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日至3日，由《文化纵横》杂志社和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首届“重新发现中国：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暑期高级研修班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顺利举行。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曹锦清教授以“民族复兴与话语重建”为题进行了演讲。观察者网整理曹锦清教授全文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整理 观察者网/陈钰 陈思危）
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什么叫中国”其实是有一张完整的自画像。我们把自己叫“天下之中国”。天下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四夷”的朝贡体系，有所谓“夷夏之辨”。有关这个自画像，我建议诸位去翻一段话，出自唐代杜佑的《通典》。
他的《通典·边防卷》就勾勒出一幅古代儒家关于中国一幅完整的自画像。这幅自画像在近代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晚清的五战五败而变得不同了。我们遭遇到的不再是来自于长城以外游牧部落的入侵，而是来自于一个工业化的海上的“游牧”部落从沿海发动的攻击。衰败中的传统农业王朝，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工业文明的挑战，节节败退，而后要向西方学习，每次战败以后都有一次反思，来重新认识中国。
第二幅的关于中国的自画像，我们大体在新文化运动当中完成了。那就是整个传统中国是封建的、专制的、腐败的，等等。要抛弃这些东西，要向西方学习，要重新给中国画一张自画像。我们今天讲的“重新”是对什么而言的重新？是对近代以来，我们在贫弱挨打的时候，我们画的那幅自画像，是不是也已经过时了？是否已经不再适合于我们对当代中国的认识？
所以我们要重新来画，凡是近代以来所画的自画像，和我们当代，我们即将要画的这幅新的自画像，其背景永远是西方。
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开场白，是对我们之前画的自画像的再认识。在今天我重点想讲民族复兴的问题。因为没有民族的现代化，没有赶超的成功，就不可能有中国自己的尺度，并按中国的程度来重建中国话语，否则我们永远在西方的话语里面匍匐前进。所以我们讲民族复兴和话语重建其实是一回事情。
我首先回到建国前夕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建国以后的两大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从把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第二个任务，是要把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我把第二个任务叫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转向社会主义，在建国前的所有党派当中，这是唯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初心”。把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这是中国近代的使命，也叫复兴或者赶超。
共产党承接了近代使命，并且以实践近代使命为己任，因而他获得了执政权。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一般都认为实现工业化，实现赶超和民族复兴，这个任务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务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说法。实际上我们现在反过的来看前30年，再看改革开放的40年，就证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在一个农业国基础上要实现工业国，这两大任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张力。
我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讲起，在此以前，中国对自身的认识既完美又高度自傲和自负。她站在够亚洲的高点来俯视周边“四夷”。不如我们开读一下杜佑的《通典》：
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赉，实在於斯。……（蛮夷）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前代达识之士亦已言之详矣。
这幅自画像由于晚清的五战五败而遭到摧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都提出要赶超和复兴的问题。
我比较过中国、印度、土耳其、埃及和其他一些国家。他们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有着强烈的民族复兴和赶超情结。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记忆，这点印度不及我们。印度历史上当然有辉煌，但是他们没有记录的习惯。
印度的尼赫鲁还有一些赶超的意识，但是再看看他们的精神领袖甘地，那就不同了。甘地曾经认为，说印度不能也不可能发展工业，理由是英国工业化以后，就已经摧毁了印度的工业潜能。换言之，如果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也搞工业化了以后，那么要把所有的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那种生产方式要彻底的摧毁掉，所以印度不能走这条路，要走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那条道路。甘地死后，尼赫鲁把他抬到了精神领袖的地位，如果两人并存的话，对印度未来的发展模式两人必然会产生分歧。
印度关于具体的事件的记录，一般是外国人帮印度人记录的。比如说我们的玄奘，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辛勤地记录我们自己的历史。从公元前841年就有逐年可考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正史就有《二十五史》，其他各类史那就更加多了。
