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相对论中国传播的研究情况

中国最早较为系统研究爱因斯坦及相对论在中国传播情况的是戴念祖。他在1979年完成的论文〈爱因斯坦在中国〉成为研究这个问题的基本文献，以后的研究大体以他所注意的方向发展，除了研究方法上稍有变化外，新材料的发现很少。胡大年近年专门研究此问题，在新材料的发现上也有贡献1。本文偏重于研究相对论在中国传播的方式、不同知识群体的接受背景及对中国知识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凡以往研究者注意到的材料和人物关系不再重复，只对新材料和新关系稍加说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对从1910年代后开始，归国自然科学留学生对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讲授和传播情况，因为材料所限，没有涉及，希望日后能再补充。

据戴念祖的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最早介绍相对论的是许崇清，时在1917年，他在一篇文章的论述中提到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2。主要传播者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如文元模、周昌寿和郑贞文等。胡大年文章中提到的李芳柏也是留学日本。研究证明，中国最早介绍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是留日学生，具体说主要是当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的物理系学生。但在这些学生之外，到1922年间，当时还有一个曾留学日本的学生景梅九也注意到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景梅九（1882-1959年），字定成，山西运城人。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代元老，早年留学日本。是当时南北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人物，他在上海办《自由》、在北京办《国风日报》的副刊《学汇》和「学汇社」3。「学汇」是北京《国风日报》的副刊，1922年10月10日创刊。约一年以后停刊。景梅九主编《学汇》时，以「老梅」为笔名发表了几篇介绍相对论的译文4。

在景梅九之前，周昌寿、文元模和郑贞文等留日学生已经介绍了相对论。这里要说明的是，早期中国关于相对论的介绍基本是在知识群体相互封闭的情况下，独立产生对某种理论的兴趣并加以介绍的。如果知识分子不处在某一个社团之中，或者说这些社团之间如果不建立联系，那么对于新知识的传播是有影响的。周昌寿、文元模和郑贞文都是早期中华学艺社的成员，这个社团是中国早期以科学和人文相融合为主要特点的知识团体，比它稍早建立的中国科学社与它的建立模式大体相同，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两个社团间的交流和联系很少。他们对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兴趣几乎同时产生，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建立起联系，而是以各自独立的条件介绍新知识，所以当时关于相对论的翻译和介绍性文章，有许多重复现象。中国早期介绍相对论的主要知识群体是：

中华学艺社，留日学生为主体，以许崇清、周昌寿、文元模和郑贞文为代表。以「学艺」杂志为主要园地。

少年中国学会，留法学生为主体，以王光祈、魏嗣銮和张申府为代表。以《少年世界》为主要园地。

中国科学社，以留美学生为主体，以任鸿隽、杨铨、徐志摩、张君劢、夏元瑮等为代表。以《改造》和《科学》为主要园地。

另外还有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以及《东方杂志》，各类知识分子都在上面发表文章。

虽然这个概括并不绝对准确，但相对论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大体是在这个知识群体范围内。从思想倾向上观察，这些知识群体之间的分歧非常明显（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但在追求科学这一点上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这可能与中国知识界普遍的唯科学主义倾向有关。如果以知识群体的留学背景为基本观察视角，可以发现，在中国早期传播相对论的知识群体中，留日学生的兴趣在于科学本身，而留学欧美的学生则在于哲学。早期介绍相对论的留日学生如周昌寿、文元模郑贞文等，最后都到商务印书馆参预理化教科书的编纂工作，成为理化方面的教育学家，而留学欧美的学生则比较重视政治、哲学和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多数卷入现实政治活动5。范岱年曾说6：

中华学艺社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留学日本的，他们吸收的西方文化是经过日本学者筛选和解读的。在哲学方面，他们侧重于欧洲大陆的理性论、生机论或直觉主义，而不侧重英美的经验论、实在论和实用主义。在社会理论方面侧重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而不侧重于个人主义。如果说中国科学社的成员有不少倾向于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中华学艺社的部分成员则更倾向于文学革命、教育救国和社会改革。

中华学艺社社成员在当时就对留学欧美的人谈论相对论有不同评价。周昌寿说7：

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理，完全是由数学的推理得出来的结果，所以一般没有数学修养的人，无由观其门径。我国研究相对律的人固然很少，但是介绍他的重要的论文，杂志里面，却有几篇；不过这些论文，大概仅将那些由数学推出的几个结果，摘录出来罢了。至于它的详细的内容，和万壑千流，不得不归宗于这个大原理的理由，却未曾提及，的确是一大憾事。但是由一方面说 ，这个原理的坚深程度，和他的价值的高远程度，恰成一个正比例。若要想真正了解他的价值，除却耐心忍性向着他那坚而且深的一条路上走去，别无他法。

