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济宁曾是著名的运河城市，其多元、理性、富有活力的宗教文化景观引人瞩目。明清时期，大运河所推动的商业化、城市化也塑造了开放、包容、高端的城市环境和社会风气，既促进了济宁当地精神文化和正规宗教的繁荣，也排拒了极端或偏狭的异端教门和秘密会社，这样的型态在北方发达的运河城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开埠以来，这种优良的氛围和旨趣亦推动济宁适应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表现较为明显的是西学、西教在当地比较平顺的传播，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中国内地并不常见。

关键词：济宁;城市性;大运河;宗教文化;内地;

在帝制时期，广大内地的思想、宗教信仰以及习俗惯例通常被视为保守、封闭，这种特点或者强化正统的意识形态，或者激发异端的宗教转向，乡村地区尤为如此。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不断新陈代谢，内地缓慢因应西方现代化的同时，也在顽韧抵制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的渗透，这似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山东西部的文化与宗教情形大致符合这样的特色，特别是19世纪中后期一系列严重的教案以及随后的义和团运动，都促使其成为仇外或排外主义的温床。1

然而，位于鲁西南的运河城市济宁及周边地区却表现出其独特性。明清时期的济宁滋养着多种宗教活动、仪式，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信仰世界，却排拒秘密会社等旁门左道，这在运河沿岸一些城市性发达的地方具有某种普遍性，区别于广大的北方内地——商业化、城市化程度低的城乡。而且，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与多数北方内陆腹地的态势不同，济宁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明的接纳和适应比较平顺。这种独特性意味着什么?又是如何展现出来的?源自哪些因素?笔者首先回溯明清时期，也即中国融入西方物质和文化力量所主导的世界近现代历史潮流大背景之前的济宁的宗教文化概况，然后探讨开埠以来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教在大济宁地区如何传播，以及济宁何以如此特别。

一明清时期运河商埠开放环境里的文化包容性格与繁荣气象

明朝中叶以前，山东西部作为施坚雅所说的“华北大区”的西南部分，基本上是一个传统的平原农业区，商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较低。永乐年间在中国东部重修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于是在华北平原上沿着这条帝国运输生命线逐步形成一条商业化的走廊，并进而带动了城市化。随着明朝中叶大运河引导的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济宁由一个普通的行政中心(州治)发展成港埠都市，独特的都市文化也随之繁荣起来。济宁坐落于运河的南、北中间地带，商品、机构、人力资源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汇集和交换。2不但有新来的“侨寓”成为定居人口，而且作为流动人口的大量外乡人来到济宁充当贩夫走卒、码头搬运工以及在城墙内外做各种体力劳动的短工。1859年的道光州志写道：“济当河漕要害之重，江淮百货走集，多商贾，民竞刀锥趋末者众。然率奔走、衣食于市者也，郊野之氓。”3他们大都可称为“运河居民”,即直接或间接地依赖或服务于运河运输和贸易。许檀估计，明末济宁城区和城郊每年大约活动着四五十万流动人口。4这种史无前例的商业化与城市化过程重新塑造了地方的经济导向和文化性格。

在塑造济宁城市文化的过程中，作为地方社会领袖的士人精英相对自由的性格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济宁毗邻孔子故里曲阜和孟子故里邹县，处在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区，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研习儒学经典在济宁的主流知识和文化传统中至为重要。5这一传统体现在一代代科考及第的济宁人身上。6因此，济宁长期存在一个强大的地方士绅阶层；7而且不少济宁士绅家族有从事货殖的传统，如清朝中后期由孙家经营的著名的“玉堂酱园”。清初河道总督靳辅在一块碑刻中自豪地回顾了儒学在济宁“圣贤教泽渐被而涵濡之”的悠久历史，同时担忧儒学的精神遗产将因为当时城市生活的商业化“义利之辨不明”而丢失。8早在明万历年间，1596年的《兖州府志》的编纂者就对传统淳朴民风的消损表示担忧：“济宁在南北之冲，江、淮、吴、越之货毕集其中，一明都也。”“江淮货币、百货会集。其民务为生殖，仰机利而食，不事耕桑。”9

晚明弥漫的儒家信仰危机为时人所切身感受，也被现代学人广为讨论。黄仁宇剖析了那个思想缤纷时空里李贽的职业生涯和思想的特性，把他称为“自相冲突的哲学家”。10卜正民深入讨论了在明中后期的商业世界面前，士绅价值观的混乱；这个商业世界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财富和其他乐趣。11济宁的相关历史文献，既印证了北方人恪守传统的保守态度，也反映了商业化风习的浸润，特别是活泼的南方因素。这种矛盾也反映了济宁士绅内心的纠结和调适，即将“北方”和“南方”的精神融合起来的企图。他们在称颂有经学造诣的鸿儒先贤的同时，更推崇当地文学艺术表现风格上的自由精神，正如1673年的康熙州志回溯当地文化轨迹所称：“任城为国，为郡县，名贤踵续，历三代后又千有余年。艺文断自李、杜，然皆客游兹土。”?12从历史上看，李白放浪不羁的生活方式和诗歌确实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原则。13

