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话语变革是话语主体理论创新及其思维方式变革的直接表现。而学术话语主体的理论创新及其思维方式的变革首先取决于学术话语主体的价值观。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在学界的确立程度，在整体上决定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核心。至少从目前来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其关键是：基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从方法论上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衔接点”。

关键词：话语体系；价值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

近年来，为了克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危机，各种强烈要求打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呼唤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学界似乎又有了“大跃进”年代的热情。然而，细微观之，在这种“热闹”的表层下却隐藏着一种深刻的学术危机，即：理论创新在整体上的乏力，所以不得不在话语上大做文章。实际上，新的学术话语只是真正的理论创新的副产品，根本用不着去专门“打造”。如恩格斯所言：“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这就是说，“术语的革命”内含在“新见解”中。进而言之，脱离理论内容的真正创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是打造不出来的。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学术话语及其变化有其自身的特点，但这种特点归根结底是受理论创新规律制约的。在我看来，要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目前的危机有客观、清醒的认识，必须首先批判性地审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创新的羁绊。因此，这里应提出的问题是：造成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创新在整体上乏力，从而导致其学术话语危机的原因是什么。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打算对其中两个最主要的原因（至少从目前来看）加以批判性审视。

一

话语的主体是人。学术话语的主体是学者或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人。学术话语变革是学术话语主体理论创新及其思维方式变革的直接表现。而这种理论创新及其思维方式的变革绝不是一种纯粹的“话语打造”问题。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人的学术活动中，首先重要的是学者的价值观。对当代中国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人来说，价值观就是指对待“中国问题”的立场和诉求 。

众所周知，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各种价值观的冲突深深地映现在学界的方方面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抉择。我把存在于中国学界的各种价值观大致分为五类。一是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试图把我国改革开放在一定时期内所出现的“双轨制”凝固化和制度化，其主要表现是：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借口，以各种方式拒绝和阻碍推进全面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何谈理论创新？！在《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批判了古典经济学把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的所有“产业”都归结到“制造业”这个术语中的做法的非科学性和非历史性。这种做法掩盖和抹杀了经济史上两个大的、本质不同时期的区别，“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由此，他指出：“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我以为，在当今中国发展的转折关头，既得利益集团的价值观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阻碍作用最大。这不仅仅因为这种价值观的主体控制着大量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舆论方面的资源，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同时也因为它有着一系列“漂亮”的外衣和口号，常令反对者“投鼠忌器”。例如：当你指出中国的“双轨制”及其由此形成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是造成目前中国社会发展处于“瓶颈”状态的重要根源时，它就理直气壮地责备你否定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等等。当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有步骤、有重点的推进过程。但是，既得利益集团价值观的要害是不要这种全面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它虽然在大多数公开场合下不敢否定政治体制改革，不过，从它给政治体制改革实施设定的各种“苛刻”条件来看，实际上就是不要政治体制改革。

二是中国“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期望以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来改造中国社会，其主要表现是：把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视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路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可以算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代表。把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视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路径，与马克思所说的“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不是一回事。前者带有“制度性”模仿的特点，而后者则是强调建设新的社会形态的基础性因素。中国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往往打这方面的“擦边球”，使人们难以对其有清晰的认识，如它常常在解决“中国问题”方面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应当承认，目前我国在发展的转折时期的确需要批判性地借鉴西方国家有益的经验，但问题是：这种价值观在“向西方国家学习”口号下，不仅仅是要照搬西方社会发展的“细节”，而且试图把“基本制度”羞答答地“偷运进来”。为此，中国“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把西方学界已经“过时”的和还“没有过时”的术语，一股脑儿搬运进来，在中国学界“兜售”得非常彻底。它往往把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作为对西方理论范式的“注释”，即用“中国经验”证明西方理论范式的“普适性”。

三是中国“民粹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试图开倒车，全面恢复“文革”及其以前的中国社会状况，其主要表现是：打着关注社会底层的旗号，以批判社会不公、腐败横行、道德缺失等为借口，全面否定中国改革的现实和历史。一般说来，中国的“新左派”是这种价值观的主要代表。“关注社会底层，批判社会不公、腐败横行、道德缺失等”，这本身并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其中所体现的价值导向：否定中国改革的现实和历史。为此，中国“民粹主义”价值观在其术语上具有浓厚的“文革”色彩和或多或少的西方“新左翼”之形。应当承认，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中的确存在种种愈演愈烈的矛盾和问题，但这是由改革贯彻的不彻底引发的，与要不要改革，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中国“民粹主义”的价值观在方法论上往往把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这里以制度改革为例。众所周知，“官本位”、“等级本位”或“身份本位”，是中国的一切“制度性弊端”的根子（即便在中国学界也存在着这方面的严重问题），“社会不公、腐败横行、道德缺失等”归根结底都是由此繁衍出来的。对一个具有“官本位”、“等级本位”或“身份本位”制度特点的民族国家来说，社会财富越增长，经济越发展，“官本位”、“等级本位”或“身份本位”对整个社会机体的腐蚀作用就越凸显。这是一个规律性现象。可以认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无论在其发展的哪个时期，我们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这一“制度性弊端”的根子。所以，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还是很不彻底的，而根本不存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