从鸦片战争到孙中山
用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讲法，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出了两个人，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一个是林则徐，一个是魏源。魏源在他的名作《海国图志》序中说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典判断，这是振聋发聩的，这是新时代的夷夏之辨，一直到今天，我们以国际接轨的名义，就是要向西方学习。
西方对我们来说，一般有两副面孔：老师和敌人。如果外部关系和缓的时候，西方的那种老师的面孔就清晰起来了。有时候则摆出一副敌人的面孔。
所以我们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就发出了要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并且最后通过向西方学习而战胜西方，所以我们把最早的正眼看世界的这批人叫做最早的赶超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又打出了一部书，这部书就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在书中，他这样说：
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指者，则今日之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
冯桂芬作为洋务运动的一个精神领袖，他当时对中国的判断还是地大物博，经济可以自给自足无需外贸，而这种情况从晚明一直到冯桂芬，都是这样。
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的纺织业主大为兴奋，说终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只要中国人当中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衬衫稍微加长一寸，那么所有的英国的纺织厂可以日夜开工，都满足不了中国市场的需求。事实上他们误算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对中国的纺织品的输出增长微乎其微。
后来他们派人调研，发现中国有顽强的家庭手工业和纺织业、农业相结合的家庭纺织业，它有力地阻碍了万里运来的机器制品。所以它弥补它的贸易逆差的还是要靠鸦片。他分析战争的失败原因时，这样说：
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他的这本书完成于1862年左右。洋务运动派在189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很多精神资源都来自冯桂芬，于是引进成套的西方军事工业的设备来生产我们的武器，包括枪炮轮船，这才有了江南制造局。有了可以制造武器的重工业，那么就可以“夫而后内可以荡平区宇，夫而后外可以雄长瀛寰，夫而后可以复本有之强，夫而后可以雪从前之耻，夫而后完然为广运万里！”
后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其实就是出自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冯对赶超西方的路线也做了一定程度的规划。他也分了三步：
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
16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才可以告慰冯桂芬先生。我们现在刚刚达到“并跑”，之前是跟跑，以后是领跑。我们工业化的主力部队还在追。
中国的现代化，核心就是工业化。之前有几个老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资本主义而西方有？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思想而西方有？为什么中国没有民主而西方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问错了对象，我们应该问为什么欧洲有，所有非欧洲都没有。
就工业化的历史本身来说，说欧洲和英国也还是太宽泛了，主要是在英格兰。为什么大航海以后的将近300年，在英格兰发生了工业化，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而所有非西方的非英格兰的都没有发生。很多问题因为发问的错误使得所有的回答失效。
第二点，英国的工业化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我们自宋以来的经济状况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辅助于必要的市场供给，它不可能通过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而把整个农业增长也卷入到市场里面来，逐步的吞噬原来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而这一个过程只有在英国以及法国和德国的某些区域发生，这个可以参照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有关章节。
第三点，则是由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我们建国初从苏联引进的156个工业项目，重点还是军事工业为主。
甲午战争又打出了一个人和一本书，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他在书中写到：
若中国各书院人人都学习西方有用之书，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材之众，竭其聪明才力，不难驾西人而上之……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农商，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年后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欧西并驾者，吾不信也。
