义改革达到既定目标，其制度的优越性就能够完整展现，人们在心理上的倾向性就会向社会主义转移。世界社会主义流派的政治生态环境就会出现根本性变化。
正因为如此，科学社会主义者不应鄙视或疏远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应该看到对方存在的合理性取决于民众的认同程度，而后者是对比两制发展优劣的结果，并非是主观宣教的产物。
提出上述问题的目的是避免流派划分失之于宽严不当。自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就处在不断演变和发展状态。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决定了它需要吸收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尽管该成果是持续更新的，但马克思主义对其目标设定和价值追求一向确凿无疑，这形成社会主义标准的绝对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决定了必须盯住其弊端——如果资本主义本身能够化解的难题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而当代资本主义仍在发展，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明确迹象，这决定了社会主义标准的相对性。这两大属性使社会主义呈现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在当代，不论人们从何种角度选择社会主义，客观上都渊源于马克思一脉，或者说与马克思主义形成有某种联系；彼此区别肯定是存在的，但其背后往往都有着客观原因。笔者的意思是：社会主义流派的区别并非都归属为正确与错误性质，而通常是所处政治生态环境不同所致。中国学者虽然需要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主张，虽然需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却没有必要使用大批判的方式针对其他流派。
三、西方价值观文化对社会主义流派存在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个基本事实是：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采取了市场经济方式来进行建设；关键显然在于，两种市场经济能否区别以及如何区别？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运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其自发趋势必然是贫富分化；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可以仰仗市场经济对劳动激励所形成的生产力，但却不能在其贫富分化结果面前安之若素。社会主义所面对的难题是：如何既沿用市场经济的生产力，又逐步消除两极分化。显然，市场经济在生产力方面的效率机制和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优胜劣汰”机制，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人们无法做到只选其一；但社会主义可以在“优胜劣汰”旁边增加“促劣变优”机制，即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使政府对非市场机制的权益分配环节发挥某种主导性作用。
在上述意义上，区别两种市场经济的关键因素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通常被规定只能站在市场旁边，只扮演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守夜人”角色，至多是在发生经济危机时行使宏观调控的“消防队”作用；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能够发挥更好更多的作用，例如建立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该体系实质上具有按需分配性质，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是一致的；同时建立更为平等的教育体系，使劳动能力的生产环节尽可能地趋近按需分配——这实际上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目标是一致的。虽然这两个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已有所成就，但其发展状态受制于生产力的需要，具有某种被动性质，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于生产关系目标的需要，往往主动施为，在实现机制和实现程度上会呈现更高的水平。
从根本上说，两种市场经济的区别是两种价值观文化的区别。中国承载了社会主义实践使命，西方则是社会主义发源地，双方的地位都比较特殊，也都十分重要。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迄今为止所展现的生命力，使中西社会主义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对资本主义发展成就的认同，区别是：中国社会主义认同其运用的市场经济发展方式，而西方社会主义若干流派开始认同其价值目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这些社会主义流派的最主要区别越来越呈现为文化理念的不同。两种制度的最根本区别不在所有制，而在价值观。资本主义主张个体本位，每个人都拥有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权利——只要遵循共同的法律规范即可；这一见解包括了从政群体；但是，由于政治权力拥有唯一合法的强制或暴力手段，拥有覆盖社会一切成员的管控体系，所以，从政者只能属于特殊的社会分工——他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努力应该得到合理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点：一是他们拥有的权力必须被拆分，所谓“三权分立”即是如此，二是他们通常不能进入市场，除非是发生经济危机的特殊时期。按照个体本位的立场，对政治权力的这种防范是天然合理的。换句话说，个体本位价值观并不假定政治权力的集体主义立场，而是认为从政者像所有人一样拥有利己主义的动机；为此，它拒绝政府介入市场，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只能扮演消极角色，一方面是“守夜人”，另一方面是“消防队”。它所能造就的最好的市场经济就是当下的市场经济，即只体现“优胜劣汰”不认同共同富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西方文化对个体本位的崇尚，使其思想界自觉与不自觉地对国家的存在形成隔膜。他们能够说出“国家是不能没有的坏东西”这样的话，就表明了这一点。中华文化与之不同，它所崇尚的社会本位是离不开国家形态的，因为任何个体都不能像国家那样把社会看着是自己工作或服务的对象。主张个体本位的西方文化，逻辑上是排斥道德规范的——既然把利己视为基本原则，再强调利他就会出现冲突；而主张社会本位的中华文化，逻辑上是接受道德规范的，虽然它并不排斥法制规范。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的实现与社会利益一致起来，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突出的都是个人追求与社会利益的联系。这种对政治权力的认识会产生一种信任：如果掌权者能够成为上述品格的群体，就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作出有效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是源于西方文化又扬弃西方文化的思想体系。黑格尔曾提出“国家是伦理观念的现实”，恩格斯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是把国家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一理解的正确之处是：当社会秩序对强势集团有利而国家又扮演维护该秩序的角色的时候，说国家具有阶级性质，在逻辑上并无不妥。问题在于：国家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包含了对统治阶级的某种约束——使其活动只能在法制的范围内进行，而不能随心所欲；哪怕是把这种维护视为体现了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毕竟也是对其直接利益和现实利益的超越。事实上，国家一出现，就体现了社会本位的立场，黑格尔之所以将国家视为有别于市民社会的更高发展形态，就因为它不再是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而是强调的社会整体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的理解，和他们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有关：革命的对象是国家，他们希望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最后一种国家形态；该专政是赤裸裸的阶级斗争工具，被赋予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一旦出现，对人的管理就会被对物的管理所替代，国家就会消亡；而理想社会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当事情推演到市场经济实践的时候，能否有效地运用政治权力就变成了区别两种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西方个体本位的理念使其社会主义观对于政治权力一直持排斥心态。在某种程度上，西方诸多社会主义流派都很难走出这一心理禁锢，这让他们迷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认为人类不可能再有更好的选择。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改良主义选择之所以产生重要影响，甚至使国内某些学者也视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最好出路，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信任政治权力的作用，也就不能放弃市场经济所采取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
注释：
①蒲国良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②吕东开：《当代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载于《江汉论坛》2000年第2期。
③参见余金成著：《社会主义的东方实践——解读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现代形态》，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14页。
④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卷第186－1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