这种“艺文”风格将济宁与以曲阜为传统象征的山东文化区别开来。济宁士绅学者似乎意识到济宁处在曲阜的阴影下。然而，好像在济宁士绅的心目中，对孔子和李白的尊崇并非截然对立：两位“名贤”代表着不同的精神、文化方面和层面。济宁的名人中既有文质彬彬的儒家学者，也有标新立异的文学才子。李白诗歌中所体现的自由浪漫气质，通过流行的礼仪渗透，进而塑造了平民的日常行为。在济宁，即使白丁也表现出闲雅从容的风度，衣着、谈吐、举止十分考究。14

精英群落中洋溢的兼容、自由的风格主导了地方文化的旨归。济宁经济鼎盛时期，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齐头并进。这种地方文化风气有力地推动了济宁及邻近地区生机勃勃的大众文化和生活方式。15正是宽松、平和的士气民风，加之富足的物质基础，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地方神灵都得到普通民众以及精英们的广泛崇拜，而这种盛况在北方地区较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文化高涨的场景与高度商业化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16济宁城内外的风景、宗教或文化地点都有商业印记。济宁“八景”之一的王母阁，是本地第三大庙会的场地。17国内一些学者用“大运河文化”一词来描述山东西部运河城市的多元文化特征。18在运河区域，本土和外来文化元素碰撞、竞争和融合，沿着运道的各个地域形成了具有相通性的混融文化。鉴于地处南北运河路线上的居中位置，济宁对外来文化高度开放。与其他北方运河城镇一样，济宁将自身历史遗产与外部的各种元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多元的城市文化。其中，来自江南的元素在构建济宁的地方认同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其城市化程度之高，也颇似江南城市文化。19概言之，在空间景观、消费时尚、生活习惯、知识审美、价值认同等诸方面，济宁从明中期以来表现出异于传统北方城市的一种“江南特征”,难怪有“江北小苏州”之称。这种江南色彩的城市文化特征同样体现在宗教领域里。

二明清时期济宁城市的精神气质与大众信仰

在集中商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日常生活的变革，引发思想领域的激荡，从而推动了济宁民间信仰的发展。本土与外来思想的冲突与融合，新、旧实践的互相碰撞，增加了当地文化的复杂性和活力，衍生出一种富有个性的城市文化气氛，并充分地体现在宗教繁荣上。济宁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地方认同与山东西部以及北方广大地区的一般状态区别显著。一般说来，北方地区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远低于江南，与正统的儒家价值观和等级制度20抑或非正统信仰和实践更为密切相关。21

(一)大众心理与宗教文化的语境

与大多数北方精英不同，一些济宁士绅虽然倾向于通过视其家乡为“圣贤之地”来对大众文化施加影响，但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消减商业和通信对城市习俗与城市居民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且如上所述，不少精英家族本身就经营工商业。对附近地区的民众而言，济宁人像南方生意人一样聪明和世故，与鲁人简单朴素的一般印象完全不符。22

道光年间的济宁知州徐宗干将当地民众信仰描述为具有南方倾向：“查济州毗连南省，民俗素好淫祀。”23以运河为载体的思想交流和由此形成的包容氛围，有利于佛教、道教和其他宗教得到广泛认可，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济宁，其他一些北方运河城镇亦然，但在济宁尤为突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许多教派和民间神祇都被精英和平民广泛地祭拜。佛寺、道观、清真寺等宗教场所不仅是城镇居民聚集的公共空间，还吸引了来自周边村庄甚至远方的朝拜者。这种丰富多彩、斑驳陆离的信仰文化契合运河沿线流动人口的复杂混合状况。

从政府的角度看，明廷、清廷均重视宗教仪式和教育在基层民众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主持定期的祭祀仪式，士绅积极参与这项炫耀身份的公共活动，皇权与绅权的纽带加紧了。同时，官方通常不干预社会上流行的宗教习俗，其实也无法从根本上塑造大众的信仰世界。一般而言，政府对非儒家信仰并不严苛，而且往往容忍新的外来宗教，况且，不少官员本身就是宗教信徒，或对若干特定宗教有好感。

(二)宗教与地方崇拜掠影

在明清时期，佛教时常被士绅精英们视为与儒学并列。其中一个原因是佛教在所有阶级和阶层中获得了数量最多的皈依者，为士绅在地方社会宣传自己的权力提供了一个优越的舞台，这种权力与国家的利益和意愿又有所区隔。24康熙州志是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当地方志，列出了清初济宁城内外近60所各类寺庙。25从方志和其他文献的记载可知，士绅精英广泛参与了捐赠、赞助、结社、聚会和仪式等佛教活动。26尽管儒家士大夫崇敬佛教是普遍状况，但济宁的富庶为佛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财力支持，而当地知识界亦推动了其影响力。

对佛教的盎然兴致是济宁士绅社会长期以来的传统。明末著名的地方领袖郑与侨，在清初作为遗民为自己所著《见闻续记》一书写的序里，声明落笔于济宁的一座寺庙。不少士绅著文来维护或讴歌佛教。在清朝中期，著名的玉堂孙氏家族的第一位官宦孙扩图撰文捍卫佛教：“儒者不谈佛家轮回之说，为其惑人耳。岂有此理!固可必矣。即如文人学士，大都多系再来，笔墨、艺高、资性固各有远近，亦前生带来几分。即同一术业，忽分难易，岂非曾已习过乃能事半功倍耶。乍然为之，自然无分而甚难也。”27

