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何新、萧功秦和徐友渔的比较研究的一个结论，要不要发，笔者思考了一些时日。本文的言说，对于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初过来的学人不会感到困惑，而对于在经历了20世纪1980年代启蒙主义与19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与转换的年轻一代的学人来说，会有不少困惑的。何新、萧功秦和徐友渔等三人同属于“文革老三届”那代人，但却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研究上，走向了三条不同的学术进路。在笔者看来，不管他们的思想观点走向如何，他们事实上已在当代中国社会历史走向的坐标系中留下了坐标点。问题的关键是，历史早已穿越这些（包括他们三人以前的先行者）坐标点，但，现代国家的形成，仍然是一场远未完成的历史使命。因此，将他们三人的思想观点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研究（从个体与历史互动的视角，既关注整体又关注整体之下潜存的个体）是有意义的。因为社会、人文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只有在前人艰辛的肩膀上才能攀上险峰。

一

历史前进到1980年代，学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已不再是1960年代的“四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了，而增加到第五个现代化，即“人的现代化”。当然， “人的现代化”并不是1980年代在中国的一个突发异想——几乎是近现代中国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这可以从19世纪末中国学人们带着激情迎接20世纪的到来的言论中可以读到这一历史信息。当时许多刊物直接就叫做《二十世纪》、《新世纪》、《二十世纪大舞台》，有识之士曾发出千古问询：新世纪中华民族希望在那里？结论是，人！实现人的现代化（提高人的素质）。这是一个用不着去考证的问题。

因此，在契入这篇文章主题之前，有以下三点先提醒博友们：

第一，“人的现代化”并不是人们在1980年代第一次提出，而是重新提出。在先锋思想家们那里，针对着“以经济为中心”而提出的“人的现代化”包括制度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的矛盾自我同一问题。更多的是对于“人的现代化” 与“物”的现代化的程序性目的性的思考。而在当时，“人的现代化”是以国家现代化为载体的。

第二，1980年代“全盘西化”的语境，在官方词汇中是个“贬义词”，意指“资产阶级自由化”； 但在“现代化”研究的多数学人看来，“全盘西化”是个“褒义词”，他们的思想倾向是，“全盘西化”对应着反对与批判传统文化，“全盘西化”在当时几乎没有1990年代的后现代或反现代意义上内容。

第三，1980年代的学人们的思想观点在“五个现代化”基础上有一个现代国家这一共同学术指向。在8963+1之前，他们就存有分歧，在8963+1之后，他们走向分裂。

为便于言说，本文尽可能锁定1980年代“全盘西化”的语境下的那代学人们的心路历程，而1990年代具有后现代或反现代意义上内容的“全盘西化”的语境下的另一代学人们的心路历程，则放在在下一文中再叙述。

二

对于“人的现代化” 与“物”的现代化这一矛盾自我同一体的程序性目的性的思考，仿佛是上苍冥冥之中对人类命运的一个安排。在前面的《从牛顿的世界观说到现代化的发展的新史观问题》一文中讲到，1972年，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丹尼斯-米都斯领导的一个十七人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一份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以及1981年，美国的杰里米-里夫金与特德-霍华德联著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可以理解为西方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已从“物质”的世界图景重新“反思” “人的现代化”问题与“物”的现代化这一矛盾自我同一体。而在中国，1971年“九一三” 事件（林彪是个圣象制造者又是圣象砸碎者）是一个转折点，“文革老三届”整体的“一” 之下潜存思想种子开始萌动，各种手抄本、沙龙活动以地下的形式开始登台。今天再回往这段历史，可以把1971年“九一三” 事件看作是中国的“文革老三届”中们从“精神” 的世界图景“反思” 以国家现代化为载体的“五个现代化”问题的开端。

