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部小说是我偿还债务的一部分”
“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
维特根斯坦在读完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后曾掩卷而叹：“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 我一直想说，这也是我在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时的最大感慨。
写作的权利意味着人的尊严、文学的尊严，而帕斯捷尔纳克通过写作《日瓦戈医生》所赢得的，正是人的尊严、文学的尊严。母庸讳言，对于置身社会主义这一特定背景的作家来说，这应该是一份人们期待已久的尊严。社会主义，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历史实践，也是20世纪最为严峻的时代课题。 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所描述的：“血的海洋会逼近到每个人的脚下，溅在所有企图逃避、苟且偷安的人身上。这场血的洪流就是革命。” 然而，也因此，对于所有置身社会主义这一特定背景的人来说，“社会主义”就必然意味着严峻的挑战。帕斯捷尔纳克的可贵在于，他最早意识到了这个挑战。“如果我们还能活到可以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并且看到这些回忆录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五年或十年当中的感受，远远胜过整整一个世纪。”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一场社会变革，而且还是一次精神事件。因此，它不但需要政治的总结，而且需要精神的审判。而这一切，也正是一个作家的所能为与所应为。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曾经借助濒临死亡的俄狄浦斯王之口声称：“你们在快乐的日子里，要念及死去的我，那你们就会永远幸福。”莎士比亚也在《哈姆雷特》中借助濒临死亡的哈姆雷特之口声称：希望后人能够想起他的故事。帕斯捷尔纳克禀承的也正是这一作家的神圣职责。“远远胜过整整一个世纪”的“感受”，被他“记录下来”，并载入《日瓦戈医生》的字里行间。他借助《日瓦戈医生》所写就的，正是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历程的一部不朽的精神史记、心灵史诗，他所完成的则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精神审判。
犹如维特根斯坦对于托尔斯泰的赞叹，帕斯捷尔纳克也“是一个真正的人”。命运把他抛入20世纪的俄罗斯炼狱，让他置身一个悲欣交集的时代，而他则以极大的勇气去面对这一炼狱与时代。他明白自己的选择，也明白这一选择必然意味着承担，甚至意味着生命的代价。何止是在他所置身的时代，在任何时代，类似他的这一选择都不会获致当政者的首肯，都会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都会被“排斥”为“异己”，“灵魂因为人类的苦难而受伤”。回想一下斯大林的称他是“天外来客”，肖洛霍夫的说他是“寄居蟹”，还有某些评论家的指责他脱离人民，他的声音也“经常被时代的进行曲和大合唱所淹没”，就会意识到上述的“排挤”与“排斥”。但是，这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深刻。他最早意识到：每个个人都是整个国家，是个人的尊严作为前提在维护着国家的尊严。对于任何一个个人，国家都既不能“预支”，也不能“透支”。而且，自己所要求的自由，就必须为所有的人去争取之；自己所拒绝的专制，也就必须为所有的人去拒绝之。因此，只有拯救自己才能拯救世界，只有维护个人的尊严，才能维护人类的尊严。在此意义上，个人的声音胜过时代的雷霆，个人的声音就是时代的最强音。1935年夏天，他临时被派去参加巴黎和平代表大会，会议中全世界的作家在酝酿要组织起来反法西斯，但是他却说：“我恳求你们，不要组织起来。”这当然是一个置身边缘情境的“边缘人”，正像帕斯捷尔纳克在诗歌中不无痛苦地倾诉的那样：“整个一生我都想和大家一样。/但是世界，披着优美的衣裳，/却不来倾听我的痛苦，/于是我只想，像我自己那样。” 然而，也正因此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显然，倘若统治者的操纵历史的权利是真实的，那么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思想的权利就同样是真实的，而且是更加真实的。作为自己所面对的一切的见证者与守夜人，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个人，帕斯捷尔纳克同样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写下自己的名字。
同样，也犹如维特根斯坦对于托尔斯泰的赞叹，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也“有权写作”。作为一个美学研究者。我一直为帕斯捷尔纳克的对于美学的痛斥而惭愧：“美学并不存在。对我来说，似乎美学不存在是对它的一种惩罚，因为它撒谎、妥协、迎合俗趣、屈尊俯就。因为它在对人一无所知的时候，胡扯专业问题。” 因为这无疑也是中国的美学研究的通病。而帕斯捷尔纳克显然没有“撒谎、妥协、迎合俗趣、屈尊俯就”，也没有“胡扯专业问题”，而是敏捷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帕斯捷尔纳克念念不忘的是“还债”。在逝世前的一年，他还对一位美国诗人说：“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为了还债。这种负债感在我缓慢的写作过程中变得一发不可遏制，在那以前，我多年仅仅从事诗和国外作品的翻译，我有责任通过小说评述我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饶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眠不醒。但在百花盛开的时候，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我不知道《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是否获得了彻底的成功，但即使它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仍然觉得比我的早期诗歌具有更高的价值，内容更为丰富，更具备人道主义精神。” 在一封书信里，他还进而提到了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有的人非常爱我（他们为数极少），我的心有负于他们，……我是为他们而写的，好象是给他们写的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在另一封书信里他还说，“这部小说是我偿还债务的一部分，证明我尽了自己的努力。” 在这里，“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为了还债”，“这种负债感”，“我的心有负于他们”，“这部小说是我偿还债务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话语意味着帕斯捷尔纳克对于自身责任的觉察。这是一种身为作家所必不可少的绝对责任，只要联想到“丧钟在为每一个人而鸣”，我们就不难领悟这种绝对责任意味着什么。
我们必须低下自己卑贱的头颅
由此，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毫无怨尤地接受了世纪所给予他的一切， 但是他却同时又以无限的责任感回报着世纪所给予他的一切。50年前的现实已经告诉我们，帕斯捷尔纳克因此而成为“诺贝尔”百年历史上罕见的因永恒荣耀而招致终身灾难的作家，这意味着：那个世纪对于这一个人欠下了巨债而且在他生前始终没有偿还，因此，那个世纪也没有因此而被赎回。这，实在是那个世纪的遗憾，也是那个世纪的耻辱。但是，这却并非帕斯捷尔纳克的遗憾与耻辱。因为，他已经完全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在他看来，革命固然是对现实的拯救，但是美学却是拯救之拯救，如果你在美学的立场上质疑这场拯救现实的革命，事实上也就在精神上拯救了这场拯救现实的革命。这美学的拯救、精神的拯救，就是他自己所肩负的世纪巨债，也就是他自己所意识到并主动肩负的绝对责任。写作，是他完成这一切的唯一可能，一个人对于一个世纪的巨债借此得以偿还，一个人的自我也借此得以赎回，这，实在是一个人的光荣，一个人的辉煌。
