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君主的轮换、朝代的更替，甚至是典则的改变都不足以引起中华民族的危机，真正的危机是文化上的危机。文化比较所体现出的优势是民族危机最后的解决之道，但是近现代来，与外国列强的比较中，中华民族全面落后。如何拯救民族危机，成为近现代以来所有政治思想家的主导思想。思想的演变过程伴随解决民族危机的过程，最终共产党提出的拯救方案，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
【关键词】民族危机 政治危机 政治思想 民族自强
【中图分类号】Ｄ092 【文献标识码】A
问题的提出
中国政治思想史演变的规律是什么？萧公权将政治思想史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封建天下、专治天下以及近代国家。其划分依据实际是政治制度，而非政治思想本身。刘泽华根据政治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指出：“在观念上，王权主义是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各种思想，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大部，其归宿基本都是王权主义。”①具体来说，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墨家、法家，都是主张王权主义的。汉代以后，儒家实现了独尊，但是王权主义的思想主旨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只是王权主义论证方式的改变。
但是近代以来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否还是王权主义？如果是，王权主义是否有所变化；如果不是，近代以来的核心思想又是什么？要想回答此，就必须分析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换言之，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什么？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是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过程，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会发现有两大转变：一是政权组织形式的转变，由君主专制变为资产阶级共和制，进而变为社会主义；二是民族地位的转变，由“华夷之辨”下对中华民族的自豪，转变到遭受压迫、屈辱，直到民族独立。可以说，政权如何组织、民族如何实现独立成为近代以来各个思想家思考的主题。在政治危机中，典则的危机和民族的危机，哪一种危机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典则的危机和民族的危机对王权主义的思想是否有冲击，冲击之后的王权主义又是如何变化的？
简单来说，典则的危机在于以前没有遇到无“君主”的社会，因此也没有无“君主”的国家设计方案；而民族的危机在于传统解决民族危机的机制失灵。两种危机中，民族的危机占据主导地位，民族的危机导致了“君主”体制的危机。“君主”体制的消亡，王权主义的幽灵有所削弱，但并没有随之消失。
政治危机的层次划分
伊斯顿在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把政治系统分作三个部分：一是政治共同体，指的是由政治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它的独到价值在于它有一个潜在的含义：在所有的系统功能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具有内聚力的粘合剂，即系统成员对共同体的感觉或感情。二是典则，指分享政治权利时的游戏规则。第三是当局，指经选举或任命的官员，他们有权制定和实施政治决策。②
伊斯顿所说政治系统的层次其实是针对欧美社会，具体来说是指美国社会，应用于中国政治的分析是有距离的，但伊斯顿的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政治系统是可以分层次的。借鉴伊斯顿的理论，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可以把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系统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民族。按照伊斯顿的说法，是由政治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自中国有国家开始，就基本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天下”的概念，朝代可以更替，但是“天下”未变。这也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中华民族面临危机时，中华民族的每个人都有责任。这里的“天下”，也是“华夷之辨”中的“华”，即“中华民族”包括生活在中华疆域内所有的民族。但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所变化。譬如，兴中会建立时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把满族排除在外。但一般情况下，只要认同以汉族为主导的主流文化，基本都可归入“中华民族”。
二是典则，即政权的组织形式，对中国传统社会来说，君主专制即是最主要的典则。近现代以来有关改良还是革命，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之争，也涉及到典则。
三是朝代。一般而言，典则相对比较稳定，朝代则可能更替频繁。君主专制历经两千多年，但朝代却不断更替。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一个朝代中也可能经历典则的变迁。譬如东周以及清朝末年的立宪运动。
四是现任的领导。有权制定和实施决策者，在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指君主。以上四个层次中，近现代以来所面临的究竟是哪一种危机呢？
