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一段时间里，欧洲大陆普遍经历了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普通大众的生存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非唯如此，大众的觉醒使他们逐渐走上政治生活的前台：“大众”成了政治话语中一个身份性的名词，成为政治的主体；大众组织兴起，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历史的斗转星移总会带来波峰浪谷的苍桑变化，与大众民主兴起相伴随的正是精英统治的衰落。持笏的扶犁黑手与食齑的食肉朱唇的对照所引发的不仅仅是人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时代感叹，而且激发了欧洲大陆新一轮的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尽管奥尔特加（Jose Ortegay Y Gasset, 1883-1955）算不上这场运动的先知[i]，其理论亦多有偏激之处，然而，他所提出的大众理论却从相反的方向让人看到大众参与初期带来的某些弊端，成为欧洲保守主义思潮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大众时代的知识贵族

奥尔特加早年受到良好的教育，直到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都主要在学校渡过。然而，作为一位典型的“公共型知识分子”，奥尔特加亦参加了广泛的社会活动，涉猎教育、出版等行当，并短期从政。除此之外，奥尔特加还长期在国外讲学与游历，这更给他赢来世界性的声望。

在西班牙历史上最错综复杂、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奥尔特加坚守着自由主义者最后的一块“心灵净土”。在里维拉的军事独裁统治时期（1923-1930），奥尔特加在政治上坚持自由主义，一度以辞去教职抗议君主专制和独裁统治。1936年到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坚决反对法西斯分子和共产主义者把西班牙作为实验地。他不愿意在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下苟且偷安，长期流亡海外。

在物欲横流、变动频仍的大众时代，奥尔特加无疑是一位罕见的“知识贵族”：他的著作不但数量惊人，而且涉猎广泛，举凡哲学、文艺评论、政治、历史乃至教育等等无一不在他的视野之下，单是从他一长串的著作列表即可见一斑。[ii]更有甚者，最近的研究者约翰·格雷厄姆甚至以“后现代主义”和“实用主义”来概括他的思想体系。[iii]

奥尔特加以所谓的“理性—生命主义哲学”（Ratio-Vitalism）[iv]闻名于西班牙哲学界，被视为17世纪以来西班牙最重要的哲学家，与另一位著名思想家乌纳穆诺一时瑜亮，堪称西班牙存在主义哲学的双子星座，[v]被加缪誉为尼采以后欧洲最伟大的作家。在政治思想上，人们对奥尔特加的看法各执一词：伯恩斯认为他的思想属于“自由保守主义”[vi]；约翰·格雷把他与韦伯、帕累托等人一道称为“绝望的自由主义者”；[vii]至于萨托利说他“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viii]更见其思想的复杂性。事实上，我们看到，奥尔特加思想所表露的于自由与保守之间的两难正是传统自由主义者在大众时代的困境。然而，我们不可否认，新一代的保守主义者如哈耶克、艾因·兰德等人从他身上汲取的营养，对他更是推崇备至。

汉语学术界对奥尔特加的名字并不陌生，何兆武先生在《历史理性的重建》[ix]一书中全面地介绍奥尔特加的史学思想。另外，还有奥尔特加哲学思想、教育学思想等等方面的相关成果。先后有译作《大学的使命》[x]、《爱》[xi]、《哲学与生活》[xii]另外，还先后有一些摘译发表。如《历史是一个体系》[xiii]、《我而非我的哲学》、《生活的哲学》、《什么是哲学》[xiv]、《艺术的非人性化》[xv]等等。

二、大众人与大众民主

奥尔特加将人分为两种：少数精英和多数大众。他认为，社会正是这两者构成的一种动态均衡。在大众时代，各守其道、各按其序的大众再也找不到了，惯于被统治的大众走上前台，成为统治者，发动了一场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走上前台的大众“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优秀的、个人的、合格的以及精华的事物打翻在地，踩在脚下”[xvi]，那些与其他人不相像的人，没有像普通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被他们置于淘汰出局的边缘。由此，奥尔特加惊呼，欧洲正在目睹一场“野蛮人的垂直入侵”，这一入侵将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使欧洲退化到野蛮人的境地！

在奥尔特加看来，反叛的大众已经成为一类人，他们就是“大众人”（mass-man）。自由民主与科学的进步造就了他们幸福的生活，而他们却不以为然；他们就象“被宠坏了的孩子”：心灵闭塞、反复无常、不思进取、放任自流……

奥尔特加对自己精英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毫不隐晦，他指出：

“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人类社会按其本质来说，就是贵族制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只有当它是贵族制的时候，它才真正成其为一个社会；当它不是贵族制的时候，它根本就算不上一个社会。”

奥尔特加认为，“贵族”这样一个令人鼓舞的字眼，他们与大众人相对，然而，却到处遭到曲解和滥用。奥尔特加将贵族“等同于一种不懈努力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目标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并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在奥尔特加那里，所谓的“贵族”更具有一种动态的认识，基本等同于精英，这与同一时期精英主义者如帕雷托、米切尔斯、莫斯卡、勒庞、克罗齐等人如出一辙。

同托克维尔、密尔一样，奥尔特加对正崛起的“大众民主”可能导致的“多数人的暴政”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他将大众民主的胜利称为“超级民主”的胜利。而这种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大众无视一切法律，直接采取行动，借助物质上的力量把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强加给社会。”

