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崛起”还仅仅是现在进行式，中国真正崛起如果比较顺利的话也大约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中国目前的发展态势以及中国潜在的综合国力，不仅让中国人自己，更让世界感觉到中国崛起将对世界的可能影响。美国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欧洲人感觉到了中国的经济威胁，环保人士感觉到了中国巨大的能源消耗和森林等自然资源的消耗，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不仅将改变1840年以来的东亚国际秩序，而且，中国与印度等国家的崛起，将可能彻底改变哥伦布发现美洲后西方确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发生与霸权国家的冲突甚至战争，因此，对正在崛起的、羽毛未丰的中国而言，如何避免与霸权国家及其同盟发生直接的冲突，是崛起时代的第一外交课题。在中国的崛起引起国际秩序微妙变动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觉的关键时期，中国既不可能完全保守韬光养晦的战略，更不能采取咄咄逼人的战略，急于改变现行国际秩序，而是需要顺势推动国际秩序的和平演变。

对中国崛起概念本身可能存在不同的认知，笔者以为，中国崛起最主要的指标应该在经济与综合国力上，当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成为东亚第一的时候，就可以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因为当经济总量达到东亚第一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将超越日本和欧洲其他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当中国的综合国力成为东亚第一的时候，中国在东亚地区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即使美日同盟试图干扰中国的影响力，也难以真正制约中国的国际行为，中国将成为国际政治权势中的一极。从现今国际政治秩序和格局而言，东亚第一强国就足以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强国；从历史层面而言，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虽然经济总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中国的国际行为始终局限于本地区，仅仅成为东亚霸主而从未成为世界霸主；从中国国民心理与情感而言，改变了1840年以来被动挨打局面，在东亚超越了日本，并且重新如历史上强盛时期那样地对东亚具有决定性影响力，也已经感觉自身的崛起与强盛。虽然现行国际秩序中，美国权势早已经介入东亚，中国虽然在东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也无法像历史上那样成为东亚的霸主，而只能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就这样一个崛起的概念而言，中国大约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可以实现自身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过程也有许多的不确定因素，有诸多的困难与障碍，但不确定因素或者困难与障碍最多推迟中国崛起的时间，但不会根本改变中国崛起的态势。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历史上新兴大国经常犯的错误：向霸权国家挑战并引发冲突与战争，导致新兴大国崛起无望且并被摧毁。虽然也有霸权国家试图摧毁新兴大国的可能性，但就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相互依赖时代的中国与美国而言，美国主动用战争手段摧毁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美国最主要的手段是遏制，遏制政策虽然对中国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无法根本阻止中国的崛起。

中国宣称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会高枕无忧，没有任何的警觉与应对。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是现行国际秩序最大受益者，不会轻易放弃其既得利益，它必然会利用其所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遏制中国的崛起进程。它还会利用它的同盟者，并且拉拢一切由于中国崛起而利益和地位相对受损的国家一起对付中国。中国在东亚的对手日本与美国的合作将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只有当日本觉得中国已经崛起，无法遏制中国，并且与中国的合作的收益大于与美国联合遏制中国的收益时，日本才会参与到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中来。中国的东亚邻国对待中国崛起是矛盾的：它们一方面从中国崛起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鉴于中国对待邻国一向比较慷慨的传统，中国的崛起是一个诱惑；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害怕中国像历史上那样地对待它们，因而希望美国的介入，通过这种平衡，既可以享受中国崛起的经济成果，又可以避免中国崛起可能造成的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影响其国家安全与自主。欧洲联盟对中国崛起的关注，与美国有不同的侧重。欧洲国家可能更会关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经济竞争以及环境等问题。特别是经济竞争，中国这头睡狮在经济上已经完全觉醒，而且，这架经济发动机正在玩命似地加速运转。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的中心是会向外扩展和移动的，中国正在吸收更多的资本、技术、人才，今后中国经济具有竞争力的领域不会只是纺织品和玩具，中国经济的科技含量必然不断提高，对欧洲及其他国家构成更大的竞争压力。