四是中国“复古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文化上具有强烈的“怀旧”心态，试图在当今时代确立中国传统文化主导地位，其主要表现是：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可以缓解乃至消除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这种价值观有三个特点：“文化决定论”——祈望用纯粹的文化来化解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所存在的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此其一。其二，“中国文化中心论”。这实际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翻版。其三，“幻觉式”的时空错位，以为当代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在古代不存在，故就应该在思想观念上回到古代（似乎思想观念一回到古代，当代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就不存在了）。中国“复古主义”价值观的问题所在，应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这种价值观的学术用语离“现代中国”乃至“现代世界”很是“遥远”的。当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优秀成分的确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资源 ，对此绝不能小觑，但这与中国“复古主义”价值观的主张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五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价值观。恩格斯在1890年8月21日致奥托•冯•伯尼克的信中说道：“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因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视为“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坚持把不断深化改革视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这种价值观在当前的主要表现是：强调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的进一步深入展开，以此使中国全面超越“瓶颈”状态（当然，在具体操作层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这种价值观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发展过程视为“间断性”与“非间断性”的有机统一的过程。它既不菲薄改革以前的历史，也绝不留念过去；既不美化改革的现实，也绝不因改革中的问题而退缩；既拒斥亦步亦趋地走西方社会道路，也注重批判性地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毫无疑问，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应选择第五种价值观，拒斥前四种价值观。因为，归根结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真正创新只能出自于这种价值观导向。然而，目前问题的严峻性在于：由于种种原因，这第五种价值观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我以为，至少从目前来看，这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一个主要问题。在学术话语上，前四种价值观都有“丰富的资源”可直接借用：中国“复古主义”价值观可直接照搬中国古代典籍的话语，即便借用“西学”的某些术语，也是旨在坚持“中体西用”；中国“民粹主义”价值观，对内可直接照搬“文革”及其以前的话语，对外可直接照搬西方“新左翼”理论等的术语；中国“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可直接照搬西方学界主流的话语；而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价值观的术语就比较杂乱了，它往往根据自己在不同场合的具体需要而将上述三种话语交替使用（学界的好心人所说的“话语打造”显然不是指上述这些“借用”或“照搬”）。唯独第五种价值观，其术语在整体上显得“不景气”。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合理的学术体制（包括学术评价体制）的缺失，行政权力的全面渗透（包括“官本位”、“身份本位”在学界大行其道 ），学术基础被严重腐蚀，学界浮躁风气日趋蔓延，学术腐败愈演愈烈，等等，但更为根本的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在中国学界尚未完全确立起来（且不说其还往往遭到扭曲） 。

说到这里，如果再回到本文开头说所说的“深刻的学术危机”，即“由于理论创新在整体上的乏力，而不得不在话语上大做文章”，那么蕴涵在其中的意思也就更明确了：把打造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作为一种独立的口号提出来，这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危机日趋严重的直接表现。试想：各种价值观相互碰撞，且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尚未成为学界的主导，故真正的理论创新举步维艰，此时，“话语打造”只能是试图“制造繁荣”的一种无奈之举。而对真正的理论创新来说，这种无奈之举不仅无助，而且有害。它充其量是把“话语打造”演绎成为一种文字游戏。据此而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术话语方面表现出来的“苍白”，是其内容“苍白”的直接表现。或许有的人会对笔者的上述看法提出质疑：难道新的理论或理论创新不需要新的话语吗？当然需要，但它不是独立打造出来，而是内容创新的一种自然显现。如果我们不解决“内容”问题，而只是在“内容”的表现形式方面“下功夫”，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目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不是内容丰富而话语缺失的问题，而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创新乏力但却把“话语打造”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问题。在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和“中国问题意识”的缺失。“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话语危机乃是思想乏力的直接表现。如果我们不在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上全力以赴，而是在“话语打造”上大张旗鼓，其结果必然是贫乏的思想越来越贫乏。

由上可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主体的价值观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导向作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的确立程度，在整体上决定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程度。当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价值观并非是明确后就能自然而然地确立起来的，它需要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才能在具体的理论创新中表现出来，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就是“理论彻底”。

