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确认山西永济市的“农会”能否算作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家正式注册的综合性“农会”，但它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农会”。
前言 一个惊喜的发现
在过去几年里，随着城乡差距的拉大，很多学者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三农问题，对于中国的城乡二元制结构怀有深深的忧虑。大家逐渐认识到，广大中国农民的贫困，并不仅仅是经济贫困，更主要是权利上的贫困，是农民没有办法主宰自己命运的贫困。尤其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前，国家渗透到农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农村根本没有非政府组织生存的空间，原有的人民公社集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于一身，国家通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渗透到农民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改革后，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实行政社分设同时，在相当于原生产大队的范围内设村，成立了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可是由于体制的沉疴，按理说村委会应该是村民自治组织，属于NGO性质，可实际上在很多地方，村委会、村支部却高度官僚化，倒成了和政府机构一样压在农民头上的负担，连一个妇女主任都要领工资，而村里的土地等集体财产往往没有有效地为全体村民造福，反而常常滋长腐败。面对沉重的负担和一些基层恶势力的压迫，广大农民却往往依然是一盘散沙，除了上访就只能任人宰割。
为此一些知识分子希望重拾解放前晏洋初的乡村建设理念，唤起农民的公共意识和道德勇气，团结起来建设和谐新乡村，尽管很多参与者都感到这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工作，但是由于农村利益关系的复杂及沉重的历史包袱，推进起来非常艰难，农民启蒙之路更是漫长。很多学者一方面感慨今天的中国农村要能组织起当年那样的农会来，发扬农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精神就好了！既然眼下中国农民的政治资源的拥有和获取的能力是非常差的，这必然造成农民的政治弱势地位，那么从农民也具有发展权利的角度讲，组织起来以争取合理的政治权利是必要的。既然可以有工会、工商联、妇联等组织，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有农会呢？另一方面又哀叹，今天的中国地方政府哪里能有这个胸怀，敢让农民组织起来。这似乎是一个悖论：越是需要农会的地方，往往基层政权和农民的矛盾越是尖锐，所以越是不可能允许农会的存在。
为此社会上有很强烈的呼声，在今年的两会上山西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就提出建立全国农民协会，以保护农民权益的提案。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在接收媒体采访时表示：“人民有结社的自由，这是宪法给予的权利，民政部作为社团审核单位，应该鼓励和保护各种行业协会包括农民的行业协会发展。。。。。。作为一个保护农民利益的行业协会肯定是可以发展的。”不过只要在网上查询，很多地方虽然都介绍自己有“农民协会”，但具体了解其内容，主要是一些政府牵头的生产合作组织，或者经纪人组织，比如“蒜农协会”，“棉农协会”等，真正象历史上那样的综合性农会组织几乎没有。
前些日子，记者偶然和党国英先生聊天时，他说，你相不相信，山西一个地方早就有一个农民协会了，是真正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搞乡村建设的农民协会，还是正式注册的合法社团。这让记者大感兴趣，不过党先生也是刚听说这个消息，他介绍记者联系中国妇女报的副总编辑谢芳华，谢女士是在“农家女学校”的活动中了解到这件事的，谈起那家农民协会她禁不住激动，连说几遍“实在是了不起”，尤其是一个叫郑冰的领头人“真是有本事”，她强烈建议“你一定要去看看”。
看人家城里人多潇洒
怀着种种疑问，记者来到了山西永济，车站下车，农会派了一个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来接我，颠簸了半个多小时，来到一处村前平房，果然印着很大的招牌“永济市农民协会”，走出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女性，她就是农民协会的发起者郑冰。见到记者她倒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反复讲：“看你大老远跑来，也不知道咱们这里有什么好采访的，都是很普通的碎事情。”