我读过不少印度的近代史记录，很少有这样的话语。
甲午战争当然也震惊了另一个更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严复。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救亡”乃是时代的议题，他批判韩愈等君主专制论，提出以德养民，后来毛泽东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理念其实就是源于严复。
甲午战争之后的《马关条约》割让出了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当然后来有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辽东算是保住了，但赔款达到了2.3亿白银。1894和1895年的财政收入有多少？不过才七八千万。赔款就相当于清政府的三年全部财政，只能拿关税作为抵押、日本这一仗是后来崛起的根本因素，因为赔款就相当于日本四到五年的财政，有这笔财政的注入，所以他在1905年敢于和什么沙俄打了一场日俄战争，赌赢了；第三次再赌，日本想吞并中国，并且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最终惨败。
但是中日甲午战争打完之后，清政府官方派人到日本学习，兴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
他们讲他们要搞明白一个秘密，日本何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学西方而成功，就把大清打败了？严复当初提出了“两个三十年计划”，认为差不多要到1955年就可以和西方并驾齐驱。但因为他本人牵扯到戊戌变法的党争中，受到牵连，晚年后来大量的精力主要用来搞翻译。
严复是第一个用西方的标准来观察和批判和裁量中国事务的第一人。但是他晚年趋于保守，他密切关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受到了震撼，在给他一个学生的一封信中，写到“欧洲四年亘古未有有之血战，无非是八个字：利己杀人，寡廉鲜耻。”他认为原来批判的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恩泽寰宇！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夕写成《日本变政考》，主要考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制度建设和军事各方面的变动。在书中他写到：
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1898年，说“十年而霸图定”，那就是1908年，那时候的大清差不多快完了。光绪帝和慈禧先后死去，宣统匆忙上位搞所谓的“立宪”，又借债去搞铁路建设了，结果一场辛亥革命就把清政府推翻了。
这么大的一个帝国，武汉的几声枪响就能把它摧垮？其实是大清已经是风烛残年失血过多，自动倒下了。清朝已经无力执行民族复兴和赶超的重任，这个政权也必然失败，被推翻。
孙中山讲赶超讲了很多，他1917年说：
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
同盟会的和保皇党梁启超在日本在《新民丛报》上开展论战。康梁的意思是中国的历史只能是循序渐进，尤其政体，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再过渡到民主共和。
这是康有为定律的第一个，即政治演进。社会演进分成三世。据乱世，君主专制；到升平世，那就是君主立宪；到太平世，那就是民主共和。相应的社会状态，那么君主立宪就小康社会，到了民主共和就是大同社会。那么孙中山就说，要越过君主立宪而直接采取民主共和，说人家西方已经到了民主共和了，你还跟在别人的后边亦步亦趋。他讲应该迎头赶上，这是他的原话，现在我们叫做弯道超车。
那些革命党现在看来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他那个时候讲也造了一个词叫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单单指的是华夏民族，所以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那个中华主要指的是明原来的版图，那么大清版图，明18行省大概是400万平方公里，而大清版图是1200万平方公里。现在我们落下的还有960万国土。如果按照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话，那么满族要回到东三省，那么东三省就不是中华，那就是恢复的意思。
而这两句话典出于就是明初的反元革命，朱元璋定都南京以后，派徐达2万兵马直到北京，当时元还在北京，就是北伐。在北伐前有一个讨元檄文里面的一句话就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如果按照这个来理解的话，那么当时也有五族之说了。那么其他四族皆为鞑虏了。直到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他终于想清楚了，说要继承大清的版图和大清的民族，所以对外公告里写的是中华民国的版图22行省。
孙中山的赶超论也特别多。他说：
从前衰弱实因压抑于专制淫威所致。此时国体改定共和，人民生息于良政治之下，其文化进步甚速，不出十年八年，必成一至强极盛之国无疑。
他讲近代从严复翻译《天演论》以来，也就是没有进化论引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历史观一个是循环论: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更重要的在儒家里面，是历史倒退论，言必称商代，言必称尧舜。
法家里面似乎有进化论，《韩非子》里面有微弱的进化论。主流是儒家，儒家要么是历史循环论，要么就是倒退论。
自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以后，又处在救亡的危机之下，中国知识界短时期内就接受了进化论，这是危机的产物。这个危机中的民族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从此一个面对着过去，背对着未来，而所有现实问题都要从古代经典来寻找答案的民族180度转弯。从那时开始，中国就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民族。