济宁有几座历史悠久的名刹，吸引了当地及周邻乃至远方的朝圣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根据晚明的记录，邻近的曲阜县没有佛教或道教的寺庙。28虽然曲阜作为孔子的家乡或可算作一个特例，但其较低的城市化水平和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可能也难以维持多种宗教的全面发展。对比而言，可以说济宁的物质富庶和宽容气氛滋养了宗教的繁荣性和多样化。至1950年前后，历经近现代战乱动荡的济宁，依然有多所著名的佛寺、道观屹立于城内外。29

城隍庙在济宁城市社会里非常重要。城隍庙建立于1369年，即明王朝建立的次年。它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修缮和重建，并在1928年北伐军的“反迷信”运动中终遭毁坏。30一篇回忆讲到1920年代的一场大规模的城隍出游，甚至吸引了来自邻县的游客。31也有为祭祀大运河和黄河而建的华丽寺祠，其中包括河神、运河神以及龙王神祇，突出和彰显了水利事务在当地生活中的重要性。32郑与侨观察到：“吾济四十年来，竞建庙宇。工艺辈，各窃其近似者祀之。”33另外，济宁民众喜欢宗祠，特别是士绅家族希望借此宣传他们的祖先起源。34这种情况表明了当地人对家庭背景以及精英特殊性的看重。许多流行宗教融合了宗教学说和折中的特点，如阴阳五行、当地传说、祖宗形象。因此，济宁有可观的职业和业余神职人员、占卜者和风水师，表现出了宗教信仰和实践的蓬勃活力。35

济宁信仰的多样性与文化、地域、民族背景的多元性相对应。例如，元明以降，伊斯兰教沿运河在山东西部迅速广泛传播，回族人口急剧增长，济宁等运河商埠的皮毛加工业及其贸易几乎都被回族业主垄断。为了服务于可观的穆斯林社区，几座富丽堂皇的清真寺散布在城市和郊区里。36最宏伟的清真寺是始于明初的东大寺和西大寺。37在17世纪，著名的教宗常志美为伊斯兰教在山东西部和河南东部地区的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出生于中亚的撒马尔罕，并被起名为穆罕默德。他九岁时被一个到明廷朝贡的使团带到了中国，然后留在陕西学习伊斯兰教，结业后应济宁众多的穆斯林人口的需求而至。他与当地一个常家的女儿结婚，并依此取了中文名字。作为一位知识渊博的阿訇，他的传教和著作创立了伊斯兰教育中的“山东学派”;他用波斯语写作的书籍传入中亚；他扩建了西大寺；还积极参与当地的救灾和其他慈善项目，赢得了回族和汉族的尊重，从而提高了伊斯兰教的公众声誉。在他的葬礼上，济宁州同知写了挽联。他的门徒包括回族和汉族。其中有一位是全明义，传说曾是一位明朝王子。常志美和全明义的陵墓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存在。38

晚明的宗教世界里发生的一件大事是天主教渐入中土，以耶稣会的传教成就最为突出。1600年，利玛窦一行从南京出发，主要是沿运河乘船前往北京。路过济宁时，他听说故旧李贽作为正在济宁督漕的工部尚书刘东星的友人客居于此，便去拜访他们，并居住了数日。利玛窦和李贽重续前一年在南京初识的情谊；刘东星与其夫人表达了对基督教的倾心。这次欢聚使利玛窦感受到“自己仿佛置身于欧洲的一个充满宗教气息的房子里，而不是在异教徒的世界另一端”。39这段经历极大地鼓舞了利玛窦日后在北京传教工作的雄心。

自明末始，耶稣会在运河沿岸的城市中已发展了一些信徒。另外，清初以降，还有其他天主教修会也沿运河进行传教活动。40虽然经过“中国礼仪之争”,雍正帝禁止耶稣会士传教，但是他们的影响并没有迅速消除。乾隆时期，被罗马教廷解散的耶稣会在山东的教务活动由方济各会接手。另外，多明我会在山东的活动以济宁为中心，还于1660年在济宁近郊建造了教堂。41但总体而言，清中期以来天主教在山东的活动渐入低潮，日益减少的传教工作抑或转入地下。乾隆十一年(1746)的一则记载可见一斑：“山东巡抚喀尔吉善奏覆查德州所属边临镇民王七、冯海若、鲍家庄民魏衍等数人。被西洋人引诱入教。获有天主图像经卷念珠等物。讯系农民被诱，并无聚众勾引情事。当即惩治销毁外，仍严谕禁。得旨：此亦不过愚人被诱耳，非如云南邪教之有逆迹也。可薄处以示警耳。”42

诚然，中国地方社会是一个多神崇拜的世界，但济宁的信仰体系很大程度上是由南北方文化元素的交汇融合形成的。与此同时，济宁的宗教活力让人想起杭州、扬州等江南城市的类似情形。就当时在社会上充分施展能动主义的儒家士大夫而言，其信仰世界也常常是多元的、斑驳的。43

(三)秘密会社

尽管呈现宗教多样性的局面，但是广泛活跃于山东西部腹地特别是山东和河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红枪会、义和拳等异端教派，在济宁城市及其近郊地区的影响却都微乎其微。44异端教义、旁门左道只在济宁周边贫瘠的乡野有些零散活动，搅动起些许波澜。各种会道门中，白莲教在山东西部最有根基，十分盛行。虽然它在明初被列为非法，但依然在地下广泛传播，并在明末重新焕发活力。然而，它的影响力只是触及济宁州城下辖县的农村地区，这与认为神秘教派主义对流动人口具有吸引力的传统看法相悖。45济宁下辖几个县的商业化与城市化程度都很低，士绅势力弱小，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地方社会，是典型的内地穷乡僻壤。山东的另一运河都市临清几次遭战火蹂躏，也与当地缺少强大有力的士绅力量有关。46

