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的边疆是国家疆域边缘部分具有特殊性的，国家采取特殊措施对该特定区域进行治理的基础上界定的。生活于边疆这个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的人们，组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边疆社会。在这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形成和运行的政治，与国家核心区的政治具有明显区别，因而可以界定为“边疆政治”。随着人们对边疆政治的特殊性和意义的逐渐自觉，边疆政治研究也逐渐形成，历史上的边政研究就是其典型。在近年来中国逐渐崛起的过程中，边疆及其治理的地位和意义日渐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边疆政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进而也凸显了边疆政治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为了促进边疆政治研究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对边疆政治研究本身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论证，进而明确边疆政治研究的性质、地位和任务，并厘定中国边疆政治研究的主要议题。
【关 键 词】中国的边疆/边疆政治/边疆政治研究/议题
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注重整体性和全面性并越来越受到外部条件影响的今天，作为国家疆域之边缘地带的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意义日渐突出。从一定意义说，边疆地区的发展对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根本性的影响。相应地，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边疆政治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日渐凸显成为边疆治理的重要对象和领域。因此，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加深对边疆政治的认识，进而探寻有效的边疆政治治理之道，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边疆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的重要内容，加强中国边疆政治研究是中国政治学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拟从政治学的角度，对中国的边疆政治及边疆政治研究进行概括的分析和论述，以期推动中国边疆政治研究的全面展开。
一、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政治形态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国家不过是人类社会为了实现有效管理而创造的一种政治形式。而这样的政治形式一旦构建起来，它便将其管理范围内的社会成员凝聚为一个国家政治共同体。但是，国家不论是作为政治形式还是政治共同体，都必须占据或控制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国家占据或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便是国家的疆域。①疆域范围较大的国家，往往根据国家自身的发展状况和国家治理的需要而将疆域划分为核心区和边缘区，并在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或政策。国家疆域中这个从治理的需要界定，并采取特殊的方略和政策进行治理的边缘性区域，就是国家的边疆。②因此，边疆既与地理范围有关，也与国家权力有关，是国家因素与地理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边疆并非纯客观的存在，而是在客观基础上主观认定的产物。因此，边疆不完全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构建起来的，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政治意蕴。③
中国的边疆首先形成于秦汉之际。统一六国并建立起庞大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秦王朝，虽然面临着对疆域内差异巨大的不同区域采取特殊政策进行治理的问题，但并未来得及解决这个问题。随后的汉王朝便将先秦存在的“一点四方”和“五服”、“九服”观念，及以中原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把外围区域划分为“四夷”(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现实结合起来，将中原地区确定为国家的核心区，将中原之外王朝国家统治能力所及的区域确定为边缘区——夷狄区，并采取特殊的方式对其进行治理。这个被特别区分出来的、边缘性的夷狄之区，就是边疆的最早形态。以后的各个统一的王朝，都有针对性地采取特殊的措施来对该区域进行治理，不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治边方略”，也进一步确认了其“边疆”的性质和地位。
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形成以后，便处于长期的演变过程之中。④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清王朝通过条约的方式与俄国划定边界，逐渐接触进而接受了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从而逐渐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以中原为中心，由内而外划定边疆，从而把远辟的夷狄之区界定为边疆的传统观念，在开始通过边界确定边疆的外部边际线的同时，强化了从疆域的角度划定边疆的思维。因此，中国历史上边疆的文化涵义逐渐被削弱，地域和政治的涵义开始逐渐增强，进而引起了传统边疆观念的根本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⑤至此，中国的边疆，也被纳入到民族国家的框架中进行界定。随着国家治理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发展的快速推进，中国的边疆形态也日渐丰富，不仅确定了陆地边疆、海洋边疆、空中边疆等较为传统的边疆形态，也开始借鉴其他国家拓展新形态边疆的观念和做法，探索其他形态边疆的构建问题。形态多样的边疆，已经成为国家疆域中十分重要的部分。
生活在国家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岛屿上的人们组成的社会和社会生活，与核心区或内地社会和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尤其在边疆与内地的差别十分突出的古代社会，边疆与内地在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差别都是十分巨大的。这样一种形成并存在于国家疆域的边缘部分并有别于核心区或内地的社会类型，可称之为“边疆社会”。⑥反之，也正是由于边疆社会与内地社会相比而突出的异质性，使国家认定这个特定社会存在的区域为边疆，进而采取特殊的措施来加以治理。
