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讲的问题是“反思经济学”。也就是说，我要对教科书当中的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提出一些批评。我们知道对于经济学的批评并不新鲜。过去的一个批评是，认为主流经济学美化了市场，因为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主流经济学家做了很多假设，而这些假设都不现实，不成立。我的批评则刚好相反，我认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是美化了市场，而是丑化了市场。市场的有效运行根本不需要经济学的那些假设。用了这些假设，人们就会用假设的现实性评价市场，这就败坏了市场的名声。
打个比方，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子，一个画家给她画画，这个画家是凭着自己的想象画，画出来的像一只漂亮的猴子，但说这就是那个女子。人们就开始针对这幅画像纷纷议论。有一些人认为，尽管不完全像，但大体上是对的，毕竟鼻子在眼睛下面，嘴巴在鼻子下面。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为这幅画像辩解，同时不断修改这幅画，以使其更接近女子的真实相貌。这是谁做的事情？就是芝加哥学派做的，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些人，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另一些人做的则完全相反。他们根本不知道女子长成什么模样，只是根据画像就说这个女子长得太丑了，于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整容方案，根据这些方案对女子进行整容手术，结果越整越丑，然后又不断提出新的整容方案。这就是市场干预学派（包括凯恩斯主义学派）做的事情。他们认为，市场并不满足经济学的假设，所以市场不可能像经济学证明的那么有效，所以政府必须干预。
我现在提出另外一种思路：既然这幅画很不像，我们能不能画一幅新的画呢？这就是经济学范式的转变。
经济学的本来面目
几年前，世界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席卷全球。危机发生后，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又失败了，甚至说，2009年以后将是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尽管是开玩笑，还是反映了重要问题。政府干预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其政策依据来自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回顾历史，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一场大争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没有可能？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方，即所谓的奥地利学派，认为不可行，因为它没有办法解决经济核算问题；但是以兰格为代表的另一方，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而且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证明了它能够解决计算问题。许多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争论中站在兰格一边，而不是米塞斯和哈耶克这一边。包括像萨缪尔森这样的经济学家，在1947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里，也认为，从理论上讲，兰格是对的。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教科书里的主流经济学，本来是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发展出来，为什么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
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著作中，经济学是研究发展和变化的。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框架里面，不研究经济发展和变化，而是研究市场怎么通过价格机制达到均衡。问题或许就出在这里。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国家怎么能变得富裕，人们生活怎么能得到改善。要理解过去两百年的人类发展和未来发展，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型是最有用的。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靠什么？靠分工。分工后，劳动熟练程度会提高；人们转移工序的时间减少；每个人只做每一件事，容易改进技术，发明新机器。分工受到什么影响呢？亚当·斯密特别强调了市场和市场规模。没有市场，每个人只能自给自足，分工是不可能的。进一步，劳动分工的深度受到市场规模的制约。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技术进步越快，财富的增长越快；增加的财富反过来又扩大市场规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
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基本理论框架，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全球化导致过去两百多年的经济大发展，为什么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如此之快。由于有全球市场，中国企业可以做更细的分工，每一件产品都可以大规模生产。比如可乐吸管，义乌一家企业供应世界的70%，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亚当·斯密的理论总结起来有两个，一个是分工理论，一个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是非常遗憾，自《国富论》发表100多年后，经济学就开始慢慢走得有些偏。大概从1870年代开始，主流理论放弃了亚当·斯密研究的发展、分工、技术进步，转而关注市场均衡和财富的分配。这样一种模式，简单地定义为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现在主流经济学的模板。这个模板出了问题，则在它上面所做的研究都是扭曲的。