这些言论显然是有所指的。周昌寿还指出，关于相对论发表前后十六年间，所成文献已不下一千余种，就是麻木不仁的中国，自从罗素在南京演讲以后，也有许多的人，知道它的存在，各种杂志里面，也东一篇西一篇的登载不少，虽然说得不完不全，读去不明不白，究竟总比不闻不问的好多着呢。究竟若要完全，就不能够明白，若要明白，也决不能够完全，二者不可得兼。他的工作也是只求一个明白罢了8。

周昌寿还认为9：

这个时候正正碰着我国学界兴高采烈的在那里高唱新文化运动，照道理说起来，对于这件轰轰烈烈的伟大功绩，似乎应该也得要知道一些风声的了。其实一直到了罗素来华讲演《物底分析》的题目的时候，一般人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奇怪的人存在。于是一般时髦政客，拿出他们那种揣摹杜威、罗素的惯技，要想来对付这一位先生。

周昌寿特别强调说在罗素演讲之前，中国并非果真没有人去研究过。他举出1917年出版的《学艺》一卷三号里面，许崇清的《再批判蔡孑民先生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已经提及此事，并且还举有一个有名的例子来作印证。后来文元模也在《学艺》二卷二号和四号里，作过简单的介绍。周昌寿感慨10：

惜乎他们两位都不是外国人，所以挑发不起一般人底好奇心，都将他们说得话，视为河汉罢了。现在因为爱因斯坦来东亚讲演过一次，所以国人对于他的兴味，也大非昔比，杂志上介绍的论文很不少，就是一个明证。既然这样，就不可再蹈这种盲从的恶习，务必要踏踏实实的将他真正的价值研究一下。

相对论在中国传播，比较集中的时间是在1920年到1923年之间，表面看与罗素来华有关，但这只是一般的理解。如果仔细观察事情并非这样简单。

当时知识界对相对论发生兴趣，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相对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特别是中国的知识界兴趣更集中在这方面。在此前两年，1921年张竞生在北大所开的课程中就有讨论相对论的内容，重点在哲学方面。他说11：

我在《相对论与哲学》一篇中，说及爱因斯坦的发明全藉哲学方法的效力。即是用了《逻辑》上（旧译《论理学》）的演绎法，和几何学家所用去创造几何学的方法。我又发现爱因斯坦以前，物理学的成立，虽由科学方法所得来，但到后头，竞为科学方法而破产。……幸而到了爱因斯坦手里，用了哲学方法──用了一个从前物理学家不敢用的方法──才把这些破碎的现象收拾起来，做成了一个系统的物理智识。

德国司密士的《相对论与宇宙论》，在1922年也被翻译到中国来。译者闻齐在序言中说12：

相对论之重要，其影响于科学与哲学之大，实为空前。迩来我国各杂志中时有介绍，然多以篇幅过短，不能详细解释，或夹杂数学，非普通一般人所能懂。我前曾翻译史乐生所著之《相对论易解》，并登载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嗣后张东荪先生寄以此书，嘱为移译，课余攫暇，竟于一月间脱稿。惜匆忙草成，错误自属难免。

此书原为演讲稿所编成，说理明显，依次陈述相对论所引起的重要问题。「著者以浅近文句（即非专门语）叙述安斯坦所以推得此种结论之故，及其如何得有实验证明。倘若承认此相对论，则吾人必大改其宇宙观。书中无高深数学插入，故人人可读。然此仅为通俗书，欲深究相对论原理者必进而更为深邃的研究。此种通俗书不过引人之兴趣而已。相对论虽难，然颇似橄榄，必欲嚼欲有味也。」13他特别提到这本书是张东荪寄给他的，说明当时中国的哲学家都在关心相对论。

罗家伦1923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科学与玄学》一书中谈到爱因斯坦的地方很多。据他在书前的自序中说，他写这本书时曾与赵元任、俞大维和傅斯年多次讨论。他在书中提到：「于是『量子说』正式成立，而且与爱因斯坦的系统有重要的关系，为近代科学史上灿烂的一章。」14

从罗家伦引述的参考文献中可以看出，他接触过当时已出版的大量的关于相对论的文献。他在书中认为：「量子说将来的重要，恐将驾相对论而上之。」书中还提到15：

爱因斯坦的学说有三大实证：第一即水星的轨道；第二系光经引力场（Gravitational field）之斜曲；第三系光谱线向红尖之拥聚。前两证已得到确切园满之结果，第三亦极重要，与量子说颇有关系。最近科学界对于predicted shift of spectral lines in a gravitation field 似已证定，使相对论的可靠程度愈为增加。

罗家伦说16：

爱因斯坦学说之所以接近哲学，正是因为他不是仅取科学中现成「镜架式」的空间和时间基本概念，而且追问时间和空间的本身。他的解答在科学方面，可以说是比较最能满意的。但是要根据他组织成一个大的哲学系统，解释所有哲学里的问题，则还要经过许多困难。

张东荪在《科学与哲学》中多次提到和引述过爱因斯坦的话。如在〈从我的观点批评科玄论战〉中说：「近来相对论出世，更把旧日物理学上的的概念修正了不少，结果知道所谓力就等于质量，二者只是一个东西。」17