记者看到在农民协会里堆着化肥、农药、种子等农需物资，原来农会还有一个招牌是农村科技服务站，从这里郑冰打开了话匣子。这个农民协会的缘起是从七年前的一次偶然经历开始的，那时郑冰村上学校的教师，业余开了一家小农需物资店，代销一些农药化肥，一年也就挣个几千块钱。98年有一次一个供货商联系郑冰说要请两个西农大和运城农学院的老师到寨子村做报告，郑冰听了特高兴，忙前忙后张罗，等老师来了，才发现供货商是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这让郑冰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就和老师商量能不能多讲农业知识，别做产品广告。但供货商不高兴了，咱们花钱把老师请来，不介绍产品怎么行，郑冰性子挺倔一咬牙，干脆自己把老师来的费用给出了，一次就花了一千多块钱，但那次活动的效果特别好，结束以后乡亲们都问什么时候再办这样的活动啊？谈起那段经历，郑冰觉得自己当时想的很简单，反正钱是人挣的，也是人花的，看到乡亲们这么有需求，索性又办了几次类似的活动，郑冰的爱人虽然觉得她这样花钱有点担心，但还是很支持他。很快附近的乡亲们都听说了有个自己掏腰包给大家办农业知识讲座的大好人，这带来了出乎意料的收获，乡亲们都爱到小店来买东西，第二年郑冰的农需物资店一下子就挣了六万多块钱，而且她的小店成了周边地区的农业技术交流中心，大家农业生产上遇到问题，都爱到这里来找答案，她干脆把教师的工作也辞了。
但接下来的2000年却有一场意想不到的打击差点要把郑冰压垮，当时村里想发展养殖业，郑冰就拉来了一个项目，和一个养鸡场合作搞家庭养鸡场，一些村民都从信用社贷款参加了这个项目，郑冰义不容辞地给他们当了担保人，结果由于村民们缺乏技术，再加上和养鸡场的合作也出了些问题，最后很多村民血本无归，欠了信用社15万贷款还不上，信用社找到担保人郑冰催讨，郑冰自己出了一万多，并保证以后村民还不上的，都由自己一点点还，再加上信用社请的律师了解了情况以后也觉得郑冰不容易，才没有把她的店面给查封。这件事之后半年多时间，她都没有缓过气来，想不通在农村做事怎么就这么难，用她的话说“郁闷了好长时间”。
2001年7月的一天，几个和郑冰比较要好的妇女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剧情让一个大姐突发感慨：“你看人家城里女人活得多潇洒，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一下班就跳舞，咱们村里女人除了围着灶台转，就是拉扯些东家长李家短，活得真没意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郑冰问：“真要让你们跳舞，你们跳不跳？”没想到几个姐妹都异口同声“咋不跳哩，你要能请来老师教咱们，咱们一起跳。”郑冰说干就干，还真到妇联找来了老师，教大家跳健身秧歌和交谊舞，最初是十几个比较熟的姐妹一起学，还有人风言风语说闲话，可没过多久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到了冬天农闲的时候寨子村妇女除了年级比较大的，80％的都加入的进来，一些邻村的妇女都来学，不过由于怕人说闲话，还不让男同志参加，都是女的和女的跳。村前的空地上每天一到傍晚，几百个老老少少的妇女一起跳舞，景象颇为壮观，有些人一天不跳就好像少作了一件事一样。跳的人多了，光跳没意思，还把大家分成九个组，每天晚上比赛谁跳的好，优胜组成员，奖品是小红花。大家热情分外高涨，居然有一天酿成了“跳舞事件”，那天郑冰有事没有参加，大家继续跳舞比赛，结果由于太较真了，有两个组，觉得评判不公，相互不服，渐渐开始辱骂，推桑最后造成了严重纠纷。这件事让郑冰反思了很久，觉得光让大家跳舞还不行，还得让大家懂道理，长见识，但是这也不知从何做起？
恰巧那时电视里在放大学生辩论赛，这让郑冰临机一动，要不组织大家也来搞辩论赛吧。人家大学生辩些哲学题目，咱们就来辩一辩自己身边的事情，村里的纠纷无非就这几类，就来辩一辩：婆媳关系不好，婆婆责任大还是媳妇责任大？生男好，还是生女好？妇女是要融入市场经济大潮还是做贤妻良母？一开始只要一辩起来就吵得不可开交，不过好在吵完以后，总能总结出一点道理。搞了辩论赛，大家就感觉自己的知识水平不够了，看到电视里好词语滔滔不绝，可轮到自己道理在嘴边就是说不出来。这样寨子村的妇女又进一步组织起来学习，李换娥、梁二红等几位积极分子，免费把自己家里最宽敞的房子腾出来当教室，大家分成小组，每天晚上读书讨论，从天下大事到家庭教育，不断总结经验，课程也办得越来越规范，每天的课有几项常规内容：生产生活技术交流；家庭教育研讨；政策法规学习，课堂中还为了增加趣味性涉及一些娱乐项目，通常是说笑话和猜谜语，他们管这叫“开心一刻”和“脑筋急转弯”，渐渐村里的大老爷们儿也有人加入了进来。
