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问题，说白了就是一个国家在充满了复杂的利益矛盾中如何选择自己的朋友与对手的问题。既然是战略，就应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和外交官纵横捭阖，从不利中争取有利的具体的外交技巧和策略不同。这个稳定性，就体现在一定时期的国际战略与一定时期的力量分布格局相联系。西方学者称之为“国际结构”。中国学者用法比较混乱，主要用“国际格局”这个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国家的绝对力量，而是其所处的相对力量状态。为什么力量的分布对比这么重要呢？原因就在于在实力政治的国际社会现实中，战争还是解决利益分配矛盾的最后手段。但是，由于国际社会中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利益分配又不是单纯的由力量的分布来等比例划分的。因此，各个国家通过推行自己的国际战略，主动的组成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于是，国家之争的斗争便进一步走向集团之间的斗争。
在一种集团关系的国际政治斗争中，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往往要受到集团的国际战略的影响。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制约性强的超级军事集团华约的瓦解，以及政治军事化趋势的减弱，政治经济化和政治文化化（包含民族化）的倾向日益增强。因此，国家之间的斗争更为复杂。既因为经济集团和文化集团的盟主对盟友控制力不如军事集团，也因为各种国际组织的大量产生。在国际组织中的斗争成为了一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一个经常为国际政治学者都关注的问题就是由于全球化形成的相互依存问题。相互依存无疑使得一个国家要明确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选择自己的朋友和对手的难度增加了。美国学界近年来掀起的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大讨论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不过，虽然国际关系的日趋复杂，利益关系日益难以界定，作为一个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学者，却不能不在一个宏观的国际框架下来看问题。所谓宏观的国际框架，是指分清到底什么决定着一定时期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做一番关于全球化、一体化的泛泛之谈，更不是从某个国际政治的现象出发，认定已经出现了某种国际格局。科索沃战争后，我国的一些学者就认为多极化的潮流已被单极化的逆流所阻挡。之所以出现这些难以摆到正规的国际学术讲坛上进行讨论的观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基本的学术概念、理论框架还没有搞清楚。为了能够比较清楚的说明国际战略和中国的选择问题，本文试图从比较浅显和符合中国人的语言表达方式的角度，运用有关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哲学框架来完成这个任务。
维护国家利益的两个根本办法与国际战略的国际压力
一个国家要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从最基本的角度来看，有两个办法。一是增强自己的绝对力量。如果自己的实力能够增长到其他国家可望不可及的地步，那么，别的国家是不敢来侵犯你的。美国现在就是这样。还没有听说过那个国家去侵犯美国的领海、领空或美国的主权利益。虽然某些国际经济组织的裁决不一定有利于美国，那并不是美国的对手的胜利，只是美国为了更大的国家利益而做出的一些小的让渡。何况美国凭借自己的实力，早已建立起符合自己利益的决策程序，大部分裁决都是对美国有利的。实在不行，美国可以用国内立法的方式来处理国际纠纷。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第一个方法主要依赖的是国内的发展问题。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问题。可以说，一个社会的科技创新能力，可以使其突破原有的经济基础和资源基础的限制，迅速崛起为第一流的国家。这里要严格注意的是，本文所提的这种崛起，和通过兼并与反兼并的资源战略是不一样的。后者必然在实力对比的反复较量中，引发一场关于资源与市场的决战。西方有一派学说，叫做霸权周期论，讲的就是新老国家在力量趋近的争夺过程中爆发的决战。可能有的学者会指出，没有一定的资源，一个国家就不能成长为真正的世界大国。这句话实际上是有问题的。近代社会以来，没有一定资源的国家也可能成长为世界大国。英国就是如此。只能说，没有较为丰富的国内自然基础和较为强大的本民族人力基础，一个没有一定资源的国家的世界大国地位是难以持久和易于衰退的，如果它的创新能力没有保持下去的话。原因就在于，这种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外界的依赖性太大，自立性不强。英国之所以保持了百年霸权，一方面英国本土在到19世纪末以前，其工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又牢牢的掌握着殖民地的资源。也就是通常所认为的“帝国的生命线”。
