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 英国小说家及评论家，具有敏锐和多方面的智力天赋。一生创作了五十多部小说、诗歌、哲学著作、随笔和游记，作品以优雅、风趣和悲观主义的讥讽著称。1932年创作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使其声名远播。
就我们现在的分析目的而言，关于现代国家政府（governments），我们可以列出如下重要的事实：少量的统治者，大量的被统治者；这些统治者通常为追求权力而采取行动，但也有一些统治者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而采取行动；但经常的也让人困惑的情况是，很多统治者的行动是兼而有之。他们首先依恋的是骄傲与荣耀，而残暴与贪婪往往与之相联。作为最大多数一方的被统治者，缄默地接受他们的从属地位，甚至实际的苦难和不公。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如果他们不再逆来顺受，结果就是造反。但造反只是例外情况；顺从是常态和一般的规则。
普罗大众的忍耐是历史中最重要的事实，也是最让人吃惊的事实。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都准备忍受那些难忍之事。造成这种极端状况的原因复杂而多样。
首先是无知。正是那些对国家事务一无所知者，而非不可忍耐的人，才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原本可以得到改善。
其次就是恐惧。人们知道他们的生活难以忍耐，但害怕造反的后果。
第三，亲属感和社会团结感的存在，是人们为什么忍耐那些难以忍耐之事的又一原因。男人和女人都觉得要依附于他们的社会，甚至当统治者对他们造成严重威胁时，仍然保持这种归属和依附感。值得一提的是，在危机之中工人（他们是被统治者）总是会为他们各自的国家（即为他们的统治者）而战，并与其他国家的工人对抗。
第四，习惯与惰性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要从一种旧的甚至让人不舒适的轨道或习惯中走出来，要求比准备这样做的大多数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在《历史与法理研究》（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中指出，遵守法律的主要原因，完全就是懒惰（indolence）。他说：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奋发和永不懈怠的意志，会成为极其强大和可畏的力量……一种近乎梦幻的力量。
因为这种奋发的意志，使相对不那么守成的人比他们的先辈更少保守性；他们乐于艰苦奋斗，用他人追逐特权的精神来追逐自己的目标。佛教以及后来的基督教道德家，认为有很多致命的罪孽，其中之一就是懒惰。如果我们接受根据果实来判断是什么树的原则，那么我们肯定会承认他们是对的。懒惰会产生众多的有害之果，其中之一就是，一面是独裁，另一面是消极的、不负责任的顺从。改革者的目标，应是把人从懒惰的性情中转化出来，就如把他们从野心、贪婪、权力和地位欲望中转化出来一样。相反，那些不能把大众从懒惰和不负责任的消极顺从中解救出来的改革，就不能算是一种真正改善这种状况的改革。强化勤奋、善意和忧患的影响，用知识的术语来使这些情感合理化，是哲学的信仰。
第五，被统治者顺从他们的统治者，也是因为他们把某些形而上学和神学系统当作真理而接受，这类系统训导人们应该顺从政府，政府在本质上是值得顺从的。统治者往往对权力贪得无厌。他们希望不仅实现法律上的统治，还要实现事实上的统治。暴力和阴谋之权力对于他们远远不够。为了强化他们相对于被统治者的地位，同时满足他们自己对于道德正当性难以满足的渴求，他们总是试图表明，他们是根据正确的神性在进行统治。关于政府的大多数理论，完全是哲学家发明和编造的一种知识工具，目的是要证明实际上运用权力的人，完全是那些应该挥舞这些权力的人。有些国家理论是由革命的思想家提出的，主要在于证明人们在他们支持的政党领导下，完全有理由来支配权力——可以完全如今天那些当政的独裁专制暴君那样，粗暴地使用权力。讨论这样的理论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这些理论完全没有切中要害，与上述的重要事实毫不相干。如果我们要正确地看待国家，我们就必须像心理学家那样，而不能像那些特殊的辩护者为暴君和希望成为暴君者张目。并且，如果我们要对国家获得正确的认识，就必须根据我们所知的最高道德来判断——换言之，我们要根据先哲和那些宗教创立者所提出的假定理想来判断。黑格尔说这样的判断是极端的“肤浅”，但如果像黑格尔那样的深刻却导致了普鲁士主义，那么请给予我这种肤浅。让那些愿意深刻的人都深刻吧；我宁愿选择这种肤浅，以及大众普遍的正派和优雅。我们只有借助心理学的因素和道德上的诸多第一原则，才能对政府存在的各种问题获得一定的理解。
那么，现代世界中的所有文明共同体，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都是由一小股统治者阶级和更多的从属者阶级构成的。前者因为拥有太多的权力而腐败，后者因为懒惰和消极而堕落。处于这种社会秩序中，个人在活动过程中极难获得非依附性，而非依附性是理想的优秀者的区分标志；而在活动中没有一种起码的非依附性，那么先哲们提出的理想社会就不可能实现。
一种好的社会秩序，使我们可以从邪恶中抽身；一种坏的社会秩序，会把我们引向各种诱惑；如果对事情进行更加明智的安排，这些诱惑就永远不会出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揭示什么样的大规模社会变革，才能够最好地使我们从太多权力之邪恶与太过消极和不负责任的顺从中走出来。
“先进的思想者”是如此地钟爱经济改革，但经济改革本身并不足以为社会特征和构成社会的成员的特征带来可欲的变革。除非以正确的手段，在正确的政体、行政和教育背景中来推行改革，那么这种改革最终要么无果而终，要么产生各种恶果。为了创造经济改革的适当背景，我们必须变革我们的政府机器、我们的公共行政管理方式和产业组织方式、我们的教育系统和我们的形而上的道德信仰。教育和信仰主题将在以后讨论。在此我们只关注公共事务和产业事务的行政管理。当然，实际上，这些主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必须教育一批人，使他们产生改革的愿望和行为，从而使既有政府的方法和现行的产业组织系统都得到改革。如果不教育出这样的人，那么它们都得不到改革；而像今天这样组成的政府，也不可能对政府的方法进行大的修正，以改革现行教育系统。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打破它——通过道德上得到启蒙的、勤奋的、头脑清醒的、意志坚强的个人，进行自由意愿的协调行动，才能打破并跳出这种循环。我将在下文讨论这类个人自愿结社的必要性，以及他们在社会变革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过，我下面先要讨论一下政府机器和产业管理问题。
本文选编自《美丽新世界的美德与见识：赫胥黎论目的与手段》，题目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