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须讳言，近两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有人断言是因为遭遇到了“中等收入陷阱”。早就听到过类似的说法，只是当初并不以为然；近来读报看电视，发现拿“陷阱”说事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还据此料定中国经济已到拐点，从此会走下坡。而背后的潜台词是，既然“中等收入陷阱”是一道迈不过的坎，规律如斯，面对经济下行就只能听天由命，谁也无力回天。

是这样么？说实话，我个人不同意将当下中国经济下行与“中等收入陷阱”相联系，甚至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提法本身我认为也有诸多疑点。这些天我查阅文献，发现有个现象很奇怪，众人皆说中等收入有陷阱，口口相传，可并未见有哪位学者对为何有“陷阱”给出论证。简单的分析是有的，不过都似是而非，难以令人信服。问题是，用一个有待论证的“理论”给中国经济下定判，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失之草率呢？

我看到的文献，“中等收入陷阱”的发明者是世界银行。2006年世行发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提出此概念，意思是说，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通常会面临一个两难境地，即在工资成本方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而在高新技术方面又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竞争，上下被挤压，于是中等收入国家很容易陷入增长停滞期。乍一听，似乎不无道理，然而深入想却疑点多多。让我指出以下三点。

首先，中等收入国家的工资成本比低收入国家高，这当然是事实；而在高新技术方面，与高收入国家比存在差距，也是事实。然而这事实怎可推出中等收入国家必陷入停滞呢？不要忘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工资成本虽比低收入国家高，但技术水平却比低收入国家高。同理，中等收入国家技术水平不及高收入国家，可工资成本也相对低。故与低收入国家比中等收入国家在技术上具有优势；而在工资成本方面与高收入国家比具有优势。这样看，中等收入国家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谁说中等收入国家只能用自己的短处比人家的长处？天下没这道理吧。

其次，一个新理论能否成立需经过实证，只有经过实证未被推翻理论才算成立；若一旦被事实推翻，理论就不成立。“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成立？赞成者大多举东南亚与拉美国家为证：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GDP为1812美元，而到2008年达8209美元后就徘徊不前了；再看阿根廷，1964年人均GDP约1000美元，上世纪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2008年又回升到8236美元。东南亚与拉美类似的例子多，经数十年努力都一直未过1万美元。

以上举证不能说没有说服力，但要指出的是，科学验证的重点是证伪而非证实。比如“天下乌鸦一般黑”，大家均认定乌鸦是黑的，但若有人举证有一只乌鸦是白的，那么“乌鸦是黑的”就被推翻了。验证“中等收入陷阱”也如是，只要能举证有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未落陷阱，则“陷阱说”就立不住。有这方面的例子吗？当然有。比如：今天高收入的美国当年就未遇陷阱；日本1972年人均GDP约3000美元，到1984年就突破1万美元，由低收入到高收入国家只用了12年；韩国的时间更短，只用了8年，1987年人均GDP约3000美元，1995年就达到了11469美元。

再次，经验说，不论低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经济都可能出现停滞。老牌的工业化国家英国，一战后便风光不再，今天在经济上已成二流国家；美国堪称世界经济老大，可上世纪70年代也曾出现停滞，6年前还爆发了金融危机。低收入国家呢？经济停滞的例子更多，俯拾即是。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既然增长停滞在任何收入水平的国家都可能出现，并非中等收入国家所独有，那么有何必要危言耸听，搞出一个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来？

回头再说中国经济。当下经济下行原因有多方面，主要的：一是近年来欧美经济不济，中国对外出口受阻，外需明显减弱；二是国内产能过剩，调结构需要时间；三是中国已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PD达56万亿，基数如此之大，增速放缓不足为怪。显然，以上这些因素皆与所谓“陷阱”无关，是特定时期的特殊问题。若硬性将这些问题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无疑是庸人自扰，除了误导决策，我看不出会有半点用处。

曾说过多次，对中国经济前景我一贯看好，今天仍不变。事实上，中国也有自己的竞争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基础雄厚，技术水平虽赶不上发达国家，但比低收入国家要先进得多；工资成本虽比低收入国家高一些，但比高收入国家要低得多。这正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所在，只要我们扬长避短，减少体制掣肘利用好自己的优势，长远地看，对中国经济我们没有理由不乐观。

当下最要紧的有两点：一是调结构。产能过剩必须调结构，阵痛在所难免，增速也会低一点，但这是必付的代价，决策层要有心理准备，也要有自信与承受力。二是扩内需，外需不足内需补，舍此别无选择。中国近14亿人口，扩内需得天独厚，我敢肯定，若能将国内需求带动起来，中国保持10年7%增长绝不成问题。至于如何扩内需，限于篇幅容我另文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