1779年乾隆皇帝的一项诏令中关于义和拳活动的一条早期记录提及东昌府冠县的一次逮捕事件。471786年，乾隆皇帝的一条诏令讲到了在山东和直隶的八卦教活动。48在19世纪初，秘密社团活跃在山东、河南、直隶的交界或各自的偏远农村。1813、1814年，八卦教分支天理教的势力在山东西南部十分活跃，频频起事，波及济宁直隶州的辖县金乡和鱼台。491813年，天理教在金乡的一支揭竿而起，知县吴堦集合在地兵勇，与济宁派来的援军一起快速击败了叛乱武装大部，余众西遁。50

总体而言，济宁远离活跃在山东西部的这些具有煽动性或叛乱性的宗教活动。然而，朝廷和地方政府为确保稳定的社会秩序，一直对潜在的危机持有警惕之心。徐宗干在济宁知州任内，曾把一些寺庙地产划归地方书院使用。而且采取措施，“抽查保甲，遇有外来僧道，随时查明递籍”。51史载，他“膏火毁淫祠数处”。52地方文献还记载了其他几起类似事件，都显示了地方政府限制带有潜在危险性的宗派主义的坚定决心。因此，国家和地方社会基于在济宁的共同利益，似乎达成了某种融洽的关系，有助于济宁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而运河沿线的安定局面是漕运系统正常运转的保证。一旦有外来威胁，官、绅合力抗敌。1622年，附近巨野县白莲教主徐鸿儒起事，攻陷山东西南多地，兵锋直抵济宁。53济宁地方官员迅即“约绅衿守御一切，修城、设守、练兵、筹馆，诸法……事既举，贼旋平，州人修练储备，仍不少懈”。54从这时起，不断壮大的地方团练在明末和明清之际的动乱岁月，对地方治安和防卫起到极大的作用。

尽管如此，在一些特殊时期，若干温和或适度的民间教派在大济宁地区吸引了一些信徒。罗教是一个与天地会有联系的异端佛教教派，从明朝中期开始在漕运的运军中传播。它在大运河沿岸的济宁郊区产生了一些影响。55在理教是起源于清初的白莲教的一个分支，但从清中期开始便淡化了反清元素，而将重心转向道德修养和清规戒律，直到19世纪后期才在济宁开出立足点，并在充满了社会动荡和转型的20世纪初有所发展。56以大运河为依托的雇工主要由运军和码头搬运工组成，是一支越来越有影响力的流动力量，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教派纽带。活跃在运河上的清代行帮中，势力浩大的安清帮(也称清帮)在清初由山东西部的船工组成。受雇于朝廷后，其漕船在清中期一度达到近2000只。57至清中晚期，以安清帮为中心，最终形成了青帮。58济宁方志中关于秘密宗教活动的记录很少，但是有关民国早期的一些回忆提到了青帮残余的一些活动，依次可追溯其在该地区早期的踪迹，而他们在运河地区的辉煌时代随着运河运输的衰退而消失。59由于这些宗教或准宗教团体没有真正挑战社会秩序，对城市内部的人民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影响，所以它们没有受到严密的监督，也几乎没有受到政府和士绅的压制。麻烦在20世纪初才出现——一种新的混融式教派一贯道在济宁城乡中兴起，此时正值战祸连绵的乱世。实际上，这个教派在争夺权力的竞争中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支持和操纵。60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古代社会属于多神崇拜，但济宁地区多元神灵信仰、超自然崇拜的存在和活力与其开放、流动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总的来说，济宁远离了鲁西地区流行的具有煽动性的宗教活动：一方面，由理性的儒家士绅所主导的高端的、稳定的城市性社会容纳了多种话语和生活方式；而另一方面，理性、平和的城市文化生态和精神气质客观上又遏抑了居民日常生活中可能的叛乱性宣传及其实践的萌芽，从而将潜在的威胁降到最低。这样的情形与城市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十分相似。明清时期的江南城市里，士绅精英建立了文化霸权，主导了城市文化的精神取向，所以正规宗教的活动非常盛行，而边缘的异端派别和活动微乎其微。61由此比照济宁，务实的、相对稳定繁荣的生活与文化语境，确保了济宁城镇居民对更大的山东西部经常性的波动和颠覆性叛乱的隔膜，有力地排拒了激进主义思想和极端行为。

三开埠以来西学、西教的楔入与济宁的现代城市转型

济宁之商业化、城市化崛起，源自明初以来大运河的运行。正是大运河为济宁以及沿线许多内陆地区带来了活力和流动性，并在明清时期维持了经济、文化上的持续繁荣。可是，自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出中世纪”,欧风美雨、声光化电拍岸而来。国际、国内发生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和自然事件急剧地侵蚀了包括济宁在内的整个北方运河地区昔日成功的基石。随着清廷不再依赖大运河作为国家的交通命脉，济宁和其他北方运河城市面临着人与环境的既有平衡遭到破坏的威胁，而国家则将战略重心转移到沿海地区。62因此，随着开埠后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等西方文明的渗入，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曾经辉煌的北部运河地区则沦为腹地，甚至一潭死水。从清末到民初山东的动态经贸版图上看，先后出现了三个条约商埠城市：烟台、青岛、威海。但还有陆续主动对外开放的五个“自开商埠城市”:济南、潍县、周村、龙口、济宁——只有济宁位于山东西部。63

