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中日两国的“新政”
金若木：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被西方打开国门，但后来中日的发展路径却很不一样。中国走“中体西用”之路，搞“洋务运动”；日本走“脱亚入欧”之路，搞“明治维新”。可以说，甲午战争是两国新政的一次决赛，结果是中国输得特别惨。请您比较一下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两国的新政。
马勇：近代东方的问题，都来源于西方。工业革命和新技术促使西方产能过剩，然后资本的力量开始往全世界扩散。这时，中国和日本，甚至包括所有东方国家，都受到西方资本的冲击。过去，我们称之为西方势力东来，或者殖民势力东来，其实就是资本的力量在入侵。如果在30年前，我们理解不了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能理解了，因为今天中国的资本也在走向世界，现在世界看中国有点像当年中国看西方，觉得中国资本力量太厉害了。
西方势力东来之前，日本一直是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学中国学得亦步亦趋，不仅学中国的大道，还学中国的小技，把中国的36计研究得很透。但在面对西方的时候，中日两个国家的选择不一样。我们可以比较1840年和1853年两个事件的差异——
1840年之前，英国已两次来中国叩关了，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第一次访华，1816年英国使团第二次访华。但是，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都很坦然地说不要全部打开国门。因为当时的中国已有广州一口通商，并不是完全锁国的状态，中国和西方有一定的贸易往来，但是没有自由的贸易往来。可以想象，当年如果一下子把国门完全打开，像日本一样，中国现在肯定发达得不得了。但是，中国的皇帝，要么是不着急，要么太着急。
另外，当时的中国自认为是天朝帝国，太大了，用乾隆皇帝的话讲，“我们什么都有”。再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结构，士、农、工、商，就更好理解了，中国社会要解决的问题，始终都不是全体人民的问题，始终都是士阶层的问题。
1840年，中国对西方资本采取抵抗的办法，后来才逐渐缓慢地开放五口通商，是在被打了之后才不得不开放的。
而日本呢？1853年，它在面对美国的四艘军舰时，乖乖地打开了国门。日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第一，可能与日本的文化根基有关，日本毕竟不是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过去一心一意学中国，现在当然可以一心一意学西方；第二，日本长期受荷兰文化的影响，对西方并不陌生。葡萄牙对澳门有影响，但中国的体量太大，西方在1840年之前对中国社会整体影响甚微；第三，日本的国土面积太小，没有腹地，没有纵深，面对强势的美国，非常功利的选择就是与其抵抗失败而开放，不如开放而不失败。日本这样精明地盘算失败、胜利，在林则徐这样的中国人看来可能不可思议，因为这不是儒家的教诲，特别不是宋明之后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哪怕到了今天，也还有人没弄明白，开放其实是双向的。但在一百多年前，日本就比中国理解得透。日本同意将国内市场向美国开放，同时也要求美国向日本开放。1854年签订的日美通商条约，就是双向的。中国到今天才理解这个意思，才理解了开放不仅仅是我单方面开放的问题。英国当年要求中国对它开放，其实也希望中国的商人到英国去，希望中英建立近代的国家关系和贸易关系。但是，在170多年前，中国人怎么能想到我们也会到英国做生意呢？到1890年代，签订《马关条约》以后，我们也没想到中国人会到全世界去做生意。当然，也不要苛求前人，这是时代的局限。
中国文化存在的问题
金若木：打开国门之后，是什么促使中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马勇：从1895年开始，中国人就在反省中日两国的差别，认为中国之所以被日本打败，就是因为中国的制度没改变，孙中山、康有为都是这么讲的。在《马关条约》签订当月，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刘光第等有识之士都在思考中国失败的深层原因，以为中国非改革不可；直接参与谈判的李鸿章面对“卖国”等指责，也义正词严予以回击，以为“中国今非变法不足自强，岂书生腐论所能补救者也？”至于朝廷，也迅即反思甲午战争及前几十年改革发展的教训，没多久，就开始了新一轮改革。这意味着中国人当时已经认识到此前三十年可能有问题。
但是，我后来在研究甲午战争时，开始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统治者在前三十年洋务运动中，没有把目标讲明白。那时的统治者只讲了“中体西用”，但没讲最后要通往的也是人类文明的大道。其实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里，中学和西学之间的比重是在不断调整的。在中国这个有悠久文明的国度里，你一上来就讲全盘西化是不可思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是告诉那些反对学习西方的人，我们是不会把自己变成洋鬼子的。
洋务运动30年，1860年代是学技术，1870年代已全面引入西方法律体制，这就已经不是技术问题了。再不按照《万国公法》走，就没法和其他国家打交道。
但是，清末的政府没有说明我们应该如何走。一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还在坚守老路，像张之洞1898年春天在《劝学篇》中讲的那样，“议会政治，中国是不要的了”。
而日本却不是这样，日本人发现了东西方之间的差别，就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近代工业革命所导致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上，所以日本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脱亚入欧”。我们去分析日本整个明治史，就会发现日本人早就把西方的本质看得比较明白了。中日两国为何会走不同的路，原因之一就在这个地方。
