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第一次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现代化联系起来，着眼于现代化，并以现代化为落脚点，揭示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国家治理离不开现代化，现代化构成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形成和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现代化、不断求解现代化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认识现代化的最新成果，堪称现代化的“第五化”。

现代化：从“四化”到“第五化”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历史大趋势，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的认识横跨了半个多世纪。在20世纪中期前后，中国共产党逐步地形成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四个现代化”的认识。毛泽东从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开始提出工业、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到1959年末至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四化”。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地把“四化”表述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更加重视“四化”建设问题，“四化”也更为深入人心，成为奋斗目标。

在“四化”提出50多年之后，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其《决定》中明确地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此，理论界有学者认为，“可以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看成是我们党继提出工业、农业、国防、科技这‘四个现代化’之后，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

“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继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后的“第五化”，这是具有创新性的提法。它表明，中国共产党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达到了现代化的最高层次。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形态解构为经济基础（与生产力的物质基础密切联系）、上层建筑（离不开相应的意识形态）这两个主要方面，“四化”主要从生产力和物质基础的层面探索现代化，这是硬实力；“第五化”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主要从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层面探索现代化，这是软实力。由此可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框架，“四化”和“第五化”是由浅入深地探索了现代化所包含的两大层次。如果只停留于“四化”是不够的，现在，随着“第五化”的提出和确立，使我们对于现代化的整体认识臻于完善。

“第五化”：应是“国家治理现代化”

但是，如果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第五化”，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句面上看，无疑是两化，而不是一化，这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治理体系是指国家治理组织系统结构的现代化；治理能力是指国家治理者素质和方法方式的现代化。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算作“第五化”，而应该做出进一步的归纳提炼。

笔者以为，应该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归结统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只有“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确定为“第五化”。这是因为，其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最大公约数，具有最大的涵容量，它既包含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包含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二，国家治理是指一国范围内的所有治理，它既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军队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治理，也包含了政府治理、政党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小区治理、第三方治理、源头治理等各个方面的治理。总之，把国家治理现代化确定为“第五化”，才是与“四化”相适应、相匹配的。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统领国事，经历了国家统治、国家管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发展阶段。从国家统治到国家管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再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更是一个跨越式的飞跃。众所周知，什么是国家统治？国家统治主要以专政为工具，用强力维持秩序，必然要关押监禁、镇压杀人。什么是国家管理？国家管理也少不了种种的管、样样的卡，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总是限制的多、约束的多，随后就是罚没，给予罚款和没收的处置。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导的力量，更注重各方的积极性、参与性，坚持国家制度建设，追求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充分调动和运用法制的力量、市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实现法治、德治、共治、自治，实现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民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比起单纯的国家统治、国家管理来，显然是更加的科学、文明、高尚、进步。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