在国家通过民族国家的构建而实现政治一体化，和通过深入的现代化而加强国家的同质化之前，边疆社会与内地社会之间的差异和差别巨大而深刻。这种根本性的、全方位的差异又由于交通和通讯的不便而被强化。在这样的情况下，边疆与内地、边疆社会与内地社会之间往往判若天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伴随着民族国家构建而实现的国家制度和政权的一体化，新的国家政权推行的全面社会改造促成的社会制度同质化，以及现代化的持续推进而实现的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根本性改变，边疆社会的某些异质性特征逐渐淡化或丧失，从而使得边疆社会与内地社会间的同质性逐渐增强。
边疆社会异质性的丧失及与内地社会同质性的增强，首先出现于边疆与内地分界线的邻近区域，进而渐次向边界方向推移。在国家的边疆治理持续推进并取得成效的条件下，边疆与内地分界线邻近区域的异质性逐渐减少，同质性则逐渐增多。而边疆社会中与内地交接地带的异质性丧失后，国家就没有再在这里采取特殊政策的必要了，因而便失去了边疆的特质。与此相适应，国家往往在必要的时候调整陆地边疆范围，不再将这样的区域界定为边疆。因此，在国家领土范围内，边疆与内地的分界线总是呈现由内而外推移的缓慢移动趋向，从而导致陆地边疆的范围渐次被压缩。
然而，陆地边疆范围的压缩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到目前为止，中国陆地边疆的范围仍然相当大，而且国家还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和区域差异及治理的需要而重新界定陆地边疆的范围，从而使之扩大。⑦在那些仍然被界定为边疆并采取特殊的政策加以治理的区域，其社会不仅具有明显区别于内地的特点，而且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可以进行描述和分析的特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区域之所以被界定为边疆，也正是由于这里的社会与内地社会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中国边疆社会的特殊性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从总体上看，以下几个方面显得十分突出：一是“边”。这里所谓的“边”，不仅是指处于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并与边界相邻，而且也指其与他国相邻，因而深受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影响；二是“远”。这里所谓的“远”，是指边疆社会远离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⑧处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能量和信息传导的末梢；三是“杂”。在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除了本国居民外，还生活着相当数量的外国居民，存在着复杂的境外因素。而且，本国居民中又包含着复杂的民族成分，一些民族还是跨境而居，族际关系复杂；四是“贫”。边疆地区，大多自然条件较差，环境脆弱，资源有限，而且国家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在推进其发展方面持审慎态度，所以这里的发展程度大都低于内地，甚至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经济和文化贫困现象较为严重；五是“特”。边疆社会的社会机制、社会发育程度、社会文化，以及面临的社会问题等，都有其特殊性，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来加以治理。正是这些特点，凸显了边疆社会与内地社会的区别。
边疆社会的特殊性及其与内地社会的区分，也深深地影响着这里的政治。生活于边疆的人们，在组成特定的边疆社会的同时，也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构建并运行着自己的政治。毋庸置疑，边疆是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边疆地区的政治不过是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但是，边疆地区的政治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从而与内地的政治明显区别。
边疆政治的特殊性，表现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表现得较为明显，有的则是潜在的而表现得不是十分突出，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表现出来。就总体而言，以下几个方面显得较为突出：
一是从政治权威来看，边疆地区的政治权威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历史上的中央王朝长期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羁縻统治、土司制度等措施，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间接统治，致使边疆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具有较大独立性的地方性权力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民族性的地方政权逐步被纳入到国家政权体系，国家政权不仅实现了一体化，而且深入到了边疆的每一个行政层次。但是，传统权威仍然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因此，边疆地区便形成了体制外权威与体制权威同时并存的局面(这一点在边沿一带的民族村寨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另外，由于国防和边防的需要，边境地区大量存在的军队和武警机构，也成为影响力极大的权威，并对边疆的政治生活发挥着深刻影响。
二是从政治文化来看，边疆地区流行的政治文化明显区别于内地。边疆人民特殊的民众心态(这在边境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边疆政权的影响，以及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边疆(尤其是边境地区)形成了一种内容复杂的政治文化，不论是国家认同、政治信任、合法性类型、民主法制意识、政治情感、政治规则等，都与内地存在显明的区别。这样的政治文化对边疆政治的影响，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政治文化构成了人们政治行为的基本模式。边疆地区诸多的政治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并深受其影响。