从1868年开始，日本实行制度变革，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坚定不移地走了中央和地方分权之路。另外，日本学西方学得很像，搞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体制，这就带来了和中国很不一样的结果。日本明治维新才二十几年，民间经济就成长了。甲午战争时，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日本有六千家合乎现代企业规范的企业。
而中国由于吞吞吐吐的，没有走这条路，因此到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资本全部都在官办企业，我们没有企业家，只有买办和国企高管，也就是红顶商人。我们只有资本，但没有资本主义。中国那个时候靠国有企业在发展经济，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制造局等，都是国有企业。这种国有经济有一个好处，就是发展速度确实快。到1871年，洋务运动才11年，李鸿章跟日本人谈判的时候，底气就不一样了。日本人还指手画脚地说，你们不搞自由经济体制可能是不好的，资本的发展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李鸿章说，你们做得好，但怎么没我们这个经济力量？
回到根本，这究竟是不是中国失败的根源呢？我最近研究了，认为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按照当时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走下去，不发生甲午战争，中国不犯这么一个“颠覆性”的重大错误的话，中国的经济继续成长，它就一定会去调整社会结构，也得走自由贸易、自由经济之路，允许非国有企业发展，慢慢也能够成长出一个中国自己的资产阶级。但这是历史假设，没办法重新来过。
甲午战败证明了我们的制度不行，我们的文化不行。它的危害性在哪儿？它使中国人的心理出了大问题。
金若木：我们的文化有什么问题？
马勇：我们的文化，当然不是“五四”后许多人批评的那样尽是糟粕。中国文明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精致的一种文明形态，只是这个形态只属于农业社会，是农业文明。而中国面对西方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引进或者说嫁接工业文明，或商业文明。在这一点上，说中国文明有问题，主要是说中国文明只是一种属于过去的文明。而且，那时的中国人，很长时间没有弄清西方的用意，总以为西方文明的引进，一定是中国文明的消失，是替代，而不是添加。现在看来，这种思维方式确实太简单，是零和游戏式的思维，不是共赢。
至于说到中国人的心理，我在20多年前研究这个问题时就深刻意识到，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留给中国人的心理疾患确实太严重了，中国人总被一种“失败的阴影”笼罩着，学习西方不是单纯地学习，而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人家是为了打败人家，而且总是公开地这样说。这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
中国的发展是内敛型的，日本则是外向型
金若木：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说，日本在“明治维新”稍有所成之后，对中国采取的完全是攻势，所以中日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甲午战争虽然直接发端于朝鲜问题，但终究还是中日对峙的问题。请您谈谈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中日关系。
马勇：在被西方打开国门之后，中日两国的发展战略是非常不一样的。
中国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两次被打败之后才起步。这个时候我们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是这样落后，所以才去学习西方，有一种焦灼感。这种焦灼感导致中国开始采取孤立主义，除了自己的事情之外，其他事都不想管。因此，在洋务运动开始不久，中国的宗藩就纷纷解体了，中国很快就丢掉了琉球、越南、缅甸等一大片藩国。以前这些藩国一遇到事都是要找“老大”帮忙的，但现在老大说我自己的事太多了，没时间照顾你。这是因为中国要发展自己，独善其身，不愿意在外交事务，在国际正义、公道上面下大力气。我们应该强调一条，中国的发展是内敛型的，确实没有往外扩张的意识，追求的完全是自我富强。
但是，日本呢？日本几个重要的维新思想家，比如福泽谕吉，他们给日本谋划的路径是什么？他们一再强调，日本不能满足于岛国位置，要和欧美诸强竞争，要踏向大陆。我们今天都解读成它要扩展生存空间，其实不纯粹是这个意思。日本一开始很明白地讲要和“欧美诸强”在全世界竞争，要让日本的经济全球化。从今天看，日本的经济就是全球化经济。日本在国内有多少工厂？它的资本和市场都在世界各地，在中国和东南亚等国。
当年日本的发展战略就是外向型的，对领土的扩张是有需求。那时正好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际，很多土地都没有主人，也不存在现代国家的概念。所以，日本形成了一种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相结合的近代殖民意识。