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过，“《日瓦戈医生》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我想在其中刻画出俄罗斯近45年的历史”。 不错，这确实是“真正的作品”。作为一个世界闻名的著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很早就意识到：“抒情诗已经不能表现我们经验的广博”。在提及几位诗人的自杀时，他也一再为 “生活已经变得过于沉重，过于复杂”，而自己尚未找到最恰当的形式和语言去表达而苦闷，“写下去，过于艰难”。最终，他不惜从抒情转向了叙事，转而“用小说讲述我们的时代”，并 “重新创造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在死后发表的自传性随笔《人与事》中，帕斯捷尔纳克自陈说：“这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为何转化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 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前后的俄国社会生活，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国内革命战争，20年代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卫国战争……当这一切纷纭错乱地汇聚而为前苏联社会主义的40周年庆典之际，他呈上了自己的最好纪念——《日瓦戈医生》。这是在那部前苏联的历史学家们献媚于斯大林的淫威而昧心编纂的臭名昭著的《联共（布）党史教程》大行其道、招摇过世之际的一部真正的俄罗斯的精神史记、心灵史记。一切的一切都“转化为艺术现实”，并且“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让我们想起的是在中国的秦始皇凶焰熏天之时的孟姜女的长歌当哭，或者司马迁不畏汉武大帝的淫威所呕心沥血而出的《史记》，或者面对法国的拿破仑的革命与暴力狂飙而毫不退让的雨果的《九三年》。俄罗斯著名诗人沃兹涅克斯基在题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纪》的纪念文章中写道：“二十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是的，确实如此！
相比之下，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无疑让整整半个世纪的所有的中国作家全都黯然失色。同为曾经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当我们回首前尘却惟馀惭愧。我们迄今也没有能够产生诸如此类代表着民族的良知与良心的大师与巨著。“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固然是我们的耻辱，即便是在这个美学精神大面积失血的噩梦结束以后，我们的一切也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谓予不信，不妨把帕斯捷尔纳克所生活的时代置换成我们的解放战争、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试问，我们又有哪一位名家与名作成功地面对了这一切呢？没有！恺撒的宝剑。早已败坏了美学的趣味。更为严重的是，在中国的作家中我们从未看到过帕斯捷尔纳克那种令人充满敬意的负债感以及对于作家天职的自觉。多年前，看到我们的屈原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去求得一个小小的楚国之君的认可，我们的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抛妻舍子地去追随皇帝，对于他们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精神王国中同样是国王，没有意识到皇帝无数但是屈原、杜甫只有一个，没有意识到通过自己的诗歌去拯救这个时代有着比现实的拯救远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就留下了深深的困惑。而今再看看上个世纪的中国作家的对于现实的俯首称臣，想想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在内的一代名家的不约而同的对于文学以及对于文学职业的蔑视（诸如千万不要再去学文学，不要去作什么空头文学家之类）。我们就会洞悉：在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既不存在敢于置身“边缘情境”者也不存在任何的“负债感”，“有权写作”的“真正的人”还没有诞生！最终的结果，就是20世纪令人遗憾地与我们擦肩而过。而在新百年新千年来临之际，倘若我们还有羞愧之心，倘若我们也还有进取之意，那么，唯一的选择必须是也只能是：回到俄罗斯文学，回到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因为，那里是培养人性的温床，也是爱的学校，痛定思痛，在俄罗斯文学面前，在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不朽名作《日瓦戈医生》面前，我们必须低下自己卑贱的头颅！
二、“我们是俄国恐怖年代的孩子们”
面对的是美学应当面对的
作为20世纪俄罗斯的精神史记、心灵史诗，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用小说讲述我们的时代”，面对的是美学应当面对的，发现的是美学应当发现的。
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不能不想起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宗师——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没有亲身经历过1917年以后的一切，但是，在他的《群魔》中，我们不难发现，事实上1917年革命的一切的可能后果其实都已经完全呈现。而他的《罪与罚》也完全可以再加一个副标题：《1865》，以便与司汤达的《红与黑》的副标题《1830》彼此一致 。他宣称：“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能避免恶，人的心灵不会改变，不合理和罪恶源自人的心灵本身，” 重温一下他在小说最后所浓墨重彩地书写的那个世界噩梦：“某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可怕瘟疫”，“出现了某种新的旋毛虫，侵入人体的微生物。不料，这些微生物是具有智慧和意志的精灵。人们食用了这种微生物，立刻就会精神失常，陷入疯狂”，“他们不知道谁审判谁，怎么审判，不能认同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不明白谁是谁非。人们互相残杀，怀着某种毫无意义的仇恨。”“一切的一切都在毁灭。” 回顾一下在他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任何人都无法否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正如后人所赞誉的，是一个“忧郁的先知”。而他一生中都在有意无意地思考的问题：“现在在俄罗斯谁不自以为是拿破仑呢？”则在身后的无数来者中激起无穷的深长思考。
帕斯捷尔纳克无疑是这“无数来者”中的佼佼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纪传人。毫无疑问，他所面临的一切都要远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更为严峻、复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还只是遥不可及的一切，在帕斯捷尔纳克却都已然成为必须接受的严酷现实。它是人类的一次失败了的精神冒险、精神实验，也是人类的又一次俄狄浦斯式的疯狂赌博。它盛行过太多的理想，但是偏偏又使得太多的理想蒙尘。它每每以书香开卷，但是偏偏又必然以血腥收场。它试图用暴力、屠杀来从肉体上消灭一切与自己同床异梦的群体，因为无视自身的有限而自负、愚蠢地以为可以凭借暴力革命的方式而迅速、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消灭世界的一切“恶”。为此，它不惜以目的的合理性来保证手段的合理性，推崇人有罪而历史无罪的红色梦幻，结果，不是目的证明手段，而是手段证明目的，最终从反抗转向革命、从对正义的呼喊转向对于暴力的赞扬、从对于普罗米修斯的赞美转向对于恺撒的膜拜，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转向奥维尔的《动物庄园》。半个世纪的时间，人们付出了许多，但是却收获寥寥。想上天堂却偏偏坠入地狱。或者，天国没有建成，地狱却已竣工。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开场的是幸福的憧憬，结束的却是撒旦的诗篇。与此相应的是，个体的命运悲欢离合在群体与历史的高歌猛进当中被不屑一顾，牺牲成为理所当然。且看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的揭示：“历史上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几次了。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你不妨对比一下布洛克的话‘我们是俄国恐怖年代的孩子们’，马上便能看出两个时代的区别。布洛克说这话的时候，应当从转意上、从形象意义上来理解。孩子并不是孩子，而是祖国的儿女，时代的产物，知识分子，而恐怖并不可怕，不过是天意，具有启示录的性质而已，这是不同的事物。而现在，一切转意的都变成字面上的意义了，孩子就是孩子，恐怖是可怕的，不同就在这里。” “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这是何等触目惊心的一幕？！但是，这却就是历史的真实，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所必须接受的严酷现实。
“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