1929年在上海大同大学的演讲《将来之哲学》中，张东荪说18：

例如哀斯坦的相对论虽然有两三项是在天文学上证明的了，但这几项仍是相对原理的应用，不是直接表示相对原理。所以只能认为左证而不可即认为是自身的证明。因为相对原理的本身是不能实证的，而可以实证的只是其应用于某某等处。详言之即如水星近日点一项而言，即证明哀斯坦的计算法较确于牛顿的计算法，然而仍不是直接实验相对原理。

一种新知识的接受与它最初的接受渠道与接受者的知识背景和兴趣有很大的关系。从现有的数据分析，中国最早接受相对论的直接渠道是日本物理学家石原纯。

石原纯是日本科学家兼歌人。明治十四年（1881），生于东京本乡。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卒业。四十四年，任东京帝国大学助教授。约二年间，留学欧洲；大正二（1913）年做教授，得理学博士学位，十年辞职。以介绍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理著名。为日本理论物理学之权威。他的诗歌也颇著名。着有《自然科学概论》，现代短歌之《石原纯集》等书19。

从石原纯在东京帝大任教的时间可以看出，恰好是中华学艺术社成员在日本活动的主要时期。周昌寿和景梅九基本是直接译介了他关于爱因斯坦的文章。1949年前石原纯的《自然科学史概论》对中国科学界的影响很大，当时对此书的评价是「石原纯先生此书，对于自然科学之种种问题，悉以安斯坦之相对性理论为依归：这是其特异于其它同一性质的著作之处。」20石原纯说：「安斯坦之一般相对性理论，固还有对于所谓宇宙论的问题的数种意见之不同；但是无论如何，其对于自然现象之记述，以同等的权利许与一切的基准系，在所谓包括天动说及地动说两种理论的立场上，而得造成认识论上满足的世界形象：这怕不能不说其实为伟大的业绩吧！」21

另外一个接受渠道是德国和英美，就是张君劢、夏元瑮、罗家伦、张东荪等。相对日本的接受渠道，这个传播过程更为直接，但接受者却以哲学家为主。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在物理学家中，吴有训是最早接触相对论的。到了三十年以后代才有周培源、束星北、胡宁等专业物理学家的研究出现22。可以说中国早期关于相对论的的传播以翻译和介绍为主，着眼点并不在相对论本身，而在于相对论在哲学上的意义。所以大体可以说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不是科学的传播而是一种哲学思想的传播。这也就是为甚么中国早期关注相对论的主要是哲学家和思想家。张申府晚年回忆中说23：

在哥廷根我决意翻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爱因斯坦，我在中国时便已经对他留意。1920年3月我写了一篇文章：〈科学的革命〉，我是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史上的突破性以及重要性的人。他的学说使宇宙较为清晰、较为容易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也有很大的美感，它总结了和改变了物理学上所有的概念，使物理学更加哲学化。

直到三十年代中期前，关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的主要译文和介绍，常常主要不是发表在专业学术杂志上，而是发在与哲学研究相关的杂志上24。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当时有一位名为薜学潜的人，用中国易学思想研究相对论。他写成一本《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书前有桐城张鸿鼎一篇序言，对作者这样评价：

着《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一书，附图式至详案。易卦方阵演变之定律，推而列之。引西儒爱因斯坦相对论、狄拉克方阵算学、希鲁汀格及达尔文各方程式、证明易方阵精明广大。凡物质波量子力学诸定律，皆能与易方阵定律相契合无间，更由此达哲学境域，思精而例具，有物有则，取述而不作义包罗万象，虽创见易信其不诬。

本书意在用「易方阵」的思维方式，验证已知的科学定律，虽然思路怪异，但看得出来作者具有现代物理学知识25。

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二十世纪20年代初传入中国，在两年时间内广为传播。到了20年代中期稍后，已广为人知。当时一般出版的科学、哲学辞典及相关的普及读物中，都收有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词条以及他本人的照片，已成为普通常识26。

罗忠恕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顾问期间，1946年至1948年于欧美各国考察讲学，1947年曾与爱因斯坦当面就人类关心的共同问题进行交流，他们的谈话曾在上海一家杂志上发表，这可能是1949年前当面与爱因斯坦进行过深入交谈的最后一位中国人27。

二　科玄论战源于相对论的传播

张申府晚年回忆他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思想变化时曾说过，那时他受到了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的影响。张申府是这样，其它知识分子大概也有同样的情况。这个判断很令人深思，以往人们在考察西方思想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时，似乎较少提到相对论的影响。但实际上相对论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相当深刻，它改变了部分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识方法，使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普遍的唯科学主义倾向中出现了不同声音，主要体现在张君劢引出的科玄论战中，而张君劢思想中有明显相对论对他产生的影响。在关于张君劢哲学思想研究中，注间较多的是德国哲学家倭铿、博格森、杜里舒（Ｈans Driesch）和康德对他的影响，对相对论在他思想中的作用少有提及28。

二十世纪2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的各种思想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就有不同的评价29：

