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富，举世皆知。但是，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穷人比例却又是最高的，美国的贫富分化也是最严重的。惯常的解释认为，这一悖论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小政府大市场”。
莫妮卡•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2012年出版的《过剩的国度：美国的丰裕及其贫困悖论》（The Land of Too Much:American Abundance and the Paradox of Poverty）颠覆了上述解释。普拉萨德是西北大学的社会学家，此书在学术界备受好评，荣获美国社会学协会颁发的杰出学术贡献奖。她在书中指出，美国的贫富分化程度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关键原因在于消费驱动的经济模式，以及由此导致的放宽信贷，而这恰恰是政府刻意干预的结果。
普拉萨德认为，和一般人的印象相反，美国并不是所谓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有着很强的“大政府”传统，有着比西欧国家更强的监管体系和累进所得税制度。例如，西欧从未像美国那样曾经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下长期实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严格分离的制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资本所得税税率一直高于大多数西欧国家；美国也远早于西欧国家设立了像“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这样的监管机构。美国和西欧都是以政府之手干预资本主义。只不过，美国的政府干预是“需求方主导”，伴随着对信贷的刻意放宽；而欧洲的政府干预是“供给方主导”，发展出口工业，再用工业利润建设福利国家。
在普拉萨德看来，这一路径差异肇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时美国旺盛的生产力使得其产品遍及世界市场，加之金本位的影响，导致价格一路走低，农产品尤其如此。欧洲国家的对策是关闭边界以保护本国产品价格。为此，美国农民强烈要求政府干预经济，提升美国人的消费能力，购买其农产品。这最终导致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了累进的所得税制度而不是消费税制度，旨在以此促进消费。
另一方面，当时迅速崛起的各大百货业巨头和像亨利•福特这样的汽车制造商也意识到，要想把生意做大，就一定要让普通美国人买得起，因此他们发明了分期付款制度。美国的工人运动也推动了信贷的民主化，导致了多样化的信贷机构的兴起。
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更是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放宽信贷。当时，一方面是普遍的失业和饥饿现象，另一方面却是政府大规模销毁过剩的庄稼和牲畜以提升价格。对于这种触目惊心的悖论，经济学家事后的解释是因为货币供应量不足而抑制了经济。但在当时的观察者看来，最自然的解释是因为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导致大多数人购买力不足。提升普通美国人的购买力，遂成为“新政”以及随后数十年美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创立了联邦房屋管理局，向美国社会推广按揭贷款，旨在通过鼓励民众买房来刺激经济走出低谷。普拉萨德称其为“按揭凯恩斯主义”（mortgage Keynesianism）。
从此，“按揭凯恩斯主义”在美国长盛不衰，历届政府都致力于促进大众购买力和消费，以此拉动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平。政府制定了减免按揭利息税的政策，推出了各种住房和教育贷款项目，私人部门也盛行分期付款计划和信用卡。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停滞更是促使国会两党联手放松金融监管，让信贷变得更加容易，为2008年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
西欧的情况恰好相反，“二战”以后，其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抑制私人消费，将资金引向发展出口工业，以此重建其被战争摧毁的经济。西欧也不像美国那样建立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监管体系，而是更维护厂商的利益。
在此有必要打破那种认为福利国家必然推行凯恩斯主义的误区。事实上，“二战”以后西欧福利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发展出口工业，而不是凯恩斯主义，德国尤其如此。这可以解释为何在最近的经济危机中，西欧国家采取的措施是反凯恩斯主义的强化财政纪律，反而是美国实施了凯恩斯主义的量化宽松政策。
那么，“消费驱动经济”又是如何加剧了美国的贫富分化呢？普拉萨德指出，这是因为在“按揭凯恩斯主义”的推动下，购买资产变得如此容易，使得大多数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民众倾向于把拥有私人资产──尤其是房产──当成自己的生活依靠，而不是依靠比如公租房这样的社会福利。这样他们也就不愿意在政治上支持福利国家，不愿意政府增加税收和转移支付来建设社会福利制度。这样就减少了那些没有办法获得任何按揭的穷人的福利供给，使他们难以摆脱贫困。
另一方面，“按揭凯恩斯主义”制造的财富幻象，也让那些有资格获得按揭的民众习惯了寅吃卯粮。而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降低按揭门槛，更是助长了“及时行乐”的道德风险。当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很多原先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民众也变成了穷人。
循着上述论证思路，普拉萨德认为，美国缓解贫富分化的关键在于两点。
第一，政府改变其干预方式，从现在的补贴借钱（例如前文提到的减免按揭利息税政策）转为补贴储蓄。一个办法是效仿西欧和日本建立小额储蓄的邮政储金账户，来自邮政储金的竞争可以促使银行降低其对小额储蓄收取的服务费；另一个办法是实施累进的消费税制度，这意味着对储蓄可以免税。
第二，政府建设惠及普通民众的福利项目，包括医疗保险、高质量的公立教育体系等等。一直以来，美国主要是由私营公司提供医疗保险，平均每个美国人购买医疗保险的支出，远远超过了那些具备公立医疗保险制度的西欧国家的个人平均支出，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这笔钱完全可以省下来。教育也是如此，发展公立教育体系，可以节省购买私立学校教育的大笔费用。这样也可以降低美国人的借款量，缓解过度信贷蕴含的金融风险。
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中国应该发展消费驱动的经济模式。这种想法来自“以美为师”，但未免失之皮相。正如普拉萨德所揭示的，美国的“消费驱动经济”有其特定的历史成因，其弊端是妨碍了福利国家制度的建设，加剧了贫富分化。中国需要扩大内需，增加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但是建设社会福利制度更是当务之急。如果片面地强调消费驱动的经济模式，甚至将其提升到国家经济战略的高度，结果只会增加社会转型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