二

在当前中国学界，“话语打造”是与“理论自觉自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现在的逻辑是：只有理论自觉自信，才有“话语打造”；只有“话语打造”，才能坚持理论自觉自信。实际上，这两者没有什么直接的内在联系。理论自觉自信缘于理论彻底。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何谓“理论彻底”？我以为，它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特征：理论的科学性，理论的相对完备性。当然，“理论彻底”是相对的，它永远不是一个完成了的状态。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其一生的著述活动就是在追求“理论彻底”。而所谓“话语打造”就是很“没谱”的事情了，与“理论彻底”南辕北辙。

对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理论自觉自信”首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觉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觉自信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理论自觉自信的核心。如果缺乏对这一理论的自觉自信，那么我们的“理论自觉自信”就会遇到严峻的挑战。目前我国从上到下非常强调理论的自觉自信，这也从一个层面说明，我们遇到了“理论自觉自信”方面的危机。而克服这种危机是根本不可能靠“话语打造”的，当然也不可能靠一系列“繁荣”计划 ，而要靠“理论彻底”。只有理论彻底，才有理论自觉自信；只有理论基于现实、批判现实和超越现实，才有理论彻底。那么，既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彻底”吗？我的回答是：既“彻底”又“不彻底”。无论否认前者还是否认后者，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说它“彻底”是指：在科学揭示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方面是彻底的。说它“不彻底”是指：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入以及解决“中国问题”的迫切性日趋凸显，既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难以全面阐释当前中国深层矛盾形成、发展和解决的复杂性了，故在一些重要环节上需要创新（见下文）。因论题和笔者能力所限，本文这里仅打算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陈一管之见，以进一步说明：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远不是所谓“话语打造”问题。

笔者这里所说的关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问题。2013年初，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这是完全正确的。当然，笔者说“完全正确”，并非因为这是中央领导讲的，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正确的。因此，学术界探讨这方面的问题绝不能囿于对中央领导相关讲话的诠释。从方法论上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必须要有一个衔接点，否则，“辩证统一”就没有学理根据了，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理依据也就无从谈起了。何谓“衔接点”？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衔接点”就是指“交汇”场所，这个场所显示了“统一双方”有差异的融合。这个“衔接点”是需要学界下苦功夫、花大力气来研究的。可以说，我们目前还没有在学理上完全搞清楚这个“衔接点”。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既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笔者这里专门从“问题学”的角度，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的“衔接点”加以批判性审视。

目前国内外学界不少人基于各自的价值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视为“新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甚至“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应当看到，这些说法是有一定“市场”的，故而才产生了“理论自觉自信”方面的问题。对此，我们既不能采取“谣言止于智者”的态度，将它们视为“无稽之谈”而置之不理；也不能采取简单的“我就对你就错”的态度，以“纯粹”的政治批判来仓促回应。我以为，上述颇有“市场”的错误观点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它利用和扩大化了目前既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彻底的方面。目前既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彻底方面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对“衔接点”认识的薄弱环节上。上述颇有“市场”的错误观点也正是在这一“衔接点”上大做文章的。

那么，对上述“衔接点”问题应如何看待呢？我以为，这里必须首先要在方法论上搞清楚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各自的确切涵义是什么。因为，从方法论上看，我们之所以在对“衔接点”的认识方面存在着薄弱环节，并让上述错误观点“钻空子”，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由对“衔接点”中的双方认识的模糊或不准确造成的。

何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1974年，在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中，俄国民粹主义中最激进流派的代表彼•特卡乔夫 ，责备恩格斯对“俄国没有‘丝毫知识’，相反地，只表现出‘愚昧无知’”，断言：俄国既没有无产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因而“可能轻而易举地、比西欧要容易得多地实现社会革命”。恩格斯1875年4月在《人民国家报》第43、44和45号上发表连载文章，在驳斥特卡乔夫谬论的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作了这样的概括：“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 毫无疑问，恩格斯以上所精辟概括的由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是科学的。

何谓“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实际上，多年来，学界已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但从来没有统一的说法。我以为对其可以作这样的简单概括：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即“帝国主义阶段”），中国的资本主义和现代化因素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受列强的各种方式的干涉以及军阀割据和腐败统治的阻碍，既无法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也走不了相对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故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和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选择了走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并在取得全国胜利的7年后开始进行了最初的社会主义建设，尔后，通过曲折中的发展和重大挫折（从中汲取了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最终在一定的国际环境中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路。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延伸的必然结果。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凸显的是“真理性”，这种“真理性”强调的是“普适性”；“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凸显的是“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强调的是一个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可逆性。而在考察“科学性”与“必然性”间的辩证统一、揭示其“衔接点”时，最忌讳就是或用前者去硬套后者，或把后者作为前者的一个简单例证。我以为，如果要正确考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揭示其“衔接点”，就必须构建新的解释系统，而这种解释系统既不能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中直接搬来，也不能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中直接搬来，否则就会出现种种不能自圆其说且容易被各种错误思潮钻空子的“漏洞”。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其真理性一直被近现代世界历史及其发展总趋势所证实；“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其必然性是断然不可能为各种“假设”所推翻的。但问题是：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程度，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之间的一道似乎难以跨越的“屏障”。为了“消除”这一“屏障”，基于不同理念的解释系统便应运而生了。其中有两个解释系统在我国学界最具有代表性。