清末时期济宁强大而开明的士绅精英们一直试图阻滞本地区的衰落。正是由于从过去的经验中认识到交通运输的重要性，他们积极推动铁路和现代交通体系的建设，在西方工业化模式的引导下，促使济宁实现了初步的现代经济转型。64此外，早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尽管民国时期政治局面和社会状况颇为混乱，与时俱进的精英阶层和不断成长的新兴市民阶级仍致力于在毁坏的、穷困的鲁西地区构建现代城市性。65因此，济宁包容、开放的环境和风气得以延续和复兴，使其能够适应新的价值和风尚，吸纳外来的人员、资金和机构资源。从19世纪末开始，由于外国势力的不断涌入，济宁在文化和宗教领域发生急剧的新变化，并且逐渐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其中，西方传教士及其所办的教堂、医院、学校、图书馆、信众组织等处于先导地位。

尽管清末民初基督教经常陷入与敌对的士绅、官员和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中，甚至发生多起激烈的冲突，但是基于不平等条约和强大的财力资源所衍生的优势，基督教在山东地区仍旧广泛传播。但与鲁西地区不断发生暴力事件不同，以理性平和主导的济宁没有出现与传教士的激烈冲突。根据王守中对迄至1899年山东教案的统计，发生在济宁的近乎为零。66查山东巡抚衙门根据各自州县等机构上报的1899年9月至1901年3月期间镇压义和团情况禀文的汇抄统计，发生在济宁州的几个小教案仅限在周边属县的乡村。67多数的暴力事件是与非官方的当地武装力量和秘密会社有关，因为它们可以有效地组织行动。发生在济宁临近地区的有著名的1897年巨野教案。68

天主教圣言会最先来到济宁。1882年，奥地利神父福若瑟和德国神父安治泰抵达济宁，开创了山东南部教区(辖兖州、沂州、曹州、济宁等府、州地区)。69他们首先是将西教引入当地社会。他们身着中国服饰，讲当地方言，遵从中国传统仪式和当地习俗。福若瑟甚至蓄起了辫子。起初，他们的传教成果主要局限于兖州、济宁和曹州境内的农村地区。时至1891年，才在济宁城建立起一座小教堂，信徒也只有十几个。但随着德国势力在山东地区的不断扩张，他们也借此扩大影响。1894年，福若瑟在济宁城东南郭建造了一座宏伟的教堂。这座希腊式风格的建筑物面积达720平方米，高16.5米，可同时容纳1200人集聚。到1898年，由于巨野教案的解决，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合法化。清廷的赔款给福若瑟和安治泰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建造和修复教堂。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德国在山东地区稳步建立霸权，传教事业也迎来空前发展的时期。70

圣言会以济宁为中心，在鲁西南地区开展传教活动。位于济宁北八里的戴庄，有一座著名的“荩园”,时称济宁八大名园之冠。1887年，福若瑟购得此园，并在近200亩的土地上建造了一座综合设施齐全的庞大教堂。1910年代，他们在济宁乡村地区占有约3000亩农田。在日本占领华北期间，民众云集戴庄寻求避难，庇护人数曾达到20万。71戴庄的传教及慈善事业不仅在地方上影响大，还获得很高的国际知名度。据传，外国来信只要在信封上写有“中国戴庄”,就可准确无误地投递。72据1950年代初的一项调查统计，济宁地区天主教主办的9个机构中有1所中学、2所小学、1所师范学校、1所女子学校、4家医院。73

新教到达济宁略晚。1887年，美国长老会牧师李佳白抵达济宁传教。济宁逐渐地发展成为长老会主要总部所在地，并在城市和郊区地带迅速扩大影响力。美国著名传教士狄考文也曾经在济宁工作过。济宁地区的长老会传教士专注于兴办医院和学校。他们曾建立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附属学校以及几家医院。这些机构注重培训中国本土职业人士。74

除了宗教性和机构性工作，长老会还在学校和社会中发起或组织广泛性的课程和项目，在重塑社会习俗方面显示出了极大的热情。这些项目包括：1.体育比赛，按季度定期举办的运动会；2.话剧表演；3.妇女解放，如废除缠足、倡导时尚发型、平权教育；4.自由婚姻，性别平等；5.扫盲运动；6.测验游戏；7.西方音乐和乐器的引入。75所有这些项目和活动都提升了民众对新生活方式的兴趣，并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美国浸信会到达济宁晚一些。首位牧师是一个名叫李寿亭的中国人(籍贯山东平度),他于1918年正式成立了第一个浸信会。有了类似的立足点之后，中、美浸信会的牧师们可以更有效地合作，济宁自193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成为周边地区浸信会的中心。76

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都把传教和社会慈善工作结合起来，以此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传教伊始，他们无偿提供医疗和接种疫苗。所以在民国前期，他们的影响力快速提高。1914年在整个山东，大约有454名新教传教士和36名教士医生。77据1938年的一份日本统计材料，当时在济宁县城常住的有107名天主教和新教神职人员。781948年8月11日的一份报告显示，当时三座天主教教堂有918位信徒，五座新教教堂有633位信徒。依附于十几个宗教组织的信徒有3641名，宗教活动遍布全县，基督教的信众人数超过任何一种本土宗教。79在明清时期蓬勃发展的佛教和道教，规模却开始缩小。1927年县志的编纂者写道：“县境旧多古寺，前清时设僧正司于铁塔寺。民国以来，僧众渐少，庙宇亦大半倾圮。”80

