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他生前当然是无比崇高。一曲《东方红》唱遍全国城乡。林彪更给他上了“四个伟大”的尊号。“文革”十年中对他的崇拜已如宗教圣主。可是，他辞世刚四年，即经全党四千高层干部讨论后，通过了党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尽管《决议》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总是以党的决议形式，正式提出他犯有严重错误这一问题了。要知道，毛去世前有过“我生平做了两件大事”的遗言，就是担心有人翻“文革”之案。
我曾说过，这个《决议》是研究毛晚年错误的开始。近二十年来，国内外有关毛泽东研究已获得丰硕成果。比较地说，因未受到监控，境外的出版物成果大，即数量少而质量高。如美国的施拉姆、史华兹、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诸位学者的著作；以及中国的高华、单少杰、王若水（还有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中有关毛的论述）等人近作。境外有将希特勒、斯大林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为 二十世纪三大独裁者，还有干脆名为“混世魔王”的。我认为历史学者应当做的并不是道德的谴责，而是弄清历史事实的真像，进而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关于毛一生功罪，我说过三句话：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这当然是很笼统的说法。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据老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说法，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做后一件事，三分成绩，七分错误。我可以补充一句中国古人忌讳之言：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即以暴力夺得革命的胜利，仍以暴力（阶级斗争）执掌政权是决不可行的。暴力即有死人的问题。毛是决不怕死人的，死多少也无所谓。内战时期的肃反，从打ＡＢ团起，自己杀自己人死了十万。不总结教训，延安继续搞抢救运动，总算提出“一个不杀”的方针。不怕打核大战，说中国死了几亿，还有几亿。“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几千万人，被迫致死几百万人。叶剑英说过，“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这些数字难道不可怕吗？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弄清楚了吗？
毛青年时代就信奉斗争哲学，留下名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认为所行只对自己负责。从事革命后，他接受了中国农民革命传统中的痞子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到“文革”的“造反有理”，发动红卫兵运动）。不同的是，他追求“君师合一”，又当秦始皇又做孔圣人。他的《沁园春》词道出其中深意：“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1945年到重庆和谈时，这首词风靡大后方，征服了许多人。他的文章、风度、谈吐，他的博古通今，无所畏惧，确实独具魅力，使人甘拜下风。在战争年代，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他审时度势，基本做到了实事求是，《新民主主义论》是他的理论高峰。延安整风运动使他成为党的绝对权威。执掌全国政权之后，“三座大山”消失，更要以“毛泽东思想”来征服天下。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于是天下归心，君师合一，惟我独尊，一言九鼎。尤其斯大林问题出来之后，更是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与天地斗的“大跃进”，明知出现了错误，但皇帝决不能下“罪已诏”，还在会议上正式提出：“要一点个人崇拜。”林彪逢迎投好：大讲“四个第一”，只读“老三篇”，身上挂像章，手摇小红书，“一句顶一万句”，高呼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非常相信统一意志在两军厮杀中的作用，没有服从就没有军队。他不熟悉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对民主的理解也只认为是一种手段，“要让人家说话”，不过是恩赐而已。他需要人人都听命于己，都做驯服工具；可说并不懂得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扼杀不同意见必导致思想停滞和僵化。他晚年爱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对左右和掌权者说的，殊不知正好讽刺了自己：过去受“三座大山”压迫时最聪明，一朝君临天下便愚蠢了。他觉得知识分子有点知识，有思考的习惯，难免遇事多嘴多舌，影响号令施行。于是延安整风运动得以发展，从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一直折腾到“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以至说道：“书读得愈多愈蠢”，“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青年学生统统赶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愚民政策得以风行。终于使得人不成其为人，历史倒退下去，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还记得毛当年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却明白宣称仅仅限于理工大学。其意即在坚船利炮的器物层面得抓紧，研究“两弹一星”的技术人员还是需要的，而不再要培养人文知识的文科大学了。
由此可见，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制约，文采武功不亚于历代雄主明君的毛泽东，让其一意孤行，可以荒唐到何种程度！所以我信服西方这相同意义的词语：个人崇拜即邪教也。
我早在文章中说过，毛泽东的阴影还笼罩着我们。这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弯路，除了毛本人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原因。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问题之后，毛说过，如果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英美民主法治的国家，任何人都不能违宪，政治家都必须遵从选民的意志，也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当然不可能发生斯大林式的独裁暴政。毛对此是有所认识的。可是他摆脱不了“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双重权威，尤认为“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不能丢”；也就是摆脱不了一生的自我成见。他最后做到了十年“文革”，想以此达到他的理想（实为幻想），这是中外古今任何一个专权执政者都做不到的，只有自诩为“马”加“秦”的，即接受并发展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且继承了中国自古专制传统的毛泽东才能做到。因此，毛泽东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一生，关系历史太大，值得我们弄清全部事实，仔细加以研究。
邓小平曾是毛泽东的爱将。他比毛高明，坚决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当他作纯理性的思考时，也能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的同步改革，经济的改革开放也是难以成功的。可是在实际运作之中，仍离不开独掌权力的惯性，他没能实践自己的这一认识，反而发生1989年的风波。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的阴影还是何等的顽强。人类历史发展的遗憾太多了。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将历史及其有关人物的事实，尤其是长期不为人知的事实，一一清理出来，公之于世。从而使后代人彻底清醒过来，接受教训，以史为鉴，更理性地前进。我们要学习司马迁的春秋史笔，决不要再遮遮掩掩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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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2月中旬在美国波士顿举行,主题是重新评价毛泽东在人类发展史中的作用。李锐先生受到邀请但没有前去参加，写了这个发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