三是从政权体系来看，边疆地区政权的组织、职能和面临的问题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此后，民族性的地方政权逐渐被纳入到国家统一的政权体系之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政权建立起来以后推行的全面的社会改造，为政权和国家制度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边疆地区政权的人员构成(主要是民族构成)、活动方式等都与内地的地方政权有一定的差异，并形成了独特的政府文化。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凸显出来的问题又导致了政府职能以及相应的职权配置等，都与内地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差异。
四是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边疆地方与中央的联系，不如内地那样紧密和紧凑。边疆地方政府所处的社会环境较为特殊，边疆地区以及代表边疆的政府，都处于政治能量和信息传导末梢或远端——这种状况在交通和通讯不便的时代显得更加突出。因此，政治信息传导过程中的衰减现象十分突出。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央的决策在边疆的传达、实施和反馈，以及边疆的问题和将其传达到中央的方式和路径等，都会出现诸多与内地不同的内容和特点，从而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较之于内地更加复杂。
五是从治理方式来看，边疆的治理显然与内地的治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地方政府治理的角度来看，这里特殊的政治和行政生态环境要求政府因地制宜地治理(在内地有效的治理方式在这里未必奏效或者会事倍功半)。从国家的边疆治理来看，国家必须从国家总体治理的角度，在边疆投入更多的治理力量，从而使边疆地区的治理明显不同于内地。从总体上看，边疆的治理，是边疆地方政府对辖区的治理与国家对边疆的治理的有机结合，渗透着更多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边疆治理的状况完全取决于国家意志。
以上这些方式或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不可避免地将边疆政治凸显为特殊的政治类型，构建起明显的区分度，使之成为我国区域政治中的特殊类型。⑨这样的边疆政治在历史上十分突出，但随着边疆的范围和特殊性的变化，边疆政治的特殊性也没有过去那么突出了。但是，在当代中国政治中，边疆政治仍然可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类型加以界定。
二、边疆政治研究的缘起与发展
在边疆政治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政治类型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描述、分析、说明、阐释，进而探求解决其中突出问题的有效方式和途径的必要性也就一直存在。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实现了解、解释和改善边疆政治的目标的过程中，边疆政治研究逐步形成。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仅边疆政治会呈现不同的状态，边疆政治中产生或被历史凸显出来的问题也各不相同，而且国家(主要是统治者或政府)或社会对其重视的程度也有明显的差异，因而，边疆政治的研究也会出现很大的差异，从而体现出一种历史的渐进性。
中国自秦统一六国并建立中央集权王朝对国家进行统治以后，便进入了王朝国家时代。在延续两千多年的王朝国家时代，边疆区域的范围广大且不断地变动，边疆社会与内地的区别十分显著，在特殊的边疆社会基础上形成的边疆政治的特殊性也十分突出。可是，在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之下，地方必须完全服从中央，地方政治的地位往往不被认可。作为地方政治之特殊类型的边疆政治，更是不被承认。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对边疆政治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条件并不充分。而且，中国历史上本无西方那种为解释政治现象、构建政治知识体系进而进行政治设计而构建的政治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关边疆政治的叙事，几乎都是关于中央王朝如何对地方进行统治和治理方面的内容。因此，在王朝国家时代，中国并没有形成对边疆政治的完整研究，只有就边疆政治的某些或某个方面进行的研究。
在王朝国家的条件下，边疆的意义在于：虽是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却也是王朝国家的统治区域，而且是王朝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体现自己文治武功的重要舞台；边疆拱卫着王朝国家的核心区或腹地，边疆是否稳定和巩固，直接关乎王朝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边疆还涉及华夏与周边其他民族群体的关系，进而会影响到王朝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因此，王朝国家必须将边疆治理好，以保持边疆的稳定，避免边乱或边患。在这样的条件下，边疆治理的问题得到凸显，为满足边疆治理需要的边疆治理方略的研究便逐渐形成，并成为王朝国家时代边疆政治研究的主要形态。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边治研究，是站在中央王朝的基础上进行的。到了元朝以后，基于边疆地区的边政事务的研究才逐渐形成。“元朝虽仅存98年，但其在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发展史中产生的影响不仅深远，而且更全面。”⑩其对中国的疆域和边疆治理的影响，都是根本性和历史性的。1368年建立的明王朝，虽然继承元朝的疆域和边疆治理方略，但面临着巨大的边疆压力，尤其是，退回蒙古草原的北元政权对明朝的边疆，乃至整个王朝形成了持续不断的威胁。在边疆问题成为困扰明王朝甚至是关系明朝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的情况下，明王朝加强了边疆尤其是军事防务的经略。在这样的条件下，有关边政事务的研究逐渐浮出水面，相关的论著也渐行于世。(11)其中，张雨12卷约15万字的《边政考》较有影响，开了中国边政研究的先河。
到了清代，立足于边疆问题的边疆治理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清王朝不仅“最终完成古代中国大一统伟业”，(12)稳定了中国的历史疆域，而且在面临着向东扩张的强大沙俄帝国的压力的情况下，接受了体现主权思想的边界观念，通过条约与沙俄确定疆域的分界线，进而改变了由内而外划定边疆的做法，开始了由外而内划定边疆的进程。(13)在这样的条件下，边疆史地研究逐渐兴起。清后期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在边疆危机加深并逐渐演变成为国家危机的情况下，边疆研究逐渐增多甚至是形成高潮。这些研究中产生的相当一些著述涉及边疆政治，或直接就是边疆政治研究。