中国由于采取的是守势，先后丢掉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国，都觉得无所谓，因为这毕竟离我们太远了，而且这些地方不可能本土化，不可能成为中国的行省。但是，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废藩置县，你是我的藩国，我就把你干掉，变成行省由我管理。琉球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是“一妇事二夫”了，并不单纯是中国的藩国，也是日本的藩国。当日本要把琉球废藩置县的时候，琉球的国王派人到中国来，请求中国帮助维持琉球王国的体制不变。要是中国这时候站出来主持公道，支持琉球继续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日本也就不会吞灭琉球了，至少不会在那个时候就这样做。
中日两国的发展路径，在空间上是有利益交集的。日本要冲出岛国走向世界和欧亚诸强竞争，它的踏板只有两个：一是朝鲜半岛和中国的东三省，从这里出来，进欧亚大陆；二是南边的台湾，然后到福建、到华南、到南亚。所以，从地缘政治说，中日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应该是一个必然。
但如果我们讲历史哲学，从另外一种层面看，中日有没有携手共进的可能性呢？其实，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还是希望亚洲携手的。日本人当时认为西方的殖民对整个亚洲都是威胁，所以亚洲要携起手来。今天全世界的区域整合都完成了，但亚洲还是老样子，问题还在于由谁主导亚洲的整合，是人民币主导还是日元主导？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亚洲分裂还是必然的。
金若木：对于琉球、越南这种藩国，当时的中国表现得很大度，丢了就让它丢了。但对于朝鲜，中国看得特别重，要不然也不会由此引发甲午战争了。
马勇：对。为什么呢？刚才我讲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孤立主义。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里讨论了为什么传统中国有那么多藩国，因为中国一方面想把生番变熟番，让中国文明的边疆不断扩大。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军事战略上的考虑，就是把它们当作中国的国防外围。但后来中国为什么慢慢丢弃了这些藩国？因为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发现它们对中国没意义，人家根本不经过什么国防外围，直接就打进来了。所以，藩国的丢失是必然的。
但是，为什么朝鲜不可以丢？因为朝鲜直接扼住了中国的命门。从地图上看，朝鲜半岛整个就是北京的大门。所以，对于其他藩国，中国都可以让，但对于朝鲜，中国没法让。
甲午战争彻底打醒了中国，但又导致出现激进主义
金若木：甲午战争中，中国被“蕞尔小国”日本打败，可谓举国震惊，它对中国此后的发展有何影响？
马勇：最大的影响是，1895年之后，中国大概出现了七八种思潮。这其中就有孙中山、严复、康有为、张謇等。张謇在1870年代就到朝鲜去了，开始和日本有正面接触，他得出一个结论，日本的强大是因为日本有自由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应该以实业救国，不能再搞国家资本主义了，要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资本主义。郑观应在甲午战争之后得出的教训是，中国可能需要一个全面的改革，并且要通过自由贸易在世界上开展商战，而政府要对我们的商业资本进行保护。在郑观应的思想当中，中国海军的布局要像今天美国的海军布局一样，中国的经济利益到哪儿，军事力量就得到哪儿。可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有几个知识人想到这个问题了？我们今天的经济力量已经到达非洲了，可是我们的军事力量抵达不了非洲，还未达到全球化。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但最后要归结到朝廷才有用。在中国，知识人再厉害，最高领导人不拍板也没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也有沉痛的反省，认识到之前做得还不够，比如对社会的释放还不够。在1895年之后，清廷还真放开了，允许自由办报，一下子几千份报纸就出来了；还可以自由议政，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政治改革，什么都能谈，这就释放了一个言论的空间；另外，还允许自由结社，全国马上就有几千家新兴社团出来了，有专门研究现代化学、现代农业的，也有关心国是、只谈政治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马关条约》对地方自治的推动作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单靠一个模子肯定不行。1895年之后，清政府很快就放宽了对各地的一律化管理，让地方按照各自的特色施政。《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清廷任命陈宝箴做湖南巡抚，陈宝箴本来就有维新思想，他到了湖南就推动改革。从1895～1897年，只用了两年时间，湖南就成为全国的示范，在地方自治、地方经济、地方教育中慢慢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来。
《马关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来说是惨败，要赔款，又要割地。但中国很快就从失败中站起来，一天都没耽搁。刚被日本打败，中国就开始向日本学习。从1895年起，中国逐渐派学生到日本留学。
另外，甲午战争对中国更重要的影响是什么呢？之前我们对资本是管制的，而《马关条约》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却是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开放的口岸自由办厂，这样我们对资本就没法管制了。而列强之间又有一个利益均沾的关系，这就等于放宽了国际资本自由进出中国。和当年开放五口通商一样，开始大家恐惧得不得了，说我们这下完了，中国经济肯定得崩溃了。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后来加入WTO一样，一开始有人很恐惧，但实际上国际资本进来反而是好事。1895年之后，由于外国资本直接介入，中国经济开始更健康地发展，而且规模更大了。之前我们一直想修铁路，但就是没钱，外国资本融入之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更重要的是，1895年外国资本进入以后，中国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就产生了。实际上，中国的资本主义时代就是从1895年开始的。