自夏商以来，针对君主的承袭中国有一套制度和规范。某人继承君主之位，或可解释为长子继承制，即因为他是老皇帝的长子；或者老皇帝亲自立为继承人。君主在位被废除的情况比较少见，即使出现也有合理的解释，譬如君主或道德上或能力上存在问题，难以承担上天和祖宗交给的任务。因此君主的承袭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心理危机。鸦片战争以后，每位皇帝的继位均很少在思想界引起剧烈的波动。
对于王朝的更替历史上有一套理论解释。首先，道德上的解释。汤武革命被解释成以有道伐无道，即一个王朝的君主属于无道的昏君，那么就可能被其他王朝代替。其次，宗教上的解释，把王朝的更替解释为上天的安排。每个朝代建立后，都要郊祭上天；或到泰山封禅，意在昭告天下，君权神授。最后，军事上的胜利，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因此，对于王朝的更替，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们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把王朝的更替也视为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
典则的危机和民族的危机则是中国历史上很难遇到的。尽管学术界认为中国自战国以来由奴隶社会完成了向封建社会的转变，相应地由分封制转变了君主专制。但在此转变中，“君主”的政权组织形式其实并未改变。具体来说，自夏商以来，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天不可一日无日，“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白虎通·论诸侯袭爵》）的观念。因此鸦片战争以后，人们很难接受没有皇帝的政权。自洋务派以来，直到维新派，他们在国家设计中，都把君主放在了核心位置，直到革命派时才提出废除君主制。但是君主制的影响依然存在，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都是君主制“回光返照”的表现。尽管国民党政权废除了君主，但是蒋介石俨然成为另一个皇帝。以上诸种皆受此观念影响。
民族的危机更是如此，自黄帝以来，中华民族在与外族的交往和斗争中逐渐取得了优势，而且形成了一套避免民族危机的机制，这套机制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遇到了挑战。
民族危机的解决机制
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与周边少数民族相比，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始终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华夷之辨”中的“华”是许多人维护或强化他们自尊的来源，即生活在中华共同体范围内者，可能自己政治、经济地位并不高，生活也并不如意，但是归属于中华民族，本身就能够带来自豪感。
如何来区分“华”与“夷”？最早是以血缘，即炎黄子孙属于“华”，其他归入“夷”。夏商西周以来，华夏族群居于中原，番夷依方位分为“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此时以地缘区分华夷。东周末年，诸侯称霸，孔子以春秋大义，提出尊王攘夷，开始出现文化的标准，以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区分华与夷。如楚国尽管国力很强，但因文化落后，中原诸国以蛮夷视之。其后文明不断进步，中原诸侯才与之会盟，把它归入华夏文明圈。
自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仍然是文化因素。出生在女真族统治之下的郝经为论述蒙元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陵川文集》卷37《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满清入主中国后，继承了元朝对华夷之辨的阐释。雍正《大义觉迷录》云：“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清末的学者，如梁启超也延续了雍正的这一观点，“《春秋》之中国、夷狄，本无定名。其有夷狄之行者，虽中国也，靦然而夷狄矣；其无夷狄之行者，虽夷狄也，彬然而君子矣。”（《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二》，第49页）
总结以上观点，可以发现，华夷区分的主要标准是文化，中国的文化先进，夷人的文化落后，夷人如何学习中华文化，具体来说，学习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最终也会变成华人。反之，如果华人不习中华礼仪，不识儒家经典，那么就会变成夷人。由此可以解释中华民族认同长久的原因，尽管朝代不断更替，尽管少数民族多次入侵中原，建立政权，但我们仍然保持文化的自尊。这些入住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譬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以及辽、金、西夏，乃至以后元、清诸朝，他们都最终接受了以儒家为主导的文化，这反而更加提升了中华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
儒家为何能够吸引少数民族主动认同呢？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儒家思想是注重思想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派。儒家重视礼议的演练，主张不同社会角色之间要遵守不同礼仪，这些礼仪保障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同时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譬如对待少数民族以安抚为主，从而赢得了少数民族的认同。当然，更重要的是政治话语体系的相似性，儒家倡导王权主义，支持君主专制的社会秩序。当时的各个少数民族基本上也都是“王”统治下的等级社会。这种相似性使两者成功地实现了政治思想的对接，把各个少数民族的亚文化置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下。
军事上失败后，寻找文化的维度来进行比较，这是我们与周边少数民族打交道过程中维持民族自尊的路径。近代以前，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从来没有遇到文化的危机，而一旦文化遇到危机，则标志着中华民族危机的真正来临。文化的危机，也是政治思想的危机。