就这样寨子村的妇女在七里八乡都出了名，2002年三八节，大家想到市里展示一下寨子村妇女的形象，郑冰去联系了妇联的支持，组织周边500名妇女到永济市表演秧歌，。到2003年正月十五又组织了1000多名妇女，从早上走到下午三点，没有一个人掉队，兴致特高。后来听说市里文化局的干部一开始还有顾虑“让这些农村婆娘都出来，不丢人丢大了？”但一见到这些妇女们整齐的阵容，乐观积极的精神面貌，个个都翘大拇指。据说邻村来串门的都议论：“看这些寨子村的婆姨，真是没白活。”
村子的事情是大家自己的事情
从最初的办讲座到现在村民自发组织学习，这些几乎都在无心插柳中顺利地做成了，这么多村民意气风发的组织到一起，形成了一批有想法、有热心、有干劲的骨干，很快就有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咱们过去几十年都不看书了，现在天天学习，总得学出些成果来。”
恰巧2003年年底，郑冰被永济市妇联推荐参加了在北京农家女培训学校举办的研修班，认识了吴青、谢芳华等一批老师，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姐妹，用她的话来说“彻底开了眼，身上都觉得有劲了”，有这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努力改变农民的命运和乡村的面貌，也坚定了郑冰的信心。
从北京回来，把乡村建设的理念一介绍，大家都摩拳擦掌非常振奋，觉得以后不能光指望政府，自己得行动起来才行，于是推举出了24个有公益心的代表当理事，成立了寨子村村建理事会。这个理事会决定要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全村的道路硬化和修排水渠，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全村很久。寨子村是一个有两千多人口的大村，可是村委会和村支部一直关系不顺，村里派性很严重，村委会的账目历史上又有些不清爽，记者去时这个村索性有没有村委会，据说是“那些想当村主任的，谁都不能让大家服气，再加上和村支部的关系比较微妙，所以干脆选不出来。”村委会既然瘫痪，村里的公共事务也就没人管了，村里的道路一道下雨天泥泞不堪，垃圾随处丢弃，脏乱不堪。成立村建理事会以后，由理事会集资再加上郑冰自己出钱凑足经费备好了料。为了发动全村，理事会先是印了传单，挨家挨户送，宣传修路是全村老百姓自己的事情，绝大多数村民都被动员了起来，大家一鼓作气，每家分片包干，修好自己家门前的路，最后由村建理事和一些热心骨干修村前村后的路，一开始曾有个别几户人家，不愿意出力，大家就一起去帮忙，最后他们自己也不好意思了。就这样前后花了七十多天，全部完工了，几届村委会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被村民们自己组织起来解决了，修完路大家士气高涨，又把村前的荒地平整出了一个篮球场，而且加起来总共只花了三万块钱。后来临近一个村子的人来参观，告诉大家自己那个村是由村委会找人修的路，帐上一共花了14万多，这就更加让寨子村的村民们自豪了。接下来在村里的卫生整治方面村建理事会也高的有声有色，一举解决了垃圾随处堆放的问题，还组建了一只由村里老年人组成的义务卫生监督队。记者在村里调研的几天里，常常看见扛着扫帚在村里转悠的老汉，他们都把这当作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寨子村的活力让很多周边的村都很羡慕，甚至有其他村的人想加入寨子村的活动，但以什么名义就成了让人苦恼的事情，以寨子村村建理事会的名义总有些不方便，何况这个理事会在法律上到底该如何界定也没有一个规范的说法。就这样一切都显得那么水到渠成，在2004年6月7日，郑冰在市领导的直接支持下，在市民政局顺利注册了“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有着这个法律承认的实体，往后开展工作就更加方便了，前一段时间，寨子村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激起纠纷，前任村长修建村小，最后不知怎么帐目出了问题，最后没钱付给承包商，承包商一怒之下关闭了小学，不让孩子上学，这下纠纷就闹大了。前任村长没法解决躲起来，乡政府让农会出面，由农会发起集资才解决了矛盾。记者在采访时遇到了村里当了20年村支书的老书记任振兴，老书记抱怨“现在村干部没有人愿意干”，谈到农会的活动，看得出老书记有些不是滋味，不过他坦言，虽然自己不去，“媳妇孙子都参加哩。”
而且有了“永济农会”这块招牌，从此走出寨子村发展乡村建设也名正言顺了，农民协会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一方面把寨子村的发展作为示范，进一步搞起来经济合作社，利用剩余劳动力组织了一个纺织工艺品生产小组，一个蒸馍作坊，后者已经产生了效益；又集中102户的380亩土地，规划了小麦良种试验基地，统一种西北农学院的新品种，每亩可以增产200多斤；还在全村集资，用股份合作制建了一个环保涂料厂，投产后觉得品质不够满意，就专门派出十个年轻后生到北京“学技术，学管理”，全村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另一方面，农民协会组建通过吸纳骨干，把乡村建设的理念辐射到寨子村之外的周边地区，目前已经全镇已有五个村设立了农民协会分部，记者走访了在张刘庄和西厢村的两个点，看到从装潢布置，到职能安排几乎都是都是寨子村分部的翻版，有一些村子也模仿寨子村开始办学习班，培养乡村建设骨干，真有星火燎原之势。
