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在我国目前的GDP构成中，高科技产值所占的比例不高，甚至远不如日本在“高成长期”的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这是一个关涉到我国经济在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兹事体大：是永远甘于在技术产业链的下游，让别人坐享高附加值，还是加快调整产业战略，强化科技实力，勇敢地挑战世界高科技产业的江湖格局，争当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这方面，日本的成功，殷鉴不远。

历史上，日本曾被看成是“战略贫困”的国家。但是，战后60年来，在日本被称为“国家战略”的战略性思维当中，至少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日美军事结盟，一是科技立国的国策。历史地看，前者并非完全是日本的自主选择，至少在初期，多少有被美国强加的成分；而后者，则不失为凝聚着战后日本老一代政治家深具战略眼光和韬晦的政治智慧。

早在1956年，日本通商产业省发表了《经济白皮书》。在总结了战后经济10年的发展历程后指出，“现在已不再是‘战后’了。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局面。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在被称为“电子立国”、“贸易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宏观指导下，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自此，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轻型汽车等“奢侈品”不但开始进入日本普通工薪家庭，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寡而多，欧美品牌被挤走、挤垮，世界耐用消费品市场几乎成了“日货”的一统天下。从“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直到70年代的高增长，除了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经历了几次短暂的顿挫外，日本经济一路高歌猛进。而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经历肇始于“反右”、“大跃进”的一连串旷日持久的政治灾难，两代人光阴虚掷，生命蹉跎，甚至命成齑粉，生不如死，其沉重的阴影至今挥之难去。

继而，1980年，通产省出台的另一份政策咨询文献（《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提出，“明治维新以来追赶型的现代化历史结束了”，日本从“文明开化时代”进入了“文明开拓时代”。为此，它提出了新的国家目标：以经济大国的姿态贡献国际社会；克服资源小国的制约性；建设“充满活力”和“生活舒适”并存的社会。作为实现这三大目标的手段之一，提出了“技术立国”的战略。

随后，日本科学技术厅在其1980年版《科学技术白皮书》中，对通产省只顾技术而忽视科学的提法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正式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的战略口号。进而，内阁会议又通过了《科学技术政策大纲》，成为日本在新的阶段发展科学技术的纲领性文件。随着这些科技政策的具体化，日本政府从国家预算上向一些重要的研究开发领域倾斜，官、产、学（研）并举的科技研发体制得到进一步强化，一举改写了此前国际社会对日本只会拷贝人家的技术，而从来不愿致力于基础研发的既成印象。从1981年起，日本已经在自然科学领域向世界贡献了6名诺贝尔奖得主；1991年，日本创造了获取专利最多的纪录，超过了美国。美国虽然号称世界头号科技大国，但其领先地位已受到日本越来越猛的挑战。1989年，美国防部在一份报告中说，在改变世界的22项关键技术中，有6项被日本执牛耳。美国的高科技和军火工业离不开日本的芯片和半导体是连山姆大叔自己都不讳言的公开秘密。

日本的科学技术虽然“大器晚成”于战后，但却经历了与“近代化”等长的发展，绝非一日之寒，某些领域在战前就已然具备了相当实力。战后，恶名昭著的“731部队”军医出身的“技术首脑”们，靠向美国出卖中国人活体实验的技术数据、资料而逃避了法律的惩罚，是广为人知的“成功”交易；“满铁”于1934年在中国东北开发、研制的“亚细亚号”流线型蒸汽机车，最高时速达110公里，为当时的世界之最。乃至出生于抚顺，在奉天（今沈阳）、北京和天津接受教育的“满影”巨星李香兰（日本名山口淑子）于1941年，第一次作为“日满亲善使者”回到她的父母之邦日本参加“满洲建国博览会”时，觉得开往东京的“特急”列车“太慢了”。

1949年，年仅42岁的日本物理学家、京都大学教授汤川秀树（Hideki Yukawa）因预言“中子”的存在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消息从斯德哥尔摩传来，“给战败的日本带来一束光”，让尚未完全从美军轰炸的瓦砾和战争的疲惫中站起身来的日本国民再次看到了自信和希望。2002年，岛津制作所向日本贡献了一位同样年轻（43岁）就摘取诺贝尔化学奖桂冠的化工工程师田中耕一（Kouichi Tanaka），成为不景气时代的英雄。在经历了被称为“第二次战败”的“泡沫经济”的打击后，由一家普通的制药公司“制造”的上班族诺奖得主，再次给日本社会注入了一针兴奋剂。至此，战后的日本，已经在自然科学领域出了9位诺奖获得者，如果加上文学等奖项，已拥有12位得主，成为名副其实的诺奖大国。

在日本，很少听到媒体关于诺奖的炒作，科技界也基本上没有“诺奖情结”。但是，敬畏科学、尊重知识的教育，世界第一的巨额研发投入，官、产、学相结合的资源共享机制，合理、公正、高效的评价、管理体系，加上日本人特有的“拼命三郎”式忘我的工作精神，使日本在众多的基础、尖端领域保持着明显的优势与竞争力，许多保有千名以上，乃至数千名博士的大公司、大学，都有与“国际接轨”的、“距离诺奖最近”的科研项目。

大约在自称“职人”（日语，手艺人）的东洋人脑子里，科学技术本身就是目的，“为科学而科学”就像“为艺术而艺术”一样，本身就是充满献身魔力的“志业”，而不是近代中国人对“奇技淫巧”的“器物”文明的不屑，也没有那种曾长存于救亡图存的几代国人心中念兹在兹的“为中华之崛起”、“为祖国的强大”、“超英赶美”、“实现四化”的事功因子。然而，惟其如此，其努力虽然少了某种悲壮和道义色彩，却显得更加纯粹和超然，其成就才更加沉甸甸、体系化，才更加为世人所瞩目。

原日本驻法大使、青山学院大学教授小仓和夫（Kazuo Ogura）说，“创造一个‘酷日本’（CoolJapan）的形象，有助于‘国益’。”今天，村上春树、宫崎骏、北野武……日本作为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后现代文化的策源地、信息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和评价的事实，不但克服了被称为“经济动物”（Economic Animal）的、在战后始终对欧美社会抱有的某种文化“劣等感”，而且，蔚为大观的科技能量已然成了国家硬实力的核心组成，同时也构成了日本和日本人自信心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