假如有一种学说或主义，灌输到现在的中国来，真可谓所向无前。因为不论那一个文明国家，有新学说新主义在那边传播，迟早总会有人加以批评，唯有中国不然。杜威、罗素、杜里舒、山额夫人，等等都来了，莫不轰动一时，以为他们所说的话，句句是金科玉律。

相对论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传播的。

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相对论的时间大体在同一个时期，无论是中华学艺社成员还是中国科学社成员，比较集中接触相对论是在1919年左右相对论被证实以后30。张君劢接触相对论就在这一时期，他曾说31：

我于物理学为门外汉，微爱因斯坦之名之催眠，虽至今足不涉物理学之蕃蓠或焉。一九一九年，一九二零年之交，适居欧陆，报纸之所载相对论焉，学者之聚讼相对论焉，乃至政谭之会，社交之地，三五人纵谭，必及相对论。我为好奇心所驱遣，乃从事研究。时友人夏君浮筠，同寓柏林，每见则持相对论一书相质证。继复就柏林大学助教乌君往还讲习者数月。惟我乏高深数理之素养，故所得殊浅薄。杜里舒之东来也，讲题本以生物学及哲学为限，惟其新板秩序论中有评相对论文字一段，抨击爱氏至猛，若不两立者。窃以学理不贵一尊，有反方之文，则正方之理，或因而尤显。尝以此意商诸尚志学会林宰平先生，宰平先生然其说，乃恳杜氏发表其反对之意见，此则杜氏作此文之由来也。

张君劢在文章中还指出，相对论的发明，为物理学史上之大事，不仅物理学，哲学界受它的影响更大。他特别提到了1921年在牛津召开的国际哲学会上讨论相对论问题的情况。他说：「故研究题目之相同，而其方面异。物理学家所重者在物理方面，哲学家所重者在哲学方面。以吾与物理学渺不相涉之身，于此问题若须臾不能去怀者，其动机在是。」32他还专门引述哈尔顿（Lord Haldane）的话说：「此问题为双方之交界处，为科学家与玄学家相逢处。科学家之需要玄学家，与玄学家之需要科学家，正复相同。以此原则非科学家所得而独占也。」张君劢说他自己所以敢于谈论相对论在哲学上的得失，是因为：「顾数年来遍求国中一二文字评相对论在哲学上──是非者，而不可得。」张君劢比较了牛顿、爱因斯坦和康德的时空观后评价道：「然以我观之，苟划清康氏与爱氏所谓时空之定义，则两说不妨两利俱存。虽谓并无冲突，无不可焉。」他当时就意识到「惟科学家中每好以证明为唯一标准。凡不能证明者，即不认其有此物」。

张君劢介绍了当时英美哲学界的主要思潮（实证主义、新康德派、新唯实派、杜里舒与现象学派）后评价说33：

以上五家之言与反对者，现象学派也；绝对赞成者，实证派惟实派也。其介于二者间者则为新康德派。反对者，谓如爱氏言，则自然界之认识将无绝对之标准矣。绝对赞成者，以经验为唯一标准，不认经验外别有所谓绝对标准也。诚如赞成者之经验主义，谓所测量之时空外，不认有其它之所谓时空。今测量中之时空既属相对，则尚何绝对标准可言。虽然，以我读爱氏怀氏书，彼辈固不信时空之绝对，然未尝无所谓绝对者以为之准，依怀氏言，点事（Point-event）是也；依爱氏言，是间事（Interval）是也。两家之言如此。可以见人类之认识，必有其共同者在；必有其绝对者在。若无此共同者或绝对者，则认识且不能，尚何学术之可言？故有爱氏之相对论，而不至陷于无标准者，其原因在此。

张君劢翻译的杜里舒关于相对论的书虽然出版于1924年，但他接触相对论的时间却在这之前。林徽因在《悼志摩》一文中曾说徐志摩「曾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言论，并且在1922年便写过一篇关于相对论的东西登在《民铎》杂志上。他常向思成说笑：『任公先生的相对论知识还是从我徐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过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34徐志摩介绍爱因斯坦的文章名为《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35。徐志摩关于爱因斯坦的接受则来源于张君劢。

徐志摩在文章一开始就说36： 　

吾秋天过巴黎的时候君劢送我一本安斯坦自着的《相对主义浅说》，告诉我要是有辰光，不妨研究一下。我离开巴黎就在路上看了一遍，字是一个个都认得的，比喻也觉得很浅显的，不过看过之后，似乎同没有看差不多。我可也并不着急，因为一则我自己科学的根柢本来极浅，二则安斯坦之说素，原不是容易了解之东西。到了英国，我又把那本书复看一下，结果还是「山东人吃麦冬，一懂不懂」。于是我想要懂总得请人指导。谁知问了许多人，大家都很客气，一样的说不懂。吾同住有位学工程的，算学物理都很精明，我就同他谈起，我问他你看安斯坦的学理怎么样，他回答说他不管。他气烘烘的说，你要听他可糟了，时间也不绝对了，空间也不绝对了，地心吸力也变样儿了，那还成世界吗？我碰了一个钉子，倒发了一个狠，说难道就此罢了不成，他的学理无非要解释宇宙间的现象，奈端得深浅阔狭，我多少理会一点。难道见了安斯坦就此束手。我也不再请教人了，自己去瞎翻。另外看了几本书几篇杂志文字。结果可不能说完全失败，虽然因为缺乏高深数学的缘故，不能了解他「所以然」的道理，不过我至少知道了那是甚么一回事。