当然，上面说的是国家力量对于保护国家利益的决定作用。是比较直观，也是比较终极的。其实，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国家力量的作用往往被合法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流学说新现实主义就认为，霸主通过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制度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化。人们所现在提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在70年代中期就已经瓦解了，但是几个主要的国际组织却保留了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个组织被称为是世界经济领域的“三驾马车”。他们对成员国的影响力之大，不在联合国之下，表面上它们还是联合国的分支机构。在这些组织里面，决策的程序是不利于穷国的，所作出的决定也大部分反映的是美国的利益。一旦这种制度形成，就对新兴国家的成长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导致他们在不公平的国际交易中倍受损失。。原有的霸主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力量分布地位的。
虽然我们认为，根本的决定一国力量的因素是该国的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能力，但是，问题的探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一定的力量分布状态不仅对于国家能否通过威慑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起着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也起着重大的导向性影响。就有限的国际关系史来说，一般创立了霸权结构的国家，它一定在某些关键部门做得很出色。这些关键部门，很大程度上是体制的。对于别的国家来说，能否有效的掌握这些先进的东西，缩小和别人的差距，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自己的国内体制对于有效吸收新事物的包容力；另一方面是与先进国家的关系问题。如果先进国家觉察到后起国家的危险，极力阻止这种“技术扩散效应”的发生，甚至在趁自己还占有优势的时候发动一场预防性的战争，和平的变革就难以发生。当然，这一点主要还是体现在霸权体系的国际社会中。在一般的多极社会中，主要国家的顾虑是不会有那么多的。因此，国家之间的分化组合也会相应的多起来。因此，与霸权体系相比，多极社会里，国家的国际战略往往更倾向于被集团关系的国际战略所代替。但无论如何，从某种意义来看，一定的力量分布状态极大的影响着国家之间的集团关系。举例来说，19世纪中期被誉为均势体系典范的“梅特涅体系”，尽管英、俄、奥、普大致组成的是一个均势的布局，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均势的天平是向英国倾斜的。由于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先走一步建立起来的巨大优势，使得每一个试图向它挑战的国家都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后来俄国推行大陆政策，试图联合反英的失败和德国推行的亲英政策正好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英国的地位之重要。
以上说明，要增强一国在力量分配中的地位，本身所处的力量格局就已经对一国的国际战略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这就是不厌其烦的说明第一个看似与国际战略无关的办法的原因。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第二个办法毫无疑问就是一个纯国际战略的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联合尽可能多的盟友，运用集团的力量来弥补自己力量的不足。集团关系的盛行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力量分配格局对于利益分配格局的决定作用。在一定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争取的盟友越多，可以动员的力量就越多。这种盟友的争夺在多极体系中是最明显不过了。如果说，在霸权体系中，由于霸主所拥有的决定性的优势，这种争夺还受到很大的霸主权力的制约；在多极体系中，国家之间的外交空间就大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倾向日益加强。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不断涌现。可能在经济方面，两个国家互为盟友；但是在文化方面，又各属于不同的文化集团。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决定了力量组合方式的日趋复杂。不过，不管怎么样，经济利益的关系还是决定性的。相比以前，赤裸裸的政治军事集团的结盟现象少了，各个国家的外交普遍呈现出一种“韬光养晦”的趋势。应该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说明爆发大国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
我们在前面已经探讨了力量分布格局给各国外交战略施加的国际压力，因此，下面主要想讨论的是关于国际战略至于朋友与敌人的选择对于利益分配所造成的影响。近代西方国际战略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欧洲列强在激烈的争霸角逐中，通过不同形式的结盟把联盟战略思想的运用推想了一个新阶段。一般来说，朋友是越多越好。但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有所谓的规模效应这一说。这个观点认为，在结盟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前，结盟的好处对于盟主来说是上升的；当盟友越来越多，逐步分去了大部分可能即将获得的收益的时候，结盟就成为一种不可行的东西。其实，在国际关系中，一旦敌我关系明确，利益的分配就更加激烈和更为明显。这样的话，随着盟友的增加，参与本方的利益分配的也就会越来越多。一旦成员觉得参加这个集团的好处超过它所承担的风险和代价时，它就有可能退出这个集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国际政治中，结盟和联盟的意义不是完全等同的。结盟一般是指条约意义的正式同盟关系，而联盟的范围则广泛得多。