激发农民的现代公民人格
永济农民协会对于中国乡村建设的示范意义也许怎么重视也不过分。按照于建嵘先生的观点，农会可以“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团结全体农民，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抚贫帮困，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共同致富；维护社会稳定，清除社会黑恶势力等等，是社会进步力量。其重要功能在于在国家政策和法律容许的范围内维护农民的利益。它作为国家和农民个体的一个中间形式，对于缓解国家和农民的矛盾的作用是重大的。对农民提出建立农会的要求，只要引导得当，能够以最小的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填补目前农村管理体制存在的制度真空，并为进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打好基础。”而孙立平先生则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城乡断裂的社会。如果说城乡是两块裂开铁板，那么农民协会就是有焊接铁板的焊条。缺少了它，分裂的铁板就没有结合在一起的可能。在这个变动的社会中，成立农民协会是非常必要的。”
可对于永济农会的这些成绩，几个农会的骨干都理解的非常朴素，就是想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让农民也像城里人一样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还一致同意给农会选了一支会歌，歌名就叫“不白活一回”。而且乡亲们产生了一种迫切的愿望，改变环境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要做奋发进取，急公好义的新农民才能“不白活一回”。非常有趣的是，现在村里最常说的词就是素质，不关心公益就会被人称作“没素质”，上课迟到也被批评“没素质”，随地吐痰更是“没素质”。记者临走前一天晚上的学习活动安排了一场辩论赛活动，主题恰巧也就是“农村的发展主要靠党的政策还是主要靠农民素质的提高？”，最后大家集体认同，农民素质提高了，用不着光指望党的政策，有困难也能想办法自己解决，反之农民素质不提高，党的政策再好也没用。
回顾这一路走来，郑冰感慨良多，觉得自己有一些误打误撞的感觉，但是有一点感悟，是她参加完农家女培训学校的课程才坚定地明白的，那就是：改变乡村的面貌，并不仅仅是教给农民一些生产技术，而是“激发农民的现代公民人格”，让大家明白自己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要组织起来为建设家园承担起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组织化发展有多快，农村经济发展就有多快；农民组织化程度有多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就有多高！
重视农业就要支持农民组织起来——专访山西省永济市常务副市长牛英杰
在采访农民协会的过程中，很多人都表示这和当地政府几位主要领导的支持鼓励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一位“牛市长”被不少群众津津乐道，他七年前做分管农业的副市长时就鼓励当地农民兴办合作组织，在成立农会的过程中他更是对郑冰表态，“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直接来找我。”记者不由得对这位开明的干部产生了好奇心，但和这位牛市长联系时，他下基层去了，不在市内，等他回来表示可以接受采访，已是晚上九点多种，走进市政府大院里面朴素的办公环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牛英杰先生的办公室里，他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不管谁为大家服务都应该被鼓励”
郭：牛市长你好，永济市农民协会蓬勃发展，会不会有人提出质疑，这会架空村支部、村委会这样的基层组织？
牛：我认为不会，这恐怕是有些人没有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正确认识和谐社会才提出的质疑，
在市场经济没有充分发育的时候，往往党支部和村委会包揽的村里的一切事务，这其实是不正常的。比如我们谈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农村党支部的职责是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发展发展基层组织，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而不是包揽一切事务。
