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突破5000元，大快人心!中国13亿人口，8亿在农村，毫无疑问，这样的结构决定了“三农问题”在中国必然举足轻重。农民富则国家富，农民不小康，中国不可能小康。也正因如此，中央政府当初提出新农村建设时就强调要把“生产发展”作为首选目标，而且三令五申，建设新农村不单是建村庄，而重点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我从小长在农村，目睹过贫穷，也挨过饿。自己有亲身感受，所以对政府出台的惠农政策，皆衷心拥护。事实上，今天政府的惠农政策，受益的不只是农民，城镇居民其实也是受益者。理由是，中国经济要稳定增长必扩大内需，而扩内需的重点是农民消费。否则内需不足而经济停滞，城镇职工也将大量失业。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龙精虎猛，GDP总量已跻身全球第三，不容易，了不起。然而问题在于，如此庞大的经济体，若再主要靠出口拉动怕不现实。横观天下，国家间贸易战狼烟四起，摩擦不断，这说明主要依赖外需已行不通。防患于未然，中国不如改扩内需，而且应把重点放在扩大农民消费方面。可当下困难是，企业产品再多也不会白送人，而农民收入低，囊中羞涩让他们拿什么消费?可见要扩大农民消费，归根到底得增加农民收入。

消费要受收入的约束，至少低收入不可能高消费。因此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研究怎样去增加农民收入。这些年国家出台的惠农政策不少，从补贴粮食流通到直补粮食生产;从农村税费改革到免征农业税，力度之大前所未见。下一步怎么办?除了中央强调的加大对农业投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外，我也想提点建议。

一、以城带乡。解决农村、农民问题不能“头痛医头”。农民增收，应做足城镇化的文章。理由很简单，目前农民人均耕地两亩，若分散经营种啥也富不了。因此，农民要大幅增收只能规模经营。一个农民种两亩地不能富，若种20亩就可年收1万元。问题是，规模经营会使农村劳力剩余，若城镇化不发展，农业劳力转不出，规模经营无从举步，可见农民增收的关键，是推进城镇化，以城带乡。

二、明确耕地产权。有人说，把耕地产权给农户是私有化，此言谬也。经济学说，产权非所有权。所有权是法律上的归属权，而产权则指财产使用、收益与转让权。把耕地产权明确给农户，耕地的法律归属权(所有权)可不变，还是归集体。由此看，耕地确权与耕地私有化完全不搭界，是两回事;而那种担心土地私有化的论者，是漠视了产权与所有权的区别。

将耕地产权界定给农户，好处有三：首先，农民有了耕地产权，耕地不仅可自由转租，也可入股取得财产性收入;其次，农民将耕地产权抵押给银行，可从银行贷款;第三，把耕地产权界定给农户，农民权益就有了保障。至少，政府日后再征用农民的土地，价格就不能单由政府定，而需与农民协商，否则农民就可依法与政府对簿公堂。

三、改革补贴方式。以粮补为例，国家给农民粮补，表面上，这似乎是对农民的援助，但我不这样看。物以稀为贵。假如农民少种一些粮食，粮价必涨;而今天粮价不涨反跌，为什么?经济学的解释，一定是粮食种多了。是的，由于政府为保证“粮食安全”管制了耕地用途，农民没办法，粮食再多也得种。问题在于，保“粮食安全”是政府的事，政府的事却让农民来承担，政府当然要付费。从这个角度，所以我说粮补的实质是政府向农民购买“粮食安全”。

至于补贴方式，我的观点是，粮食短缺时，政府不必补生产，而应放开粮价，转补城镇低收入者买米;相反，若粮食过剩，政府也不必补流通，而应补贴农民休耕。粮食供应不足，放开粮价对粮农绝对是好事，政府不必管。按粮食亩产500公斤算，若粮价每公斤上涨1元，农民每亩增收500元;而政府给农民的种粮补贴加在一起也不足100元。再算一笔账，现在国家每年给农民的粮补近800亿元，用这笔钱去补贴城镇低收入者买米，若每人补800元，可补1亿人，城里哪有1亿人买不起米呢?

粮食过剩时应补贴休耕，一是避免农民卖粮难;二是“保护价”收购成本太高。粮食是保鲜商品，过上三五年就变质，这样过多地储备粮食就不如适度储备耕地。万一哪天粮食少了，政府让农民复耕就是了。粮食生产周期不长，就三个月，只要政策对头，粮价足够高，何愁农民不种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