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仍有人主张文化优于西方，不足的只是“器”的方面，直到张之洞还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华文明是根本。但从维新派开始，慢慢意识到了文化上，尤其是政治文化以及政治制度上的落后，文化上的危机导致中华民族认同的危机。中国人在与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终于意识到只有寻找到适合中国强大的方式，与外国人竞争，才是重获民族自尊之路。而此后各种政治思想的产生即围绕寻找强国之路，各种政治思想的衰落也恰恰因为其提出的救国之路失败所致。
民族自强与政治思想的演变
摆脱民族危机，使民族自强成为近现代政治思想的主线。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想的两大发展主线：一是实现民族自强。二是改革典制。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共和。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民主化的过程。这期间曾经经历过戊戌变法，引进了部分资本主义体制，但君主本身权力依旧；到清末立宪时期开始削弱君主权力，实行内阁制，直到最后抛弃君主。君主专制体制虽然消失了，王权主义的幽灵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独裁与反独裁的斗争，在此后的历史中多次出现。如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北洋政府的独裁，共产党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独裁等等。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反独裁人士的思想也或多或少受王权主义的影响。
在外族入侵的历史背景下，追求民族自强的思想超过了追求民主化的过程，民族的危机感所导致的追求民族自强成为近代以来政治思想演变的主导性线索。理由如下：
其一，与典则的危机相比，民族的危机更具有持久性。所谓持久性，指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存在，占据着各个时代人们心里的重要位置。国门被打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许多思想家有抵抗外族侵略的意识，但是却没有民主的意识。这点以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最为典型。魏源的关注点在如何对待外夷上，而对于君主专制所导致的危害以及如何实现民主则很少提及。洋务派的关注点也只是在武器的更新上，对于政治制度也没有涉及到。维新派尽管部分意识到典则的危机，主张某些制度必须改变，但从来不敢设想废除“君主”。只有在革命派那里，才真正强调典则的危机。而民族的危机，自邪片战争以来，就流动在诸位思想家的血液里，无论是早期的魏源，还是后来的毛泽东，民族自强的意识始终未改变过。
其二，典则的危机是由民族的危机引起的。简言之，民族的危机是典则不断改变的原因。外国列强的侵入引起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这种发展情非所愿，更重要的是人们承受了民族的屈辱过程，尤其是像在中国这样千百年来倡华夷之变，以民族文化自居的民族来说，这种屈辱感比其他民族更为强烈。我们历数近现代以来重要的政治思想流派，包括洋务派、早期维新派、维新派、革命党、国民党以及共产党，思想尽管有很多差异，但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是各思想流派的主旨。
洋务派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在于西方列强的船尖炮利，以为只要引进西方的造枪、造船技术，购买西方的洋枪洋炮，就可以解决清朝的危机，挽救中华民族。洋务派的实践失败之后，早期维新派和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设议院。戊戌变法最重要的目的不在于改良，而在于救亡图存。康有为上书之所以能够打动光绪帝就在于他提到了不变法国家就会灭亡。由此我们也可以解释戊戌变法在改变君主政体上贡献不多，其因不在于民主改革，而在于救亡图存。之后的义和团运动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反对西方外强的意图最为明显。
清末新政的最重要目的就在于防止革命，另一方面也在于国家的强盛。同盟会建立时颁布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共和，平均地权”，其中反对外族的入侵放在了首要位置，尽管这里的目标主要是针对满清，但过于强烈的民族情结使中华民国建立时，忽略了民主的建设。
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依然把民族主义放在首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有时为了反帝的需要，把反封建的任务放在次要位置。如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三三制。这也就可以理解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所做的演讲中“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含义，其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中国人有了自己做主人的机会。毛泽东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由此可以看出，思想的演变过程是我们所说的四种认同逐渐减少的过程，洋务派希望所有的认同都保留，早期维新派和维新派则由四种认同变为了三种，主张典则的改变，革命派之后都只保留了中华民族的认同，其他都抛弃了。在这种演变的过程中，其他三种认同逐渐沦为了工具，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成为了最终的信仰。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推动着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不断演变。