20世纪上半叶，边政学成为边疆政治研究的主要形态。辛亥革命以后，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对中国边疆蚕食，致使中国边疆危机日渐深重；另一方面，王朝国家解体后地方势力逐渐坐大，地方政治日渐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边疆研究更是受到极大的关注，并产生了大量的著述。“大约从1918年至1948年的30余年间，涵盖内政外交等诸多方面内容的中国边疆问题为众多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加以研讨，中国边疆问题这一社会矛盾的焦点变成为多学科研究的交汇点。”(14)这其中相当多的研究，是真正意义上的边政研究，由此便形成了所谓的“边政学”。“如果说历史上的‘边政’只是名称的相同，那么，近代以康、梁为首的改革派从精神上更接近现代‘边政’研究。”(15)在边政研究日盛的情况下，东北大学、中央大学等还设立了专门从事边政研究和边政人才培养的边政系及边政学会。(1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基本上取消了‘边政’这一旧时代的学科，代之以民族学、人类学和边疆史地研究”，(17)“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遭到冷落”，(18)甚至成为禁区(改革开放以后，边疆史地研究才逐渐恢复)。于是，边疆政治研究也随之中断。
时至今日，中国边疆政治却被历史凸显出来了。中国在迅速崛起的过程中，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经济总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并且会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而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目标已经实现，正朝着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国家已经由全面建设时期向全面发展时期转变。与此同时，中国也越来越融入世界，发展的外部性特征越来越突出。国家利益的实现和维护都不局限于领土的范围，国家的周边关系、地缘政治形势、国际关系格局等，在其中都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实质性影响。在这样的形势下，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日渐突出。边疆的建设和发展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个发展目标的实现。在边疆的地位凸显和边疆研究受到重视的情况下，边疆政治的研究也逐渐被突出出来；只有加强对边疆治理的研究，把握边疆政治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才能够为国家边疆战略和边疆治理战略的制定提供有效的支撑。
中国今天的政治学研究，也为边疆政治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具体来说，经过长期的发展，中国的政治学已经走向成熟和自主，已经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和政治哲学的经院式纷争，开始转向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在这样的形势下，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日渐突出，进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基础和动力，并促进了新的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构建。所有这些，为边疆政治的研究奠定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以及必要的学科支撑。
在中国国家发展现实需要和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支持和推动下，开展中国边疆政治研究并逐渐形成中国边疆政治研究领域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已经有学者在开拓中国边疆政治研究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在这样的形势下，边疆政治研究必将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我国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纵观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某种研究即某个研究领域的形成，往往是从某个特定对象的研究开始的。如果这样的研究确实有必要也有价值，相应的研究就会巩固甚至固定，从而形成特定的研究领域，甚至会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进而成为一个学科。今天的中国边疆政治研究完全有可能构建起一个稳定的研究领域，进而在持续研究并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起一个稳定的知识体系并形成一个学科。
三、边疆政治研究的性质和地位
在边疆及边疆治理问题日渐凸显和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双重推动下，新型的边疆政治研究已经逐渐形成并已浮出水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推动边疆政治研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有必要对边疆政治研究本身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论证。只有通过这样的分析和论证，才能在对边疆政治研究形成全面和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界定边疆政治研究的内涵，厘清边疆政治研究的界限，明确边疆政治研究的性质和地位，进而有意识地推动边疆政治研究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边疆政治研究，是针对“边疆政治”这个特定领域进行的系统研究。在这里，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疆政治”，从国家整体的角度来看，不过是整个国家的地方政治或区域政治的一种类型。既然如此，这样的研究必然要以现行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为基础，采用政治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运用政治学的概念工具和研究的基本方法，其研究所形成的知识也将会融入并丰富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因此，中国的边疆政治研究，应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中一个富有特色且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今的中国边疆政治研究，不能不顾或无视历史上的边政研究，必须继承历史上边政研究的学术资源和思想资源。