促成这一变动的另一社会大环境是，可以借用上海知识界“三剑客”之一朱学勤在1990年代为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而讲到的“68年人”的说法。1968年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此前，“红卫兵”一直是“文革”的“摧枯拉朽”、“横扫”、“炮轰”的主力，“谁主沉浮”的“主”，但到这一年，他们总算“闲”下来了。如何处置人数巨大的“红卫兵”——知识青年就成了当局的一块心病。此前的1967年下半年北京、上海已开始揪“五-一六分子（红卫兵变味的称谓）”，从1968年春季开始，全国各地大规模进行的“三查”运动，即清理阶级队伍，继而工宣队进校，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使“红卫兵”如同退潮和涨潮几乎同样快的速度被剔除出中国的政治生活。历史已经走到这么一步：借着“红卫兵”之手，击垮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也就是打倒了一批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之后，另一批新的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已结成“神圣同盟”崛起于北京紫禁城了。而到了1968年的“红卫兵”——知识青年，已经不是一段时间在电影、电视、小说中描述的打砸抢那一类人了。他们中有一批人开始怀疑与思考了。从1969年开始就是他们的上山下乡的“历史”了——从此开始，使他们的思考更有了历史与现实的意义。

直到今天，人们对于“红卫兵”——知识青年最早开始怀疑与思考的那批人往往关注的是思想变动的整体动态，而较少关注在整体动态之下的个体与历史的互动以及产生思想的原因与机制。因此，在说何新、萧功秦和徐友渔之前，我们来先说一下杨小凯、张木生、遇罗克三个背罪而坐牢的人吧，虽然他们都够不上朱学勤在1990年代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标准。

先说杨小凯吧。2003年，7月7日清晨7时49分，这位被公认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教授，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因肺癌医治无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终年55岁。杨小凯带着坎坷的历史离开了人间，同时带走了他那可贵的批判精神。他坐过十年冤狱却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他研究科学晚年却信奉基督。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２日，他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他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1968年1月24日晚上，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某某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杨小凯）”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 某某还断言说:“他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几天以后他就被“钦点”抓进监狱，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他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

当年的杨小凯不到20岁哩！这不能不引起人们们去探究他的思想基始起点的问题。

按今人的眼光，当年的杨小凯不过是写了另一条“道路”——同样是激进的左的理想主义的大字报。他不过是对这个世界应该怎样作出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的选择，还没有挺进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的层次（按杨小凯自己的说法，这要等到坐牢以后）。用现在流行的语言说，他的思想仅仅穿行在价值世界中，还没有挺进到“真理” 世界中。

历史前进到1968年，象杨小凯一样的闯进价值世界的青年已有相当一批人了。如1968年秋天，20岁的张木生写出了5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在这篇文章里，张木生批判了斯大林体制，批判了学大寨的偏颇，并对当时中国的体制问题提出了质疑，虽然有些含蓄，并得出一个结论——“包产到户确实可以增产”。文章很快被油印传播，北京知青中刮起一阵“张木生旋风”。 他为此背罪而坐牢。张木生196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后即“文革”前就到内蒙古插队——上山下乡。因为有了“文革”前就上山下乡的经历，相比而言，张木生闯进的价值世界就比杨小凯现实得多了。

一个问题是，难道杨小凯、张木生等人天生就具有“胸怀全球、放眼中国”的对“中国问题”的宏大的言说能力吗？

非也。他们也同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青年一样，有一个家庭、学校、社会等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种子”——后来，这颗“种子”在经风经雨后一点一点地发芽、一点一点地抽苗成长的过程。这些人大都从小立志做个“接班人”。杨小凯是高干子弟，他的父亲曾做过省委常委、组织部长。1959年，打倒“彭黄张周”，他父亲其实是其后的第五个人。而张木生的父亲曾经给周恩来、董必武当过秘书。“国家”，如同母亲，确确实实从小就存留于杨小凯、张木生这批青年人心中，长大后，他们仿佛都已作好一切为了“国家”的准备。