主流经济学的谬误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也叫新古典经济学，按数学语言讲，核心内容就是求解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即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市场交易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这个结论依赖于很多假设，这些假设主要包括：
首先，每个人是同等且完全理性的。完全理性在亚当·斯密那里是没有的，亚当·斯密只认为人干事是有目的的，他没有假定人有很高的计算能力。到马歇尔开始，认为人会深思熟虑。最后发展到现在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普通人的计算能力相当于计算机。
其次，经济活动没有外部性——意思是你做任何事，后果全部由你承担，不影响他人。
第三，技术、资源、偏好是已知的。这个社会有什么可用的技术大家都知道，企业在可用的、可知的技术中作选择。
第四，规模报酬是递减的，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这和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是冲突的，因为分工专业化会带来技术进步，带来规模报酬递增。
第五，信息是完全的、对称的；信息是所有人共享的。
第六，竞争是充分的、完全的。任何一个行业都有无数个小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每个人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在给定的价格下决定卖多少、买多少，而不能影响市场价格。
最后，所有的变化都是外生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最优化方法，证明了市场在帕累托意义上有效。也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下，除非有人受损，不可能有任何人再得到好处。在这个过程中，亚当·斯密最关心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问题被抛弃了，只剩下均衡以及实现均衡的条件。
因为市场的有效性是在这些假设上证明的，而在现实中，几乎所有这些假设条件都不满足，所以，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市场会失灵，只有通过政府干预，才能恢复市场的有效性。这样，本来要证明“看不见的手”有效性的理论，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
具体来讲，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主要有几个理由：
第一，外部性。有效市场理论假设不存在外部性。如果有外部性（公共产品是也可以归结为外部性的一种），市场就失灵了。第二，垄断。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帕累托有效的，如果完全竞争达不到——而且现实中确实不可能达到，市场就会失灵，需要反垄断政策来矫正。第三，信息不对称。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实际上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市场会失灵，需要政府干预。
每一个理由都不成立。
外部性问题：政府要给靓女补贴？
外部性的概念最初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来的，他想协调一个问题，即技术进步和“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分裂。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一方面是分工、专业化导致技术进步，因此有规模经济；另一方面是市场的自我调节。马歇尔认为，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可以同时存在，但需要用外部性概念来协调。
马歇尔的接班人叫庇古，在这个概念基础上提出政府干预的理论。他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某厂商给其他厂商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需付出代价的损失，就是外部不经济。这时，厂商的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依靠市场不能解决这种扭曲，必须通过政府干预解决。类似地，如果厂家不能获得自己产品的所有边际价值，就存在正的外部经济，市场竞争也不能达到社会最优。这样，一个产业如果存在负的外部经济，政府应该征税；如果存在正的外部经济，政府应该补贴。通过税收或补贴，政府可以矫正市场失灵，帮助实现帕累托效率。
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部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根据外部性理论，如果没有政府补助，听任人们在市场上自由竞争，技术进步就会太慢。
但这一推论与现实不符。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是技术进步。十九世纪前，人类技术进步的速度不超过0.05%，意味着每15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但是过去200年，技术进步率达到1.5%，是过去的30倍，意味着每50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技术进步才如此快速。
因此，没有理由说，由于技术进步有外部性，所以如果没有政府补贴，技术进步就不会出现。外部性理论把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贡献说成是市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真是荒唐之至。
有外部性是不是一定需要政府干预？不一定。打个比方，女孩子打扮得漂亮一点，有正外部性，因为旁人也可以从她的漂亮的打扮中得到愉悦。按新古典理论，经济学家会告诉你，由于有外部性，这个人选择的化妆水平一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所以政府应该该补贴她。这很荒唐。现实中可以看到，没有政府补贴化妆品，女孩子们都打扮得很漂亮，甚至有些过度。不能因为理论上认定个人边际收益不等于社会边际收益，就导出政府应该干预市场的结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和张五常认为，外部性问题，包括环境污染问题，本质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楚。政府要做的是界定产权。比如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我们只能用市场的办法才能解决它。经验也表明，世界上搞计划经济的国家环境破坏都比较严重，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污染相对比较少一些。气候交易未来可能是很重要的市场。
