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和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领域里的朋友谈自己的研究与思考。这样的越界谈话是有点冒险的：你关心的，陌生的朋友有兴趣吗？但又这样说服自己：咱们都是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且都在进行着各自的追求与思考，那么，这些共同点大概就足以使我们坐在一起聊天了。
（一）
我首先想聊的是：我为什么要做研究？--简单地说，就是要"还债"与"圆梦"。
我是成长于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我的记忆里，充满了民族、国家、家庭与个人的苦难，正是这"苦难体验与记忆"，成为我观察、理解２０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学，以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的基础。而在我的苦难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在外在的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背叛，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般的压在心上，像一座座的"坟"。"悔恨"之蛇就这样无时不刻咬嚼着我的灵魂，只有倾诉于笔端的那一刻，才稍得舒缓。
但我又不能无止境地沉湎于悔恨与自剖的痛苦之中。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也即扮演了某种社会角色的个体，他的思虑应该更为深广，还要经历思想的飞跃与升华，才能超越于一己的经验局限，达到更为普遍性的认识，使苦难真正转化为精神资源--对于个人来说，这是自我精神的自赎与自救（即所谓"还债"）；对于社会，或许能成为某种历史经验的总结，而对后来者的思考与选择，起到历史借鉴的作用。
作为建国初期的中学生，我有一个金色的童年，或者像我的一篇文章里所说，"曾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在我的理解里，所谓"自由做梦"，就是怀着对未知世界的期待、好奇，去不断地发现"新大陆"。在我看来，正是"发现"这两个字，包含了文学、艺术、科学，教育与学习，一切创造性的劳动与人生的秘密与真谛。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我的老师、著名诗人林庚先生的一句话："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我还想补充一句：这同时也是对自我的内心世界的美的发现，一种激发与升华。我的人生道路曾有过许多坎坷；所谓坎坷，就是外在的环境比较恶劣，而所有外在的黑暗都会转化为内心的黑暗，这就需要唤起生命中的光明，来抵御一切外在的与内心的黑暗。我的办法是自己设计一件或几件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其中也包括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研究课题，然后，带着一种期待，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冲动，全身心地投入，陶醉于其间，用婴儿的眼睛去重新发现，把它看作是自我生命的新的开拓与创造，从中去获取"诗"的感觉，使自己"生活得诗意而神圣"，并追求生命的自由的酣畅淋漓的状态。我十分欣赏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说的一句话："人类无疑是有力量来有意识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的"--对于我来说，我的研究工作就是提高自己的生命的最有效的途径。
这就是我的研究对于我的意义：不仅是为了精神的自救与自赎，更是为了达到精神的自由创造的境界。
（二）
这样，我选择鲁迅和中国现代作家作为我的研究对象，就是必然的了。--他们是我的前辈或同代人，他们也是饱经苦难，同时也都保留了一颗"赤子之心"。我们有着类似的思考与体验。而我的研究方法，或者说我接近我的研究对象的方式，也必然是主体投入式的--不是隔岸观火，而是把自己也"烧"进去，和他们一起对话，争论，进行心灵的交流与撞击......。
我怀着好奇心，追问我的研究对象，这些中国的现代作家们：你们追求什么，思考什么？你们面临着怎样的困惑？你们的内心世界是怎么样的？--其实，这也是在追问我自己。
于是，我听到了鲁迅的声音--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无声的中国》）
但是，我们能发出自己的，真的声音吗？
在鲁迅看来，现代中国人是很容易失去自己的声音的。因为他面对的是两个强势文化：中国古代人所创造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外国人创造的西方文化。这就要求有一个更强大的生命主体，有足够的消化力，使自己变得更加强有力。但如果缺乏自强自力，只"不过敬谨接受"，那就会形成双重"桎梏"，而最终窒息了自己。
这就有了"被描写"的危险：自己不积极认识自己，表达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就只有让别人（古人，外国人，或者某个意识形态权威）来代表自己，或者用别人的话来描写自己，从而使自己处于"被描写"的地位，也即被主宰与被奴役的地位。
在鲁迅看来，真正的危险更在于，以这样的"被描写"为"光荣"，"将来会有人以这样的事为有趣"。（《未来的光荣》）
于是，也就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反抗被描写"的挣扎与努力。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一方面，要向古人和外国人学习描写，同时又要反抗依附于古人与外国人的"被描写"，目标却是"用现代中国人的自己的话真实地描写自己"，以有利于现代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
这里的关键是"创造"。离开了创造，就不会有真正的"拿来"和"继承"。所谓"反抗被描写"的本质，就是创造出自己的语言，形式，思想，并且自立标准。
自立标准的核心，就是要走出一条现代中国人的自己的文学之路。这是一条探索者的路，勇敢者的路，充满曲折，每前进一步，都有无数次的失败的陷阱在等待着，但它是真正能焕发出人的创造力的，因而是最具有魅力的。
一个多世纪的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而且还要继续走下去。
（三）
真的，有无数的陷阱在等待着我们的现代作家，知识分子，以及我们自己。
比如，我们极有可能成为"官"的"帮忙"与"帮闲"。这时候知识者的"说"与"写"即所谓理论与学说，如鲁迅所分析，就变成了随"武力"（权力）之后"想出来的解释"，其作用仅在于制造权力拥有者"权威的宗教上、哲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妄想"（《同意和解释》）。而知识者的思想与语言一旦与权力相结合，成为大一统权力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功能就不再是进行交流，而成为一种思想与语言的专制，走向自己的反面。