今天回过头来看，家庭、学校、社会等在他们那代人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种子”，确确实实成为那代人后来的社会实践的“种子”。同杨小凯、张木生家庭出身反差极大的遇罗克的事件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北京人遇罗克，生前是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做过代课教师等多种临时工。他于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和另19名政治死刑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被宣判死刑。他同杨小凯、张木生等人不同，他的思想不仅闯进到价值世界，而且挺进到“真理” 世界。他的父亲是水利工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正因为如此，数次报考大学，虽然成绩超群，但都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在时间概念的准确性上，遇罗克的大量思考早在“文革”前就已暗暗形成，而杨小凯、张木生等人在“文革”中进行思考，1968年进入“禁区”。 1966年2月13日，遇罗克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革初期的“血统论”， 使得很多人仅仅因为出身的问题就受到残酷地迫害。遇罗克以他的《出身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直指这一影响着当时整个中国这种“血统”论调。他在文中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他更是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文章的核心宗旨清晰明确，呼唤平等与尊严，吁求基本的人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在今天看来，遇罗克用有生的生命（只停留了28年）赢得了无生（永恒）的精神。遇罗克的思想境界在朱学勤所寻找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中有几个所能达到！？

青年人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几乎一个永恒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一追求。这是因为人们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遇罗克如果能够幸存于人间，面对激流奔涌的198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只有上帝知道。而英年早逝的杨小凯早已投进上帝的怀胞，他选择远离在他青少年时代视同母亲一样的“国家”，是母亲一样的“国家”不要他，还是他再不认视同母亲一样的“国家”，只有上帝知道。而晚年的张木生执著于延安时代的毛、刘的“新民主主义”的“升级”，是否意味着他仍执著于青少年时代立志做个“接班人”的那份情怀，同样只有上帝知道。

因此，从发生学意义上去考察共和国前夕到整个195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的产生思想的原因与机制时，除了关注这一代人经历过的惊人的坎坷与曲折，承受过苦难的考验和风雨的打击外，还应特别关注因思想基始起点不同而引起的三条不同的思考与学术进路：一条是杨小凯、张木生等人的以“国家”为出发点与目的地作为思想基始起点；另一条是遇罗克等人的从社会底层的日常生活再现活生生的人们的苦难的社会的秩序作为思想基始起点；介于前述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地带的第三条思考与学术进路。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本文的言说思路很重要。如，在“文革”中艰苦自学的何新，1970年和1973年由于对“文革” 及江青发表“攻击”言论而两次被打为“反革命”， 挨过斗、坐过牢。但何新的父亲曾是1980年代主管意识形态与理论的中央首长的老部下，基于此，笔者将他划为杨小凯、张木生等人那条思考与学术进路。又如，萧功秦，1965年毕业于上海虹口中学高中部后，因为出身问题未能被北京大学录取，被分配到上海区的一家机械厂当学徒，于是在工厂开始了12年的艰苦自学的历程。基于此，笔者将他划为遇罗克等人的那条思考与学术进路。而出身不好又当过红卫兵头头司令，在“文革”中也开始艰苦自学的徐友渔，亲历了“文革”风云并于恢复高考后首批进入学术界。基于此，笔者把他界定为前面所说的“中间”地带的第三条思考与学术进路。

三

前面部分，实际上从侧面比较了何新、萧功秦和徐友渔因思想基始起点不同而走向不同的思考与学术进路的问题。下面再比较他们的学术观点问题。

何新、萧功秦和徐友渔分别是“新国家主义”、 “新权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时间概念的准确性上，何新的“新国家主义”同“新新民主主义”一起，在1980年代，比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还要早先浮出水面。徐友渔的“新自由主义”直到在1990年代才浮出水面，他似有“加盟”已经存在的“新自由主义”阵营而后来居上者的态势。这三条不同的思考与学术进路按照一般的理解，可以简练地概括如下：何新与萧功秦相比，他缺少一个民主发展的方向，他以“集权”作为目标，反对任何对国家强权的限制；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也推崇国家强权，但是这种“强权”只是恢复国家秩序的手段——是一种“强权过渡”，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走向民主宪政； 徐友渔不同于何新的“国家立场”，也不同于萧功秦“强权过渡”，他站在“社会民间的立场”上对民主与市场大力推崇，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走向民主宪政。

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解实在是太肤浅了。最起码的是，何新也有他心目中的民主政治的目标。关于他们三人心目中的民主政治的目标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放在本文的第四部分来做比较说明。这里先说他们三人在1980年代具体的思考与学术进路问题。也就是先看他们三人在1980年代同那个时期的整体学术倾向的异步与同步在什么地方。