与大众民主的不宽容相比，奥尔特加更倾向于自由民主政体的宽容，他指出：

“自由主义是宽容的最高形式；它是多数承认少数的权利，因此，它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曾回响过的最崇高的呼声。它宣告了一种与敌人——哪怕是孱弱的敌人——共存的决心。”

深藏于对大众民主批判之后的正是奥尔特加对自由民主政体的推崇与辩护。在奥尔特加看来，以科技知识为基础的自由民主政体是迄今为止“最高级的公共生活方式”，它最真实地体现了人类追求共同生活的崇高意愿与努力。在奥尔特加眼里，自由主义超然于一切批评之外，颠扑不破，它的真理性既不是理论上的、科学上的，也不是智识上的，而是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真理，即“命运的真理”。

三、大众民族与欧洲合众国

奥尔特加将他的“大众人”理论进一步推演，提出了“大众民族”（mass-peoples）的概念。正是在批判大众民族的基础上，奥尔特加提出了欧洲联合的号召，这成为奥尔特加《大众的反叛》一书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奥尔特加眼里，大众民族就是那样一些蕞尔小邦，他们无所事事，缺乏任何生活计划，得过且过，却决意要反抗那些伟大的、具有创造力的民族。他们“踮起脚尖，声嘶力竭地指斥欧洲”，并宣称欧洲在世界历史中已经失去了霸权地位。

与国内政治上的精英主义相对应，奥尔特加在国际政治中提出了所谓“统治民族”的概念。尽管奥尔特加对英、法、德这样三位一体的三个民族统治世界寄予很大希望，但是，在奥尔特加的心目中，能够执世界各民族之牛耳者绝非哪一个民族或是哪几个民族，而是“一个同质化群体的欧洲”、“超国家的欧洲”或者说“欧洲合众国”。正因为如此，实现欧洲的统一成为世界秩序的“众望所归”。他指出：

“今天，对于我们这些欧洲人来说，最迫切、最重要的历史使命莫过于实现欧洲这一概念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所暗含的承诺。”

奥尔特加将欧洲的统一视为国家这一概念的内在要求。为了鼓吹他所提出的欧洲联合的主张，奥尔特加粉彩重墨地追溯了国家历史，详细地描述了“原野”—“城邦”—“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并提出了一种动态的国家原则。他指出，国家原则的核心不是血缘、语言或者“天然边界”，而是“共同生活的意愿和计划。”

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国家已经走到了尽头，奥尔特加斥之为“过时的组织”、“残存的制度”、“历史的赘物”。在奥尔特加看来，作为民族国家理论基础的民族主义不过是历史的回光返照罢了。他断言，“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全都是死胡同”，是没有出路的。他指出：

“民族主义始终与创造了国家的原则背道而弛。民族主义具有排他性，而国家原则却具有包容性。在巩固统一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有其积极价值，它是一个崇高而有力的标准。可是，对当前的欧洲来说，巩固时期早已经过去，民族主义完全蜕变为一种狂热；崭新的宏伟事业正需要人们去开辟，但民族主义却成了逃避这种必然性的一个借口。”

欧洲统一的理想在西方思想史上源远流长，我们也无法断定奥尔特加的设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现实，但在20世纪30年西欧各国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奥尔特加独具慧眼地预见到欧洲联合体的出现，这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思想的魅力。

《大众的反叛》是奥尔特加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出版后一时好评如潮。《大西洋月刊》甚至载文评论说奥尔特加此书之于20世纪，一如《社会契约论》之于18世纪，《资本论》之于19世纪。此次，《革命心理学》一书译稿已经由刘训练、佟德志翻译完成，纳入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沉钟译丛》，将于近期出版，以飨读者。

[i] 我们看到，在奥尔特加之前有卡莱尔的英雄哲学、尼采的超人哲学、帕累托和莫斯卡的精英理论、勒庞的大众心理研究；在他之后则有曼海姆、熊彼特、阿伦特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社会的剖析与批判等等。

[ii] 其中有《堂吉诃德沉思录》、《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时代的主题》、《艺术的非人性化》、《关于小说的笔记》、《大众的反叛》、《大学的使命》、《历史是一个体系》、《走向一种历史哲学》、《人与民族》、《什么是哲学？》、《哲学的起源》、《人类与危机》、《现象学与艺术》、《对世界史的一种解释》以及《历史理性》等等，具体请参见即将出版的该书附录。

[iii] 参见John T. Graham: A Pragmatist Philosophy of Life in Ortega y Gasset ; Theory of History in Ortega y Gasset:"The Dawn of  Historical Reason" ; The Social Thought of Ortegay Gasset: A Systematic Synthesis in Postmodernism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4;1997;2001。

[iv] 参见Ferrater Mora: Ortega y Gasset: an

outline of his philosophy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v] 参见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杨照明、艾平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16页。

[vi] 参见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曾炳钧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14页以下。

[vii] see J.Gray: Liberalism ,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1986, p.93.

[viii] 参见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ix] 收入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x] 徐小洲、陈军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xi] 王贵梅译，台湾：究竟出版社，2001年版。

[xii] 刘大悲译，台湾：志文出版社，1975年版。

[xiii] 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何兆武主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xiv] 谷源祥、商梓书等节译本，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xv] 1925，部分章节载《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3期

[xvi] 本文中凡未标出版的地方均引自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