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短缺经济时代”结束以后，消费需求逐步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政府从“十五”规划开始强调扩大消费，十多年来几乎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有扩大消费或扩大内需的内容。
但是，扩大消费之路并不平坦，效果也非理想。从统计数据看，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0年的47%，再快速下降到2010年的34%，再持续下降到2012年的29%。而2011年美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70%，比中国高出一倍以上。
消费是指利用社会产品来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过程，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最终环节，可分为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本文消费是指居民消费或个人消费。居民消费既包括“吃穿住行用”五大基本消费领域，又包括笔者近年反复强调的“学乐康安美”(即学习、快乐、健康、安全和美丽)五大新消费领域。消费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既是生产的目的和满足人们需要的途径，也是促进生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需求边力量。
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四类：一是收入水平。影响收入水平的因素又有就业水平、收入分配制度、税费水平、通胀水平、城镇化水平等，其中就业水平是影响收入水平的正面因素，税费水平和通胀水平是影响收入水平的负面因素，收入分配公平是影响收入水平的正面因素，收入分配不公平是影响收入水平的负面因素，城镇化水平也是影响收入水平的正面因素。二是福利保障水平，包括住房、养老、医疗、低保等。一般说来，福利保障水平越高，消费水平就越高。三是财产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权益保护越好，居民越敢消费。四是消费环境，包括消费信贷、消费技术、消费场所等。消费信贷越发达，消费技术水平越高，消费场所越多越便利，消费水平就越高。
从上述影响消费的因素来看，相对不太难的因素有：一是就业水平。主要是由于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持续提高，2013年达到46.1%，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43.9%)，2014年一季度三产占比又提高到49%，因此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比预想的要多，如2012年达到1266万人，2013年达到1310万人，2014年一季度达到344万人，略高于上年同期。二是城镇化水平。自1980年的19.4%，上升到2000年的36.2%，接着上升到2010年的49.7%，再上升到2013年的53.7%，特别是“九五”期间城镇化率年均提升1.44个百分点，“十五”期间年均提升1.35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年均提升1.39个百分点。三是消费环境。我国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从1997年的190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近2.6万亿元，再增加到2013年的9万亿元，同时汽车等其他大额商品的消费贷款也快速增长，由于网购技术的快速发展，消费环境也日益便利化。
从上述影响消费的因素来看，相对较难的因素有：一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收入分配不公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喊了多年，但至今未取得预期的进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是既得利益阻碍较大，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不够。国民收入包括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三大部分，前两者与居民收入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三者之间博弈居民是能力最弱的，因而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1992年—2005 年，企业(包括金融部门)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11.7%上升到20%，上升了8.3 个百分点；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先降后升，2005 年为20.5%，与1992 年接近；居民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68.3%下降到59.4%，下降了8.9 个百分点。同时，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3.03倍，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
二是降低税费负担难。税费是对居民收入的一种扣减，对消费影响既大又直接。税费改革可以说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整个进程，但由于中国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没变，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和队伍、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需要巨大的税费来支撑，因此税费负担至今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2013年数据显示，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9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2.7%，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
三是抑制通胀水平难。通货膨胀即货币贬值，也是对居民收入的一种扣除，对消费影响巨大。当货币日益缩水，居民消费则日益谨慎。由于CPI只主要反映了居民日常消费品(主要是农产品)的价格变化，随着人们支出结构日益向住房、汽车、教育等大额消费品倾斜，必须更多地用货币发行量(如M2)、资产价格(特别是房价)来反映真实的通胀水平。M2余额从2000年末的13.5万亿元快速升到2013年末的110.65万亿元，M2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36%提高到2013年的195%，而美国不到70%。2005年以来，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涨了10倍左右。
四是提高全民福利保障水平难。各种福利保障对居民消费形成强大的支撑，福利保障越好，居民就无后顾之忧，就越敢消费。福利保障水平取决于福利保障制度的安排。福利保障制度的实质是政府与居民之间、不同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由于中国政府较强势，在财政支出安排上，福利保障支出比重长期偏低。目前西方国家政府财政收入大约有40%以上支出于社会保障，如加上教育，则接近60%。与中国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用于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三方面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约为50%左右。而中国“十一五”期间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仅10%左右，加上教育也没有超过20%。
此外，还有保障消费者财产权和消费权不到位，也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水平。特别是农民和农民集体的土地产权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大大减少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抑制了广大农民的消费。
破解扩大消费之难需要采取以下三个层次的对策。
第一个层次：增加居民收入，使居民有能力消费。大力发展就业岗位创造能力强的服务业，推进人本城镇化，增加就业，提高家庭总收入；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大规模减税，控制通胀，减少对居民收入的扣除。
第二个层次：推进相关改革，使居民敢于消费。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大力推进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着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第三个层次：增加新商品供给，扩大消费者的选择范围。运用供给经济学的思路，推进技术进步，开发各种新产品和新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丰富多彩的可选择的消费品。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