先说何新吧。在何新的脑袋中少有按部就班而多有跳动跨越的东西。他同钱学森有过通信的交往，这至少可以说明，他的社会、人文科学的知识结构中，也有自然科学的功底。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学术界已有不少人认为，科学的世界观与科学的方法论有一整套新东西，这套东西是建立在上个世纪科学发展的最新潮流之上的。应该用这套东西来解释历史，解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不要用以前那些陈词滥调，那些老教条来解释。他们想给中国提供的是一个基于最新自然科学成果之上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正因为如此，在当时有不少历史和理工科出身，而不是学哲学和文学的“雅士”“跃进”了理论界。也正因为如此，何新作为一个纯粹的自学者，同1978年考取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研究生的萧功秦和1977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及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徐友渔，就有了一个比较的平台。1977年恢复高考，何新被录取到黑龙江一所大学，但不到一年，便自动退学，回到北京。他认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学里耗费4年时光，谋取一个文凭。命运证明他的自信是对的。今天看来，如果没有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那股为解释历史，解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打造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潮流，何新就不可能成为当今世界上著名的战略思想家。

若以文本与北京那个空间为准，1980年代有五大“山头”： 中国文化书院（由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汤一介等教授共同发起，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单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一道创建的一个民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于1984年10月成立于北京。首任院务委员会主席是梁漱溟）、《新启蒙》者（“理论务虚会派”、“异化派”，在当时，独立进行思考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人性化的、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科学院的一批研究者，1984年主编包遵信，1987年金观涛出任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甘阳，成立于1986年秋，这派人是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当代西方哲学的刚毕业的一批研究生）、《二十世纪文库》（邓朴方主编，编委会成员大都是同1976年“四五”有关的人士）。在这些“山头”中，萧功秦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徐友渔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编委。以文本为准，何新不属于上面的任何一个“山头”中的人。他的确是一个闯荡学术江湖的“孤独与挑战”者。

何新最先的“挑战”是在历史领域。1979年他应聘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代课老师，教授古代汉语及古代财经文选。一年以后到中国社科院。先在科研局作零活，由于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1981年他受聘担任历史学家黎澍的助手。1982年以后开始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被聘为助理研究员（1985），副研究员（1987），研究员（1990）。对于何新的这段经历，多数人从“才华”的视角去认识他，很少有人从一个理论贫乏的时代造就了他进而解读他。同样着眼于文本，可以证明那是一个理论贫乏的时代。在一个声称理论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大国，几乎从延安时代起，一本“《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史》”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而直到197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才翻译出版。也许，此前只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成为“理论务虚会派”、“异化派”们的理论武器。也许，这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不出版或放在另外一个时间出版，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是人性化的、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也就不会有“周扬事件”——这也有力证明着那是一个理论贫乏的时代。正是在这个理论贫乏的时代何新成长为国内少有几个人能够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当时何新提出，在中国作为“封建社会”在春秋战国时代已解体，而且在中国西周也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阶段。这个观点对于人们习惯于“原始”—— “奴隶”—— “封建”——“社会”——“共产”的公式的人来说，无疑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尽管何新再三声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理论几乎触动着他的每一根神经。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走不进何新心目中的那个民主政治的世界图景！？

