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袭击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的破坏性能量的释放，是生命受挫后的一种变态攻击性反应。它植根于一种绝望状态中。这种绝望状态必须通过它对人的心理震慑来加以否认。

因而，“恐怖主义”对人的恐惧心理的诉求可能会泛化，并产生另一些形式。只要这个世界通过对各种价值的破坏而对人的精神的摧残没有停止，只要人类自相残杀和相互暗算还在进行，“恐怖主义”就不会消灭，并且将丧失可辩认性和确定性。

如果说当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爆炸案尚不能向人们指出这一点，那么，这次伦敦地铁爆炸案的恐怖分子居然是英国本土人则已明确地昭示出：“恐怖分子”将出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他可能是任何人，甚至是“善良的人们”的“友好的邻居”。相应地，“恐怖主义”将不只是“拉登式的”，而是与这个异化、绝望、堕落、不公的世界下人的畸变心理越来越密切相关。“确定性的终结”将是人们的安全感的终结。

一、拉登：一个符号

尽管美国还费尽心思在阿富汗等地搜寻拉登，准备将其“抓获归案”，但以为只要抓住拉登就能摧毁恐怖主义的“神经中枢”的心理期待已属一厢情愿。这位“恐怖大亨”通过他的巨大感召力和一系列成功的恐怖袭击实际上将自身变成了一个可以离开肉体的存在而存在的精神符号。他成了伊斯兰世界某些极端分子对抗美英“邪恶”的一个已经内化的象征。在历史上，某一组织、集团、教派的权威人物一旦运用自己的权威营造出了一种能够控制和整合人的精神世界的意识形态，他的肉体就已经退场。

也就是说，内化入成员心里的不再仅仅是权威人物，而更重要的是他从事的“事业”，是与这一事业紧密联系的意识形态。权威人物的内化只能唤起人的受虐冲动，但这种“事业”和意识形态的内化却可以构成他存在的支撑，作为一种存在的属性在心理生存的指令下驱动他为之献身。尽管权威人物肉体上的被消灭可以引起成员的心理震荡，但因他不再是成员存在的主要支撑，这种消灭无法摧毁成员的心理。相反，它只会激起成员更加强烈的仇恨，因为对权威人物的肉体上的消灭在未能消解成员的存在属性的情况下只能驱使其为了心理上的生存而进行报复。对“正义事业”的捍卫将吸引许多具有这一存在属性的人加入到攻击的行列。

伊斯兰恐怖分子不是一帮乌合之众。也不是一群普通人。这是一群“超我”无限扩大而“自我”已无限缩小的人。宗教作为他们的一种存在属性已等同于他们的存在。具有这种人格结构的人因其“单向度”性只有在宗教衰落或遭到内在质疑时才能引发心理震荡。这几乎是所有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者”的特征。企图通过摧毁其“领袖”，通过强力来威胁他们几乎没有多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存在早受宗教“编码”，并且生命已预先被赋予了价值而交给了那个“事业”。当那个宗教的世界被挤压时，拉登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每个“原教旨主义者”都是拉登。

由于宗教是一个强大的、凝聚力极强的精神共同体，它实际上使许多“原教旨主义者”超越了民族、国家、阶级等诸多社会属性。对这个精神共同体的“圣地”和宗教徒的攻击在他们看来都是对这个精神共同体的攻击。在阿富汗、伊拉克参加“圣战”的有世界各地的人，甚至有美国人。而这种攻击既然是来自于异域的世界和异域的“文明”，那么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世界对另一个世界的战争。生命的受挫驱使他们向另一个世界报复――而这个世界因主要用“信仰”、“文明”来界定，没有军人、政府官员、妇儿、儿童与老人之分。

二、另一种“恐怖主义”

“冷战”时代“核冬天”的阴影虽然驱之不去，但比之那个时代，人们现在更加茫然无措，更加没有安全感。因制衡力量的丧失、环境的污染、道德的沦丧、异化的加剧，人们越来越远离本性。支持人的生存的各种需要大多是通过催眠和诱骗所强加的，他的“存在”越来越依赖于各种没有进入价值本体的社会属性。这种“看起来是什么”和“本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和“实际上是什么”的分裂使他陷入一种没有生存根基的精神恐慌中。

这种生存状态使个体在精神深处根本无法进行自我认同，甚至这种意识从未有过。丧失了“社会认同”，他对存在和存在价值的确认就要崩溃。但社会认同一方面因未深入存在内核根本不能代替一套能渗入其价值本体的精神符号体系来对其存在进行论证，另一方面它必然驱使个体按社会的指令参与各种违反他内心本性的社会竞争。这只能加剧他的“精神分裂”。

而权力的施虐、不公正的世界所产生的罪恶则以一种否定的形式被内植入人的心里。无论这种仰赖于暴力机器的罪恶产生于何处，针对何种对象，实际上它都会在信息的解读和传播中变成一种对人的内心本性的攻击性信息。它产生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结果：个体越来越难以从这个世界中看见爱和同情等人类情感，不管他是由此更加渴望爱和同情，还是也学会了冷漠和残忍，一种支撑生活合理性的观念体系实际上已出现了逻辑上的断裂，它无法在一个残酷的、分裂的世界里获得统一性的证明。