然而，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帕斯捷尔纳克。他并没有将自己的目光局限在“是”与“否”的现实关怀的判断之上，例如对发生在20世纪俄罗斯大地上的那场社会主义革命持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等等，显然，倘若如此，帕斯捷尔纳克就不是帕斯捷尔纳克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帕斯捷尔纳克就没有自己的现实关怀、自己的现实判断。1937年“大清洗”之际，布哈林被被处决，继而就有几个军人找他，要他签署一封公开信，内容是要求判处几个元帅死刑，他严词予以拒绝：“同志，这不是签发剧场的入场券，我不能签!”然而，几天后在《文艺报》发表的公开信中却仍旧有他的名字。为此，他冲到作家协会强烈抗议。“我什么事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作协能干出如此卑鄙的勾当!没有人给予我决定他人生死问题的权力!替我签名，就等于把我处死。”流亡海外的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渴望重返祖国，帕斯捷尔纳克想告诉她自己对于国家状况的真实判断，但在半公开场合下又一言难尽，于是，他只能说：“马琳娜，别回俄罗斯，那里太冷，到处都是穿堂风。”话虽含蓄，但是对于国家状况的真实判断却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不难觉察。
然而，此时的帕斯捷尔纳克却毕竟并非美学的帕斯捷尔纳克。美学的帕斯捷尔纳克目光远在“是”与“否”的现实关怀的判断之上。在他看来，真正好的文学，一定要给我们一点超出现实的、政治的东西，一点只有文学才能够发现的东西，人们之所以去看文学作品，就是希望在其中看到这个东西。巡洋舰阿芙乐尔号炮轰冬宫，文学确实无法做到，但是文学会问：炮轰冬宫以后怎样？借用捷克作家赫拉伯尔的话：谴责“暴行的残忍”，文学确实无法做到，但是文学会问：“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是如何发生的？事实上，革命根本无法拯救现实，如果革命可以拯救现实，那人类早就因为革命而获得拯救了。更何况，革命自身也还需要拯救。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真正的悲剧既无缘无故，又无穷无尽。因为“无穷无尽”，所以它没有开始也不可能结束，因为“无缘无故”，所以它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可是革命的愚蠢就在于：以为自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以为自己可以找到某种外在的原因并且通过铲除这一外在的原因而获得最终的幸福。这样，终极的关怀就被现实的关怀所僭代，这就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借西玛之口所说的：“这儿把某种肮脏的、无关紧要的次要东西抬到它所不应有的、并不属于它的高度。” 结果，个人原罪被转换为社会原罪，人人争当激进时代的推波助澜的弄潮儿，个个要做传统时代的掘墓人。一项项社会启蒙工程、社会革命工程纷纷出笼，可是，就类似那座永远也无法建成的巴比伦高塔：诸如此类的把人间建成天堂的革命都只有一种归宿，就是把人间变成地狱。更何况，这一项项社会启蒙工程、社会革命工程还需要人类付出过高的甚至是不可承受的代价！可是，当我们所有人的一生都变成这一项项社会启蒙工程、社会革命工程的一砖一瓦或螺丝钉之时，这最终建成的幸福大厦又是为谁而建造、让谁来居住呢？这样的伟大事业还能称之为“伟大”、称之为“事业”吗？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不朽著作《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伊凡慨然宣称：“我付不起这项伟大事业的票价”，这无疑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想法，因此，必须替千千万万作为一项项社会启蒙工程、社会革命工程的一砖一瓦或螺丝钉的死难者们拒绝这张红色的“入场券”。在一个孩子的眼泪中，上帝的名誉都要大打折扣，何况这只是人间的革命？！
帕斯捷尔纳克正是因此而走向了拯救之拯救，走向了对于社会主义的精神审判。他所瞩目的，不再是历史的人，而是人的历史，不再是铁与火，而是血与泪，不再是英雄交响乐，而是悲怆奏鸣曲。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恩发现：“有些西方评论家把日瓦戈医生看成是对抗苏维埃政权的人物。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他们没能够发现，这部作品其实是对一切存在着的政权的反抗。” 这无疑是一种人性的反抗、美学的反抗。它并不斤斤计较于社会主义的“好”或者“不好”，而只是去关注社会主义的人性根源，关注社会主义出现以后给人类，尤其是给俄罗斯人在精神上所带来的种种触目惊心的变化，人性在什么地方成功了？在什么地方失败了？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社会主义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置身社会主义的背景，在什么地方离理想的人性更近，在什么地方离理想的人性更远？人类因此而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在《汤姆•琼斯》中说：“文学只是一个便饭馆，不卖山珍海味，只卖一道菜，就是‘人性’。” 因此，你甚至可以发现，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非常简单的，永远不会像生活那样让你眼花缭乱，它永远紧盯的问题就只是一个：离理想的人性有多远？或者，离理想的人性有多近？作家只和一个词朝夕相处，那就是“人性”；文学也永远只问一种得失，那就是“人性的尊严”。雨果曾经高呼：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那就因为，在绝对正确的现实关怀的基础上，必须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终极关怀。这就是雨果的反思：革命是绝对正义的吗？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的革命究竟意义何在？如果共和制度必须以牺牲个人的权利为代价，那么有没有更理想的共和制度？雨果的《九三年》给我们的启示堪称深刻。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也如此，透过社会主义的缤纷图景，他看到的是社会主义背后的人性缺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他也意识到，“俄罗斯灵魂是黑古隆冬的”，是一座地狱，一座“由于不能再爱而受到的痛苦”而自铸的地狱。“恶控制了人的机体，束缚着他的每一个行动，剥夺他同降落在灵魂中的黑暗进行斗争的任何一点想法和意愿，并且自觉地、心甘情愿地、怀着复仇的激情在内心中把黑暗当作光明” ，精神成了无根之物并失去了重量，生存进入了零度状态，衡量人性轻重的砝码不复存在，而且再也找不到灵魂的栖居之地，一切不断以欲望的形式呈现，一切都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么，值此之际，美学何为？文学何为？帕斯捷尔纳克的答案，就是走向“爱”，这无疑是走出地狱的唯一途径。社会主义背后的人性根源在于自我的出场与缺席。而以“社会主义”这一现实关怀来取代“自我的出场与缺席”这一终极关怀，则意味着这一人性根源的迷失。事实上，任何的社会黑暗从根本上来说都来自于个人的“原罪”。这“原罪”既无可推卸也无可归罪，既无穷无尽又无缘无故，而要走出这“原罪”也不可能依赖任何的外在力量，而只能依赖以自己的全部生命去彰显“爱”、见证“爱”这一方式，这，就是所谓“神性拯救”，也就是所谓“爱的拯救”，正如索洛维约夫在《无题》诗中所说：“统治大地的是死神和时间，――但你切不可如此把他们称唤；总在旋转的一切都会在雾中消散，就只有爱的太阳永远不会变换。” 而文学的意义则就在于为这一彰显“爱”、见证“爱”的方式作证。帕斯捷尔纳克称之为：“审判”。他借助《日瓦戈医生》中的日瓦戈医生的诗句慨然宣称：“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 。
显然，帕斯捷尔纳克的“审判”必然是也只能是： “爱的审判”！
三、“失爱”的人性误区
困惑很快就随之而出现
从“爱的审判”出发，帕斯捷尔纳克深刻地揭开了社会主义的隐秘一角，那就是：失爱。