关于西方其他专业人士在商业、工业和其他领域活动的记录比较零碎分散，没有发现可靠的历史统计数据。一个情形是，随着日本势力在中国内地的不断渗透，济宁地区的日本商人数量迅速增长。在1938年之前，大约有300名日本人经营商店、餐馆、旅店、工厂、运输公司以及充当商人代理。81外来影响的不断扩大意味着济宁正逐渐受到全球化进程的牵引。通过这一过程，西方宗教在这座内陆城市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深入。济宁城市空间的这些变化，为当地民众在价值观和职业上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性。佛寺、道观、清真寺、城隍庙、牌坊等传统建筑，与新起的天主教堂、基督教堂以及它们兴办的学校、医院等新景致，显示了这个转型中的内地城市焕发着蓬勃生命力。82

结语：内地城市流动、宽容、高端氛围中文化与宗教的动力

在多元化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儒家思想是主流，更是山东西部本土文化(“鲁文化”)的核心。在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出现之前，文化的儒家一体化在农业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山东西部内地尤其明显，并表现为沉闷、封闭、保守的士风民气，以及本文开篇所讲的内地性宗教文化特征。83而大运河兴起后所带来的物品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沿岸地带的南北文化与社会风俗变迁，包括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发展。84但这种变迁在各个地方生境不尽一致，尤其在城、乡之间差异显著。位于沟通南北交通和交流的大运河的中间位置，运河交通、交流搅动起来的发达的市场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所依托的多种社会文化特质，在城市性高度发展的明清时期的济宁根深蒂固。这就是精英意识形态和大众群体心理，包括正规宗教信仰和仪式——尤其是佛教繁荣发展的原因；与此同时，亦因为理性、平和、高端的城市文化生态和富足、稳定、祥和的物质生活，粗浅、神秘、极端或具有潜在反叛性的教派及其秘密活动难以立足，印证了“仓廪产而知礼节”的古训。这种情形与商品化、城市化、士绅文化更为发达的江南颇为相似。

从19世纪末开始，同其他运河城市一样，济宁遭遇了超越以往王朝循环的挑战：不仅面临着运河交通的衰落，而且现代性、资本主义、基督教等舶来品亦为清末民初的经济网络和生产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济宁的宗教和文化领域也因外国人口的不断增加而产生了新的变革。其中，以西方传教士兴办教堂、医院、学校、图书馆和教友组织的传教任务为先导。外国传教士和专业人士之所以青睐济宁，不仅是因为其区域地位重要，还看重其长期养成的相对宽容、安定、先进的城市条件和气氛——这在近现代内陆地区并不常见。85早在1880年，一位在济宁做过调查的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就观察到：“这里是一个比在济南更好传教的地方。”86

从济宁宗教情况的延续与流变中，也可以看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某些一般特征。西方枪炮、商品、工业、现代性、资本主义和文明的传入，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运动轨迹。以上海、天津、广州、青岛等贸易港口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建设，而济宁却与大多数没落或崩溃的内陆腹地不同，它顺应了新时代的趋势，有效地阻滞了边缘化，进而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内地城市现代性的道路。

注释

1见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269页。

2见孙竞昊:《明清北方运河地区城市化途径与城市形态探析:以济宁为个案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

3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3之5《风土志》,咸丰九年刻本,第17b页。

4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同时参看该页的注3。

5其中,济宁州学与文庙合一,是既祭祀孔子等先贤、又教育管束生员的场所。清末新政时期州学改为“劝学所”,民国后改为“教育局”。之后随着政局变化,先后被不同的单位使用,1960年后逐步拆改为民居。赵玉正:《济宁文庙(孔庙)的演变》,《我记忆中的济宁古城》,济宁市市中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2013年版,第49—50页。

6周锡瑞认为济宁是清朝山东地区产生举人比例最高的地区。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2页。

7孙竞昊:《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8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8《建置三》,乾隆五十年刻本,第41b页。

9万历《兖州府志》卷4《风土志》,万历二十四年刻本,第6a—6b、12a页。

10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39—286页。

11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69—251页。巫仁恕主要使用江南地区的材料论证晚明商品经济、国内外市场、城镇化的发展,促成了奢侈消费享乐主义的社会风气,延及士大夫价值观的变动。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0—55页。

12康熙《济宁州志》卷8《艺文志上》,康熙十二年刻本,第1a页。

13李白曾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写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14傅崇兰提到:济宁平民的这些礼仪给国外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见傅崇兰:《济宁古代简史》,济宁市中区政协编《文史资料》第10辑,1998年,第27页。

15关于济宁士绅重塑地方文化特性的努力,参见孙竞昊:《一座中国北方城市的江南认同:帝国晚期济宁城市文化的形成》,陈丹阳译,李泉主编《运河学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45—174页。

16山根幸夫(YamaneYukio)指出,山东的许多基层市场起源于寺庙附近定期举办的集市,并与宗教节日有关。转引自GilbertRozman,UrbanNetworksinCh’ingChinaandTokugawaJapan,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1974,p.206。