郭：但是按照村民组织法，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那么农会这样自发产生的新型组织，它自发义务承担了很多乡村建设和社区服务的职责，不是会给村委会、村支部带来压力么？这会不会使有些人担心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工作被取代？
牛：这种担心，我觉得是多余的，由于目前的体制，党支部是由党员选出，村委会是由全体村民选出，这在眼下确实容易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有些工作没有搞好。现在一些同志虽然不是村干部，但他站出来愿意为大家做好事，有什么不可以？给村干部带来鞭策也是好事，谁为大家服务都应该被鼓励，这能叫架空取代党组织？谁要有这种观念那也太狭碍了，根本就没有理解：党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而且象郑冰这样愿意为大家服务，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同志，如果她什么时候想当村长，我觉得也完全够格，这和搞农会并不矛盾。
郭：当前很多学者都提出，村委会原本应当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可实际上在我国村组织却高度行政化，村干部往往反倒成为了村民头上的负担。
牛：确实过去很多地方村干部和农民矛盾比较尖锐，也有人提出来是不是该精简乡村干部？对此还有不少争议，我们也不想这么早下结论。
“就嫌这样的组织太少”
郭：据说你早在七年前就大力提倡村民自发组织合作社，这种观念应该说在当时还比较超前吧？
牛：在我们这里大家都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拿我来说搞了十几年农业工作，再加上有机会去一些发达国家考察，逐步悟出一个道理，在那些发达国家合作社非常普遍，这才能把农业产业化经营，而在我们国家小农经济的模式根本搞不起来。制度、标准、品牌、规模，所有这些农业产业化的要素，不让农民搞合作怎么能行？
郭：可我看到有些地方也搞合作社，但行政色彩比较重，结果好像成了第二套政府班子，效果未必好？
牛：这确实是个问题，现在这个时代，绝对不能再光依靠行政命令手段，不和群众自己的中想法要求结合在一起，行政命令很容易成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些人一关心农业就命令农民种这个，种那个，甚至不合群众商量，动辄连上几万亩地搞个什么工程，以为这是“有魄力”，这种“抓农业”的方式实践证明是容易出乱子的。重视农业就要激发农民自身的活力，政府只是提供引导和必要的扶持，要相信农民群众的创造力，关键是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开动脑筋谋发展，其实农民群众中有的是能人，只要你放手给他们舞台。
抓住这个问题，才牵住了三农问题的牛鼻子，我们觉得组织化程度低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最大瓶颈问题，光喊重视三农，不在这方面下功夫，我看都是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组织化发展有多快，农村经济发展就有多快；农民组织化程度有多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就有多高？
郭：我看到永济市虽然财政收入不是非常高，但市内绿化很好，郊外到处都是农田，和一些大搞开发区、地产项目的城市比，你们的发展思路好像也不完全一样？
牛：这也不是我们自己吹牛，在山西，永济的农业产业化搞得是比较好的，这和历届班子在发展观上的统一是分不开的。我们这些市里的干部，当然在发展经济上担子很重，但我们把和谐发展看得更重。总理不是说了么，搞经济学先要搞穷人经济学。在中国尤其中西部地区就要搞农民经济学，把农民消费水平提高，让农民增收，这才是和谐社会。假如我们永济光靠投入，光靠出口，光挖资源，光有一批大富翁，但大多数人民群众很穷，我们总觉得是有问题的。所以虽然其他产业带来的财政收入可能更直接一些，但我们在农业上下的功夫一直很大。
郭：这个农民协会的成立是否也和你所说的和谐发展观有关？
牛：对，这个农民协会，不光我一个人支持，我们市委班子对此没有任何争议，认识很统一，一切有利于农村发展和农民幸福的事，都应该鼓励，我现在就是还嫌这样的组织太少。
“农民协会是合法注册的……受法律的保护”
郭：我们有个说法叫“人走茶凉”，你或者你们这一届班子固然对于农会非常理解支持，但假设你们几个主要干部被调走了，或者退休了以后，你觉得永济农会还会一直办下去么？