第一种解释系统的思路：“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中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这是我国学界主流解释系统的思路。应当说，这一解释系统思路有其一定的合理因素，对我们在一定时期内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其也有明显的“漏洞”。随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这种“漏洞”越来越凸显出来。首先，马克思晚年“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设想，其对象指的仅是已经被俄国资本主义包围的、尚未解体的“俄国村社”，而不是整个俄国（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虽然尚未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实际上，马克思对“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所设定的条件是非常科学和严格的，如：西方无产阶级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国的人民革命在适当的时候发生（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相配合”）等。惟其如此，其内部还尚未有资本主义因素的俄国农村公社才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否则“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是一种民粹主义的空谈。可以认为，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条件特别是“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在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俄国革命形势中的一种表述，也可以认为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重要补充。其二，因此，从“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引申出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是很不严肃。至少今天的世界历史发展表明，东方社会或非欧社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发展道路。其三，所以，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视为“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视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代表，当然也就是不科学的。这一点应是不言而喻的。我以为，上述解释系统思路的最主要的局限是：极力把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同某些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分开。而这样一来，既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也背离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

第二种解释系统的思路：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任何民族国家都必须成为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主义”或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即便要搞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那也是以后的事情。应当说，这种解释系统的思路在整体上是错误的，其主要原由是：把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同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混为一谈，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资本主义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同与资本主义制度；同时无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间的联系。不过，它“巧妙”地利用了第一种解释系统思路的“漏洞”，故有一定的“市场”。这种“漏洞”就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待资本主义“羞羞答答”或“遮遮掩掩”的态度。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是正确的，并一再被当代世界历史发展所证明。没有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范围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问题是：对于某个经济相对落后国家来说，在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下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把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社会发展到使消灭阶级差别成为真正的进步，而不至于使“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在各个方面“死灰复燃”（这是对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威胁最大）的程度。这在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中是不能找到现成的具体答案的，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本身也同样不能在学理上直接提供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衔接点。据此，我以为，必须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之间构建新的解释系统。这一解释系统的核心内容就是：容纳资本主义的发展，批判性地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但必须要尽可能地减少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经历的一切可怕波折和苦难，从而真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正如列宁所言：“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 进而言之，“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显示其本来应有的面貌。

对“核心内容”的确定，是以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样一种复杂关系为其逻辑前提的，即最初的不很成熟的局部性的社会主义的发展 、批判性地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与铲除内部所存在的大量的封建主义的因素和力量间的关系。20初期以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对既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最严峻的挑战往往不是来自于资本主义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来自于其内部存在着的大量的前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力量（它们深深地积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已经被资产阶级革命基本铲除了的因素和力量很难从根本上触动 ，它是“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的根本原因所在（更为可悲的是，人们往往把这种“死灰复燃”的东西作为社会主义的“成果”接受下来）。而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死灰复燃到一定的程度，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被从内部瓦解。因此，围绕着“核心内容”，上述解释系统至少应对四个相互联系方面的问题作出科学回答（或探索）：如何科学定位最初的不很成熟的局部性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关系？如何科学定位最初的不很成熟的局部性的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腐朽、没落的因素和力量间的关系？如何科学定位批判性地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包括在什么意义上和如何发展资本主义）？在观念上层建筑方面如何正确地体现对上述这三种关系的引导和驾驭 ？我以为，“多种所有制关系并存”和“既坚定不移发展公有制，又坚定不移发展非公有制”的理论范式是正确的，但对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以上四个相互联系方面的问题还是不够的。

对上述这四个相互联系方面问题（第一个方面问题是这四个相互方面问题中的核心）的科学回答，是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衔接点”的四个重要构成环节。我以为，如果这四个相互联系方面的问题在方法论上搞清楚了，那么我们不仅会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规定性，同时也会在全面、正确认识“中国问题”方面把已取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伴随这种推进，我们也必将会在解决“中国问题”方面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当然，上述这四个相互联系方面的问题，涉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关系的方方面面，故对其全面探讨，并作出科学回答（这既是一个重大的基础理论性课题，又是一个重大的现实性课题），是本文所不能完成的，也是笔者所不能胜任的。但至此，笔者撰写该文的目的应该说是讲清楚了，即：不要执著于什么“话语打造”，而要树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价值观，踏踏实实地研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问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并以此来带动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性发展。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在国际学界获得自己应有的话语权。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