我们还极有可能成为"商"的"帮忙"与"帮闲"，同时自己也成了鲁迅所说的"'商定'文豪"。也还是鲁迅说得好："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娜拉走后怎样》）。我们曾因为没有钱而失去自由，我们也曾因为"一切为了卖钱"而失去自由--这都是曾经有过的历史，或许也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我们也有可能成为"大众"的"帮闲"。知识分子自然不能轻视大众与大众的流行文化，但却不能去"迎合"；鲁迅说，"'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要不得的"。鲁迅认为，知识者的任务是"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
而无论做"官"的"帮忙"和"帮闲"，"商"的"帮忙"与"帮闲"，还是"大众"的"帮闲"，都不会有自己的独立的真实的声音。
（四）
即使我们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冲破种种束缚，大胆无忌地发出了自己的真的声音，结果又如何呢？
说与写不仅要有对象，还要有场所。也就是说，知识者的说与写，还必须面对既成的语言交流方式，语言模式，习惯。因此，一切与"既成"模式不同的声音，都会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拒斥，或者被曲解，变形，以至被消解。
而且中国还是鲁迅所说的"文字的游戏国"。"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中国的一切思想、言语都会成为"游戏"和"演戏"。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内心所想与所说的自觉割裂，语言与真实世界的自觉割裂。不仅说的人起劲地表演，听的人也都心照不宣，本来看的不过是一出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反以为扫兴"。当真的知识者自己的真实的声音落入这样一个一切都被虚幻化了的"文字游戏场"里，其话语的本意就会被阉割，因为在游戏场里，一切都要服从游戏规则，于是，即使是真诚的说话本身也成了"表演"，即使是严肃的话题也要被看成是"说笑话"。鲁迅说："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这些话都说得十分的沉重，而内含的危机感、焦虑感，更给人以震撼。
但或许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也越要坚守我们的追求与信念：一定要发出自己的真实的声音，那怕它不起作用，可能被曲解与戏谑化。这就是"说了等于白说，白说也要说"。我们已经说过，要"反抗被描写"，现在，我们还要"反抗绝望"。--这是鲁迅那一代的人生哲学。这里包含着两个侧面：首先是"绝望"，就是要抛掉一切自欺欺人的幻想与神话，敢于正视现实的黑暗，正视自我的有限性，觉悟到这些，真正看透了，也就大彻大悟，达到超越，这就是鲁迅所说的"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看透了，还得采取积极的人生态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像鲁迅那样，"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为可为，向前的走去"（许广平语），或者像鲁迅对青年人所说的那样，"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这就是"反抗绝望"。鲁迅说："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其内涵是极其丰富而深刻的，值得我们细加体味。
（五）
但问题还没有完，还要再追问下去--我们只要发出"自己的真的声音"，就解决一切问题了吗？
这里，还有一个是怎样的"自己"的问题。
鲁迅曾批评某些作家，说他们"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在这样的作者的作品里，往往"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不能说鲁迅批评的这些作者没有发出自己的真的声音，但由于他们的"自己"的眼界与精神境界都过于"狭窄"，这样，他们发出的声音，就变成了"顾影自怜"。--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警戒：在强调言说主体的独立自主时，不能陷入对"自我"的迷恋，那将是另一个精神误区。
由此引发出的是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有自我怀疑与批判精神；如鲁迅自己所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写在〈坟〉后面》）。这正是区分真、假知识分子的一条线：如果有人唱着"高调道德"，横扫一切，而从不反省自己，就得警惕：你碰到"假道学"了。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地丰富、提升自己。鲁迅说："博大的诗人"总是能够"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诗歌之敌》）
他还引述爱罗先珂的话："看见别个捉去被杀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以为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鱼的悲哀〉译者附记》）真正追求精神独立与自由的知识分子必定具有一种大慈悲的博爱精神：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个体生命处在不自由、被奴役的状态，那就不能说我们自己的生命个体也是自由独立的。
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鲁迅说过一句十分朴实的话："我以为根本的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革命文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确实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到"立人"这个"根本问题"上来：要真正实现"用现代中国人的自己的话真实地描写自己"的目标，关键是要使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自由、创造与批判的现代精神的人，一个视野高远、境界博大，内心世界极其丰富的真正的人。--这当然只是"常识"，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也正是"回到常识"中来：不是么？
我说完了，就该听诸位发言了。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３日写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