但是，当下的边疆政治研究，毕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托现代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和运用现代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的，因而是一种全新的研究，而不是传统的边政研究在新形势下的延续或改头换面的复活。那么，中国边疆政治研究是不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交叉学科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边疆政治研究才刚刚开始，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和成熟的研究方法，因此，它还只是政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只有在这个研究领域逐渐稳定，并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和成熟的研究方法的时候，它才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学科。不过，随着边疆在国家发展中地位的日渐突出，中国的边疆政治研究将会引起更大的关注并持续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边疆政治研究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
中国边疆政治研究领域的形成，是当代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现象。以现实的社会生活领域或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其自身的发展大致上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社会问题的生成和凸显，二是社会科学具体学科本身的深化和拓展。当社会生活某个领域或方面的问题突出，就需要也会促成社会科学的某个或某些学科对其进行持续研究，探寻现象或问题的本质和演变规律。而社会科学的学科，在长期的积累和走向成熟以后，也会按照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规律，通过对新的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而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不断发展。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便促成了社会科学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今天中国边疆政治研究领域的形成，就是这样的规律的具体表现。
中国边疆政治研究，不论是目前的研究领域还是将来成为政治学分支学科，它的学术性质和学术定位，都只能在它与相关学科的相互关系中界定。同时，它的内涵也只能在它与相关学科关系的分析中得到揭示。
中国边疆政治研究植根于和归属于政治学学科，它与政治学学科中的相关分支学科的联系最为丰富和密切，也是讨论中国边疆政治研究的学术定位时首先要涉及的领域。
首先，中国边疆政治研究是地方政治研究的一种类型。在政治学学科之中，中国边疆政治研究与地方政治研究的关系最为紧密。随着由改革开放推动的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逐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在此过程中，地方间的差异性不仅越来越突出，而且其内容的丰富性也越来越突出，从而导致了地方政治的凸显。与此相适应，政治学对中国地方政治的研究也逐步形成，如乡村政治研究、都市政治研究、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研究等方兴未艾，已经成为政治学发展的新增长点。针对基于国家政治地理空间规划界定的边疆政治研究，属于地方政治研究的范畴，是中国地方政治研究的一种类型。
其次，中国边疆政治研究与民族政治研究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民族政治学是近年来政治学学科中兴起，并逐渐走向成熟的分支学科。有的学者将民族政治学视为边疆政治研究的一种类型，实在是对民族政治学的不了解或误解。民族政治学以政治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政治学的方法研究民族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中国的民族政治学也关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民族问题及其治理。而中国的边疆是民族问题的多发地带，族际关系和族际政治问题构成了中国边疆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国边疆政治研究，不可避免地会与民族政治学紧密联系，某些问题的研究上出现交叉。但是，民族政治学的视野和研究的领域都大大超越中国的边疆政治研究，因而与中国边疆政治研究具有根本的区别。
再次，中国边疆政治研究与政治地理研究直接相关。“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是各种具有基本空间要求的政治体制。这些空间要素包括(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疆界、领土、重要城市、民族国家、大陆强国以及海上强国家。”而且，“长期以来边界和边缘地区一直是地理学家们首要关注的对象，他们同包括政治家、法理学家和政治学及战略学学者们在内的多种学科的学者一起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20)在中国也是如此，政治地理学者既从国际地缘政治的角度关注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对中国边疆的影响，也从国内政治地理的角度关注陆地边疆的政治环境和政治问题、治理水平对国家边缘地带的影响。因此，中国边疆政治研究的领域，也是政治地理学关注的领域；政治地理学(包括地缘政治)研究的成果和方法，都会对中国边疆政治研究形成有力支撑。但是，也不能将边疆政治研究与政治地理研究混为一谈。
最后，中国边疆政治研究与政治学理论研究相互影响。国家问题始终是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根本问题，政治学理论中的大部分内容也是关于国家问题的或围绕国家问题而形成和展开的。而国家问题的研究，在聚焦于国家政权、政党制度等历史悠久的传统命题的同时，也在拓展的过程中逐渐涉及国家政治共同体问题，和国家政治地理空间问题。在此过程中，国家的疆域、国家治理的地理空间管控等问题，已经受到关注和研究，进而形成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政治学理论中关于这些问题的内容，构成了中国边疆政治研究的理论前提；同时，中国边疆政治研究在这些问题上的深入探索及形成的知识，反过来又能丰富政治学理论中相关的内容。此外，中国边疆政治研究，必须采取或运用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观念、方法和概念工具，从而将政治学理论的一些内容包涵于自身之中。