自从戊戌变法以后的未来，在整个近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一，我们心目中的未来，指的是西方的当下，未来要向西方一样的富强。至今这个含义还在；第二，这个未来不是无限地向什么地方延伸，而是有时间节点的。未来在康以为那里就十年，就是以赶超为目标。戊戌变法以后，在中国直接使用的“未来”都隐然有这两个含义。它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有两大内容，一个目标是指向西方，一个是时间只是很短，十年或者多少年。
新中国各个领导人的赶超规划
下面我再讲一讲新中国各个领导人心中的赶超规划。
上一段时间我证明了一个命题，就是救亡、赶超、民族复兴是个近代使命、经验使命。共产党是自觉地承担这个使命，而且有效地推进这个使命的落实。
首先是毛泽东的赶超论。最著名的一段是1956年8月3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提出了1956年社会主义生产改造完成以后，再花50到60年赶超美国的设想。
1956年生产资料改造完成以后，当时主要的命题是向自然宣战，发展生产力，实践改造。当时赶超的指标和现在论述不一样。现在一般来讲用GDP。那时以钢和粮为纲，钢铁产量是一个重要标志。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接见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时，提出了15年超英的目标。他当时说，我们现在生产量还很低，全国只有520万吨钢，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将有1200万吨钢，再过一个五年计划，全国的钢产量可以达到2200万吨到2400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有可能达到4000多万吨钢。
当时他还问了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英国的全国钢厂是多少”，回答说是2000万吨，再过15年顶多达到3000万吨。如果再过15年，苏联可以赶超美国，而中国赶超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大大地改变了。按照毛泽东的计算，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15年，或者为了保险起见再加一个小尾巴，说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时间，我们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
回来以后就提出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要在钢铁总量上赶英超美。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面60条草案》里就讲了，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的状态。
所以建国之后毛泽东特别关心两个产量，一个是粮食产量，一个是钢铁产量。粮食，意味着温饱问题；而钢铁产量，就意味着可以有多少机械装备，有多少汽车有多少铁轨，有多少火车等等，所以当时的五年计划都按钢和粮这两个指标来安排。
但是大跃进是一个欲速而不达的惨痛教训。毛泽东开始冷静下来，他在60年代接见了一个英国的退休元帅，叫蒙哥马利。当时蒙哥马问，“你们现在好像还没有发展起来，他说再过50年，中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会怎么样？”毛就特别敏锐，就算我们发展起来也不会去搞扩张和结盟。
毛泽东说估计还需要一百多年，我们才能够赶上西方的发达国家，毛泽东在60年代把赶超的时间极大地拉长了。
到1963年，因为经历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的恢复情况不错。这一年的8月，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一个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决议的草案委员会，由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组成，后来形成了关于工业发展决议的文件。这个文件提出了一个新的赶超。文件里面说要有一个三年过渡阶段。
三年过渡阶段以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15年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步，再用15年使工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就从1965年算起，用30年时间到1985年分两步骤赶上。
当时毛泽东有了新的思路，认为一手要解决制度建设问题，一手解决技术赶超问题。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们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
到1964年，国民经济形势全面好转，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毛泽东在周恩来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加了两段，其中一段也很著名：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新型技术，在一个不再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他后来说了一些历史，说我们建国以后也干得不错，尤其还爆炸了一个原子弹，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帝国主义也被打倒，封建主义打倒等等，他举一些例子，他最后讲必须在几十年内要实现。后来把它叫做四个现代化。周恩来原稿里面讲，“我们应当更有信心，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水平”，毛泽东改为“我们应当更有信心，在比较不太长时间内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水平”。简单地讲，必须用几十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本主义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