所以说，外部性不一定构成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
垄断问题：反垄断法反对的，恰恰是竞争本身
垄断这个概念在英文里出现，最初特指政府赋予某些个人或企业的特权，例如国王特许东印度公司经营东印度的贸易航线，其他企业不准与其竞争，这就叫垄断。所以说，一开始垄断的名声就不太好。
后来，经济学家把垄断沿用到市场结构分析中。比如，因为有规模经济，先进入的企业可以占很大的市场，就会形成完全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而如果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很小，对价格没有影响力，就叫完全竞争。按主流经济学理论，市场有效性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现实中，完全竞争难以达到，所以需要政府反垄断。美国很早就有反托拉斯法，中国2007年也通过了自己的反垄断法。
关于反垄断的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是这么说的：一个垄断者，价格需求曲线不是水平的，而是倾斜的。那意味着你有市场影响力，不是价格接受者，而是价格制定者。根据企业最优决策法则，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现在，由于你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边际收益小于价格，导致价格高于边际成本，由此产生了效率损失，所以要反垄断措施纠正。例如美国政府曾起诉微软垄断，要拆分它；对一些大企业如美铝、IBM等等，美国政府都做过反垄断制裁。
对照现实，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因为真正的市场，面临的是有没有这种产品的区别，而不是假定已经有这种产品的情况下，怎么定价的问题。比方说，微软作为软件企业，它的产品价格不可能等于边际成本。在微软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你要他按照边际成本定价，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
在新古典理论里，价格是外部给企业的一个参数，必须接受它，这样才叫完全竞争。但在现实中，价格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好比企业做广告，就是培养消费者对产品的忠诚度或传递有关产品的信息，使需求曲线更倾斜一点；还有价格歧视，同一产品对不同的人要价不同，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按照反垄断的逻辑，这也是不允许的。但这些都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可以说，反垄断法反对的，恰恰是市场竞争本身。
对反垄断法的实际效果，经济学家Armentanono在1972年的一篇研究论文指出，没有案例能够支持它。简单地说，企业合并之后，价格普遍降低了；反过来，政府强令拆分的，价格普遍提高了。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企业合并后，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成本，这个节约的成本一部分可以让利给消费者。所以反垄断法对消费者不一定有好处。
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其实是没有竞争。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说得很清楚，如果每个企业都是“完全竞争者”，没有利润，没有资金从事研发，是不可能有技术进步的。企业之所以搞研发，就是希望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产品或专利，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企业开发新产品，申请专利，采取特殊的定价策略，广告策略，并购投资等等，都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
垄断要反，但应该反的是政府用强力施加的垄断，即政府只允许一部分人经营、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政策，而不是市场上自发形成的高占有率。历史上看，没有一个企业能够持续统治市场。不管是微软，还是英特尔，如果不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或者定价太高，早晚会垮台。IBM原来很牛气，后来被戴尔、惠普打倒了。微软占软件平台70%、80%的份额，但是它不敢松懈，就像比尔·盖茨讲的，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这就是竞争的压力。竞争程度不能按市场上有多少个企业衡量，而要看有没有自由准入。
如果有企业采取侵犯别人权利的办法去竞争，政府一定要管。但这是产权的保护问题，与反垄断无关，采取这种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是很小的企业。在这个前提之下，不要限制企业的规模，也不要认为企业数量越多，竞争越激烈。衡量垄断的唯一标准是有没有政府的政策保护，与企业大小无关。
回头看反垄断法的后果是什么？很可能变成落后企业反对先进企业的工具。有些企业竞争不过别人了，就起诉别人。像现在，任何两个企业并购都要由商务部批准——例如生产电饭煲企业并购还要商务部批准，是很荒唐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是一双隐性的眼睛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完全的。一个推论就是，如果存在信息不对称，就需要政府去监管企业。“非对称信息将导致市场失灵甚至消失”，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罗夫的“旧车市场”理论，食品安全检查，药监局，馒头办公室等等，都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
听起来蛮有道理。牛奶有三聚氰胺，消费者怎么知道呢？如果政府不管，我们不都喝了有毒的奶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低估了市场的力量。新古典经济学只知道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没有看到市场还是一双隐性的眼睛——声誉机制。长期看，市场竞争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是声誉良好的企业，欺骗无知的人并不是最好的竞争策略。企业有积极性提供信息，消费者也有积极性获取信息。从这个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多矛盾，比如依据反垄断理论，企业做广告会增强市场支配力量，属于垄断行为，但另一方面，它向消费者介绍产品，树立品牌，恰恰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手段。