中国的边疆政治研究与民族学的关系也十分紧密，它们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边疆政治研究与民族学的结盟，是由民族学的特色决定的。中国的民族学是一个富有特色的学科，除了从人类学角度研究中国的民族现象外，还有对民族理论与政策的诸多问题研究，意识形态的内容和色彩都很突出。另一方面，基于将边疆界定为“民族地区”的基本判断，中国的边疆问题研究也常常被置于“民族问题”的框架之下。许多重大的边疆问题和政策，也是由主管民族事务的国家民委负责的。(21)可是，按照学科归属来说，中国边疆政治研究明显不属于民族学的范畴，或者说，民族学虽然会涉及中国边疆政治研究的某些内容，但却无法涵盖边疆政治研究的全部内容；将中国边疆政治研究归属于民族学，既不恰当也利于边疆政治研究的全面展开。因此，为了学科的规范和健康发展计，既不能将边疆政治归结为民族学的研究，也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当然，中国边疆政治研究，既要充分汲取民族学的研究的成果，也要以自己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支撑民族学的发展。
中国边疆政治研究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及边疆学之间具有多重联系。传统的边政学、边疆史地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中断后，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任务落到了民族学、历史学和民族史研究的肩上。虽然这些学科和研究也能涉及边疆研究的某些方面的任务，但它们却无法满足国家发展对边疆研究的迫切需要。于是，边疆史地研究在上世纪末期再度兴起，(22)并在“边疆史地研究”的名义下对中国边疆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不仅取得了许多有影响的成果，而且形成了丰富的学科积淀。在此基础，马大正等有影响的学者又提出并推动了中国边疆学的构建。今天的中国边疆政治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这样的条件或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它与边疆史地研究和正在构建中的边疆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仅要借助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资源和思想资源，而且将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并促进和推动中国边疆学的形成。
四、边疆政治研究的任务与议题
今天的中国边疆政治研究，是在边疆已经凸显了其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并进而将边疆政治问题凸显出来，以及政治学学科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样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有着特定内涵的边疆政治研究，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以及在此形势下凸显出来的任务和议题。
首先，当前的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不仅要巩固边疆政治研究这个特定的研究领域，而且要对边疆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进行持续研究，着力于为国家在全面的边疆治理中加强对边疆政治问题的治理提供思路和方案。因此，当前的边疆治理研究从总体上看，主要涉及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边疆政治的理论阐释和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国的边疆政治研究，迫切需要通过这样的研究而构建边疆政治的基础理论，巩固边疆政治研究领域。诚然，当前开展边疆政治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都十分突出，边疆政治研究的历史积淀较为深厚，新形势下的边疆政治问题研究也逐渐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目前还缺乏对边疆政治研究的准确界定，基本的边疆政治理论尚未形成。因此，边疆政治研究的内部认同和外部认可的程度都比较低，相应的知识系统和规范尚不巩固和稳定。在这样的形势下，加强边疆政治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的研究就十分必要。在社会科学发展日渐成熟和发展的自主性日渐增强的今天，与中国边疆政治相关的学科和研究已经积淀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思想资源，中国边疆政治研究领域和学科不能再走自然发展和演变的传统路子，而必须在总结或提炼已有研究及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边疆政治研究的基本理论，确定边疆政治研究的基本框架。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凝聚边疆政治研究的共识，夯实边疆政治研究的基础并建立相应的规范，汇集边疆政治研究的力量，从而促进边疆政治研究领域的巩固和边疆政治研究按照学科和学术规范健康发展。
二是现实的边疆政治问题研究。当前的边疆政治研究，还必须通过对基本和突出的边疆政治现象和问题的描述、分析和解释，形成对边疆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科学认识，构建边疆政治的知识体系。在总结、概括和提炼边疆政治研究的成果而构建边疆政治的基本理论，并巩固了边疆政治研究进而为边疆政治学奠定基础之后，就需要运用政治学的方法和概念工具对中国边疆政治的各个具体领域、各种具体的边疆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准确的描述、深入的分析而形成对边疆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科学认识，从理论上再现现实的边疆政治，逐步形成边疆政治的知识体系，使边疆政治研究朝着学科化的方向发展。
三是边疆政治问题的治理研究。除了上述两个方面，边疆政治研究还要根据国家的边疆战略和边疆治理战略，研究治理边疆政治问题的思路和对策，探索边疆政治的治理之道。诚然，形成边疆政治的基本理论和专业性的知识体系，是当前边疆政治研究的主要任务，但对边疆政治进行理论说明和解释并非边疆政治研究的最终目的。边疆政治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探寻我国边疆政治问题的解决之道和国家边疆治理的有效之策。因此，边疆政治研究，必须在形成边疆政治的解释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基础上，研究边疆政治问题的解决方式和国家的边疆治理之策，进而探索国家的边疆治理战略，服务于国家的边疆治理。
其次，今天的边疆政治研究，并不是毫无基础的白手起家，而是在传统的边政学以及各种形态的边疆研究积淀的学术资源和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依托社会科学的进步和相关学科的支撑而开展的。因此，今天的边疆政治研究应该是一种目的性、预见性和规范性都十分明确和突出的自觉行动，应该主动、自觉和有计划地进行。不论是确定边疆政治研究的任务，还是确定边疆政治研究的主要议题，都要从这样的高度出发。因此，今天开展边疆政治研究，不能仅仅只是盯住某个或某些突出的边疆政治问题，而必须有一种整体性的思维，在对边疆政治研究整体考虑的基础上来确定研究的议题，并使边疆政治研究朝着巩固研究领域进而构建边疆政治学的方向发展，从而确立边疆政治研究及边疆政治学在当今中国学术版图中的地位。
