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三年秋天海耶克(F．A．Hayek)师在芝加哥大学作过一系列的公开演讲．最后一讲的题目是《理论的思想之不同类型》。在这次演讲中，他谈到许多重要的问题，包括对学术工作者头脑类型的分类。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觉得很有启发性，而且相当幽默。一九六五年海氏首次访台时，我在简介他的生平与思想的一文中，曾将他那时讲的大意摘要述叙(详见上篇《海耶克教授》)。
海氏在这次讲演中曾提到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第一类是“头脑清楚型”(clear—minded type)，第二类是“头脑迷糊型”(woolly—minded type)。一次凯恩斯〔J．M．Keynes)半开玩笑地称他为“欧洲员杰出的、头脑迷糊的经济学家”。他觉得这不是一句无礼的话，而是一句颂赞之辞⑦。海氏关于这两类学术工作者的看法，多年来一直末见他用文字发表。所以，当我看到他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Econoomics,and the History of Ideas》一书中，收入了一篇论述学术头脑的两个类型的文章，内心甚觉高兴。他在文中说，他之所以一直没把他的观察与理解写出来，主要是因为如果要他论述这两个类型之不同，他持会无可避免地谈到他自己，海氏一向自律自节，觉得在学术分析中不便谈论自己．后来他觉得对于这两个类型如加以扼要地说明，也许对将来教育政策有一良好的影吨所以就不再避嫌．决心把他的观察与意见写出来。(下文主要是根据上述海氏书中《Two Types of Mind》一文写成，大部分是翻译。)
海氏在此文中用“一科的通人”(master of his subject)代替“头脑清楚型”之所指，用“因惑型”(puzzlers)或“糊涂型”——(muddlers)代替“头脑迷糊型”之所指。正像其他过分简化的分类一样，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类型当做完全绝缘的两个实质个体，那是相当无聊而可笑的。这种具有相当真实性的分类，如韦伯(Max Weber)对“理想类型”(ideal type)所做的阐释那样，主要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实际事物而提供的启示。
我们实际看到的学术工作者，往往是这两个类型的很合体极端纯粹的例子是很难遇见的。不过，虽然每个学术工作者的头脑都混合着这两个类型之所指的成分事实上，他总有所偏向。“通人”成分多的头脑，往往“困惑型”的成分比较少，“困惑型”的成分比较多的头脑，则往往“通人”的成分比较少。另外应该预先说明的是：海氏的分类与柏林爵士(Sir Isalah Berlin)在论述托尔斯泰历史观时，对思想与艺术之性格所做的“狐狸型”与“刺猬型”的分类，可能有些类似之处，海氏在文中注释里说，在他建构这项分类时，他并没有想到他的分类与柏林爵士约分类可能有相似之处，但事实上的确可能如此。不过，海氏说，他如果是“困惑型”的学人，与知道很多事情的“狐狸型”学人相比照，他不愿主张他是“一个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②。尤有进者，中国一向有“大智若愚”、“大辩不言”这类话，这些道家的看法，台有反知主义的(anti—intellectualistic)成分相当强，与海氏根据追求知识的前提对“困惑型”或“糊涂型”的头脑所做的理解，是很不同，，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另外，因为没有受到良好的基本教育或天生智商太低，以致头脑不清的人事实上也不是没有。这些人与海氏此处很微妙地形容有原创能力的学者为“头脑糊涂型”的人当然也是不同的。
二
一般人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的伟大学人惯有一个固定的形象，以为他是他那“一科的通人”，精通他所研究的学科之内的一切理论与所有重要事实．只要事先通知他一声，他便能够答复有关他的专业的一切重要的问题。这个形象，虽然有些夸大其词，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有这么大的本领；但海氏说他的确遇见过接近这个形象的“通人”。在学术界，许多人羡慕这个典型，他们觉得这也是自己努力的鹄的，如果他们达不到达样的成就，内心便深觉不安。这种类型的“通人”常是一般人崇拜的对象，因为他的天才的运作可以被明显地看到，许多辩才无碍的解说者、成功的教师、光芒四射的词今家，与笔触酣畅的作家属于这一类型，他们对自己学科之内别人的学说的梗概与自己的见解记得很清楚，所以他们对之可以做明晰的解说与叙述。无疑地，这些被公认为“一科通人”当中有许多是具有原创能力的人，但海氏觉得他们的出色的记忆力却不见得能够特别帮助他们的创造活动——易言之，他们的原创能力可能与他们另外的本领有关。
海氏在与朋友和学生的私人谈话中，常称这些“一科通人”是“记忆型”(the memory type)的学者。不过，他认为这种说法是有欠公允的；因为他们的能力是源自一种特殊的记忆力，我们知道，另外还有别种记忆力。所以海氏认为，干脆称谓这一类型的学者为“通人”比较更为合适。他们通常能够对看到的与听到的东西，甚至原来的语包，保持历久常新的记忆。海氏说他自己则没有这种本领，虽然他年轻的时候，为了准备考试，在学期结束之前的几周之内能够把一学期应该学到的东西用硬拼的方式记住一个短短的时期。但考试一过，也就很快地忘光了。