牛：当然一个组织最初的发展和个人关系比较密切，但它一旦走上了轨道，就不是哪一个人可以操纵的事情了。你提到的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是微乎其微，这个“农民协会”是合法注册的，有法律来监督它，也就受法律的保护，只要它实实在在为农民服务的，坚持它的宗旨，换了哪个领导他也会支持，我更不相信谁有理由来扼杀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我最担心的倒是它自生的健康发展。光讲大道理没有用，落实到一句话，关键是要让大家在参加农民协会的过程中得到具体的帮助，进一步感受到实惠，让农民过上幸福生活。
减免农业税激活乡村基层民主建设
今年新春的中央一号文件被很多媒体称为亮点就是：“进一步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减征力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三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更是令人振奋的表示，“明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原定５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３年就可以实现。”“农村税费改革是农村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全部免征农业税，取消农民各种负担，彻底改变两千多年来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
当前对这一政策的关注往往集中在，减轻农民负担，帮助农民增收的层面，固然农业税设计的不公平，不合理是人所皆知的，取消它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笔者在一些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中，用更广阔的视野观照，深切感受，这一善政的内涵，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目前的理解，可以说此中大有深意。
在历史上，解放后广大农村的基层组织秉承“支部建在连上”的思路，原本是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更多地承担了政府派驻机构的职责，在征收税费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以皇粮国税的名义，各级政府不合理的摊派收费，“三提五统”，也轻松的搭了农业税的便车，加重农民负担以外还滋长了腐败。这部分“自收自支”的资金也为乡镇机构的膨胀提供了重要条件，成为恶性循环，“几十顶大盖帽吃一顶破草帽”，机构越来越膨胀、财政越来越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乡镇政府便更是和村级组织沆瀣一气随心所欲巧立名目，向农民摊派，或自行大规模举债，“养人财政”、“吃饭财政”的情况沉疴久已。
这种体制下村干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税吏”的角色，往往把对上效忠，对下压迫作为自己的行为策略，并从这种体制性的腐败中分一杯羹，所谓“恶人治村”就是因此而来，“不能把村长不当干部”也是这种无奈的体现，在广大农村真正急公好义之人反倒被这种体制排斥，甚至因为“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使人悲”的现实而根本不屑于当这样人格分裂的村干部，这在广大农村村民组织中演化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一些地方的村组织甚至有黑势力话的倾向。
而减免农业税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它的直接效果就是，村干部作为税吏的角色错位被逐渐消除，如果坚持下去，就铲除了“搭车”收费的平台，精简“吃财政饭”的队伍也就成为了顺利成章的事情。一批原先不愿当“税吏”但有意服务乡里的“热心好人”正得以重返乡村政治舞台，也为深化农村改革、转换基层政府职能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有人为此担心“农村公共事业投入严重匮乏”问题如何解决，但稍微用一些推理就会明白，减免农业税非但不会减少农村公共事业的投入，反而会使农民的付出被更加高效地使用到公共建设上，原来农民被收上去100块，80块用于养干部，返回来20块用于乡村建设，农民还得感恩戴德。而免除了被动地被征收税赋以后，农村居民建设自己家园的热情将被激发，也为中央对地方建立起透明的、制度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奠定了基础。
除了“减钱粮税负”这样传统意义上的善政，一场更加深远的变革正在中国农村发生。理解了这一切，实在忍不住要赞叹，中央政府这一决策“高！实在是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