联盟作为一种威慑和改变力量分布固有态势的手段，却可以在平时发挥重要的影响。对于小国来说，联盟可以为它们提供安全保护；对于大国尤其是盟主来说，联盟可以成为它们增强对国际事务的控制权，增强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威望。如果一个大国没有取得较多的其他国家的拥戴，那么，这个大国的世界地位就是不稳固的。假如在两极体系中，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美苏两极对峙的体系。这两个体系中，苏联所控制的联盟国家远远少于美国，双方的力量和对于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是不对等的。苏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扮演挑战者，而不是建设者的角色。但是，美国也深深感到联盟耗费了美国的大量资源，夺走美国很多的利益分配份额。这里面包括美国所为了维持联盟西欧和日本提供的大量援助和优惠政策。有些政策甚至是不惜损害美国自身经济利益的。这也就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所常探讨的“扩张过度”的问题。在尼克松时代，美国的收缩政策是很明显的。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想探讨尼克松的政策到底对美国起了多大作用。美国的重新崛起，毫无疑问，在于里根时代美国自身经济活力的增长，国际战略只是提供了一个环境因素。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联盟体系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和强化了。这里的原因是值得分析。在后冷战时代，军事政治的成分相对减少，因此，联盟的成本是在下降，而联盟的收益却在上升。因为政治联盟对于经济收益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很有趣的国际政治现象就是，是美国反过来利用政治联盟对盟友施加影响，换取经济利益，这和原来的情况恰恰相反。近年来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区域化、集团化的现象，其实可以说是联盟的一种松散形式。与原来的军事结盟的形式相比，这种形式的联盟在深度上不及，在广度上却大得多。随着合作的深入，各个领域的合作相互影响，在一体化上所取得的拓展却是军事结盟所不可拓展企及的。地区联盟的政治化无疑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一些比较弱小的国家试图通过“用一个声音说话”来增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就连美国的老盟友欧盟也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中国和俄罗斯主要还是政治上的联盟，并从而为两国的军事合作打下了基础。
因此，当今时代的联盟，除了受到力量分布格局的影响之外，还呈现出联盟规模扩大、成本降低和地区化、政治化倾向增强等特点。这些分析必须和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两种联盟的格局联系起来。在多极的体系里，格局趋向于一种制衡的机制。一旦有国家可能成为霸主时，别的国家就会施加压力阻止这种崛起；在霸权的体系里，格局趋向于一种众星捧月般的方式。当然，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外交官的外交艺术，各个领域的联盟方式的相互作用，有时候起着很大的作用。争取最多的朋友，尽管不一定成为盟友，永远是最好的选择。一定时期的国际战略既要看到力量分布格局所施加的压力和对利益分配所造成的影响；也要看到各个不同的领域的利益分配以及联盟这种形式在后冷战时代的本质变化。搞清了上面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深入的来谈中国的国际战略选择的问题了。
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与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
要确定中国的国际战略，当然首先要做的就是确定冷战后的世界格局。这个问题在今年来的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可以说是一个焦点问题。说法多种多样，有的认为是多极格局，有的认为是单极格局，还有的认为用一超多强来描述比较合适。更有的学者指出，虽然中国的实力还不能与美国相比，但中国在许多方面的地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社会主义大国等等）决定了中国应该以一个世界大国的身份行事。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争论，首要的原因在于要确定国家之间的综合实力的对比确实很难。一些物质化的东西可以较为精确地界定和计算，但是一些精神的要素（有时是决定性的）却是难以计算的。一些历史学家在研究晚清时代的中国外交时奇怪地发现，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可以动员的资源令人惊讶，而且当时中国还保持着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支常备军。可是，却在一些岛国的进攻下显得虚弱之极，不堪一击。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的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两个根本因素。岛国日本，虽然在创新能力方面有所不足，但是它善于模仿，勇于学习，有一种永远与强者为伍的精神，这就决定了它能够不落伍于世界的潮流。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所谓的“社会化”的过程。