就整体而言，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进而朝着边疆政治学发展的边疆政治研究，应该涉及边疆政治形态的各个方面。换句话说，边疆政治研究的议题，不能只是局限于某些突出的边疆政治问题上面，而是要涉及边疆政治形态的方方面面，力求覆盖整个的边疆政治形态。当然，按照确立研究领域和构建学科的角度的考虑并基于对边疆政治形态和政治现象的全面研究来确立边疆政治研究的议题，本身就是一个边疆政治研究不断探索的过程，需要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然而，就目前的形势而言，下面一些基本和重要的议题是必须涉及或考虑的。
(一)边疆的界定与演变
边疆政治是存在于边疆的稳定政治形态。而中国的“边疆不完全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构建起来的”，“是国家因素与地理因素相结合的产物”。(23)国家在边疆的界定与演变过程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中国的边疆政治研究，首先就要研究国家在边疆的界定及调整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边疆范围的变动和边疆形态的演变，从而为边疆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边疆的社会与人民
边疆政治以边疆社会为基础，并且以边疆人民为基本主体。因此，边疆政治研究首先要研究边疆的社会，描述边疆社会的组织和形态，分析边疆社会的结构和特点，揭示边疆社会演变的规律；同时也要研究边疆的人民，分析边疆人民的构成、生活方式、性格和心态、对国家的认同状况，以及边疆人口流动的特点。另外，还要研究富有特殊性的边疆社会与人民对边疆政治的影响，从而为边疆政治问题的分析和论述提供基础。
(三)边疆的政治制度与政府
作为国家疆域的特定部分，边疆不仅在地域和社会文化等方面与核心区之间存在许多的差别，而且形成了不同于核心区的特殊的政治制度，以及在这种特定的政治制度环境中建立和运行的政府。在历史上，边疆的制度和政府构成了边疆政治的主要内容。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些方面的特殊性在逐渐减少，但这样的特殊性并未完全消除，并对今天的边疆政治和边疆治理产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对此，边疆政治研究不能置于不顾，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
(四)边疆的开发与建设
国家将边疆作为疆域的特殊部分加以区分和调整，是为了采取专门或特殊的措施进行治理。因此，国家总是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布局和边疆治理的总体方略，确定边疆的开发与发展计划，实施边疆开发与建设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看，边疆的开发与建设，并不仅仅是一个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而且体现着国家发展和边疆治理的总体战略。因此，边疆政治研究必须将其纳入自己的视野。
(五)边疆的民族及宗教问题
在历史上，边疆就是众多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今天，边疆也是少数民族分布的主要区域。而少数民族普遍信仰宗教，并且各少数民族信仰的宗教具有很大的差异。在各种基于利益的现实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下，族际矛盾和冲突难以避免，进而会演变为民族问题。而且，民族问题中往往还渗透着宗教因素，甚至直接与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从而成为突出的社会政治问题。对于边疆政治中的这些重要问题，边疆政治研究不仅要高度重视，而且必须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
(六)边疆的社会组织及其管理
中国的现代化及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不仅导致了社会分化并且催生了大量的社会组织。边疆的社会组织有自己的特殊性，而且极易受到境外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境外势力在向边疆渗透的同时，境外社会组织在边疆的活动也日渐多样和活跃。边疆各种社会组织对边疆社会政治往往具有深刻的影响。对于边疆地区这样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边疆政治研究必须将其纳入到自己的视野和研究之中。
(七)边疆的社会政治稳定
边疆社会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社会结构变动和利益关系调整而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而且，边疆的政治地理空间位置特殊、民族及宗教因素复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内地存在较大差距、地缘政治环境特殊并会受到境外因素影响，往往会形成特殊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同时，各种矛盾和问题往往盘根错节并相互激荡。因此，边疆的社会政治稳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而社会政治稳定一旦出现问题，又会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所以，边疆政治研究应该高度关注边疆的社会政治稳定问题。
(八)边疆的维护与管理
边疆与边界相连，边界又是由界碑等标志物标示的；紧邻边界的边境地区直接与它国相连，通常设有作为人员、货物、交通工具进出境管理节点的口岸，人员和物资的进出境频繁，因而边界的维护、边境地区的管理、口岸的管理、打击毒品走私等问题十分突出，还需要开展边境外交，维护好国家领土主权和边境地区的稳定。这些特定的边疆政治问题，都需要进行认真和及时的研究。
(九)边疆的安全与防御
边疆既是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远离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拱卫着国家的核心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邻国及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直接影响，直接面对着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威胁，敌对势力渗透和越境活动的压力较大。因此，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问题、国家的军事安全问题、军事防御问题、国防动员问题、防止境外势力的渗透和越境活动问题、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等问题长期存在。边疆政治研究，必须关注并对其进行研究。
(十)边疆的治理
