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十几年以来我们对公共外交的整体战略判断和研究发生了一些变化的话，那就是从以往看到的战略导向下的以国家为唯一主体的公共外交，开始向一个以国际挑战为主体的多元化的公共外交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意志的语言复制被更多深度的或者碎片化的语言所取代。

十年之前我们对于国家形象、对于公共外交的议题设计是比较以自我为主体的，包括今天的“中国梦”。

但是在2013年国际舆论的报道中，有对防空识别区的大量批评，去年年初61398部队被纽约时报曝光后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到今年起诉5名军官。另外，马航的客机失联之后，对于中国、对于马来西亚、对于越南、对于澳大利亚，对于很多参与国的国家形象的都是一种整体考验。

那是没有新闻现场的新闻。如果回过头去看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作品，所有跟坠机有关的获奖作品几乎都是给了在坠机现场的那个记者。但是我们第一次遇到了一个没有现场的新闻，不知道现场在什么地方，所以无论我们的记者在哪儿都会挨骂。这件事情离得越远其实越安全。这对于我们整体的公共外交，对于我们的国际传播都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所以这个时候议题层面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今天公共外交的议题越来越多的不是由民族、国家这个单一主体设计的。

今天越来越多的引用、内容表达及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描述来源于网络，来源于新媒体，来源于微信，来源于个体的段子。这时候单一的内容就变成了很多深度化、甚至是碎片化的内容。

传播渠道当然也产生了很多变化。今天大家仍然认为国际传播是六大主流媒体为主，先建站、先建点，然后做很多铺点的工作，这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比较之下，网络为主的信息来源在国际主流媒体当中的被引用率在成倍地提升。在这种环境当中，其实渠道也发生了变化。

最后，效果在发生变化。受众对于中国信息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不仅可以从媒体上去选择，还可以从直接打交道的对象上去选择。一年来中国对法国整体的公共外交不如中国大妈在卢浮宫的广场上跳一次舞。跳舞图片出来之后，法国方面说中国来了一个消息，说中国的警察能不能在法国的卢浮宫巡逻。我们的网友评论说这叫“铁蹄下的欧洲”。这一系列新信息的出现意味着受众选择越来越多元化。这时候我们讨论公共外交恐怕就很难再简单地像十年之前那样，从政策、文件当中去做判断。

这十几年时间其实是从以国家为主体的传播权力向多元化、人人都拥有的传播权力的转移过程。

1991年的软实力在今天恐怕被更多元化的权力所取代，也是一个内容从复制生产到内容更主动化生产的过程。马航事件发生时，发言人无处不在，公共外交的塑造也无处不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智库、企业还是公民个人，其实都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国家的话语权正在逐渐发生变化。所以今天的公共外交，无论从视野，还是从命题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全新的需要我们去考虑的领域。

当我们研究公共外交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在简单地谈“公共外交”这四个字，我们是在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谈一个国家怎么样确认在这个舞台上——尤其是在话语权领域——对自我的认定，对自我形象的塑造，以及他人对我们更多的要求。所以公共外交首先是国家实力的综合较量，其次也是政府自信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综合较量。

更重要的是，公共外交也是公民素质和社会成熟度的标志。过去都说将近1亿人出境，觉得这个数据很大，其实真正出国的、跨国国境到其他国家的就1千万人，剩下的8千万人可能是在香港、澳门、台湾等等一些地方。对于1千万人来说，他们的表现、素养和成熟度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注释。这个注释写得好，中国的公共外交相对就容易；这个注释写得不好，可能中国公共外交就难。

公共外交是一个国家话语权的建设和传播能力的较量。从宏观的战略到微观具体的操作，这是这些年来我们在讨论公共外交时非常关注的研究领域。（来自察哈尔圆桌）

周庆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