不过，虽然诸如创新能力之类的重大因素难以界定和计算，我们还是必须要去宏观的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确定一定时期的世界格局的时候，可以偏重于一些静态的物质的计算；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人员，就有必要时刻关注对方国家的实力的突然飞跃的动向。一般认为，冷战结束以前，世界的格局是两极格局。但是，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呈下降趋势。于是，以《大国的兴衰》一书为代表的“美国衰落说”喧嚣尘上。但是，自里根执政以来，美国的经济实力重新上升，在克林顿时代经济发展更是一帆风顺。美国由于倡导了所谓的新经济，其硬力量在国力竞赛中遥遥领先。事实上，美国从来就没有衰落。读一读约瑟夫·奈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这本书，对于那些盲目乐观而没有任何认真思考的人无疑会是当头一棒。该书指出，美国在当今世界不仅拥有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力量优势，而且还有文化、价值观念、国民凝聚力等软力量优势。因此，美国不同于历史上的一般大国，将保持其领导地位。而且，随着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增加，美国的软力量优势将越来越大。
美国能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里，崛起为世界头号大国，并保持一百多年至今，关键就在于它的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的能力极强，对新事物的包容能力极强，并且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如果对当今的联盟格局进行分析，美国不仅在力量分布对比中处于优势，而且在联盟格局中也雄居盟主之位。美国的强大，并没有陷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毁之”这样一种拿破仑式的困境。在欧洲，北约在扩大，为了自己的存在而不断扩张自己的使命范围；在亚洲，美日安全体制从“日本有事”向“周边有事”转变，美国并且构筑和强化了与多个亚洲国家的联盟关系；在联合国，没有美国的同意，任何实质性的行动都无法采取。所以美国不仅拥有最强大的实力，也拥有最高的制度性权力。当今世界，毫无疑问，还是美国独霸的一极世界。
在某些学者的笔下，如果是单极世界，单极国家就可以为所欲为，就是暴君。这种思路是经不起推敲的。就算是存在中央集权的一国之内，最高领导人也不见得就存在完全的行动自由。对于某些专制的君主来说，他们可以无视他们的臣民的命运，但他们决不能无视近卫军武士的意见。既然在国内都存在某种微妙的制衡关系，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国际社会就更加难以控制。霸权国家不能统治别的国家（否则就是帝国，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际社会了），而只能领导别的国家；霸权国家不能领导所有的国家，而只能领导大多数国家。就算是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的年代，英国根本就没有能力控制欧洲大陆的国家。拿美国相对力量最强大的二十世纪50、60年代来说，美国试图扩展自己霸权的努力在亚洲就遭到了重大的失败。从学术的角度讲，单极世界是一个中性词，首先代表的是世界的力量分布格局，其次代表的才是权力分配格局。
既然冷战后的世界格局是美国居于优势地位的一极格局，中国的国际战略就必须考虑这个现实，而不管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变还是维持它。一极格局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会造成那些重大的影响呢？
首先，在一极格局的条件下，象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大国要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其国际环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单极国家决定的。中国所需要的外资、技术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有的虽然是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但这些组织的决策程序决定了美国的控制力；有的虽然来自欧盟或者日本，但美国可以通过政治军事上的关系发挥影响。美国现在的影响大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它可以通过国内立法来干预国际事务，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空前的。中国的崛起离不开和美国搞好关系。中国要顺利的解决一系列棘手的边疆问题和台湾问题，也离不开美国的合作。
