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其实，大运河不完全是遗产，今天，它的很多段落仍是重要运输通道：大运河每年的运输吞吐量相当于四条京沪线。祖先依然惠泽我们。当然，昔日大运河对于中国的意义，远远超过今日：它曾经是超大规模的中国之生命线。
中国的基本特征是超大规模。
五千年前，燕山南北、黄河、长江流域生活着文明相当发达的多个族群，那就是中国的雏形。不过，一千年后，中国反而缩小了，与今天保持了连续性的华夏、中国，起步于尧舜禹，局限于晋南、豫西小块区域。
殷商代夏，华夏共同体向东扩展。再后来，周人从遥远的西方兴起克殷，中国的范围再度扩大，而这立刻引发空前的政治地理难题，或曰超大规模治理难题。
周人之根本在西方之关中，而当时文明之主体区域却在东方。正因为此，克殷之后，周武王内心相当忧惧，并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营建洛邑。此计划由周公、周成王完成。
周的这一双都格局，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之中国政治地理格局。对中国来说，最重大的问题就是东、西关系，丰镐-洛阳或曰渭河-黄河一线，就是中国的战略轴心。华夏共同体的生死之机分布于此一战略轴线两端：东方的文化、经济发达，此为中国之生机所在。而华夏之外患主要来自西方、西北方，此为华夏之死机所在。偏安西方，则不利于掌握天下之全局，失去生机。定鼎东方，则西部空虚，戎狄东进，东方也不得安宁。
唯一合理的战略安排就是设立双都。东方之都是文化、经济之都，西方之都是政治、军事之都。双都构筑了一条资源转移的政治走廊。东方之都洛阳负责维护东方秩序，筹集资源。周王常驻关中，首当戎狄之冲，为此，周王调动东方资源聚集于前线附近，以震慑戎狄，必要时出击戎狄。东方向西方转移资源，西方则为东方提供安全。设立双都后，扩大了的中国安定下来。
后来，周王践踏礼制，诸侯离心，权威流失，破坏了这一平衡结构，东方不再支援西方，周王成为戎狄内侵之第一个牺牲品。但因为先王在东方长期经营，故而周室还可以迁至洛邑，继续维持四百年。
周室东迁后，关中戎狄化。秦人从西方兴起，艰难地向东发展，最终卷入战国时代的强权政治游戏。商鞅把东方创新的制度带入秦，植入其原始的社会结构，打造了一个高效动员的战争机器，最终从西到东，扫灭六国。
接下来则是东方对西方的反抗，而项羽、刘邦二人最终的胜败，则由二人之战略选择决定：项羽攻下关中，火焚咸阳而去，退居东方以为根本，注定失败。刘邦率先入关，立足西方，向东攻略。不过，刘邦及其功臣集团多为东方人，故平定天下后，高祖本欲都于洛阳。张良与齐人刘敬力劝，刘邦才入都关中。借助政治力量，关中文化高度发达，中国西部充实。汉武帝据此向西拓展，向北击溃匈奴。
东汉复国，却没有定都长安，而是定都洛阳，因此在战略上居于不利位置。西周、西汉，国家构筑了资源东西流动的通道，东方资源支持西方力量。定都洛阳，也就没有这一通道，东方资源不再向西部流动，其直接后果是，关中经济衰败，户口大减。而关中败落立刻导致国家安全隐患，羌戎从西、北蚕食、挤压中国，朝廷疲于应付，西方趋向野蛮化。当东方黄巾军叛乱，董卓立刻从西部崛起，以其强悍的武装与粗暴的政治风格，给东汉政治秩序以致命一击。
西北在隋、唐经历了第三次繁荣。隋唐开国者为北周关陇军事集团成员，均以西北为根本，向东、向南平定天下。
东晋南朝，长江中下游都有深度开发。到隋唐，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发展水平已相当，江南人口略超北方，天下重心向东南倾斜。这样，隋唐虽与周、汉一样，以洛阳为东都，但此都的功能已不完全是动员东方资源，而是中转东南资源。
隋炀帝开凿了中国第一大运河。这条大运河南端在余杭，经江南河穿过长江，到扬州。由此北上邗沟，到达淮河。沿淮河西进，从盱眙经汴州，也即今天开封附近入黄河。然后继续向西，从黄河到洛阳。再西入渭河，到长安。整条大运河呈现为西北-东南走向。这清楚显示，中国文化、经济的轴心正在从东西向转到南北向的过程中。
隋唐两代数百年间，政治中心西北，需要仰赖东南资源。借助第一大运河供给的东南资源，隋唐有效地控制了突厥对中国的威胁，并向西拓展，经营西域。由此而有中国与中亚深度交流的历史时期。西北再度繁荣，长安甚至成为国际性城市。
然而，唐以东南资源供养北方健儿，又酿成肘掖之患，而有安史之乱。此后，西北元气再也不能恢复。
今人所言之北方，在唐以前被称为东方。周人分天下为东、西，分界线在河南陕县。战国以来人说“山东”，是指华山以东。
华夏文明兴起于晋南、豫北，由此向东、向南扩展，故北方文化、经济向来最为发达。北方遭受巨创当为五胡乱华时代，致命一击是安史之乱，以及随后的北方藩镇割据，五代之乱。
战乱导致中国文化地理的巨变。北方最有文化的士族成群结队、一波又一波地南迁，因而，东晋南朝时代，一向蛮荒的南方，其文化一跃超过北方。相反，留在北方的社会领导者是文化上次一等的士族，其社会结构趋向松散，经济凋敝。由此导致北方无力抵御草原、山林中的游牧、渔猎民族，故唐以后，北方多数时期是在胡人统治之下，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北方反复遭受战争蹂躏，元气丧尽。
到了元代，文化、经济重心倒向南方，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由此形成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文化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之南北分立。此时，边患也移位。唐以前，边患主要在西北，故都城多设于关中。唐以来，戎狄主要来自正北方和东北。蒙元立国，自然地选择北京为都城。反抗蒙元统治之义军出自江淮一带，明初顺势定都南京。然而，明成祖继位，则断然迁都北京。
朱棣本为燕王，与戎狄接触，故深知塞北是中国死机之所在。迁都北京，与周、汉定都关中，理据完全相同：都城设于前线附近，天子首当其冲，借中央之政治权威调集南方资源，有效地保卫华夏文明与政治共同体。
由此，中国的战略轴线从东西向完全转换为南北向，其象征仍然是大运河，不过，这一次是京杭大运河。这条大运河是南方资源滋养北方的生命线。因为大运河，大量文化、政治精英和士兵聚集于北方首都，可在北方维持大城市，带动其商业发展。这个大都市的好处向北方溢出。大运河本身也为其途径的北方地区衍生文化资源和经济机会。
这次申遗所涉及的遗产即向人们揭示，大运河不仅是物资的运输通道，更是文明血气的沟通渠道。大运河把血气从南方输入北方，中国得以维持其生存。不过，这次政治地理转换给中国带来了不利影响：相比于东西战略轴线，南北战略轴线更长，资源转移的成本更高。
两条大运河的启示是：中国是超大规模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内部不均衡可能引发冲突，并不利于国家的对外安全，中央政府最为重要的功能就是构筑政治性资源转移通道。
（本文首发于《中国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