据徐志摩介绍，1920年秋天科学社在南京开年会的时候，任鸿隽在会上讲一篇爱因斯坦的「相对说」，同时饶毓泰也在年会上讲同一题目。徐志摩说37：

任饶两位当然是完全明白，不过听他们的人，有没有听懂，可又是一件事。这一回罗素到南京科学会里又讲安斯坦。我看见那篇译文，听实说除非有过研究的人，否则一席之谈决不会有多大的效力。

徐志摩这篇介绍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章，只是一般的介绍，大体可以说是一篇普及性的文字。但徐志摩对「相对论」认识却是值得注意的。徐志摩说：

安斯坦在物理界的革命，已经当代科学家认可。……无论如何他发动了这样一件大事业，应该引起全世界注意，不但是爱科学的人当然研究，就是只求常识的人，既然明白端奈的身份，就不可不知道安斯坦的价值。

除了科学价值外，徐志摩还认识到「这相对学说对于哲学也有极大的贡献。」他进一步指出38：

有人反对「相对说」，说他无非是一种玄思，并没有科学的真义。照现在莫名其妙的哲学派别之多，也怪不得人家起那样的疑心。不过说「相对说」决计不是无聊的玄思，有两种理由。第一因为「相对说」是科学试验的结果，并不是空口说白话，而且随时可用科学方法来复验的。第二「相对说」根本没有玄思的意味，因为他完全脱离人生的感情意气经验种种，是纯粹唯物的性质。寻常哲学多少总脱不了以人心解释自然。相对说是彻底彻面抛开人间世的理念。我们人类一部知识史是发源于以个人为宇宙中心一直到放弃个人观念，这「相对说」可算最后的一期。此是「自然法」的最后胜利，其范围之广为从前所未曾梦见。

徐志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只要跟着科学走，总错不到那里去。」

1920年10月罗素在南京中国科学社的演讲题目是「爱恩斯坦引力新说」。赵元任做翻译。12月21日出版的《晨报》发表了这个演讲。罗素在演讲中特别提到要了解爱因斯坦，要看爱丁顿的书。并认为「爱恩氏所得，要为实验证实之科学大胜利。谓为牛顿后第一人，不为过也」39。

罗素在这个演讲中特别提到40：

相对论的起源，它的一部分本来也是由一种相对的哲学态度而来，等到相对论今天告成，它的许多深有兴趣的物理的成绩也似乎有些哲学的结果。但是相对论虽然发达的如此之快，算起来究竟还是一个几岁的科学婴孩。所以对于它在哲学上的影响我们却不可以抱太奢的希望。因为曾经有过许多很普遍的哲学的思想做过相对论的物理的研究和观察的精神的鼓动力；但是后来相对论渐渐的证实过后，它的内容虽然更加丰富而坚固，可是反不如哲理家所愿望的那样概括和普遍，现在除非还是物理学的门外汉，才会还相信那些说过头的概论。

三　简短结论

1922年爱因斯坦到上海时，张君劢曾见过他。爱因斯坦在上海演讲时，张君劢问他对当时国际间流行的「心灵学」研究有甚么看法，爱因斯坦说这是不足道的41。这个细节说明张君劢除了关心科学的发展外，更关心人生问题，他后来在清华演讲的思路，与他对爱因斯坦所提问题之间或许有些关联。

科玄论战是因张君劢引出的，他大量接触过当时关于相对论的知识，特别是英美哲学家对相对论的认识，所以评价1923年初张君劢在清华关于人生观的演讲及引发的争论，要上溯到他与相对论的接触和接受情况，才能有较完整的认识。虽然科玄论战中涉及的问题，在此前的《科学》杂志上也曾有提及，但集中的讨论却是在张君劢演讲之后42。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科玄论战起源于相对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就是说相对论的传播和接受触发了张君劢的思考。张君劢对科学主义的怀疑态度，应当放在相对论的传播这个背景下来理解，他对过分强调科学功能作用的提醒和警告，暗含着不能用绝对的态度观察世界，这个思想的源头无疑来自相对论的启发。后来的事实提醒人们，在观察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时，应当注意到同样思想来源最后所导至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思想背景最后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张君劢终身主张中国应走宪政道路，并为此奋斗一生。而在科玄论战中与他始终处在对立面的老朋友丁文江，在三十年代初期，曾一度提倡开明专制。这些思想的逻辑发展，如果往前追溯，其实在科玄论战的过程中，双方的思想路向已经显示。林宰平在《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中说：「君劢先生反对科学，他却要邀集知好研究安斯坦的相对论。」43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中认为44：