作为国家疆域的特殊部分，边疆往往存在着诸多由这样特殊性导致的并对整个国家具有影响的“边疆问题”。这些问题产生并存在于边疆，但其影响却是全国性的。国家必须运用政权的力量并动员其他社会力量，运用国家和社会的资源，去解决面临的边疆问题，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边疆治理。这是一个运用国家权力并动员社会力量解决边疆问题的过程，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边疆政治中处于核心地位，并对边疆政治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边疆政治研究必须将其作为重点，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国家的疆域不同于领土，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疆域是一个与国家相伴生的政治地理现象，指国家权力能够有效影响和控制的地理范围或地理空间。领土则与国家主权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国家主权管辖的地理范围或地理空间。而国家主权，是让·布丹(1530～1596年)首先提出，格劳秀斯(1583～1645年)从国际法的意义上进行论证，并由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是一个近代意义的原则。国家主权建立后，国家疆域概念逐渐由领土概念所取代，但二者之间的差别却是不容抹杀的。
②历史上最早的边疆概念出现于罗马帝国时期。帝国的统治者从政治统治的需要出发，把帝国统治范围内那些远离罗马的区域认定为边疆。因此，当时所谓的边疆，就是罗马帝国统治范围的边缘性区域。
③关于边疆本质、特点、演变和意义等，可参见周平《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思想战线》2013年第2期。
④关于中国历史上边疆的形成和演变问题，可参见周平《国家视阈里的中国边疆观念》，《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2期。
⑤关于民族国家和中国民族国家构建问题，可参阅周平《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和《论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⑥社会是由很多人生活在一起而形成的人群共同体。人类必须以这样的方式生存，所谓社会就成为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但归根结底，社会是由很多人生活在一起而形成的，社会的本质便是很多人组成的人群共同体。在社会已经形成并长期存在的条件下，人们为了认识社会而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社会。其中，从国家的角度来界定社会具有典型的意义。一个国家便是一个社会，若干个国家结合在一起并按一定的规则行为，便构建起了国际社会。这样的方法延伸到国家内部，按行政区域来划分社会，便成为常用的方法。但是，人们在某些时候，也会从特定区域的角度来界定社会，从而形成城市社会、乡村社会等分类。从国家政治地理空间的角度界定社会，便出现了边疆社会与内地社会的区分。
⑦跨入21世纪后，中国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蕴涵着将广大的西部地区认定为边疆的深刻意涵。
⑧中国疆域的形成，是一个由核心区向周围逐渐拓展的过程，从而形成了一个“核心—边缘”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核心区域乃国之根本。它不仅是国家建立的根基，也是国家积聚力量的基本条件，决定着国家的存续和发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大都处于这个区域。
⑨在边疆社会的基础上来分析和界定边疆政治，自然就没有将海洋边疆中的相关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包含于边疆政治之中。诚然，海洋边疆也会出现政治问题，而且在国家海洋利益凸显的情况下，海洋边疆中的政治矛盾和冲突会日显突出。然而，海洋边疆中的政治问题涉及的往往是与相关国家的利益冲突问题。这样的问题在边疆政治中加以讨论，远不如在国际政治中加以讨论来得有力和有效。因此，边疆政治研究并不涉及到海洋边疆中的政治问题。但是，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将国家海洋权益的实现和保障作为研究的重点。
⑩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2页。
(11)比较典型的有程道生的《九边图考》，郑晓的《九边图志》，申用懋、孙应元的两种《九边图说》，许伦的《九边图论》，魏焕的《皇明九边考》，田汝成的《九边志》，张雨的《边政考》等。
(12)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6页。
(13)关于中国历史上由内而外划定边疆和由外而内划定边疆的论述，可参阅周平《我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和《国家视阈里的中国边疆观念》(《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2期)。
(14)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2页。
(15)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16)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1页。
(17)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6页。
(18)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19)吴楚克2005年出版的《中国边疆政治学》，是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在中国边疆政治研究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英]戴维·米勒，[英]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03页。
(21)时下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边疆政策“兴边富民行动”，就是在1999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并且由国家专门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来推动、领导和督导其实施的，被置于民族工作的范畴，从而成为民族工作的一部分。
(22)中国社会科学院1983年创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快速发展。该中心于1991年创办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促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3)周平：《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思想战线》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