其次，在一极格局的条件，中美关系具有竞争性和合作性并存的特点。从竞争性方面来说，任何大国的崛起对旧有霸主都是一种威胁。虽然现在的国际竞争转向了经济竞赛，竞争的烈度有所降低，但是竞争本身是存在的。从合作性方面来说，由于现在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各国之间的营垒划分变得不清晰起来。中美在经济领域许多方面具有互补性，在别的很多方面也开展着富有成效的交流。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要想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无疑也会遇到很多的麻烦。
再次，在一极格局的条件下，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既存在有利的一面，也存在不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是，除美国以外的其他主要大国都不希望某个国家长期居于独霸的地位。一极格局是一个非平衡的力量分布状态。但正如前面指出的，美国现在所处地位是一种“众星捧月”式的地位，利用这种结构性矛盾所可能取得的成效是相当有限的。不过，中国自邓小平时代推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以来，有意识的区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做法还是有成绩的。例如，欧盟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就与美国不同；特别是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对于中国开展外交所提供的空间就比较大。但从联盟的格局看，中国是不可能得到象美国一样多的盟友的支持的。
根据以上关于世界格局对于中国国际战略所发生的基础性影响，我们对中国国际战略作出两方面的分析。
首先的，从国际结构对中国国际战略施加的系统压力来看，也是毫无疑问的一点是，要搞好和美国的关系。既然当前的世界是美国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美国的政治、经济实力是最强大的，中国的崛起主要受到美国政策的影响。尽管中美关系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是双方的共同利益也是巨大的。中国要想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向美国学习。学习一切可以用来增强自己国力的东西，不管是体制上的还是技术上的。美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在社会运作、国家治理等方面已经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所拥有的许多经验是我们所不能漠视和否认的。只有承认美国的强大，我们才有可能去超越它。尽管每一个国家都可能在技术的突破上取得不可预料的进展，但从短期来看，需要美国的输出；从长期来看，需要在体制上实现一种模仿式的转变。尤其是从后者来看，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是值得好好反思的。从外交关系来看，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能与美国搞僵关系。那种情况就是美国军事介入中国领土完整问题的解决。
科索沃战争以来，对美采取强硬政策的呼声日益强烈，所提出的理由也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归结起来无非是中国的实力已经不容别人侮辱，中俄力量可以与美国抗衡等等。这些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力量正在越来越迅速增长的大国，但中国与美国在实力上还存在层次性的差距。在维护民族尊严的前提下，采取灵活而坚定的对美政策，对中国的好处是要超过一味的采取强硬政策的。而且，中美的共同利益要放到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不能只局限于政治、军事或经济领域。单从政治领域来看，中国的崛起确实意味着美国国际权力的相对削弱；这就是某些美国政治家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根本动机。但是，如果从其他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也会给美国在经济利益等方面带来更大的利益。如果美国采取军事打压的手段，中国的崛起自然少不了和美国的一场所谓“结构性战争”；但从美国来看，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是基本务实的和理性的。因此，对于中国来说，通过加深和美国在经济等一些专门领域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而影响两国的政治关系，而不采取一种单纯的对抗政策是明智的。单极并不意味着霸权，霸权国家未必只有单极国家。采取温和的对美政策是结构的要求，而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近期布什上台以来，虽然中美关系在某些方面出现了紧张的迹象，但是中国领导人一再做出改善中美关系的主动表示，就是一种理性的务实的外交艺术。