等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成立以后，牛顿的公例已经不能适用，因为爱因斯坦说，吸引的现象是空间的性质，无所谓力，用不着力的观念。空间自己是曲线的，所以凡在空间运行的物质都走曲线，牛顿所说的直线运行，是世界所没有的现象，用不着这种假设。君劢说，「近年以来，则有爱因斯坦之说，虽其公例之适用范围有不同，然端奈公例之至今犹能适用，一切物理学家所公认者也。」读者只要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拿牛顿的Principle来比较，就知道他这种话有无根据。

一般评价，在1923年这场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思想占了上风，它对中国后来的影响也明显超过「玄学鬼」，这使得中国现代思想中绝对观念、一元论、决定论等思想特别容易流行。郭颖颐曾指出：「许多中国思想界领袖都成为科学一元论者，20年代的这种潮流，导致30-40年代更坚定地支持科学的力量，以及认为科学规律与人类发展的『规律』相一致的观点。」45过分推崇科学范围的活动削弱了经验论的思想风格。郭颖颐认为，在急切和混乱的30-40年代中，寻求科学的精神觉醒，所带来的不是经验论渐进和多元的思想方法，而是唯物论科学主义的教条结论。

2004年10月16日完成于中国科学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本课题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知识创新工程试点项目资助（来源：二十一世纪）

注释

1 戴念祖〈爱因斯坦在中国──记1922-1923年间爱因斯坦两次路过上海和相对论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赵中立、许良英编《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第396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上海。本文注意到了爱因斯坦与中国关系的主要线索，但细节较少。智效民在《爱因斯坦为何与北大失约》中使用蔡元培日记中的材料和当时京沪报纸中的相关报道，补充和充实了戴念祖论文中的细节。见《中华读书报》，2000年3年15日，光明日报出版，北京。胡大年论文中发现了戴念祖没有提到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主任李芳柏关于相对论的文章，并对他的情况做了介绍。Danian Hu, The Reception Relativity in China：The Japanese Influence姜振寰主编《第十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论文集》第441页，未公开出版，2004年，哈尔滨。

2 《学艺》杂志第一卷第二号，1917年9月，许崇清《再批判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学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附蔡孑民先生致「新青年」记者书）。关于爱因斯坦的译名当时并不统一，主要因人的不同习惯而定。一般称「恩斯坦、安斯坦、哀斯坦」为多。见岭南大学图书馆编《中文杂志索引》第一集上、下卷，广州，1935年。索引中只列「恩斯坦」。本文除原始引文外，一律遵从约定习惯。

3 景克宁、赵瞻国《景梅九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太原。

4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下册，三联书店，1979年，北京。戴念祖查阅了《学汇》副刊，但只列出了关于爱因斯坦来华的两篇与蔡元培有关的文章，没有提到景梅九和如下文章：《相对性原理的真髓》（石原纯原著，老梅意译49-52期）；《时间及空间的相对性》（石原纯原著，老梅意译，53-67期）；《相对性原理和哲学上的问题（相对性原理序论第一节）》（石原纯原著，老梅意译，68-70期）；《相对必原理序论》（石原纯原著，老梅意译，71-72期，74-75期）；《相对性原理第一编》（石原纯原著，老梅意译，78-83期）；《相对性易解》（老梅，86-92期）；《科学的革命（相对论研究）》（法国露霞诺尔曼着，老梅意译，145-156页）；《安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蔡元培，35-36期）；《安斯坦在日本的言论》（祁森焕 68-69期）。

5 留学背景并不绝对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倾向，但大体有知识方面的影响。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留学情况一般较为复杂。通常一个人会有多个国家的留学经历。本文所谓留学背景，比较侧重于他们最后的思想倾向。早年中华学艺社和中国科学社的成员有交叉情况如《中国科学社社录》中（民国17年刊行，未公开出版）有高鲁、许崇清和张贻惠的名字，他们都是中国早期传播相对论的留日学生。

6 范岱年《一个曾致力于人文与科学交融的学术团体及其刊物》，《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3期第84页。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北京。

7 周昌寿《相对律之由来及其概念》第1页，中华学艺社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1923年，上海。

8 同上第2页。

9 同上第56页。

10 同上第57页。

11 《张竞生文集》上卷第266页，广州出版社，1998年，广州。此文原载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2月15日出版）原题为《「行为论」的学理与方法》。

12 德国司密士着、闻齐译《相对论与宇宙论》第3页，民国十二年，商务印书馆，上海。

13 同上第3页。

14 罗志希《科学与玄学》第31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北京。

15 同上第32页。

16 同上第96页。

17 张东荪《科学与哲学》第60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18 同上第147页。

19 唐敬杲主编《现代外国人名辞典》第407页，民国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上海