在很多情况下，是政府干预导致了市场信誉机制的失灵。简单地说，如果什么都要政府审批，企业不会在乎自己的声誉好坏。在市场竞争中，企业要讨好消费者，但是，如果能不能进入这个行业、能不能卖这个产品由政府说了算的话，企业就会去讨好政府官员。讨好政府官员比讨好消费者更容易，因为消费者很多，政府官员是少数人。
打个比方，卖房子时，如果要讨好消费者，200套房子要讨好200个家庭，平均每个家庭三到四个人，你要讨好七八百人。但如果是政府官员审批的话，一个处长，你只要保证送上三套房子就行了。由此不难理解：政府部门获得审批的权力，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往往是腐败机会的滋生。事实上，许多政府审批名为规范市场，实为官员寻租。
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不要反感大企业
现实中，没有完全竞争，信息也不对称，市场如何运作？超市里卖的矿泉水，消费者不认识它的企业老板，更不认识它的员工，为什么敢喝？如果把它的商标去掉，你还敢喝吗？相信大部分人不敢。原因在于，企业是一个声誉机制，承载着一系列连带责任。有了连带责任，才能建立信任。简单来说，某组织有一个名字，这个组织的人之间就存在连带责任。没有名字，就没有连带责任。
如果按主流经济学的定义，完全竞争的市场由无数个原子式的小企业组成。但在这样的市场上，信任是建立不起来的。每个人一个名字大家记不住，所有人都叫一个名字也不行。所以，在多数行业中，最后往往形成几个大品牌，这样消费者可以记住它们，相信它们。因此，我们不要反感大企业。没有它们，市场经济不可能有效运行。
在企业内部，承担连带责任更精细。简单地说，什么叫老板？就是对所有的员工承担连带责任的人。假如你是一个餐馆老板，你的员工菜没洗干净，客人吃了拉肚子，谁负责？是你。你不能说我不在场，我不负责。作为老板，你不仅要对所有员工的过错承担责任，还要对上游供应链上的厂家承担连带责任。譬如一个牛奶企业，奶源不是你生产，饲料不是你生产，但是牛奶中检测出三聚氰氨，不论是谁加进去的，你都要承担责任。有能力承担这种连带责任的，就是品牌企业。一个企业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就有多大的利润空间。如果你没有能力为他人承担责任，就做个体户，只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当然也不可能赚大钱。
从这个角度理解，一个行业只有几家大企业不是坏事。亚当·斯密反感大企业，他曾提到，大企业老板们凑在一块肯定是想坑害消费者。实际上，没有大企业，就不可能有大范围的市场。科斯把企业理解为市场的替代物，认为市场交易成本太高，需要企业替代市场，这个观点可能有问题。企业不是市场的替代物，而是市场本身的运行方式。正是企业的存在，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如果没有企业，信任关系建立不起来，我们就不会买牛奶喝。自己养奶牛太贵，就不喝牛奶，喝稀饭——这就是自给自足，不存在市场了。
因为信息不对称，要求政府干预，或者针对大企业制订反垄断法，都是不合理的。市场中，由于存在声誉机制，使我们可以跟陌生人合作，交易各种各样的产品。企业的品牌和市场的信任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因为这个原因，人为地限制企业规模是不对的，那其实是在破坏市场秩序，破坏市场的有效性。
埋葬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理论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依据。人们接受它，首先是因为无知——就是说，由于人的本性使然，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肤浅。第二是利益问题，有了这个理论，一些人可以拿国家的钱去投资，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制造通货膨胀。
现在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三架马车”理论，颠覆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常识。它认为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可以是私人企业投资，也可以是国有企业投资；净出口就是出口减去进口。根据这个概念，要想增加GDP，或者靠增加消费，或者靠增加投资，或者靠增加净出口。出口不行了，就增加投资；投资不行了，就促进消费。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这么描述的。
“三架马车”作为一个恒等式，没错。但用它来解释经济增长，就犯了大错。
人们之所以创造GDP，是为了消费。但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我们不是为了消费去创造GDP，而是为了增加GDP才刺激消费。我们制定8%、9%的增长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拼命刺激消费。消费本来是目的，现在变成了手段。例如2009年金融危机时，汽车销售不好，就补贴汽车；家电销售不好，就补贴家电……为了追求GDP而消费，目标和手段完全颠倒了。
再看投资。为什么要投资？因为投资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未来的消费。今天投资1块钱，明天可以回报比1块更多。如果不这样，投资就是浪费，不值得进行。但看一看我们现在，投资是为什么？为了增加总需求（或者说为了增加就业），投资与效率毫无关系。如果不考虑创造价值，只是为了增加GDP，创造就业机会，办法有很多。让1000万人当小偷，然后再让1000万人当警察抓小偷。这2000万人都有工作了，但有什么意义呢？
接着看净出口。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200多年前就指出，贸易是互惠的，所以自由贸易创造财富。这才是我们需要贸易的原因。但现在的宏观经济学家不这样认为，他们回到了重商主义时代，认为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能增加财富。比如，一个国家出口100万，进口90万，出口大于进口，贸易对GDP贡献是正的。如果一个国家出口1000万，进口1100万，出口小于进口，贸易对GDP的贡献就是负的。这不是很荒唐吗？现在，每到金融危机之后，所有国家就想办法限制进口增加出口，搞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两败俱伤。
还有储蓄问题。我们常说，经济要发展，要增加投资。投资哪儿来？靠储蓄。但是凯恩斯主义理论说，储蓄是坏事，花钱是好事，还把它表述为“合成谬误”现象。个体的善不等于总体的善这个现象是存在的，但用到储蓄上就不合适。凯恩斯理论其实是一个经济波动理论，我们却把它变成了经济发展理论。
新古典理论的矛盾与缺陷