当历史的巨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排山倒海般到来，也曾经被人们欢欣鼓舞地完全接受。“馋鬼和寄生虫驾驭着挨饿的劳动者，并把他们驱向死亡”，“还有其他凌辱和暴虐的形式”，“人民的愤怒、要求正义生活的愿望、寻求真理的精神”的日益高涨，让人们普遍认为：“在杜马里通过议会制、不采取专政手段就能根本摧毁旧制度”的途径是没有的，唯一的选择，就是革命与暴力。 因此，日瓦戈医生的感受是：“这一伟大和永恒的时刻震撼了他，使他无法清醒过来。” 当他在雪花飘飘中买到政府第一号公告的号外时，雪模糊了他激动的眼睛，他对拉拉也说过：“革命……仿佛是一股被阻滞得过长的空气。每个人每件事都苏醒了，获得了再生，一切都是发生了转化、转变。” 日瓦戈医生也对岳父说：“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了判决。”“假如说让谁去创造一个新世界，开创新纪元，他一定需要首先清理出相应的地盘。他肯定要等着旧时代先行告终，而为了着手建设新的世纪，他需要的是一个整数，要另起一段，要的是没有涂写过的一张白纸。”“但现在却一蹴而就。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上的奇迹，是不顾熙熙攘攘的平庸生活的进程而突然降临的新启示。它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半路杀出，不是在预先选定的时刻，而是在奔腾不息的生活的车轮偶然碰到的日子里。这才是最绝妙的。只有最伟大的事情才会如此不妥当和不合时宜。” 拉拉也说：“谁对咱们都没有恶意，恰恰相反。现在周围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的权利，为了保护弱者，为了女人和孩子们的幸福。是的，真是这样，您不用不相信地摇头。总有一天，这会对我和对您都有好处” 还有“一位合乎潮流的大实业家”拉夫连季•米哈伊洛维奇•科洛格里沃夫：“聪明而又有才能。作为一个财产可以同国库匹敌的大富翁，同时又是一个从平民中神话般地爬上来的人，他对这个衰朽的制度怀着十分的憎恨。他把秘密工作者藏在自己家里，替因政治问题而受审讯的人雇辩护律师；而且真像人们开玩笑所说的那样，他出钱资助革命，自己推翻作为私有者的自己，并在自己的工厂里组织罢工。”
但是，困惑很快就随之而出现。那个红色的“十月”改变了许多，“所有的地方都在开始任命权力大得无边的委员，他们都是些具有钢铁意志的人，身穿黑色短皮外衣，以种种恐吓手段和手枪为武器，很少刮脸而且更很少睡觉。” 这些人以自己独有的“恐吓手段”为武器取代了昔日的统治者，但是普通人的生活却没有什么改变。1917年，日瓦戈医生从陆军医院回到莫斯科，“听说劈柴、水、照明都会没有。货币要取消，供应也要停止。”日常食物紧张，只能偷偷找“市郊农村的农民”买蔬菜和土豆，因为“带货物的农民是受人拦截的”。“房子收归区苏维埃支配”， “不是劳动人民的”被撵出门外，“伤寒病”流行，却连抢救的车也没有，“窝窝囊囊像羊一样坐以待毙”，出门需要“出差证明”，而且动辄被强制征劳役，一半的村庄荒无人烟，土地被遗弃了，庄稼无人收割，“自古以来，田野里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的老鼠。”“村里的长毛看家狗变成可怕的野狗”。这就是“普通老百姓”过上的“好日子”。经由了一场暴风骤雨的翻身、解放，普通人在沙皇体制下遭遇的种种不平，又大言不惭愧地重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离开莫斯科的火车上，日瓦戈感叹：“一旦革命唤醒了农民，他们就认定几百年来梦想的一家一户的独立生活就要实现，希望能靠自己双手劳动建立无政府的田园生活，不隶属于任何方面，也不向任何人承担义务。但是又落入了新的革命的超国家体制的更狭窄的夹缝。”
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暴力，这一切的一切也并不像最初想象的那么美好。没完没了的杀人，甚至是白军和红军彼此进行杀人竞赛，互相残酷报复。 革命成了拼命：“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我们在战场上一样，你们也会觉得生命大概已经停止，属于个人的一切都将结束，除了残杀和死亡以外，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我还说不清楚，究竟是人民自己以排山倒海之势挺身而起，还是这一切仅仅是打着他们的招牌。……不过发展到两个人互相揪起头发、摔盘子砸碗的地步，也就难断定哪一个先动了手。”“我也认为，俄罗斯注定会是争取社会主义统治的第一个国家。当这件事成为现实的时候，它会使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怅然若失，一旦清醒之后，也就永远不能追回已经丧失的那一半的记忆。我们将会忘记许多事件的发生孰先孰后，也不再为这空前的变化寻求解释。已经确立的制度就像大地上的森林或者天空的云絮那样把我们团团围住，无所不在地受它的包围。没有任何其他的结局。” 于是，人们又反过来企盼着：“这世界什么时候才能清醒过来，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定而有秩序的生活？”
目睹这一切，“在尤拉的心灵里，一切都被搅乱、被颠倒了” 。他无法赞同游击队长利别里乌斯认为“革命与太阳系的存在同样重要的” 的看法，也发现革命、暴力的代言人们在宣扬“他们自己是一贯正确的神话，以致他们竭尽全力地无视真理”。这个独立思索者无疑不能认同这一切，因为“他不是以公认的方式，而是以同植物王国作比较的方式去设想历史”。从森林中树木和树叶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但森林本身却永恒不变，他意识到，人类历史也如此，在在种种暂时变化的背后蕴藏着的同样是永恒不变。社会主义就是暂时的变化，人性、爱、信仰才是永恒不变的。 由此返观现实，日瓦戈医生意外地听到了“坐在火山口上”的声音：“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如果等待我们的竟是那样一种局面，那我们又何必去呢？我们应当向后转才是。” 而帕斯捷尔纳克也借桑杰维亚托夫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口说：：“这不是生活，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荒诞不经的怪梦。” “我认为，如果指望用监狱或者来世报应恐吓就能制服人们心中沉睡的兽性，那么，马戏团里舞弄鞭子的驯兽师岂不就是人类的崇高形象，而不是那位牺牲自己的传道者了？关键在于干百年来使人类凌驾于动物之上的，并不是棍棒，而是音乐，这里指的是没有武器的真理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真理的榜样的吸引力。”
确实，任何制度的形成与更迭都不应化约个人的价值，任何制度的形成与更迭都应该是个体选择的结果。即便是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但日瓦戈医生面对的却恰恰与此相反，“那时革命是当时的上帝，那个夏天的上帝，从天上降到地上，于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疯狂，于是每个人的生活各不相干，但都一味肯定最高政治的正确，却又解释不清，缺乏例证。” 这个僭代的伪上帝以正义与真理的名义取缔了所有的人的独立思索的权利，强迫所有的人把自己的一切完全拱手相送，要“毫不可惜地彻底同独立思考分手”，“和周围的生活相似并能不留痕迹地融合其中”。它单方面规定哪些人可以缘此而生，也规定哪些人必须缘此而死，行恶偏总在标榜自己是在行善，摧毁你却总是告诫你意在拯救，结果，人们的灵魂就迷失在这制度形成与更迭的泥泞中。更为令人不堪的是暴力。因为不再关注灵魂，也没有了爱与信仰（在中国，这叫“丧失阶级立场”与“迷信”），因此也就没有了与对立一方与同盟者的沟通的可能与前提，唯一的途径，就是在肉体上将其全部消灭。高尔基曾经震惊于一个水兵发言：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可以杀死一百万人。其实，这正是暴力的全部真谛！以暴易暴，以恶抗恶，“杀人”不必等待“月黑”，“放火”也不必等待“风高”。贫穷、落后一旦被简单总结为敌人剥削与压迫的结果，为成为敌人的那个样子而奋斗，就成为“翻身”全部的理由。于是，太多的恶借着善的名义得以泛滥，暴力一旦成为人们自我表达的手段，就已经面临失控了，黑暗吞噬黑暗，屠戮遭遇屠戮，它比历史书上记述的血腥何止严峻百倍千倍？世纪劫难的帷幕因此而拉开。可是，以血还血，鲜血只会流得更多；以暴易暴，换取的只是更多的暴力；以黑暗对黑暗，也带不来黎明的曙光。施之于任何人的暴力，都是对更多的人的暴力的预演。能够施之于你，也就能够施之于他。然而，暴力从来就不是社会稳定的前提，而是社会动乱的先兆。社会的安定需要的是爱与生命的敬畏，而暴力的大行其道则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学会爱、也还没有学会敬畏生命，更没有意识到对于暴力的宽容与放纵，实际上是犯下了蔑视爱与生命这宗更大的罪。
尤其令日瓦戈医生难堪的，是“自己是多么难于习惯这种一定要相互消灭的血腥的逻辑，而且不忍心去看那些受伤的人，特别是可怕的现代的战场的创伤，也更难于习惯那些被最新的战争技术变成一堆丑陋不堪的肉块的残存下来的畸形人。” “革命癫狂”在无数普通人的心灵中诱发了新的恶。人与人彼此为敌，相互仇恨，相互伤害，人性被完全扭曲。“他们是燧石，而不是人。除了原则就是纪律。” 视生命如草芥的帕姆菲尔，像李逵一样“排头砍去”的随便杀人：“我干掉过你们很多人，我手上沾满老爷、军官还有不知道什么人的血。人数和姓名我记不住了。往事如烟嘛。有个孩子我老忘不了，我干掉过一个孩子，怎么也忘不了。我为什么要把小伙子杀死呢？因为他逗得我笑破了肚皮。我一时发昏，笑着朝他开了枪。毫无缘由。” 就是他，在红军和白军打仗失利的时候，竟然先用斧头把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砍死，因为害怕自己死后妻儿被敌军活捉并受到折磨。斯特列利尼科夫为了“彻底报仇”、“洗清那些悲伤的回忆”而投身革命（这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更大的恶），后来成为红军的首领，明知妻女就在自己身边却不去寻找，明知妻女就在城里可是照样万炮齐轰！日瓦戈医生曾在旅途中邂逅斯特列利尼科夫，那时他全然已经是“明确的概念，直率的态度，严厉的原则，正确的化身”，对个体生命的悲悯、关怀荡然无存，因此，越是“明确”、“直率”、“严厉”、“正确”，就越是令人毛骨耸然，越是令人万分恐怖。可是即便如此，却还是被迫害、被清洗。无人性与反人性的扭曲更典型地表现在对战的双方竟然就是年少时在一起玩战争游戏的伙伴。