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很快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金若木：前面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都没有真正地醒来。但因为甲午战败，中国彻底醒过来了。
马勇：对。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是有点影响，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但中国太大了，很快又转身睡着了。蒋廷黻在说到这一段时就很痛心，说中国白白耽误了20年光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因为搞洋务运动，确实有所发展，然后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这也是甲午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一开始是自卑，之后就独善其身，只发展自己。
甲午战争确实把中国彻底打醒了，但同时又导致中国出现了激进主义。这个激进主义就是彻底的西化思想，这在康有为、梁启超身上，尤其在谭嗣同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甲午战争如果不发生，中国很可能会保持一种自信，慢慢地消化西方文明。但甲午战争打完之后，中国就再也不能这样做了。维新运动准备了三年，但康有为觉得太慢了，认为保守主义力量太强，要把它干掉，于是发生了戊戌政变。戊戌政变之后，民族主义开始崛起。进入20世纪，中国一直沿着革命、改良、共和、国体变更这样一条轨道往前走。严复一直期待中国能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前进，从容地改变，但这不可能了。
甲午战争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我们可以从多元的视角观察它。
只有充分吸纳世界文明，才能建立一个新文明
金若木：对于甲午战败的教训，刘亚洲在接受《参考消息》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对此，您怎么看？
马勇：对于这一点，我是赞成的。刘亚洲和福泽谕吉讲的这一条，是后发展国家在改革中都要遵循的，其实就是向世界先进文明看齐。我们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无论在政治体制还是文化心理上，都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刘亚洲讲得很好，如果中国不能全面地改革，你有多少外汇都没用，甲午战争的教训就在这儿。
金若木：中日文化同源，但是在被打开国门后，两个国家由于实行的制度不一样，结果国力大不相同。能否就此谈谈文化、制度与国力之间的关系？
马勇：胡适在讲西化的时候，就曾以日本为例。他说，日本一上来就“脱亚入欧”，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日本的所有特色都被保留了。日本既吸收了西方文明，又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
中国历史上其实是有这个经验的。中国文明从东汉开始接受印度文明，经过八百年的磨合，中间也有打、闹，也有排佛的主张，但后来我们还是把印度文明接纳进来了。唐朝时，中国人对佛教多狂热。唐末宋初，印度文明就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了。佛教精神最内核的东西，后来构成了宋明理学的核心。我举这个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中国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充分的世界化，把西方文明充分吸纳，让它和中国本土的固有文明交融，交融之后才能优势互补，构建出未来中国的新文明。如果我们仍然吞吞吐吐，不敢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就等于是在人为地阻断中国现代化进程。
只有充分打开国门，让世界充分进入中国，中国才能走向世界，才能和世界一致，并最终保留中国文明独有的别致。我们要相信，吸纳了人类先进文明成果之后，中国人还是原来的中国人。中国的文明、儒家的传统，只有经过充分世界化改造以后，才能保留。日本和韩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现在的特色和两百年前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金若木：中华文明吸收佛教文明，用了八百年时间。您觉得我们吸收融化西方文明，还需要多长时间？
马勇：我们是16世纪开始接触西方文明的，到现在为止，已经走过五百多年了，还有三百年。
金若木：这个时间不应该从鸦片战争开始算起吗？
马勇：从16世纪开始，第一批传教士就进入中国了。明清两代，传教士也都在中国。17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吸纳也非常好，但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初中断了。中断的原因是，梵蒂冈一定要干预中国教徒的信仰方式，就是说你信天主了，就不能信祖宗。所以，中国当时的康熙皇帝说，那你们就走吧。从那时起，中西之间的交流大概中断了几十年。在这中断的几十年，长江以北的传教士离开中国了，而长江以南的传教士并没走。后来，传教士就都中国化了。所以到今天，也就是21世纪初期，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融已经有五百多年了。我觉得中国的充分世界化，就差最后这一下了，之后中国就可以更坦然、更自信地步入世界一体化了。