20 石原纯着、谷神翻译《自然科学概论》第2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二年。此书完成于1918年，1927年修改再版。书中第六章「自然科学之形式」中多次提到安斯坦相对原理。见第138、139、157、171、195、196、200、204、205、246、247、251页。顺便提及，1949年以后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中国传播做出很大贡献的许良英先生，早年也受到过石原纯的影响。笔者看到的《自然科学史概论》是许先生捐赠给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藏书，上面有许先生1947年购书的记录。1949年前，中国知识界对石原纯非常熟悉，一般关于科学的词典里都有他的名字。他的《物理学概论》1-4册（周昌寿译，商务印书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原理》（石原纯着，周昌寿译），《电的故事》（石原纯着、陈寿龄译，商务印书馆）等是书店常见的书。《自然科学概论》出版后，《科学论丛》第1集曾发表陈之平一篇书评。见《科学论丛》第1集第230页。胡大年论文中重点提到石原纯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影响。

21 同上第160页。

22 吴有训《第4度量》（1919年《学灯》）、魏嗣銮《定时释体》（1920年《少年中国》）。当时《东方杂志》第17卷第3期上对1919年11月日食观察测验证相对原理一事作了介绍，题目是《光线能被重力吸引之说》1920年2月）。周培源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的研究。1928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完成博士论文《爱因斯坦引力论中轴对称体的引力场》，获得加州理工学院最高荣誉的评价。1929年周培源回国后，继续从事广义相对论、宇宙论和物质磁性的研究。1935年发表论文《膨胀宇宙的引力理论》。1936年周培源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学术研究院，参加爱因斯坦主持的讨论班，从事关于相对论和宇宙论的研究，1937年发表论文《爱因斯坦引力论中场方程的各向同性静态解》。20世纪20年代，周培源曾经提出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研究中的「坐标有关」论的观点，以后许多年「坐标有关」论与「坐标无关」论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直到80年代后期，「坐标有关」论终于获得了科学实验的支持。（戴念祖主编《中国物理学史大系•近代物理学史》第76、7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长沙。）束星北20世纪20年代探索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理论。虽然束星北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未能取得实质意义的进展，但他的有关研究在当时还是有启发性的。（77页）20世纪40年代胡宁完成了广义相对论方面的一项重在工作。1947年胡宁在《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广义相对论中的轴射阻尼》。胡宁的这一工作得到了国外同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该领域中一项产生了广泛影响和具有开创性的工作。（80页）田渠编着《相对论》（正中书局印行，民国三十七年，上海）本书是作者在国立湖南大学物理系教书时的讲义。上篇为狭义相对论，下篇为广义相对论，为专业性介绍。 　

23 舒衡哲着、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北京。 张申府《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北京。关于张申府传播和接受相对论的情况，刘钝曾有详细评述。见《革命、科学与情爱--〈张申府访谈录〉读后》，《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4期第11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北京。

24 20世纪30年代，叶青等人在上海办辛垦书店，同时出版《二十世纪》杂志和《科学论丛》，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的科学著作。其中有爱丁顿的《物理世界之本质》和《星与原子》蒲郎克《科学到何处去》，蒲郎克书的序言为爱因斯坦所写。（蒲郎克《科学到何处去》，皮仲和译，《星与原子》张微夫译，辛垦书店，1934年，上海）王特夫《物理学概论》（辛垦书店，1934年，上海）同时出版的《科学论丛》几乎每期都有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有关的内容。如第一集的爱斯坦《相对性理论》、第二集《论理论物理学之方法》、第三集的《场之新旧理论》（莘农根据日本石原纯译文译出，辛垦书店，1934年，上海。）郭颖颐对这个群体的评价是：对科学抱有极高的热情，但对科学缺乏真正的理解。（郭颖颐着、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第1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南京。）另外参见《相对论浅说》勒脱（英人） 晚苕（译）《哲学评论》第1卷第3期126页，民国十六年八月。恩斯坦《伊太与相对论》（《哲学评论》第1卷第6期 153页，民国十七年二月。）爱斯坦着，孟昭英译《几何学与经验》（《哲学评论》第2卷第2期第85页，民国十七年九月）

25 薜学潜着《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第3页，1937年精装自印本。中国科学公司经售，此书现藏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第三章为「相对论之基本议程式」。第二十四章「易说与相对论」。第二十五章「易说与相对论（续）」二十七章：「易说与万有引力电力磁力」。