小说下卷第十六章中提到的“古拉格”、“惩罚劳改营”更是后来的名著《古拉格群岛》的先声。 “为了掩饰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 这无疑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揭示。这意味着：在《九三年》的对于身体的“施暴”之外，《日瓦戈医生》看到了对于心灵的“施暴”。而且，与传统的精神控制是强迫你沉默不同，现在的精神是强迫你说话，象保尔那样不断地说话（而日瓦戈医生的对策正是不说话）。结果，人而非“人”，人不再是情感丰富、独立思考、承担责任的“真正的人”，而是棋子、燧石、螺丝钉。在这方面，拉拉的感觉堪称敏捷：“突然间一切都变了样儿，言论变了，空气也变了，既不会思考，又觉得无所适从。仿佛有生以来就像个孩子似的让人牵着手走，如今骤然把手放开，要自己学着迈步了。” 于是，人也变了： “良心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规则。比如，他的生身父亲，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工人出身，当过政治流浪犯，就在公路旁边的一家法院里工作。那就是他流放时住的地方。那儿还住着他的朋友李韦尔辛。都是革命法庭的成员。可您猜怎么着？儿子并没告诉父亲自己是谁，父亲也认为他这样做完全应该，并不生气。既然儿子隐瞒身份，那就意味着不应当问。他们是燧石，而不是人。除了原则就是纪律。”
在心灵上认领自己
而要走出人性的误区，首先就要在心灵上认领自己，要把自己从现实关怀中解放出来，摆脱把人的罪恶他者化、社会化的归罪意识。因为，对于“罪恶”、“敌人”的种种想象其实往往并非真实。而是由于自我冷漠心灵的“投射”。例如蛇，在农夫与蛇的故事中它十恶不赦，但是在儿童的眼睛中它却并非如此。儒勒•列那尔的《胡罗卜须》（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中的一个儿童在谈到“蛇”时，就出人意料地说：“太长了！”可见，正是冷漠心灵的“投射”才造就了“蛇”的所谓绝对恶（事实上，大部分的蛇对于人类是无害的）。不再关注灵魂，不再关注爱与信仰，自然就会产生心理焦虑，并且会因此而产生极度的不自信与恐惧感。因为不自信，所以要怀疑一切，因为恐惧感，所以要播种暴力。 想象中的大敌当前，想象中的战争将临，想象中的你死我活，想象中的离心离德……这一切使得每个人都变得六亲不认、铁血心肠。而任何一个人只要对他人施暴，他自己的生命也就不复完整，而且由人而异化为非人，永远失去了与他人交流的可能。何况，对个人施暴，也就是对于全人类施暴的开端。而在任何一个社会，对于施暴的依赖越强，人性被扭曲的也就越多，安定团结的可能性也就越小，最终结果，就只能是“以暴易暴”。“这是世纪病，时代的革命癫狂。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儿，说的和表现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儿。谁的良心都不干净。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过错，自己是秘密的罪犯，尚未揭露的骗子。只要一有借口，想象中就会掀起自我谴责的狂浪。人们幻想，人们诽谤自己不仅是出于畏惧，而且也是一种破坏性的病态的嗜好，自愿地处于形而上学的恍惚状态和自我谴责的狂热中，而这种狂热如果任其发展，便永远无法遏止。” 显然，一切就是如此的虚妄：人们信誓旦旦地去消灭恶，但是却在匆忙中不加分辩地消灭了善——至于那恶本身，却被自己当作宝贵的遗产继承下来并且进一步发扬光大了。
因此，尽管暴力因为被涂上红色而神圣化，但是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却仍旧无法掩饰其“失爱”的根本缺憾。这些红色的施暴者或许比他的对手更无情，但是却绝不比他的对手更高贵。丧失了对于灵魂的关注、对于爱与信仰的关注，人们意外地发现：自己从上帝的子孙转而成为撒旦的传人，逃脱了上帝的审判之后，遇到的是自己审判自己的无奈，无爱的冷漠这世纪的瘟疫在隐秘而快速地蔓延。在一次被迫的战斗中，置身其中的日瓦戈医生的感受意味深长：“他们当中医生一个也不认识，但他觉得有一半脸孔他都熟悉，曾经见过。他们使他想起过去的中学同学。也许这些青少年是他们的小兄弟？另一部分人他仿佛过去在剧场里或街道上的人群当中遇见过。他们一张张富于表情的、讨人喜欢的脸使他感到亲切，就像见到自己圈子里的人一样。” 这就是你死我活的不共戴天的死敌？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使他感到亲切，就像见到自己圈子里的人一样”的人成为敌人？作战双方所有的人都 “感觉麻木”，欠缺的是爱，富裕的是仇恨。“仅仅为了这些议论，人们就血流成河。”但是日瓦戈医生却完全不同，尽管“置身度外是违背规则的”，然而他在“敌人”身上看到却仍旧是“人”。我们看到，作为唯一的清醒者，“怜悯心不允许他瞄准他所欣赏并同情的年轻人。胡乱朝天射击又太愚蠢，违背他的意愿。于是他选择在他和他的目标之间没有任何进攻者的时刻，对准枯树开枪。这便是他的射击方法。” 但是，最终他仍旧没有逃脱战争的陷阱，也因为自己不得不枪杀一个少年而陷入痛苦的忏悔之中。“‘我干吗要杀死他呢？’医生想道。” 当“恶”成为一种不约而同的生存方式，当人心的黑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披着正义、革命的外衣公然面市，唯一的期待就不是催眠曲，而是如同曼德所说的“对人类罪性的觉醒”。日瓦戈医生的忏悔就意味着他的“对人类罪性的觉醒”（尽管这同时也意味着他的对自己的永远的流放）。
更引人瞩目的，是拉拉的忏悔。在瓦雷金诺，在飞雪与狼嚎声中，日瓦戈医生向拉拉提了那个著名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应该称之为世纪困惑的问题：“既然你们如此相爱，什么破坏了你们家庭的和睦呢？” 这无疑是在问：是什么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沟通，世纪性的冷漠是从何而来？拉拉的回答发人深省：“像我这样的弱女子竟然向你，这样一个聪明人，解释在现在的生活中，在俄国人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家庭，包括你的和我的家庭在内，会毁灭？唉，问题仿佛出在人们自己身上，性格相同或不相同，有没有爱情。所有正常运转的、安排妥当的，所有同日常生活、人类家庭和社会秩序有关的，所有这一切都随同整个社会的变革，随同它的改造，统统化为灰烬。” 确实，一个社会本来是用爱来维持的，用善来维持的，现在突然把这些爱和善连根刨掉了，成了一个没有爱、没有善的社会，结果是“统统化为灰烬”：“日常的一切都翻了个个儿，被毁灭了。所剩下的只有已经被剥得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的人的内心及其日常生活中所无法见到的、无法利用的力量了。因为它一直发冷，颤抖，渴望靠近离它最近的、同样赤裸与孤独的心。我同你就像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在世界创建的时候没有任何可遮掩的，我们现在在它的末日同样一丝不挂，无家可归。我和你是几千年来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在世界上所创造的不可胜数的伟大业绩中的最后的怀念，为了悼念这些已经消逝的奇迹，我们呼吸，相爱，哭泣，互相依靠，互相贴紧。”
爱被连根拔掉了，暴力、革命大行其道，结果无疑显而易见。所以拉拉最终大彻大悟：“为什么我们的幸福遭到破坏。我后来完全明白了。我讲给你听吧。这不只是我们俩的故事。这将是很多人的命运。” “我现在深信，所有的一切，随之而来的、至今仍落在我们这一代头上的不幸，都应归咎于战争。我清晰地记得童年的生活。我还赶上了上个世纪的和平。信赖理性的声音是愉快的。良心所提示的被认为是自然而需要的。一个人死在另一个人手里是罕见的，是极端例外的、不寻常的现象。拿谋杀来说吧，只在悲剧里、侦探小说里和报纸新闻里才能遇见，而不是在日常生活里。可突然一下子从平静的、无辜的、有条不紊的生活跳入流血和哭号中，跳入每日每时的杀戮中，这种杀戮是合法并受到赞扬的，致使大批人因发狂而变得野蛮。大概这一切决不会不付出代价。那时谎言降临到俄国土地上。主要的灾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了对个人见解价值的信念。人们想象，听从道德感觉启示的时候过去了，现在应当随声附和，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兴起了辞藻的统治，先是君主的，后是革命的。这是一种笼罩一切、到处感染的社会迷误。一切都置于它的影响之下。我们的家也无法抵挡它的危害。家庭中的某种东西动摇了。在一直充满我们家庭的自然欢快气氛中，渗入了荒谬的宣言成分，甚至渗入我们的谈话中，还有那种对于非谈不可的世界性话题不得不放意卖弄聪明的风气。” 而这也正是“家庭的和睦”的被破坏的原因之所在：因此，拉拉的感伤才会深深地打动我们每一个后来者：“我告诉你吧。如果斯特列利尼科夫再变成帕申卡•安季波夫，如果他不再发狂，不再暴动，如果时间倒流，如果在某个远方，世界的尽头，我们家窗口的灯奇迹般地亮了，照亮了帕沙书桌上的书，我大概爬也要爬到那儿去。我身上的一切都会猛地一振。我抵挡不住过去的召唤，抵挡不住忠诚的召唤。我会把一切统统牺牲掉，甚至你和我同你的亲密关系，这么信然自得、这么自然而然的亲密关系。” 不言而喻，拉拉的这番肺腑之言完全可以被看作二十世纪的世纪忏悔和世纪总结。而且，一旦对于“革命”、“暴力”的罪恶不再无痛无悔、无动于衷，一旦意识到了“革命”、“暴力”的失爱，“革命”、“暴力”也就在精神上最终得到了拯救。
四、“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
从“洞察黑暗”到“走出黑暗”