正式的文本是60年末的，周恩来在第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分两部分，1965年开始到2000年，到本世纪末，分两步走。第一步到1980年，花15年时间；第二步从1980年到2000年，总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战略改造。这是三届人大的赶超任务，后来的四届人大重申了这个任务。所以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大地就响起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声音。
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主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对原来的赶超框架做了反思。他在1979年和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说，到2000年分两步骤，第一步花十年时间，1980年到1990年，第二步是1990年到2000年，把GDP翻两番，初步实现小康社会。
第二步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所以邓小平吸取了原来欲速不达，急于求成的教训，很谨慎。
邓小平那个时期没有提出赶超的任务，而是以人均GDP为标准。
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发展的目标是高度谨慎。一直到2000年，我们检查小康实现了没有，我们在“小康”这个词前面加了三个限定词“不平衡的，低水平的，差异极大的”。和全国人民讲，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而所谓全面小康，就是消灭绝对贫困，就有扶贫攻坚。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后的经济增长形势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好。外贸形势增长到2001年到2008年基本上在10%左右。
十九大，我们更是提出了“新时代”，“两个百年”，“伟大复兴”一系列新理念，中华民族已经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中国制造2025”按照既定规划，到2035年达到制造业强国阵营的中等水平，到2045，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的前列。
世界经合组织一份报告显示，中国进入21世纪以后，研发强度快速上升，技术差距明显缩小，以此为背景，整个西方阵营就感到焦虑起来。
十九大报告提到的“中国特色社会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我当时听报告的时候，感动得差点掉泪，因为这样的话语对我们这一代人感受很深。因为我国的近代史，每一页翻起来都是那么的沉重。
所以读完这个话我很兴奋，因为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是在世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这也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的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我们和西方争夺话语权、发展的定义权，这引起了西方高度的焦虑和不安。
我前面讲的主要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实现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源于近代。通过改革开放的30年，直到今天我们还尚未完成这个使命。但是我们可以指望在未来二、三十年间完成。在座的这一代人将亲见完成的那一天，那一天将是世界历史的中国元年——这一语词也不是我们造的，也是西方的左翼帮我们造的。
美国左翼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把2015年定义为是中国的世界元年。因为他认为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数据计算，中国的GDP在该年末就超过了美国。后来国内的一批左翼和民族主义就将这个词在网上炒得很热。我也不大上网，偶然看到这个语词觉得这个表述很有意思，所以我这里也采用了，但是国内我们一般还是按汇率计算比较多。所以那个消息在国内并没有过多的传播。但是我们的人均GDP还差得很远。
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了日本。这件事情在我们国内并没有被当成一回事，因为按人均GDP算，国人觉得我们还落后日本很多。可是日本却把这当成一回事了，2004年出版了沟口雄三的一本书叫《中国的冲击》。
他在第一章中预测中国在未来10年到20年GDP总量要超过日本。对于这件事情，日本的朝野上下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也没有一个人有精神准备。沟口雄三说日本从甲午战争以来就自以为是亚洲的中心，而中国则处于边缘。日本一直俯视着中国。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促成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中国要回到亚洲中心的地位是迟早的事。自2000年起，沟口雄三所接触的中国朋友已不再仰慕日本，而经常在他面前谈起日本的教训。
沟口雄三还研究过中国近代的知识界，他认为好像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把日本作为模范来学习。虽然近代中国有过赴日留学的高潮，但当时的中国人不是仰慕日本，而是仰慕日本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这仍是变相的仰慕西方的富强。现在的中国人又称日本为小龙，这一称呼背后体现的中国人的情绪，日本人并未察觉。
他们仍然以为日本可以凌驾于中国之上。实际中国要回到亚洲的中心，日本要回到亚洲的边缘，是不可回避的大趋势。
中国曾经是亚洲的中心，所以今天中国崛起不讲“崛起”，而讲“复兴”。所谓“复兴”也者就是回到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地位。
2002年，一位德国的驻华使节出了一本书——《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他也叫“复兴”，他也没有用“崛起”。中国整体技术制造业作为现代化的核心，目前三个位置都有：有大部队还在跟跑；有中间的部队已经并跑；也有前沿的已经领跑了。