下面再来说萧功秦。在拙作《巨国国效应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一文中，笔者已详细地说明了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的出台及其学术生命问题，这里不再重复。眼下，他的“新权威主义”正火热。他的理论大家都比较了解。因此，这里讲点题外话。萧功秦的《家史中的百年史》写过这么一段话：“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关于宪政与社会主义的学术讨论会，见到了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我还与他握了手。胡德平当时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座位上。当他发言时，我突发奇想，如果徐向前与胡宗南，由于不同的原因，没有阻止我们两人的父亲前去太原，他们这两个分属不同阵营的、彼此并不认识的人，将都会身处于1948年10月的太原，说不定还会见上面。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我与胡德平坐在一起开会的可能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战争中人的命运，这也是我们复杂而多义的人生。”萧功秦的高祖在太平军里当过“营排级干部”。他的祖父有三个子女：伯伯、父亲与姑姑。伯伯是1923年中共党员，在大革命时的党证号是湘字77号，也就是说，他是湖南省的中共第77位入党的党员，是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入团介绍人。他的姑姑与母亲，在大革命时还是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居然都参加了衡阳的共青团。马日事变发生后，他的家中遭大难，伯伯被捕，被关进死牢。他的父亲在上海失去了家庭接济，就成了失学青年；失学之后，偶然看到有个无线电学校在招收新学员，不但可以免去学杂费，而且还有生活津贴，于是去投考并被录取；入学后，他的父亲才知道那是军事学校，容不得他有那么多自由；由于成绩优秀，转入黄埔六期；抗战中期，他的父亲34岁就当上了将军。1949年12月，他的父亲在成都起义，1950年12月，即起义一年后，他的父亲随部队从四川垫江出发北上，不久开赴朝鲜战场。1954年是共和国历史上平静的一年。他的父亲在这一年去世。从萧功秦的《家史中的百年史》可以读懂他1965年毕业于上海虹口中学高中部后，因为出身问题未能被北京大学录取，被分配到上海区的一家机械厂当学徒，在工厂开始了12年的艰苦自学的历程的动力来源了。家庭、学校、社会等究竟在萧功秦的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什么“种子”，只有他自己知道。笔者在前面将萧功秦的思考与学术进路归于遇罗克等人的从社会底层的日常生活再现活生生的人们的苦难的社会的秩序作为思想基始起点的那一类型，但要特别注意的是，萧功秦的远大抱负同遇罗克等人绝对不能同日而语的。有人认为萧功秦是“书斋论政”的“校园学者”，他们那里知道，身在上海的他的学术风格，大有“南风北上”的气魄！？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同样也就走不进他心目中的那个“新权威主义”的终极的民主政治的世界图景！？

接下来还是多说一点徐友渔吧。两年前，笔者写过一篇对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派批评的长文，即《左与右：五十步与百步之间（三十三）——对新左派、自由主义派、泛中国特色派的梳理与思考》一文。笔者将徐友渔归于同秦晖、朱学勤、刘军宁、汪丁丁、任剑涛等一路人。在当下的语境中，许多被社会视为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宪政思想家们，骨子里却是激进主义的。社会上对徐友渔的评价集中在如何走向民主宪政方面，认为他没有萧功秦“新权威主义”那样稳妥。徐友渔也成了一些 “不明真相的人”打击与污蔑的对象，使得正常的学术论争变成了政治宣泄。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在笔者看来，徐友渔同大多数“新自由主义”者比较起来，骨子里最缺乏的是激进主义，这可能是个特例，也可能他头上的激进主义的牛角早在“文革”后期已被磨平。这可从他考研究生选择研究方向上得到证明。开始他想报考于光远的研究生，这意味着做学问与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联系最密切。但最后他放弃这个打算而是选择学习当代西方哲学，这同他认为应该重启严复的事业，在思想文化的最深层次实行变革有关。也许他想寻找真正的文化革命的途径。他头上的激进主义的牛角早在“文革”后期已被磨平，还可以从他在1980年代具体的思考与学术进路中得到更好得说明。

