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贷款难由来已久，是老问题了。平心而论，这问题到今天久拖不决并非政府不作为，相反，政府已煞费苦心。那么是银行对农民有偏见么?当然也不是。撇开政策性银行不说，商业银行在商言商，自然不会对贷款对象分远近亲疏。既然政府重视而银行又无偏见，那农民融资难的症结究竟何在呢?

对此现象的解释，学界时下众说纷纭。而主流的看法，则是农村金融机构少，满足不了农民的融资需求。说得直白些，这观点认为只要在农村多办一些金融机构，农民贷款难便可迎刃而解。也巧，我手头正好有一份调研报告，称西南某市在央行的支持下已拥有27家银行与63家非银金融机构，网点覆盖173个乡镇，如此一来，据说当地农民贷款已不再难了。

我没去当地调研，相信报告所说是真的。不过我却有个疑问不解：当地农民贷款不再难到底是由于金融机构多还是另有原因?所以这么问，我想到的是中小企业贷款难。众所周知，目前中国的银行机构大都集中在城市，且为数不少，可为何城市中小企业也会贷款难呢?可见，贷款难不难重点并不在银行机构的多少，若信贷资源紧缺，银行再多怕也于事无补。

类似的例子是春运火车票。比如市场需要100万张，而铁路只能供应80万张，有20万张缺口怎么办?我们听得最多的建议是增加售票网点(或实名购票)，铁路公司也果然这么做了。效果如何呢?不必说，只要车票供应不增加，仅增多售票网点(或实名购票)无疑治标不治本，最后还会有20万人买不到票。其实，农民融资难也一样，若不增加信贷供应，就是把银行办到农民家门口，农民也贷不到款你信不信?

当然不是说增加信贷供应农民就一定能贷到款，那只是一方面;事实上，农民贷款难的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因素。早几年国内曾出现流动性过剩，说明银行手里并不缺钱，可那时农民不也照样告贷无门么?近几年信贷资金虽然收紧，银行却每天都在发放贷款。令人困惑的是，为何有人能从银行借到钱而农民却难于登天?难道银行真的是歧视农民不成?我不这么看。

农民贷款难，可从两方面分析。先从银行看，说过了，银行是企业，但不是一般的企业。区别在于，一般企业经营的是物质商品，出售商品时所有权与使用权一并让渡;而银行经营的是货币，它只让渡使用权而不让渡所有权。为何不让渡所有权?因为贷款资金来自储户(存款)，银行并无所有权。换句话说，信贷资金是银行向储户借的，日后得还本付息，这也是银行为何要把“安全性”放在首位的原因。

再从融资角度看。融资有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种，前者发行股票或债券，风险由投资者承担;后者则通过银行贷款，风险由银行承担。问题就在这里，按照巴塞尔协定银行资本充足率仅8%，它怎可能承担过多风险呢?正因如此，于是间接融资便有了特定的制度安排。其中重要一点，是借贷人必须有资产抵押。想想也是，间接融资原本就是指借贷人自己有资产，只是资产形式与需求不匹配(如有不动产却需现金)才需银行融通。

由此可见，资产抵押是间接融资的前提。不过不要误会，并非所有的借贷都需抵押。银行吸收储户存款也是借贷，可它却无需抵押。为什么?因为银行向储户借贷相当于发债，是直接融资。严格地讲，只有通过中介机构的借贷才是间接融资，比如农民向银行贷款就是典型，既然是间接融资，所以就需有资产抵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农民贷款难的症结并不在银行，而是农民无资产抵押。

是的，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不可能不规避风险，这一点不仅现在变不了，今后也不可能改变。而引申到政策层面，其含义是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不要指望银行改规则，而是要设法让农民有资产抵押。有这可能吗?事在人为，可能性当然有。事实上，今天农民并非一贫如洗，他们是有资产的：至少宅基地是资产，住房也是资产。问题是，农民有资产可为何不拿去作抵押呢?

前几天见到一位县委书记，据他讲，农民目前拥有的宅基地使用权、住房所有权、土地承包权以及林地承包权中，现行法律仅允许“林权”一项可以抵押，且《物权法》与《担保法》明确规定宅基地不得抵押。法律作如此规定，当初立法者意图为何不得而知。最近我查文献，看到一位官方权威人士有解释，其大意是：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住房等不能抵押而林地承包权可抵押，原因是前者是农民生活必需品，后者不是。

听上去这解释似乎在理，但深想却不然。我的疑问是，必需品为何不能用于抵押?抵押作为一种风险约束，应当抵押品越重要风险约束力越强。再说，城市住房也是必需品，城里人可用于抵押为何农民不能?也许有人说，那是防患于未然，避免农民日后流离失所。此担心虽可理解，但我看是杞人忧天。要知道，法律允许抵押是一回事，农民会否用于抵押是另一回事。农民不蠢，你凭啥就断定农民会不计后果将资产贸然抵押呢?

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理解是：人人都得守法，不管是谁，天王老子违法也要惩处;另一含义是，法律要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具体就银行贷款来说，农民的资产可否用于抵押旁人不必越俎代庖，还是多听听农民的意见，把选择权交给农民吧。

转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