26 参见日本田边元着、周昌寿译《最近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五年，上海）第四章中第四节专讲「相对性原理」。朱经农、唐铖和高觉敷主编《教育大辞书》（《教育大辞书》，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七年，上海），已重点列出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条目。本辞书的编委主要由当时中国留日和留学欧美的学生组成。早年在中国介绍相对论的几位重要学者都列为编委如高鲁、任鸿隽、段育华、郑贞文、周昌寿等。汤姆生着、胡明复等译《科学大纲》第4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上海）第三十二篇「爱因斯坦之学说」。由当时东南大学数学系教授段育华译。书中附有爱因斯坦的照片。并说明：「精深远到，世界仅见之科学学说创造家。」张国仁编《世界文化史大纲》下册（民智书局，民国二十一年，上海）本书专设一章「现代科学之革新家--爱恩斯坦」。对他的评价是：「从此爱恩斯坦的理论遂为科学界一致的崇拜。」 　　Grove Wilson着、曾宝施编译《世界科学名人传》（生活书店，民国二十四年）书中第二十八章，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生平的学术贡献，并附爱因斯坦拉小提琴的照片。认为相对论：「实际上对于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这种理论是无用的。但如果你是一个天文学家或物理学家，则这理论非常重要了。这当然不是对于宇宙一种最后的解释。最后的解释，还是要追根于那最小的原子，电子。一切研究都是要有赖于这个原子世界，也是要有赖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L•Lnfrl着、秦仲实译《科学在今日》（民国二十四年，开明书店，北平）本书是一末介绍现代物理学的通俗读物，书前有爱因斯坦的序言一篇。霍登着、应远涛译《近代科学与宗教思想》（青年协会书局，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书中多次提到爱因斯坦。艾丁敦着、严鸿瑶译《物理世界真诠》（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南京）皮仲和编《世界科学家列传》（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五年）有爱因斯坦的传记。吉松虎畅着、张建华译《科学界的伟人》（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上海）有「提倡相对论的物理学家」一章，专门介绍爱因斯坦。并附爱因斯坦讲课的照片。李书华等着《科学院概论》（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四年，重庆）。石兆棠《科学概论》第十八章即为：「爱因斯坦方法论的基础」。（文化供应社印行，民国三十一年，桂林）。卢于道《科学概论》中也提到爱因斯坦（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民国三十四年，上海）。任鸿隽、李珩、吴学周合译 W•C•D Dampier-Whetham 原著《科学与科学发展思想史》第九章「物理学中的新时代」。介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上海）。陈鸿恩等编译《五十科学伟人》（世界书局，民国三十五年，上海）有爱因斯坦的传记。

27 罗忠恕《与爱因士坦先生的谈话》《观察》第5卷第20期第14页，观察周刊社，1948年，上海。罗忠恕（1903-1985）曾任华西协和大文学院院长。1942年发动成立东西文化学社，与李约瑟有较多来往。

28 参见刘义林、罗庆丰《张君劢评传》（百花州文艺出版社，1996年，南昌。）吕希晨、陈莹《张君劢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天津。）郑大华《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北京。）郑大华《张君劢评传》（1997年，中华书局，北京。）

29 陈兼善《进化论纲要》第1页，商务印书馆，民国22年，上海。

30 《科学》杂志最早提到爱因斯坦是在1919年。杨铨《科学与研究》一文。见《科学》第5卷第7期，民国八年。也见《科学通论》第215页，中国科学社，民国二十三年再版，上海。

31 杜里舒着、张君劢译《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第1页，民国十三年，商务印书馆，上海。

32 同上第2页。

33 同上第19页。

34 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第9页，1999年，百花文艺出版，天津。

35 本文完成于1920年。正式发表于1921年4月15日出版的《改造》杂志第3卷第8期。论文前面用英文列出论文所依据的科学文献。分别是：

1. 爱因斯坦《相对论：广义和狭义的理论》，伦敦麦修恩有限公司，1920年。

2. A•S•爱丁顿《空间时间与万有引力：狭义相对论概说》剑桥大学出版社，1920年。

3. 哈罗《从牛顿到爱因斯坦》。

4. 福来恩•西克《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理论基础》，剑桥大学出版社，1920年。

5. 休•爱略特《相对论原理》，《爱丁堡评论》1920年10月，316-331页。 　

6. 威尔登•卡尔《相对论原理：哲学与历史和取向》，伦敦麦克米伦，1920年。

见《徐志摩全集》第4卷第29、30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南宁。原文中科学文献的翻译由傅光明译出。

36 同上第30页。任鸿隽认为：「二百余年以来，牛顿的万有引力说，已为学者认为『人智能及之最大限度』，不意二十世纪以来，又有安斯坦（Einstein）的引力新说发明，比较牛顿的引力说更为普遍而精确。所以我们若是要把行星系统的发明做一个『完全的叙述』，应该以安斯坦的引力新说为止。」（任鸿隽《科学概论》上篇第60页，民国十五年，商务印书馆，上海。）

37 同上第31页。

38 同上第46页。

39 袁刚等编《罗素在华讲演集》第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北京。12月21日在北京大学讲「物的分析」。这是专业性的演讲，后由任鸿隽和赵元任译出。见《罗素及勃拉克讲演集》，惟一日报社，1922年出版。详见袁刚等编《罗素在华讲演集》第250页）

40 同上第243页。

41 戴念祖《爱因斯坦在中国》。

42 见《科学通论》。本书是《科学》杂志重要文章的汇集。中国科学社，民国二十三年再版，上海。

43 张君劢等着《科学与人生观》第16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沈阳。

44 同上第17页。

45 郭颖颐着、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第1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