当时我的一些朋友都不相信中国已经有领跑的部分，因为我们前些年山寨还很多，大家一直在讨论为什么创新在西方，而模仿在东方。当时西方人夸奖说中国有巨大的模仿能力。中国人则将中国没有创新能力怪罪于中国的灌输式教育。他们说人家美国的教育能够培养创新的人才，而我们的制度培养只能复制别人创新成果的人才。
华为目前在5G技术上做到了世界领先，但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普遍自我批评能力都比较强，这就是孔子所讲的“反求诸己”。我们习惯于检查我们自己哪里不好，渐渐就会就摧毁一个民族的自尊和自信。
而更重要的是这样会养成崇洋媚外的基因。胡适先生30年代说中国万事不如人，要死心塌地向西方学习。他说中国人丧失自信心了。而到1936年的时候，鲁迅先生一篇文章，说中国人丧失自信心事实上是当时知识界的主流。
有的人被打到脊梁骨之后就倒下。现在搞科技的知识分子倒非常有力气。去年我们到合肥，参观了科大讯飞。当时的负责人介绍他们的技术非常先进，已经在世界上达到了比较高水平。虽然我们听不太懂，但印象还是很深的。
所以在今后的二三十年，中华民族在即将实现伟大复兴的那一刻，其中主要的标志还是技术和经济上，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制造业方面。
当这两个方面的最后一步的进口替代完成以后，我们就能够自己造各种产品。到那时，中国也就达到世界一流了。
所以近代以来的民族自信，一般来讲，只能从未来的成功现代化的实践里面去寻找。这40年来，尤其是近10年，我们似乎找到了一种民族自信。所以我对所有的关于高端技术、卡脖子技术的突破，都非常惊喜。中华民族赶超的那些坚实的脚印，就是通过那些个所谓卡脖子工程、卡脖子技术一个个的突破来完成的。
一旦某种技术被突破，与之相关的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一般就最少降低30%，最多可以降低到70%。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通过先进的技术和制造业造成高额的垄断利润。一旦我们突破了以后，它就只能把价格降下来和我们竞争。
所以说，作为生产者要有爱国主义情怀，生产出更好的高技术产品，鼓励消费者到你这里买，高利润也就不会流向西方了。
如果西方的高利润产品价格都降下来了，那么他们的高利润就会断掉，相应地，投入的研发费用，还有高工资和高福利都无法应对。一旦这个链就断掉，他就出问题了，他的人权民主制度就成了内部不断恶化斗争的诱因。不要高估了西方的人权民主，没有外部资源的源源导入，他们是维持不住的。
我详细研究过古希腊民主，它的民主时间其实很短。从公元前499年希波战争爆发，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希腊有近50年所谓辉煌的民族历史。其中雅典最为优秀辉煌的30年，是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30年。但不要忘记了他是寡头，与其说是人民选了他，倒不如说是他领导了人民。在他那个时代，雅典总共也就二三十万人，他却搞了很多恢宏的工程，凭的是什么呢？一个原因就是希波战争以后，希腊就成为整个地中海的海上霸权帝国。它的同盟叫“提洛同盟”，所有同盟城邦每年都要向它交保护费。
这些以黄金为主要形式的保护费都储备在提洛岛上。而伯里克利执政第二年就把金库提到雅典来了，所以有大量的同盟的公款进入到雅典。然后海军保护的各个港口，各港的贸易费用也流向了雅典。因为民主意味着财富的分配，这些财富的持续的向雅典的流动，给了雅典公民很多分配的福利。但是雅典只有公民者才有权分配，公民大概5万人左右，并不包括女人小孩和外邦人。
所以公民就是特权的意思，有参与公共财富分配的权利。分配官职也就是分配报酬的意思，没有这个东西也就没有民主。后来和平了，别人不愿意提交保护费了，然后他们还投靠了斯巴达。到后来雅典民主的结局就是内斗不断，最后崩溃了。
西方近代民主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要有一个大量的外部资源向内部导入，使得内部的分配和机会有增加的客观条件。而今天的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这个条件，只能依靠自己苦干。所以我们把人权解释为发展权是天经地义的。
也由此，随着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全球财富的流动和配置，这也引起了美国霸权的生存焦虑。在座的人当中将要看到一个巨大的变化，因此所谓重建话语，就是要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重新认识。这应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出发点。
重建话语权
最后再讲一讲所谓话语权，它跟随于民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以及因为成功而提升的民族自信。所以民族自信是话语权重建的核心要素。
我们GDP总量已经稳居全球第二，而且再过十到二十年，GDP还会超过美国。只要我们不犯一些大的错误的话，这趋势不会变。目前，货物贸易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我们内部的市场到明年也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至于制造业的总产值，我们也超过美国、日本、德国的总额了。
这些数据和这些经验知识是我们最自信的底气。有了这一个自信，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和对西方的看法已经都不太一样。由此我们也要对中国话语进行重建。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尺度来考察我们自身事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所谓重建是重建价值侧重，我们要以中国的尺度来看中国的近代和古代；用中国的尺度来看西方的近代和古代；寻找中国的尺度及中国的方法是话语重建的核心。
中国有那么多的好故事，可是学术界却不能把这个好故事讲出来。我个人认为，第一是因为自信不足；第二个中国语词不足，这是个大问题。
多年前我在美国开会时讲过一句话，后来被人引用了，我说现在所有用来描述中国故事的keywords（关键词语），都来自西方，除了三个词——“小康”、“和谐”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而且中国也有很多现代语词是通过日本翻译英文词汇得来的。不用这些来源于西方的翻译语词，中国的很多理论与判断无法搭建起来。