中国选择“和平崛起”，也可以“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不等于世界各国没有忧虑了。不同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将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这是任何“和平崛起”的宣传都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从国际政治的基本规律而言，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影响国际政治中各国的权势对比，和平崛起只是解决了与霸权国家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分配问题，权力分配、权势转换从改变上来说与崛起的方式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新兴大国崛起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分配就相应地发生了，权势相应地可能发生转换。这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无法去说服它的问题，它的国家利益所在。同时，在经济领域，更多的国家有其现实的担忧，中国的和平崛起，既给相关国家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但也会给许多国家带来经济竞争压力，这也与崛起的方式无关。中国在东亚形成一个经济中心，对周边国家具有比较大的利益，但对于欧洲，则构成比较大的竞争。建立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处于比较中心和有利地位基础上的欧洲经济对于中国和亚洲的相对优势可能丧失或相对下降，而更使他们担忧的是建立在这种经济优势基础上的福利国家制度将面临很大的挑战。从哥伦布以来，西方对于中国和亚洲的优势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可能由于中国的崛起而不得不改变，欧洲和西方可能再也不能躺在福利国家的床上睡大觉了。西班牙的商人感觉到了，埃尔切人火烧中国鞋城的举动说明它们在与中国商人的竞争中失败了，它们如果要与那些即使在节假日也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并且销售着价廉物美商品的中国人竞争，就不得不有所改变。因此，中国崛起不仅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可能改变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判断国际秩序的核心问题是结构和趋势，目前，中国还在崛起的过程中，还没有真正改变国际政治秩序的结构，多极化的世界还没有出现。但是，现行国际秩序中已经隐含着一种新的趋势，就像土地已经孕育了种子，它的破土而出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就是这样一颗种子。因此，对中国而言，现行国际秩序的结构是不满意的，但现行国际秩序所孕育的趋势是自己所期待的。这样，对中国而言，已经不是强调反对不合理的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它已经在向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而应该是如何确保现行国际秩序朝着目前显示的方向发展的问题。中国不需要强行去推动现行国际秩序的改变，而是要顺势推动这中秩序的“和平演变”。在比较有利的趋势面前，强行推进容易引起反弹，改变现行土地就会伤害已经孕育好的种子。顺势地、渐进地、不大肆张扬地推动国际秩序的“和平演变”，是值得提倡、并且是应该落实到具体外交与经济贸易行为中的一大战略。

顺势推动国际秩序的“和平演变”，有几个关键性问题需要把握：1、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国际和平，维护国际秩序。只有和平与合作，才可能为中国崛起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才能保持现行国际秩序对中国有利的发展趋势。中国崛起将改变国际秩序，这里的辩证法在于，中国为了崛起后改变国际秩序，就必须努力维护现行的国际秩序。中国对在联合国旗帜下参与国际维和应该有更积极的态度和作为。只有和平，才能保证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才可以开辟更广泛的国际市场，中国经济血液才能实现正常的循环。2、坚定地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对于大英帝国和美国缔造和维护的这个公共物品，中国人现在才体会到它的价值，也分享到了自由贸易的成果。以前认为这个维护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是西方资本主要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体系，现在，借助于这个体系，中国从国际市场获得了快速发展中的经济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及资金和技术。如果全球范围出现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就手很大影响，可以说，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是中国崛起的国际制度保障。3、让国际社会分享中国崛起与发展的成果。与政治权势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其他国家并不是零和博弈，在经济相互依赖条件下，可以实现双赢。中国经济增长本身可以拉动世界经济，而且可以造就增量的商业机会和利益。这些增量应该可以让世界各国有所分享。这将有利于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甚至敌意。同时，只有像非洲这样的地方的经济得到发展，中国经济才可以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4、中国需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鉴于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中国崛起过程中如果不彻底改变粗放型增长模式，对世界资源、环境将构成很大压力，将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基本态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应该考虑到别国的发展，这也是中国不同于西方以往殖民主义国际行为方式的地方，是新的国际秩序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