17据李联棠1933年的田野调查报道,这座庙会由于土匪的原因而于1928年终止。其文《王母阁庙会》收录于《山东庙会调查集》,见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241页。除了宗教、文化和娱乐功能外,明清时期的庙会也具有商业意义。参见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18在大运河文化第二次全国会议上,有几位学者提出这一概念,强调了运河城市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因为它们通过运河运输吸收了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从而在特定地区显示出跨地域的特色。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济宁运河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251页。

19基于学术界的相关既有研究,笔者有对建立在市场化、城市化基础之上的明清江南文化特征及性质的归纳。见孙竞昊、卢俊俊:《明清时期江南文化的精神旨趣、市场动力及其限制》,唐力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18期,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20关文斌(ManBunKwan)分析了帝国晚期天津蓬勃发展的大众文化,认为这种商业主义、享乐主义与城市主义的精神与“农村与城市之间没有区别的儒家思想”不符。参见ManBunKwan,TheSaltMerchantsofTianjin:StateMakingandCivilSocietyinLateImperialChina,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01,pp.85—88。

21如周锡瑞所说,山东南部和西部是贫瘠且人口稠密的农村,因此“是盗匪横行的地区”,而济宁周边这样几个城市化地区却避开了,这反映了“一种属于长江下游的与山东其他任何地方完全不同的吸引力”。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3—15页。

22即使是今天,附近城镇的居民也习惯称济宁人为“济宁猴子”,来描绘他们的聪明、通变,甚至是狡猾的性格。同样,临清城居民的商人性格也给他们带来了“临清猴子”的称谓。

23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7之2《学校志》,民国16年铅印本,第5a页。

24卜正民对晚明地方社会的这个特征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论述。参见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1页。

25康熙《济宁州志》卷2《疆舆志下》,康熙十二年刻本,第3b页。

26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咸丰九年刻本,卷5之2第1a页至卷5之3第8a页。

27孙扩图:《一松斋集》卷8,第29a—29b页,山东大学图书馆藏。

28见万历《兖州府志》卷25《物产》,万历二十四年刻本,第1页;嘉靖《山东通志》卷20《寺观》,嘉靖十二年刻本,第1a页。

29赵玉正:《昔日济宁城区著名的佛教寺院述要》《昔日济宁城区著名的道教庙宇宫观》,《我记忆中的济宁古城》,第113—130页。

30吴国柱:《济宁城隍庙的兴废》,济宁市任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13辑,2000年,第146—163页。

31萧少兰:《忆济宁城隍出巡》,济宁市市中区政协编《文史资料》第10辑,1997年,第277—278页。

32关于运河神的相关记录见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10《建置四》,乾隆五十年刻本,第4b—5a页。

33郑与侨:《济宁遗事记·胜迹记》。“同里李梅生家藏本”抄本,山东省图书馆藏。

34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8《建置二》,乾隆五十年刻本,第49b页。

35韩书瑞(SusanNaquin)对北京明清寺庙的详细分析表明城市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包括官方社坛、佛教、道教、祖先崇拜、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各色宗教。日常生活中,佛教与道教的表现有时会重叠,但没有一方“占主导地位”。韩书瑞:《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上),孔祥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7—61页。

36萧鹤声、唐承涛:《济宁的回族和伊斯兰教》,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市市中区文史资料》(市中区)第4辑,1988年,第189—212页。

37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济宁运河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161页。

38刘化冰:《大教宗常志美》,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7辑,1992年,第78—81页;马秉新:《济宁回族》,济宁市市中区政协编《文史资料》第11辑,1998年,第21—24页,第26—28页,第152页;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第6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365页。

39MatteoRicci,ChinaintheSixteenthCentury:theJournalsofMatthewRicci,1583—1610,trans.byLouisJ.Gallagher,withaforewordbyRichardJ.Cushing,ArchbishopofBoston,NewYork,RandomHouse,1953,pp.357—359;李贽:《续焚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1—92页。

40如1690年方济各会成立北京教区,但第一任主教意大利人伊大任因北京没有会堂,便常驻临清,活动范围主要在山东西部。朱亚非、张登德:《山东对外交往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213页。

41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第6册,第365—367页。

42《清高宗实录》卷273“乾隆十一年八月癸巳”条,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12册,第34页。

43卜正民:《儒家士大夫的宗教:董其昌的佛教与徐光启的基督教》,孙竞昊译,《中国学术》2004年第5期。

44周锡瑞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表明,落后的鲁西地区为反叛思想的滋生提供了文化土壤。参见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3—16页。

45参见孔飞力:《中华帝国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41、177—179页;裴宜理:《华北的叛乱与革命者,1845—1945》(增订本),池子华、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92—95页。

461774年爆发于山东西北部的寿张、持续3个月之久的白莲教的一个分支教主王伦领导的暴动影响之巨便是个例证。叛乱武装一度切断运河通道,占领毗邻的临清达半个月之久,摧毁了临清及其周边的经济和基础设施,临清从此一蹶不振。参见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刘平、唐雁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6—156页。

47《清高宗实录》卷1072“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戊戌”条,第22册,第28—29页。这条材料表明了1899—1900年拳民出现的多重起源。根据周锡瑞和路遥的资料显示,1896年直隶人赵三多将梅花拳的一个分支发展成为反叛的义和拳。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44—149页;路遥:《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45—252页。