这个时候，另一种人们基本上没有考虑到的“恐怖分子”将潜在地被社会培养出来。之所以说他们是“恐怖分子”而不只是单纯的暴力犯罪分子，是因为他们同样期待一种心理效应，同样想对人们造成心理震慑。他们与“国家恐怖主义”、“组织恐怖主义”不同，是“个人恐怖主义”。这种“恐怖袭击”是“恐怖分子”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让社会不能忽视他的手段。而“恐怖组织”的成员因其生命已被“信仰”或“事业”赋予了价值并不是出于这种心理动机。非常明显，个体如果无法从这个世界中通过自我认同感到自己“有价值”，必然产生挫败感。异化的加剧、不公和罪恶的存在使他在被否定中有可能出现无可挽回的绝望――这种绝望就像恐怖组织成员的绝望那样。不管有多少种情况，只要他已无法在既存生活秩序和世界秩序中确认自己“有价值”，在确认自己的存在和存在的价值的最深远的内驱力的驱动下，他必然企图通过制造能震慑社会的轰动事件在这个世界中凸显自身。

比之有特征的、可以加以防范的恐怖分子，这种“恐怖分子”从心理上讲更可怕。因为他们产生的土壤恰恰是病态的现代文明，内在于社会的结构。他们隐藏在像蚂蚁一样的人流中，没有任何特征可以辩认。从表面上看不出他们有搞“恐怖活动”的迹像，但他们就像一颗炸弹，随时都可能在人群中爆炸。这些罪恶世界所造就的“报复者”无异于是对一个产生出大量的施虐狂的社会的一记耳光。整个社会的安全感将在他们的“恐怖袭击”中崩溃。

三、不确定性的恐惧：比死亡恐惧更让人恐惧的恐惧

恐怖主义的效应主要是激起人的死亡恐惧。但这种死亡恐惧不同于人们平时所体验到的“终有一死”所产生的恐惧。它本身不是一种生物规律而是威胁的产物。因此，它作为一种“可能性”可运用一定的方法加以消除而不致严重威胁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感。

西方社会对待“拉登式”的恐怖主义因其“穆斯林”、“中东人”烙印而可加以辩认和防范，因此虽然“恐怖袭击”的时间和地点无法确定，但通过对“身份”的确定还是大致可以获得一种安全的心理范围。这样，一旦威胁来源可以大致地确定，死亡恐惧就可以在心理防御机制的运作下通过愤怒，通过对人的情感、理念、行为赋予正义性来消除。而在“外来威胁”面前群体的一致性选择更可以建构一个精神共同体。人在这个精神共同体性面前将因个体身份的消失而消除恐惧。

但如果威胁来源无法确定，以往那种对“恐怖分子”的辩认方法失去了作用，威胁的来源不再是在身份、信仰、国籍方面异于自己的人，那么个体在威胁面前就失去了“防御”的心理能力。这种不确定性将使个体全盘暴露，而“恐怖分子”则似乎隐身于黑暗之中，随时准备朝他实施恐怖袭击。个体将始终处于一种被敌视、监视的状态，其健全的精神结构将被破坏。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恐惧远比死亡恐惧更深刻、更可怕，因为它切入了人的存在本体。

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可以确定地指向的敌人，个体通过精神共同体建构其心理防御体系的能力将大打折扣。共同体将只有结构上的功能而在精神上则已成为碎片。它已无法对人的精神进行整合，因为威胁的不确定性使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有可能成为威胁的对象。“确定性的终结”意味着安全感的终结和由“敌－我”二元对立逻辑所筑就的心理堤坝的崩溃。

恐怕“恐怖主义”只有在心理震慑上达到了这个程度，才能谈得上“成功”。从恐惧心理上讲，恐怖袭击所导致的血肉横飞、尸骨无存在的恐怖画面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它对人的心理效应。这种心理上的效应通过身份、国家、民族、信仰，甚至仅仅是“人”的联系而使人们认为：下一位遭到“恐怖袭击”、尸骨无存的也许是自己。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理效应，“恐怖袭击”就只是一场血腥的杀戮游戏。恐怕任何一位恐怖魔头也不只有这样的兴趣。很显然，只要这种心理效应得到强化，并且通过不确定性消除人们侥幸的心理，瓦解其心理上的防御，那么“恐怖主义”就越会得逞。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看起来强大的人们在心理上实际上不堪一击。最可怕的不是站在面前的敌人，而是已经内化的敌人。面对这个可怕的敌人，人们几乎会本能地选择仅仅是以强力去消灭恐怖主义，而不屑追问和分析。而“恐怖分子”有可能是任何人意味着一种牢固的社会信任结构亦将被摧毁，各种冲突将加剧并被植入人的精神世界中。这无异于加剧这个本来就是“恐怖主义”温床的世界的病态。如此反馈循环，人类恐怕只能被自己所呼唤出的“恐怖主义”魔鬼所捉弄，而不可能消灭这个魔鬼，因为化解仇恨，消除人的破坏性心理的，从来不是强力和恐惧。真正的魔鬼在心中，而不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