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顾准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前几年曾经有过争论。有人以欧美国家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名思想家为标准来衡量，认为顾准还戴不上“大思想家”的桂冠。对此，何家栋先生曾说：顾准的真知灼见，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顾准一类思想家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在几千万人死于非命，上亿人遭受政治迫害、侮辱和歧视，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韩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大幅度拉开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中还没有人深刻反省、幡然悔悟，那就太没有心肝和头脑了。而正是顾准这个人成为中国新思想的代表，又有其偶然性。他受到的迫害不算轻，否则他可能会继续做官，忙于为政府敛财用财；他受到的迫害又不是特别重，如果他像胡风那样被关进监狱或者像遇罗克那样被枪毙，也就没有机会继续思想探索。他下台比别人都早，独立思考时间长，又有机会接触国内外的最新资料，因此想的比较深，特别幸运的是他留下了宝贵的文字材料而且还能够公诸于众。据说林昭在狱中的滴血文字，至今还深藏在有关部门的保险柜中，而更多有价值的思想火花，或者在思考者的头脑中湮灭了，或者只是在个别密友之间交流，没能留下片言只字。在没有新的思想考古资料问世以前，我们还是同意李慎之的说法：顾准是“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国最大的思想家”。
王元化、吴敬琏、朱学勤等也曾撰文肯定顾准在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但是，这并不意味顾准的思想高度是难以逾越的。“几百年出一个圣人，出一个圣人管几百年”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事实上，新一代中国思想家如秦晖、徐友渔、邓正来、甘阳等对中国现实国情与未来理想图景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过了顾准当年的水准。当我们今天缅怀顾准的时候，更重要的不是铭记他的思想教诲，而是把他作为精神与道德的楷模。
什么是顾准的精神？顾准说：“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专制主义的一种隐晦说法——引者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真正的勇气就是要能够一以贯之地坚持“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陈寅恪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顾准在担任中科院高官的时候，敢于违背“全盘苏化”的潮流与苏联专家唱反调；在学部经济所从事经济研究的时候，敢于借鉴“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学术观点；在牛棚接受劳动改造乃至身患癌症时候，仍然敢于言人之不敢言，可见他是一以贯之的。今天，对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妨碍是多方面的，既有权势的淫威，又有金钱的诱惑，还有安逸对意志的消磨。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国家贫穷时，思想家可能会患软骨症；国家富强起来后，思想家又可能会走火入魔，狂妄自大起来。因此，继承顾准精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在知识界大力弘扬顾准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