海氏说，如果他不能够把繁复论式的论证过程或有用的讯息，放入他自己的思想架构之内，他一向便记不住那些东西。他说，跻身在许多博闻强记的学者当中，他之所以没有变得非常自卑，主要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在学术工作之中曾经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新的观念与思想的话，那主要是因为他未曾具有这种博闻强记的本领之故。②当他读完一本书，或听完一次讲演之后，向来没有复述它的内容的本领⑥。事实上，他在读书或听讲之时，如果要特别努力记住它的内容，使会使他无法得到他可能得到的好处。他虽然无法复述他看到的与听到的别人的思想，但他自己的思想却因阅读与听讲而获得改进。外在的资料（经由阅读与听讲获致者）所供给他的，不是可由他放在一起一条一条的确定的知论，而是能导使他对于他心中已有的结构．进行修正与调整，在这个他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的结构中找寻自己的道路之时，他必须注意许多警告的信号——这些警告的信号便是外在的资料所提供的。
怀海德曾说：“头脑糊涂是独立思想之前的一个重要条件。”海氏认为，根据他的经验，事实的确是如此的。因为他记不住对于别人而言可能是很明显的答案，所以他常被迫去想出一个对于那些头脑较有次序的人而言并不存在的问题的解答。海氏说他对自己所局的这种类型的头脑拟称之谓“困惑型”；但他说，如果别人称之调“糊涂型”，他将不会介意。因为在对一些问题尚未达到相当程度的、清澈的了解与解答之前，属于这个类型的学者的确予人以头脑“糊涂”的印象。而根据他们研究的成果写出来的著作，即使包含了极为透澈的了解，也因文字艰识难懂，所以仍然会给予许多人以头脑“糊涂”的印象．他们具有原创性的了解，是无法用惯用的套语和流行的概念来表达的，他们必须重新界定他们的语言，以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相反地，博雅型的“通人”常能利用约定俗成的套语快速而安适地找到“解答”问题的论式。“因惑型”的学者因为必须找寻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一个已经被接受的观念，他们常会发现许多约定裕成的套语包藏了下少的漏洞，或不能成立的默契的基设．由于他们记不住被许多人接受的问题的答案，他们经常被迫必须明确地解答别人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相反地，对许多人而言，一些问题之所以不是问题，往往是因为它们所根据的并不合理的假设，经由看去是合理的(但事实上是颇为含混的)言辞有效地遮蔽的缘故。
对于一个“困惑者”而言，当他“看”到了两个事件具有一特别关系的时候，并不是就同时也知道如何精确地形容这个关系。通常他需要经过长久而艰苦的努力，才能找到形容他之所见的语句；但，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仍敏锐地感到辞不达意。
与这种情况正好相反，那些博雅“通人”在笔触酣畅之际，是不会感到这种痛苦的。一般地说，这些“通人”容易接受当时流行的学说与当世具有权成性的意见，对于那些能够变成博雅的人而言，这种现象可能不易避免，因为他既然能够博通，当然容易觉得他所博通的学问之中总应有些正确而有价值的东西。但对于那些具有原创能力的“头脑糊涂型”的学者而言，他会以批评的态度去考察流行的学说，一旦发现它们不容于自己的思想结构，他会相当坚强地排斥流行的学说，不受外界干扰地自行其是，因为，对于那些不能介入他自己思考架构之内，或对他自己思想的发展没有参考价值的学说，他是不想化费许多心血去学习的。
假若上述对学术发展具有不同贡献的两个类型，是确有所指的话，海氏说：那么，进大学需经考试的制度，将会使许多可能对学术做出原创贡献的“头脑糊涂型”的人遭到被据弃于校门之外的危险③。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理由，使我们怀疑现有入学制度的有效性。在学校成绩不佳，但后来却对学术产生了原创贡献的学者的数目并不少——爱因斯坦只是最有名的一个实例而已。而在学校成绩极佳的学生，后来变成杰出的学者的比例却是相当小的。另外，根据考试成绩作为大学的入学标谁．已经使得学生显著地降低了他们治学的兴趣。
因此，海氏建议大学的入学标准应加以改革，如以学生求学志还之强度做为标准的话，说不定能收到更多将来对学术能够做出原创贡献的人。这个问题当然相当繁复，一时不易说清楚，但在原则上，求学志趣之强度，可从测验学生是否愿意牺牲生活的享乐而知。如果一个学生愿意把大学当做类似修道院的一个地方看待，为了追求知识，他愿意牺牲现代国民视为当然的生活与娱乐的条件，那么我们可以相当客观地知道他的求知欲是很高的。在知道他已具有相当程度的条件之下，只要他为了求学而愿意度几年严肃的修道院式的生活，我们是应该给子他不经考试而入学的机会的。在入学以后，是否准许他继续攻读，应视他在这种近似修道院的环境中能否专心向学，与能否在所学的科系中获得实质的进步而定。这种制度可能使得大学中的有限位置不会全部被那些会考试的学生所占据。
(＜联合报＞副刊，一九八０年八月三十一日与九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