在分析了当前一极结构对中国外交的压力之后，要探讨的当然就是中国所应该采取的联盟战略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联盟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美国的联盟战略。中国是不结盟的国家，这是常识。但是，在国际关系中，要注意区分所谓“结盟”和“联盟”这两个词。结盟是一种正式的条约关系，而联盟可以是暂时的松散的组合。从我们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在美国这个力量中心的周围，收拢了北约、日本这样的主要大国，也收拢了各个地区的强国如埃及、韩国、澳大利亚。美国的盟友遍及全球，中国的联盟空间受到很大压缩。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有效的推行联盟战略了。总的说来，中国应该推行“低成本、多层次、宽领域”的联盟战略。所谓“低成本”，就是说联盟在形式上是非正式的，具有暂时性的，在对象和项目上是较易合作的；所谓“多层次”，就是要发展包括政府、精英阶层和民间的各个层次的交流。特别是对于美国这样权力多元的国家，影响美国的国内政治进而影响其对外决策是相当有意义的一种办法。美国国会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力是很大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说，《与台湾关系法》对于美国政府的约束力就要大于中美关系的三个公报。所谓“宽领域”，就是说要根据实际情况，从军事合作、政治合作到经济合作、文化合作的多个方面发展有效的交流和依存关系。对于美国就要采取这种方式。中俄关系可以侧重于发展政治军事的合作关系，但是中日关系就应该侧重于经济和文化的合作。
中国近年来广泛实践的一种国际战略“伙伴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和美国的结盟战略不同，中国所处的世界格局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和别的国家建立紧密的结盟关系。从中俄关系的角度了来看，中俄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中美和美俄关系的发展。俄罗斯最终要倒向西方和美国，它不是一个亚洲国家，它想复兴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外部援助只可能来自于西方。中俄合作，是因为两国在政治和安全上存在一系列的共同利益。普京执政以来，重点还是把外交放在经济利益的方面。虽然和西方关系一再紧张，甚至出现所谓“间谍大战”，相互驱逐外交官之类的事件，但普京仍然强调将和美国保持合作关系。原来曾经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流行过一种“中俄结盟”的观点，现在证明是不正确的。叶利钦所采取的某些亲中国的政策毕竟和他个人的一些特殊情况联系在一起的，不能成为一种长期、稳定的结盟关系的战略基础。
事实证明，发展全方位的伙伴关系，为中国赢得了较好的国际环境。我们区分欧洲和美国的做法，保证了欧洲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我们区分美国国会和美国行政机关的做法，减少了两国对抗的烈度；我们区分日本政府和日本少数右翼军国主义势力的做法，保证了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我们与不同的国家发展了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合作关系，尽可能地拓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间。事实证明，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所推行的国际战略是基本正确的，既符合了世界格局的要求，也适应了联盟格局在新时期所具有的某些特点和要求。虽然理论的分析可能是简单和概括的，但是，要在实践中真正做到这些却是不容易的。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经周折就反映了这一点。
还要提一下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战略。这既是一个国内战略，又是一个国际战略。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体现了中国主动适应国际结构选择的决心。中国在进行国内体制的创新，在模仿西方、学习西方，这就是国际社会的“社会化”过程的体现。这一项决策，带来的是中国绝对实力的大大增强和国际环境的大大改善。由此也证明了前面提到的观点，国际体系的压力不仅要求国家采取相应的联盟方式，也要求国家采取适应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的国内战略和国内政策。
关于国际战略研究的小结与思考
以上我们主要以中国式的语言方式表达了国际关系理论对于一国国际战略的要求，也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结构压力和联盟战略的选择。对于迫切需要实证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来说，这些显然是不够的。但是，理论的澄清和说明是必要的前提。如果没有能为国际战略的理论提出一个符合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实证工作就是没有条理和没有方向的。长期以来，我们把单极格局理解为霸权格局，把联盟理解为结盟，把联盟的布局理解为结构的压力，对于清楚地认识国际关系是不利的。国际结构（即本文所说的国际格局）的压力主要是一种选择作用，而这一点往往为中国学者所忽视；把联盟理解为结盟对抗的观点，也妨碍了我们在国际政治中纵横捭阖的作用。
当然，一切最终取决于中国的实力。谋略只有具有相应的实力才能发挥作用。否则，结果往往是“弄巧成拙”，聪明反被聪明误。清政府的“以夷制夷”就是如此。有的学者指出，谋略的天敌就是实力。实力是不可战胜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战略。所以说，最好的国际战略就是国内战略。“睦邻之道无它，惟在自强”。孙子则说：“昔日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造势是短期的，而综合国力的竞争是长期的。在实力强大的基础上，巧妙的运用国际战略，就会相得益彰。美国正是如此。中国也应该向美国学习。我们的实力已经比较强大了，应该通过运用有效的国际战略来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
达到“不可胜”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