这个问题可以说得更详细些。在1980年代那些“山头”中，中国文化书院，在思想倾向上是“新国学派”，“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在思想倾向上是“新人文主义派”，《新启蒙》论丛是理论务虚会派，在思想倾向上是“异化派”，《走向未来》编委会，在思想倾向上是“新方法论派”， 《二十世纪文库》在思想倾向上是“现代化派”。 前面两个“山头” 一“中”一“西”，可以说是绝配。中国文化书院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传统文化应该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所以应该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它是以弘扬与复兴国学为己任的。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特点就是介绍当代，也就是20世纪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在前面已讲到，徐友渔是“文化：中国与世界” “山头”中的人。这个“山头”是一个1980年代非官方语境的“全盘西化”者，他们的思想倾向是，反对与批判传统文化者。他们选择了一条积极而稳妥的“全盘西化”的思考与学术进路。这班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当代西方哲学的刚毕业的一批研究生认为，学术建设不是几年的工夫就完事的，因此他们根本看不起当时其他人发表的研究成果，觉得在沙滩上建大楼是立不住的。他们下的决心是：翻译他二十年再说。因为他们是真正打算放眼世界之后再潜心研究中国，特别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另外，在1980年代那个特定的时空中，无论是《走向未来》编委会，还是《二十世纪文库》的“山头”中的人，都没有成为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的粉丝，也很少有人参与“异化”和“人道主义”讨论，似乎只专注于“社会科学”，而较少关注“人文科学”。在那个时期，徐友渔等人确实是已潜下心来，介绍着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主义、伽达默尔方法等。另外，在1980年代那个特定的时空中，徐友渔等人与现实政治关系保持着一段距离，不象其他“山头”中的人与现实政治关系联系得那么紧密。如，《二十世纪文库》的“山头”中的不少人，早在1970年代初期就反对“文革”路线；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他们积极参与和推动这个运动；他们随后又投入了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他们集反对“文革”极“左”路线、反对“四人帮”、反对“凡是派”等历史责任和历史荣誉于一身，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就思考与学术进路而言，如果体会不到徐友渔的踏遍坎坷路仍不平的心境，就读不懂他极力“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的世界图景！？

　四

行文至此，笔者始终保持这样一个心态：世界上不存在也不能存在一种理论，一种方法能解决所有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注定是非唯一的；寻找单一理论、单一方法解决问题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正因为如此，笔者在关注他们对于真理的激动人心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的同情的同时，在他们的价值世界中的民主政治的世界图景的背后，看到了现代国家的形成，仍然是一场远未完成的历史使命——这一真真实实的历史现实。笔者在关注他们，不仅因为他们沿着不同的思考与学术进路为人们展示了不同的民主政治的世界图景，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殊途同归——对原来那个人们认为正确的民主政治的世界图景的挣脱，走向他们各自心目中的世界图景——他们的差别仅仅是有的人离开原来那个世界图景近些，而有的人离开得远些，而有的人前脚已离开原来那个世界图景，后脚又深陷于其中。如果将时光逆转30-40年，曾经踏于时代浪头的学子们，他们的思想是何等的解放！他们的思想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纽结：

——否定极左及否定“文化大革命”！？

原来的民主政治的世界图景是离人们那么的近，又是那么的深入到人们的骨髓。

这里，需要沿着他们的思考与学术进路，对原来的民主政治的世界图景更进一步地深入思考与研究。1988年何新在《危机与挑战：中国现代化的艰难之路——读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文中说道：

——当代中国不仅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而且处在一个需要反省的时代——不仅有必要认真反思刚刚度过的、就整个世界历史来说也是罕见地惨绝人寰的“文革” 十年噩梦，不仅有必要认真清理、反省和重新评估我们的全部历史和文化，而且尤其有必要冷静客观地重新认识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国人为追求一个现代化的理想之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惊人的牺牲，但却至今距此目标为期甚远！

直到今天，何新上述话语仍有不少新意，因为至今还少有人思考以下两点：

——前十七年（1949-1966）既为“文革” 又为“改革” 播下了种子！这颗种子在传统中国的土壤中发芽成长分别结出“文革” 与“改革” 的不同的果子，这究竟为什么！？

——放眼20世纪，从清廷、北洋政府、自由知识分子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致地支持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地方自治，但到1949年以后，却突然从领导人讲话、政府文献、报刊社论中完全销声匿迹，这究竟为什么！？用“民主集中制（列宁制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取代“地方自治制”，是否为“文革”埋下了潜在的因素！？“民主集中制”在“改革”中的命运将如何！？

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的回答，将会显示出人们不同的民主政治的世界图景。

在这篇文章结束时，重复一下开头那句话：社会、人文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只有在前人艰辛的肩膀上才能攀上险峰。既然现代国家的形成，在中国，是一场远未完成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历史现实，而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那么，你就不必“定于一尊”地倾向某一思考与学术进路，而将他们的思想观点当成调色板上的三原色，尽管调出你所喜欢的色彩纷呈的思想观点吧！？

2014-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