48《清高宗实录》卷1262“乾隆五十一年八月丙午”条,第24册,第8页。

49嘉庆皇帝的诏令中频繁地出现秘密会社的叛乱案件。见《清仁宗实录》卷282“嘉庆十九年正月甲戌”条,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31册,第16—18页。

50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第6册,第132—144页。

51徐宗干:《庙地改拨书院经费议》,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7《学校志》,民国16年铅印本,第5a页。

52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10《职官志》,第42a页。

5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0《平徐鸿儒》,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27—1132页;《明熹宗实录》卷27“天启二年十月辛巳”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375页。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第6册,第49—51页。

54李继璋:《济宁直隶州拟稿》“建制志上”,“团练”。关于这次防御,还可参见时人的记载:郑与侨:《记守御》,康熙《济宁州志》卷9《艺文志中》,康熙十二年刻本,第56b—58a页;周永春:《守城记》,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7《建置一》,乾隆五十年刻本,第23a—27a页。

55李文怡、江太新:《清代漕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287页;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6—1387页。

56孙辰:《在理教在济宁》,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4辑,1988年,第247—257页。

57济宁曾是安清帮重要的基地,成员遍及各色人等。其势力在民国初期衰微。李鼎茂:《安清帮在济宁的概况》,《文史资料》(济宁市政协市中区)第10辑,1997年,第131—141页。

58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46页;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济宁运河文化》,第248页;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第2354—2355页。

59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济宁运河文化》,第248页。

601905年,济宁人路中一成为一贯道的第十七代祖;1930年,另一位济宁本地人张光壁成为该派的领袖。参见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第1964—1967、2363—2365页。

61参见卜正民:《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年至1911年的宁波士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62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160页。

63陈新岗、张秀娈:《山东经济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16—429页。

64孙竞昊:《清末济宁阻滞边缘化的现代转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65孙竞昊:《在腹地构建现代城市性:民国前期济宁的演变(1912—1937)》,《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66王守中:《山东教案与义和团》,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88—91、154—160页。传教士的在济宁的活动至多受到些许温和的抵制,如1891年天主教圣言会福若瑟神父在济宁城为建教堂置产一度受挫,但最后还是得以妥善解决。王守中:《山东教案与义和团》,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103页。另外,福若瑟和另一神父安治泰曾在曹州遭到民众的袭击和折磨。参见路遥:《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4页。

6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672—681页。

68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圣言会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在巨野县张家庄被大约二三十个手持刀枪的人杀死。参见路遥:《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39—43页;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18页。

691885年教皇利奥三世把山东分为北部、南部和东部三个教区。参见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版,第161页。

70刘化冰:《安治泰其人》手稿,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市市中区文史资料》(市中区)第6辑,1990年,第114—122页;赵玉正:《德国天主教会设在济宁之概况》,《我记忆中的济宁古城》,第138—145页。

71资料主要来源于路遥等人收集的访谈记录,参见路遥:《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43—44页。其他数据来源于1980年代中期的一些手稿,袁静波:《济宁荩园史话》;涵续河:《戴庄今昔》;赵成栋:《济宁斗鸡场天主教总堂纪事》;参见赵成栋:《漫谈济宁的天主教会》,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市市中区文史资料》(市中区)第4辑,1988年,第213—246页。

72一个世纪后,2003年福若瑟被梵蒂冈“封圣”,戴庄也就成为一处世界性的历史“圣地”。

73佚名数据:《济宁市中区天主教原附属机构情况表》,济宁市政协资料室藏。

74赵玉正:《美国基督教(耶稣教)长老会牌坊街教堂》,《我记忆中的济宁古城》,第146—148页;盛世民:《济宁的几个“第一”》,手稿,济宁市政协资料室藏。

75一份有关济宁佚名的手稿:《基督教长老会在济宁》;另外一份有关牌坊街的佚名手稿:《济宁牌坊街教会简介》,济宁市政协资料室藏。

76戴玉田:《济宁黄家街耶稣教堂开始创办》,手稿,济宁市政协资料室藏。

77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第162页。

78数据源自日本满铁有关济宁的一份秘密报告:《日寇在济宁县的一份秘密调查报告》,政协济宁市任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任城区)第9辑,1995年,第16页。

79数据源自济宁公安局:《会道门迷信团体统计表》,1948年8月11日,济宁市市中区档案馆藏。

80《济宁县志》卷2《宗教篇》,第75a页。

81数据源自日本满铁有关济宁的一份秘密报告:《日寇在济宁县的一份秘密调查报告》,政协济宁市任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任城区)第9辑,第15—16页。

82还需指出的是,在开埠后的传统与现代的悖论语境里,济宁精英表现出中和的姿态。潘守廉(北洋末代总理潘复的父亲)致力于儒学和佛教在西方式现代物质生活中的统一。他写了不少诗文,倡导佛、儒合一以救亡图存,写了《劝人念佛歌》等。参见潘守廉:《对凫缘景》,稿本,第29a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83孙竞昊:《商品经济与齐鲁文化散论——兼谈俗文化研究》,《管子学刊》1995年第1期。

84参见王云:《明清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329页。

85笔者在2002年访问当时已届90高龄的刘子怡老人时,他讲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济宁,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但民众不偷不抢,商人不欺不诈。这个说法点出了济宁与许多北方贫瘠地区截然不同的温和城市性格。

86JaspersS.Mcllvanie'sLetterofJuly5,1880,J109-01-12,山东省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