综上所述，本文依据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的层次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系统划分为民族、典则、朝代和君主四个层次，典则的危机和民族的危机是近代中国首次遇到的，典则的危机源自于首次面临有无“君主”的抉择，民族的危机在于传统解决民族危机机制的失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文化上比较所体现出现的优势是民族危机最后的解决之道，但是近现代以来，与外国列强的比较中，中华民族处于全面的落后。如何拯救民族的危机，成为近现代以来所有政治思想家的主导思想，思想的演变过程是一个个解决民族失灵的过程，一个方案失败了，另一个方案提出来，民族危机推动政治思想的不断变化。最终，共产党提出的拯救方案真正实现了民族的独立。
文化上的自强之路仍然漫长
民族自强，作为我们百年的追求，至今仍然有许多目标没有实现。我们虽然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但与西方国家相比，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差距仍然比较明显，强国梦、自强梦仍然是我们这一代所追求的。追求强国的过程中，经济和军事的自强是基础，文化上的自强是根本。单纯追求经济和军事上的改革，而政治思想、观点以及政治制度没有变化，必然会影响前者改革的成果，甚至导致失败。如果拿共产党倡导的政治思想与其他诸流派的政治思想相比，会发现：共产党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改造最为彻底，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文化上的自强，尤其是政治思想上的自强是最难实现的。对照几代领导人对强国的追求可以看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实现了富国梦，但政治文化上自强的实现仍然有一段距离。中国现有的政治思想研究者存在两大极端：
一是盲目固守旧有的思想，关起门来自娱自乐，无法获得世界的认同；另一个极端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盲目崇拜，张口闭口西方，失去了自我。简言之，我们缺少一套让世界认可的话语体系。譬如拉美国家学者针对他们本身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依附体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没有学者对此作做出有影响的归纳、总结，并进而指出未来的方向。
政治文化上的差距不但体现在与世界的比较上，而且体现在与传统社会的比较上。传统社会中，少数民族政权主动接受了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文化。但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的政治文化分歧严重。除了我们没有建立起让人认可的政治话语体系，对自己的政治文化不自信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治文化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体系的脱节，中华民族文化与各个民族的亚文化没有实现很好对接。
这种脱节一方面在于各个民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各个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处于不同的阶段；另一方面在于思想本身，我们没有像儒家那样把思想寓于实践之中，党倡导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但许多干部并没有用这种精神对待民众和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体系的构建中，也没有注意到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譬如许多少数民族信仰佛教、伊斯兰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爱护是他们思想的重要内容，我们关注到公平、正义，但对“爱”的关注不足。
因此，文化上自强之路仍旧漫长。如何构建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呢？首先要立足于现有的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思想，实现了民族独立，证明了其政治思想的伟大性、正确性，未来之路的建设必须立足于现有政治文化。当然，要保持思想的先进性，必须与时俱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正是由于对思想的盲目自信，从而导致了严重性的后果。譬如，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反右运动、文革的悲剧皆是这方面的体现。这些悲剧产生的另一个因素在于民主的不发达和王权主义的残留影响。
鸦片战争以来，受客观条件所限，思想的关注点过多地集中在民族自强上，却忽略了对其他政治价值的关照。譬如，民主的观念尽管曾经被提出，但是一度沦为民族自强的工具。王权主义的思想在部分官员的头脑中仍然存在，独断专权，高高凌驾于组织和百姓之上，个人的意志左右国家的命运。因此，对现有政治文化的发展必须首先涤除王权主义的残留，消极特权意识、官本位意识。其次在于对欧美政治文化的吸收。我们需要关注其他政治文化的先进部分，吸收改造为己所用。譬如欧美思想家提出的协商民主的观念、权力的监督、以及服务型政府的构建等等。对这些先进文化的吸收也是与世界交流，获得认同的重要手段。再次在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照，吸收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以期实现与主流政治文化的对接。
【注释】
①刘泽华：“王权主义概论”，《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31页。
②［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2年，第61页。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季乃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