然而，拯救“革命”、“暴力”的目的还是为了最终拯救自己，拯救历史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最终拯救生活。借用日瓦戈医生的说法，前者可以称之为：“洞察黑暗”，后者则可以称之为：“走出黑暗”。
必须强调，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它的“洞察黑暗”，而且，其中的多数人是从它对于政治与社会的黑暗的洞察入手，少数人则进而从它的对于心灵的黑暗的洞察起步，但是，关于“走出黑暗”则很少有人关注。尽管，事实上这才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的关注重点与贡献所在。显然，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疏忽与失误。当然，20世纪的俄罗斯确实充盈着深重的劫难，而且，这劫难甚至可能超过了此前许多世纪的总和。因此，置身其中，对于这世纪劫难的觉察无疑就非常重要，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说，这“觉察”毕竟只是觉醒的开始，而对于世纪劫难的终结才是觉醒的归宿。其他人都是认识黑暗，但是他的可贵在于如何走出黑暗。在这方面，令人联想到的是欧洲的萨特与加谬。前者的成功在于揭露了荒诞，而后者的成功则在于如何走出荒诞，如何将萨特的终点变成他的起点，如何变萨特的只说“不”而为既说“不”也说“是”。而倘若再将《日瓦戈医生》与雨果的《九三年》做一个比较，不难发现，后者侧重的只是革命对于人类身体的暴力，而前者却侧重的是革命对于人类精神的暴力。至于《日瓦戈医生》与奥维尔的《1984》、《动物庄园》的相比，我们则会发现：后者的成功在于揭露了黑暗，而前者的成功则在于如何走出黑暗，如何将奥维尔的终点变成他的起点，如何变奥维尔的只说“不”而为既说“不”也说“是”。
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世纪劫难的根源不在于社会的原罪，而在于个人的原罪。要走出社会的原罪，依赖的是社会力量、外在力量的推动或者社会制度的改变，可是，要走出个人的原罪，任何的社会力量、外在力量的推动，任何社会制度的改变显然都无济于事，换言之，黑暗既无穷无尽，也无缘无故，与之拼搏无异抽刀断水，幻想铲除无异火上浇油，这也就是说，黑暗本身根本不可战胜，然而，帕斯捷尔纳克的可贵却恰恰在于：并没有因此而走上永远与黑暗同在并且反抗黑暗的道路（这正是中国的鲁迅们所选择的道路）。因为所谓 “同在”恰恰就是对于黑暗的永恒的默认。一旦你用反抗的方式来面对黑暗，其实也就证明了黑暗的不可战胜，尽管你不跟它同流合污，尽管你勇敢地去揭露它、去还原它，但是你的软弱毕竟也就为黑暗所知。那也就是说：你意识到了黑暗是不可战胜的！而你采取的仍旧是旧世界的斗争方式即诅咒的方式、仇恨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方式。这样一来，旧世界的不可救药同时也就成为你自身的不可救药。这无疑并非帕斯捷尔纳克的选择。我必须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就是对此的回答。
赌“爱”存在，赌“光明”在前
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之所以蔚为世纪的美学丰碑，原因也完全在此。他的选择是：与黑暗进行一场伟大的美学赌博。赌“爱”存在，赌“光明”在前。黑暗确实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他坚信——光明在前。所以就完全可以转过身，去与光明同在。在这个意义上，其实也就表示了黑暗的可以战胜。换言之，一旦背对苦难，也就转而面对了光明！在这方面，恰如《圣经》的《新约》的口号所启示的：“你们必通过真理获得自由。”也就是说，必通过面对光明去获得自由，或者，必不可通过与黑暗同在去获得自由。这样一来，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寻觅到了“走出黑暗”的美学道路，这就是：爱！只有爱才是对恶的真正否定，而其他的否定，比如说以恶抗恶，比如说以暴抗暴，都不过是对恶的投降与复制。世界的丑恶不是不需要“爱”的理由，而是需要“爱”的理由。这个世界越黑暗就越需要爱，因为，假如你采取了对这个世界的报复的方法，你就把心灵也变成了这个世界，变成了地狱。只有爱才是对恶的唯一深刻的否定。所以，真正的超越恶不是以恶抗恶，而是绝对不像恶那样存在。事实上，个人原罪并非社会原罪，任何外在的力量与革命都无法拯救，走出个人原罪的唯一的途径就是爱；同样，倘若没有爱作为必要的参照，事实上罪也不成其为罪、恶也无所谓恶，因此，走出“罪”与“恶”的唯一的途径也只能是爱。这，就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所说的，与“埋葬死者的大地”相对应的“另外的某个地方”，也就是他所渴慕的“对不朽的忠诚”和“个性自由”。 同样，还是拉拉所憧憬的：“周围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权威人士。于是便想信赖最主要的东西，即生活的力量、美和真理，让它们而不是让被打破了的人类各种法规来支配你，使你过一种比已往那种平静、熟悉、逸乐的生活更加充实的、毫无遗憾的生活。” 由此，正如日瓦戈医生在冥冥中所凝视并期待着的：“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
确实，世界固然已经千疮百孔，但是却并非无药可医。人类虽然已经濒临绝望，但是却仍旧充满希望。“千疮百孔”、“濒临绝望”恰恰是对人之为人的神性的考验，也恰恰需要对于人性、爱与信仰的坚守。生命因为爱而完美，也因为爱而价值无限，更因为爱而美。也因此，爱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眼中，就超越了一切的一切。 “战争，革命，脑震荡，枪击，种种死亡和毁灭的场面，被炸毁的桥梁，破坏后的瓦砾和大火——所有这一切霎时都化为毫无内容的巨大空虚”。 惟有爱，才是高于一切的一切。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所呈现的，正是超越了一切的一切与高于一切的一切的爱。
这样，习惯了铁马金戈洪钟大吕之类作品的读者对于这部作品或许会有许多的失望，例如日瓦戈医生就与那种力挽狂澜、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相距甚远，他毋宁是软弱、无能乃至不堪一击的。他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保尔•克察金那类的英雄人物，而且，甚至颠沛流离，家破人亡，既不能保护自己的亲人，也不能呵护自己的情人。让你联想起的，也无非是中国的宝玉那类“无才补天”、“枉入红尘”的那顽石蠢物，或者俄罗斯文学中常见的那类“多余的人”。可是，也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另外一场性命悠关的战争中，维护了在时代风云中被雨打风吹而去的爱的存在。尽管，这几乎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一个人独自上阵的战争（这令我们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的话：“他们有那么多，而我只是一个。”）。但这无疑是更为重要的战争，也是唯一真正的战争。
因此，日瓦戈医生的“软弱、无能乃至不堪一击”，他的“既不能保护自己的亲人，也不能呵护自己的情人”，就恰恰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目光卓绝之处。不同于保尔•克察金们的热衷于消灭掉自我的存在，日瓦戈医生全然是固守着自我的存在：“在深思熟虑的心灵里，在新的生活方式当中，在被称作天国的新的交往范围里，没有民族，有的只是个人。” “当一个人不符合我们的想象时，同我们事先形成的概念不一致时，这是好现象。一个人要属于一定类型的人就算完了，他就要受到谴责。如果不能把他归入哪一类，如果他不能算作典型，那他身上便还有一半作为一个人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便解脱了自己，获得了一星地半点不朽的东西。” 同样，不同于保尔•克察金们的以抗争而进入历史，日瓦戈医生是以亲历苦难而进入历史。要承担恶但又不被恶所吞噬，就必须找到某种承担的力量，帕斯捷尔纳克显然并不相信任何的反抗的力量，看来，对于人之本性，他有着足够清醒的洞察。人根本没有能力去自我改变自己的恶的处境，因为要反抗的恶首先就存在于自己的身上，因此重要的首先就必须是：自己不去做恶，不要成为恶的祭品，而且从此去终结以“恶”来书写历史、书写人生的千年一律与千篇一律，否则，就是恶上加恶。布罗茨基说得十分精彩，与其在暴政下做牺牲品或做达官显贵，毋宁在自由的状态下一无所成。这应该也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的心声。所以，在日瓦戈医生身上，我们根本看不到鲁迅式的“脊梁”，而偏偏看到了卡夫卡式的“懦弱”。引人瞩目的是，帕斯捷尔纳克找到的也是在任何的反抗力量之外的爱的力量。所以，我们才会在身陷苦难的日瓦戈医生身上看不到丝毫的怨恨的情绪。丝毫的寒冷的东西（而我们在中国的鲁迅身上看到的却恰恰正是这些），我们都知道，著名的特蕾莎修女曾经面对过一个革命者的考问。这个革命者不理解她到处帮助穷人的行为，曾教训她说："你不知道我们正在搞的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些事吗？"特蕾莎修女回应说：“我也是革命家，我的革命成分中只有爱！” 我相信，这也是日瓦戈医生的回答。显然，在日瓦戈医生的“革命成分中”也“只有爱”！或者，倘若一定要冠以革命的桂冠，那么，我们就只能说，这也是一场革命——爱的革命！一场为了生命的革命而不是反对生命的革命，一场在最不高贵的历史中所完成的最为高贵的革命。
“我的审判”