金若木：这一下，指的是当下吗？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马勇：中国其实就在等待最后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当然也有待于世界格局的变化，其中，俄罗斯是一个因素。俄罗斯按照目前的轨道，它有两个可能。如果走好了，那对我们会是一个启发：我们也可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俄罗斯走好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现在民主国家的效率虽然确实低，但民主国家的原则是不会后退的。极权国家有效率，但是没有原则。这次乌克兰事件，普京就是利用了民主国家没有效率的弱点，因为它们要动兵，还得通过议会，太麻烦了，只能一步步制裁俄罗斯。普京现在就像在走钢丝，很可能掉下来。如果俄罗斯走砸了，中国的转型就会更快。
等中国充分世界化后，发展会更迅速。其实，我对中国的未来是不悲观的。林毅夫曾讲过，中国的经济可以持续保持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我还可以补充，中国在民主化之后，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且，美国和整个欧盟的经济总量，可能都达不到中国的经济总量，因为我们人口多，市场体量大。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乾隆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差不多达到了世界的40%，就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所以中国的未来空间还是很大的，但是怎么能够走到这一步，不好说，因为历史有偶然性。
金若木：今年又逢甲午年。在您看来，甲午战争对当下中国的改革有何启示？
马勇：甲午战争给当下中国最重要的启示可能是，中国要走向真正强大，得有一个强大的体制才行。体制的强大意味着国家和人民是一体的，国家把人民当作国民，人民也会对国家效忠。甲午战争为什么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中国而言，甲午战争并不是全民的战争，它和普通老百姓无关。这和日本武士道对国家的那种效忠有很大差别。如果不能改变目前的架构，中国是没有战斗力的，人家一打，我们肯定就被打散了，所以战争不可发生。如果中国真正想要强大，就一定要让自己的国民对这个体制有高度认同，让人民发自内心地相信我们这个国家是伟大的。
近代中国几次重大的进步，都是在战败之后到来的，未来的中国不应该走这条路——不要等待被战争打败之后再来改革。
中日关系：我们应该有邓小平的勇气与胸怀
金若木：甲午战争对当下中日关系有何启示？
马勇：甲午战争过去120年了，我们要反思，要调整自己，特别是不能去宣扬仇恨。经过120年，无论中国历史还是日本历史，都已经翻过好几页了。在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我们和日本打了1：1的平局。千万不要再发生战争了，避免战争对老百姓来讲特别重要。
推动中日之间的友好发展，是今天政府和知识界必须做的事情。对于那段历史，应该把外交的还给外交，把历史的还给历史，把法律的还给法律。在今天，煽动民粹主义的情绪，只能误入歧途。
未来，中日一定要走友好的道路。特别是现在，世界各地区都已经完成整合了。而中国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始终没有中断的一个文明，我们的体量又这么大，如果中国能好好改革内部，能与日本联手完成亚洲的整合，将是人类的大事。早在1900年，当时亚洲人的理想就是希望中日印三国谈妥，然后完成亚洲的整合。
这里还涉及一个重要问题，世界经济从19世纪就开始东移，我是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世界经济一定会移到亚太来，因为西方的市场太小，没办法容纳这么多的产能。你看现在的美国，虽然发明了“苹果”，但美国市场太小了，它能接纳多少“苹果”？世界人口都集中在亚太地区，如果中日不能联手，还不断发生冲突，其实是在影响人类的进程。
中日友好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聪明的政治家应该看到这一点。你看整个近代历史，中日之间虽然发生过两次战争，无论甲午战后的二十年，还是二次大战之后，不管台湾地区还是大陆，走的都是中日友好的路径。在蒋介石、蒋经国主政台湾的时候，日本和台湾是相互免签的。台湾人去日本旅游、度假、学习，都很正常，也很方便。日本人到台湾来也一样。大陆在1950年代那么艰难的状况下，毛泽东、周恩来都在推动着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那时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都能友好。中日1972年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相互间的关系越来越好，可最近怎么成这样了，其原因值得思考。
知识界应该有一种担当，应该为推动中日友好、亚洲和解、人类和平去做一些工作。我们今天看问题的目光是很短暂的，只看几十年。如果放长眼光看，往前看一千年，中日之间还会这样吗？人类文明的整合、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怎么可能让中日冲突继续下去呢？不可能的。所以，知识精英能提供的思想资源、学术资源就是推动中日友好发展，而不应鼓吹仇恨。只有仇恨是没有未来的。当年中苏结仇那么严重，邓小平都能坦然地表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应该有邓小平那样的勇气与胸怀。
来源: 《同舟共进》201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