很多复杂原因导致我们的学术界不得不必须采用这些概念。不用它们，你不能说；用它们，你乱说——不能准确的将我们现实中国社会的客观形式表达出来。这是我们多年苦恼的问题。
现在党中央当然也制造了一些新的语词，虽然其中有的语词也借用自西方，但表达了不同的理念，举个例子，我们讲的“一带一路”就讲的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交问题，叫“结伴不结盟”。它是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针对的是西方维斯特伐利亚体系。后者指代军事同盟，追求结盟均衡。西方人用军事结盟来保持所谓和平状态，这也是“一战”、“二战”爆发的原因。如果我们两个人不结盟，然后吵起来，那么总会有旁人拉架。可是如果两伙人结盟，然后吵起来，那么架最终都要打起来。
因此，中国吸取教训——西方国际关系体系里面有非常严重的弱点。西方人将结盟看作最重要的问题，结盟一旦不均衡，战争就容易爆发。而中国不搞军事同盟。所以“结伴不结盟”是一个新的话语。其来源是西方，意思却是中国的。当然前提条件是中国也有足够的军事自卫能力。
中国“结伴不结盟”是新的趋势。“十八大”还提出要完善治理体系的理念。“治理体制”也是中国语词，虽然在西方也有所对应。中国“十八大”三次全会重大的贡献就是提出要实现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我们八、九十年代主要讨论政体问题，政体是中国过去没有的治理体系概念。当时的国人引进政体概念和政体分类概念，但只能将中国生搬硬套进这些概念之中。
400年前，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后写过一本书，叫《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想要在这本书中讨论中国的政体，却把他自己的脑子搞糊涂了。因为在他那个年代西方的政治分类传统源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将政体分为三类：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
利玛窦发现，如果因为中国有一个皇帝，就称中国为君主专制国家，那么实际参与治理国家的士大夫就不能被囊括在内；而如果说中国是一个贵族制国家，实际也不对，因为中国的士大夫不同于欧洲的贵族。他们是通过民间科举推选出来的，所以利玛窦最后认为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通过套用政体分类概念来讨论中国政治，很多方面是说不通的。以西方的标准衡量，中国在秦汉时代就已经是个现代性国家。当时的中国具有现代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郡县制度，而且王家财政和国家财政是分离的。而欧洲直到法国大革命后才变成秦汉式的国家。即使是路易十四也没有完成这一目标。法国大革命的一个任务就是建立郡县，它把法国全境分成了八十几个县。
所以有关语词问题，最后概括为两句话，第一要建立自信，而自信源于现代化的建设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扎实的基础。我们要关注我们先进制造业的前沿突破。这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关系到我们的赶超，也关系到我们的自信。这是第一个自信。
有了自信以后要寻找中国的尺度，中国的价值，不要迷信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普世价值并不存在，它只是把某种特殊的价值，通过论证，上升为“普世价值”。
先秦时代百家争鸣，各有价值。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三纲五常上升为天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原来的儒家也是讲普世的，直到近代儒学不能救国，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它才变得不具有普适性。西方一开始说他们的上帝是普世的，后来又说他们的文明是普世的，后来又说他们的人权民主是普世的。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把特殊性论证为普遍性，以提高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我们现在也要开始做这件事：
第一步把西方的“普世性”还原为西方的特殊性；第二步中国要坚持自身的特殊性，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在讲讲中国特殊性的合理性。并且由此建立我们的自信。各种文化并存，多元并列。
这个观点并非中国人独创。西方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就说：西方的价值并不普世，而是专门针对西方人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公开信奉西方文化，试图实现中国的全盘西化，由此也就错的明显了。所以中国学者也要开始去研究近代以来进入中国的那些西方用语应该按照中国的语境来获得自身的理解和意义。
以西方“人权”的概念为例，中国在近几年的处理就有所突破。中国人论证人权并不从天赋人权的维度出发，而是将人权置于历史的民族的维度，指出这是斗争的产物。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高的人权是发展权。没有发展，没有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只是天天去选举闹事，就可能出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都受到西方人权观念的压迫。当中国赢得了话语权后，美国为了应对中国话语也煞费苦心，所以，目前美国已经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组织。
话语权问题背后仍是一个自信的问题。要去寻找我们的侧重，我们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身的速度。中国人要始终牢牢地明确一句话，西方学说对我们而言“只供参考，不供指导”。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语词，来表达我们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