也因此，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奉行的就绝非“决不会因为虚度光阴而懊恼，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悔恨”之类的说教，也根本不会奢望自己笔下人物的人生会“重于泰山”，而只想带着爱上路，凛然不可侵犯地穿过“革命”、“暴力”和社会主义的惊涛骇浪。
这就是帕斯捷尔纳克慨然宣称的“我的审判”。它所推崇的，是一种爱的圣徒的践行方式、生存方式。正如《日瓦戈医生》那著名的对白所昭示的：“去那里做什么？”“只是生活”。是的，与一切的暴力、革命相比，生活本身才是最高的也是最为真实的存在，也才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小人物所拥有的唯一真实。所以陀氏才会说：在热爱生活的意义之前，应该首先热爱生活；加谬也才会说：在对生活的爱消失之后，没有任何一种意义能给我们以安慰。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笔下的人物则堪称对此心领神会：“如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还有一大沙锅汤。” “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房顶，为了养活他们去耕种土地，象罗宾逊一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随着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新生，创造自己的世界。” 当然，这一切或许会被某些革命者斥之以“平庸”、“颓废”、“毫无远大理想与报复”，可是，对于一个普通人、一个小人物而言，事实上又只有这一切才是最最重要的。
克里玛曾经评价卡夫卡的作品说：“当这个世界陷入战争狂热或者革命狂热的时候，当那些自称是作家的人受惑于这样的幻觉，认为历史比人更伟大、革命理想比人类更重要的时候，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而当另外一些人认为建立地上的人间天堂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卡夫卡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人可能失去他个人的最后凭借，失去和平和他自己一张安静的床。” 这“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实际也就是“个人的最后凭借”，这无疑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所力图“描绘和捍卫”的。这是不可或缺的“一张安静的床”。在革命中，生活在别处。人人被误导着进入了虚构的经验之内，“对诸如人类的最终目标和自身拯救这类高调羞涩地不予过问”，“生命仿佛同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细节已经悄悄到了尽头，而现在这种细节变成公共事业”， 个人因此而缺席、人性也因此而缺席，帕斯捷尔纳克则引导人们重返人性的记忆、个人的记忆。个人的生活、人性的生活因此而得以表达。
换言之，帕斯捷尔纳克所做的，就是对于生活中爱的细节、爱的碎片的打捞。《日瓦戈医生》的故事实际也就是保卫生活的故事、爱的故事。日瓦戈医生说：“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不稳定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这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刚听到这些话时，你会觉得想像力多么开阔和丰富！可实际上却是由于缺乏才能而卖弄词藻。”“只有触及过天才之手的平凡事物才是神奇的。在这方面，普希金是最好的例子。他是如何赞美诚实的劳动、职责和日常生活习俗呀！” 这些“触及过天才之手的平凡事物” ，就是人性的记忆、个人的记忆，也是爱的细节、爱的碎片。为此，尽管“死亡确实在敲咱们的门，但所剩不多的日子还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情安排它们，把它们用在告别生命上。” “我们又赢得一年的生命，这可是个胜利。” 显然，这里所依依惜别的、所争取的，就是人性的记忆、个人的记忆，也是爱的细节、爱的碎片。过去看到蒂利希说艺术呈现的是“无论如何与我有关的东西”，我有些莫明其妙，现在我才彻悟：《日瓦戈医生》为我们所呈现的，正是这样一些“无论如何与我有关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成功！
显而易见，这“无论如何与我有关的东西”，就是《日瓦戈医生》所渴慕的“象罗宾逊一样创造一个自己的天地，象母亲一样一次又一次地赐给自己以新生”的东西。对此，日瓦戈医生在养母安娜•伊万诺夫娜临死前说过的话，可以作为最好的注脚：“可是，同一个千篇一律的生命永远充塞着宇宙，它每时每刻都在不计其数的相互结合和转换之中获得再生。您担心的是您能不能复活，而您诞生的时候已经复活了，不过没有觉察而已。”“在别人心中存在的人，就是这个人的灵魂。这才是您本身，才是您的意识在一生当中赖以呼吸、营养以致陶醉的东西。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您曾经存在于他人身上，还要在他人身上存在下去。至于日后将把这叫做怀念，对您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将是构成未来成分的您了。” 原来，罗宾逊创造的天地与母亲赐给的新生，都并不只是平淡无奇的生活，而是意味着灵魂的获得。灵魂，这才是作为个人的生活与人性的生活所应当关注也真正值得关注的，只有它，才是人之为人的价值所在。它是“在一生当中赖以呼吸、营养以致陶醉的东西”，也“每时每刻都在不计其数的相互结合和转换之中获得再生”，只有沉浸其中，才会身有所系，心有所安，神有所宁。而且，也许，暴力、革命的风暴会将自己连根拔起，也许，艰难的人生会让自己偏离这个方向，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放弃灵魂的理由。奥维尔《1984》的主人公就说过：“如果你感到做人应该像做人，即使这样想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你已把他们给打败了。”而灵魂的获得，则可以将记忆做成爱的筛子，滤去曾经的痛苦与不平，只收藏所有的美好与善良。于是，即使失败，即使不幸，但是却仍旧还是可以莞尔一笑。
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我们看到，日瓦戈医生的父亲抛弃了他和整个家庭，把家族的所有财产挥霍一空，并且留下了一堆债务。可是日瓦戈医生还是愿意按照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教给他的那样为自己那杳无音信的父亲祈祷。而不管他是不是自己眼中的“没有良心的人”“没有道德的人”。在我看来，日瓦戈医生与父亲的媾和远远超过了保尔与冬尼亚的分手，因为它是灵魂的胜利、爱的胜利。而日瓦戈医生在颠沛流离，家破人亡的遭际中却不改初衷，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成为到处诉苦的怨妇，没有沉溺于“为什么我如此倒霉？”、“为什么我最最不幸？”之类的泥沼，也没有将全世界都看作自己的敌人，甚至时刻提示世界“血债要用血来还”，也正是由于灵魂的禀赋。尽管，他所面对的甚至已经不是“杯水车薪”而是“滴水车薪”的努力，但是，以“滴水”去爱整个大千世界，在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戈医生看来，这仍旧值得一试。为此，作者甚至夸张地提示说：这些爱的圣徒“已经是这个世界的最后奇迹，是亚当与夏娃，他们用拥抱来彼此取暖，来维持着这个世界的终极关怀。”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对于爱的思考与求索最为集中地在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中折射出来。由于论文主旨的关系，本文无法就这个堪称世纪经典的爱情做出更多更深入的剖析，但是我仍旧必须要说，这个堪称世纪经典的爱情无疑正是帕斯捷尔纳克所推崇的那种爱的圣徒的践行方式、生存方式的典型写照。这是亚当与夏娃之爱，也是爱与爱之爱。尽管经历过革命的风暴与战争的磨难，他们已经完全无法支配自己，已经是“时间的俘虏”、“永恒的人质”，但是，作为“爱的种子”，他们却仍旧珍藏、呵护着至高无上的爱。爱是他们共同的财富。这两个人类自由呼吸的精灵，“呼吸的只是这种共同性”。他们“把人看得高于自然界”。 那是一种“属于整个宇宙的感觉”，“不会为真理感到害羞”，不必去“出卖最珍贵的东西，夸奖令人厌恶的东西，附和无法理解的东西”。因此，他们完全可以自豪地宣称：“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勉力，质朴的魅力，这大概只有我们俩才懂。” 而他们的爱情则为人类“洞察黑暗”后的“走出黑暗”提供了一种可能，一份预言，那就是——“认领自己”。它意味着在疯癫的时代、在革命的旋涡中“认领”回了“自我”，重新回归“深思熟虑的心灵”，“醒来”并“独立思考”，投身“爱”与“自由”的怀抱。当然，最终他们没有在爱之中成功，而是在爱之中倒下，但是，他们的爱情却并非一出悲剧，而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同样，他们的爱情也并非一种遗憾，而毋宁是一个启示或者隐喻。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完成了什么，而在于经历了什么以及以何种方式经历，在于宁肯被毁灭也绝不被打败。因此，尽管他们的爱情并未开始于保尔式的“人的一生应当如何如何度过”，也没有结束于保尔式的“我已经把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什么什么”之类的总结陈词，而是——“像重新剪裁地球那样卑微的世界争吵，对不起，算了吧，同我们毫不相干。” 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爱的实践证实了，爱，值得一试，也只有爱，才值得一试。而且，也正是由于他们的爱，在50年后的今天，我们才有可能为“人”而自豪，也才有可能为人类因此而能够与上帝平起平坐而自豪。
五、一种获得世界的方式
它的遥远，只有心灵知道
一九八七年，作为上个世纪第五位俄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在获奖感言中感叹：“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是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尽管，此时距离帕斯捷尔纳克的逝世已经27年，但是我们仍旧能够感受到其中分量的沉重。确实，这是“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它的遥远，只有心灵知道。不过，令人称奇的是，“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俄罗斯毕竟成功地走完了这“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而且，还不仅仅只是一个帕斯捷尔纳克，也不仅仅只有一部《日瓦戈医生》。仅仅就前苏联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三个时代而言，我们就看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与布罗茨基的身影，也看到了《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韵文与诗》等名著。显然，“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把一个“雄关漫道真如铁”的苦难的地理概念成功地提升为一个“长歌当哭”的美学空间的，是一个伟大的群体。
这就不能不引发我们对于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的更为深长的思索。
显然，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会成为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又为什么会成为《日瓦戈医生》？在帕斯捷尔纳克与《日瓦戈医生》之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在上个世纪之初，伴随着暴力、革命的风暴的降临，亚历山大•勃洛克曾预言：整个知识界一夜之间就会发现，自己已身陷社会最底层。阿赫玛托娃也曾厉声自责：“我们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宣布的，不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二十世纪？” 他们发现，自己唯一可做的，就是为曾经产生过大师与名作的俄罗斯举行公开的葬礼。然而，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大批俄罗斯的作家，都经受住了严峻历史的考验。在谈到流亡作家时，勃兰兑斯说过：“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十九世纪的晨曦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特式的忧郁。我们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之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不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又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得费力地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来。” 我一直觉得，这也是对于上个世纪俄罗斯作家的最为形象也是最为深刻的评价。在上个世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作家群体中，俄罗斯作家成为了最最成功也最最引人瞩目的一群。地上的城不是永恒的城，它们曾经倾圮，它们正在倾圮，它们还将倾圮。可贵的是，俄罗斯作家始终没有屈服这一貌似永恒的命运，毅然以无畏的姿态去面对，而且为之建立了一个美学的法庭，以自己的写作更以自己的存在在二十世纪的纪念碑上傲然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俄罗斯作家们立足的是一座天上的城、永恒的城。这并非一座可见的城池，而是一种获得世界的方式。《圣经》说：“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这无疑正是一种获得世界的方式，俄罗斯作家所立足的，正是这样一种获得方式。就是借助于它，俄罗斯作家们才得以从信仰的高度出发去发掘现实生活中的某种新的可能性，不但为置身其中的社会承担着无穷无尽、无缘无故的苦难，以及最为隐秘的罪恶与不幸，而且回报以广博的爱意、温馨的悲悯、人性的抚慰。也因此，他们的作品具有令整个世界莫名震撼的力量（所以别尔嘉耶夫在他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中说：“宗教问题折磨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 帕斯捷尔纳克则说：“作家是与上帝交谈的。”）。而我们因此在铁与火的悲剧之中也仍然能感受到“爱”所带来的血与泪的感动，对于整个世界原本已经绝望的我们身上的最温柔、最宽容、最善良、最纯洁、最灿烂、最坚强的部分被唤醒了，我们也缘此而有了继续活下去、爱下去的勇气。
毫无疑问，俄罗斯作家们的成功正是缘于这样一种获得方式。而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的成功无疑也深刻地得益于这样一种获得方式。当然，倘若把俄罗斯作家的群体比作一座金字塔，那么，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的成功也并非由于与这座金字塔毫无关系，而是因为它恰恰就是奠基于这座伟大金字塔底座的塔尖。
“俄罗斯作家为什么比我们走得更远”
遗憾的是，20世纪的中国作家却并没有能够将自己的努力铸就一座美学的金字塔。与此相应，“俄罗斯作家为什么比我们走得更远？”更成为日夜令我们焦灼不安的一个巨大困惑。至于困惑的答案，则无疑正在于上述获得方式的阙如。我多次说过，我们确实面对着美学困惑，但是这个美学困惑却并不是美学的困惑。这就是说，我们的美学所面对的困惑是因为它背后的文化背景造成的，而不是美学本身造成的。因此，美学困惑不是美学的困惑，而是信仰传统匮乏的困惑。“俄罗斯作家为什么比我们走得更远？”所带给我们的巨大困惑也如此。与几乎所有的研究者的回答不同，我认为这个巨大的困惑不在于美学，而在于信仰传统。古老的中国是一个信仰传统匮乏的民族，“敬鬼神，而远之”，暗示人们的是“玩世不恭”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毛泽东的“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更为传神）？则将中国人最大的恐惧并非神的惩罚而是死亡的阴影这一公开的秘密和盘托出。试问，我们的作家与作品中（即便是鲁迅本人与他的作品也包括在内）有人类灵魂的声音吗？我们的作家与作品中存在灵魂维度、灵魂深度与灵魂视角吗？我们的作家与作品中又何曾出现过俄罗斯作家与作品中必不可少的悲天悯人的“旷野呼告”？在我们的作家与作品中，那些本来应该属于上帝的，统统都给了恺撒。有“天问”、“人问”，但是却没有“神问”。有对于人性龌龊、世态炎凉、怀才不遇等等的控诉，没有对于那些我们值得去为之生为之死的尊严、仁慈、爱、灵魂、信仰的挖掘，更不要说对于无穷无尽、无缘无故的苦难的洞察，以及对于无穷无尽、无缘无故的爱的守望。包括鲁迅以及他的作品在内，中国的作家与作品的眼光普遍都拘泥于此岸世界与世俗世界，更普遍缺乏对于绝对责任的共同承担，缺乏帕斯捷尔纳克式的“欠债感”，缺乏对于文学的尊严的意识。他们都是一些“跪着的英雄”，尽管一度被葡伏着的人们想象为想象站着的英雄，但是实际在精神上他们却一贫如洗。总之，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够成为把我们民族带出心灵黑暗的摩西。
而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所给予我们的最为重要的启迪也就在这里。上帝的终要还给上帝，凯撒的终要还给凯撒，没有以信仰维度为核心的爱的获得方式，就没有新百年的中国美学与中国文学。以信仰维度为核心的爱的获得方式的匮乏，就是中国美学与中国文学的昨天与今天，而以信仰维度为核心的爱的获得方式的诞生，则昭示着进入新百年后的中国美学与中国文学的诞生。
由此，美的尊严、爱的尊严、精神的尊严、信仰的尊严才有可能被完整地赎回，整个世界也才有可能被完整地赎回，而我们也因此而终于有可能第一次清醒地把未来还给自己，从而，得以第一次虔诚地将自己交到信仰的手中、爱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