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人很多，包括凯恩斯本人，但它的生命力很强，为什么？因为它形式上太完美，让人着迷，所有毛病和缺陷都被认为是可以原谅的。
过去100多年，主流经济学的各种创新都没能摆脱新古典理论的范式。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努力，包括提出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想把增长问题放进去，但就是放不进去。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技术进步，这显而易见，但技术进步哪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不知道，所以生产率的提高被称为“剩余”。新近出现的内生增长理论要好一些，涉及人力资源投入和知识储量的自我积累，但还不够，因为不是所有投入都有成果。日本的研发费用占GDP的3%，在发达国家里最高，但过去二十年经济停滞不前。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论，解释生产率是怎么提高的。
好的经济学应该是个统一体。过去的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发展，所以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又因为过去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均衡，没办法解释经济周期，所以又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就这样，经济学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景象。
有人想为新古典理论辩护，不断修补它，例如芝加哥学派。但由于他们的观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的范式上，难免爱屋及乌。比如弗里德曼认为，理论是否正确和假设没有关系，不需要限制假设，甚至越不现实的假设，越是好理论。这有点强词夺理了。应该说，如果理论的假设和现实偏差太大，即使预测对，也不一定是好理论，可能是因为“瞎猫碰上死耗子”。
芝加哥学派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下为市场辩护，所以经常出现矛盾，比如他们对反垄断法的看法就前后不一致。1960年代前，芝加哥学派坚决支持《反垄断法》，认为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有效的。1980年代后，他们态度开始改变。这是因为上篇提到的Armentanono的论文中提出的问题没法解决。最后他们提出政府失灵理论，对抗市场失灵理论。结果变成了一个经验问题：政府会失灵，市场也会失灵，就看谁的失灵更多。这就是逻辑不一致，对市场支持不彻底，所以不能决定谁输谁赢。
经济学有这么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受数学应用的束缚。数学本来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但现在，经济学几乎变成了数学的奴隶。所有经济问题都以数学上可处理来设定，如果数学上不能处理，就避而不谈。亚当·斯密的分工交易、规模经济等重要理论，经济学家们放弃了，只剩下均衡，就是因为数学上没办法处理分工和技术进步。企业家这么重要，应该说是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推动力，但在主流经济学中看不到企业家的身影，也是因为没办法用数学来模型化企业家的决策。
保罗·克鲁格曼说“经济学是沿着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这是一针见血。现在很多人写经济论文，你问他为什么那么假设，他说不这样假设数学上没法处理。这就是本末倒置，削足适履。用数学是为了研究经济学，而不是让经济学去迎合数学。经济学要真正进步，一定要放下数学这个包袱。
经济学的曙光
经济学是不是一塌糊涂，没希望了？曙光还是有的。要理解市场，不得不说奥地利学派。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目前为止对市场经济理解最透彻、最正确的经济学说。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市场是个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均衡；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利用新信息，发现和获得盈利的协调过程；证明市场的有效性根本不需要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条件。
1929年大危机，只有两个人预测到，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要理解经济周期，不读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是不行的。他也因为经济周期理论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预测到的也主要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如国际清算银行研究部主任William White等人。
奥地利学派不需要假定信息完全、对称。相反，它认为正因为信息不对称，我们才需要市场经济。信息在企业家脑子里，在每个人脑子里，它是主观的，任何中央计划机关都不可能收集到。好比苹果公司决定生产i-Pad，如果你不让他去做，这个信息就是没有的。这个信息只有在市场过程当中才显现，计划经济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中，“别针工厂”与“看不见的手”之间没有矛盾，技术进步与竞争之间没矛盾。竞争是技术进步的推动力量；反过来，技术进步也是企业竞争的手段。技术进步在市场经济下是内生的，亚当·斯密2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理论家直到最近才重新提出了一个内生增长理论，重新发现了新大陆。企业为什么要创造新产品——例如，原来有很多种矿泉水，为什么还要出一个新品牌；原来已经有笔记本电脑，为什么要生产iPad？因为这是企业的竞争手段。有人说分工专业化、规模经济与“看不见的手”不相容，那是在古典经济学里按数学证明的均衡理论中才存在的矛盾，在奥地利学派里没有。
外部性、不完全竞争、非对称信息，都不会成为破坏市场的力量。它们是市场运行的方式，也是市场存在的理由。说它们是市场的运行方式，是因为如果没有市场，这些外部性和非对称信息本身就不存在（如没有分工，就没有产品信息的不对称）；说它们是市场存在的理由，是因为许多市场机制（如品牌）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发展出来的。政府的干预——不让企业家发挥作用，不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自主性，才是破坏市场的主要力量。任何阻碍企业家自发创新的政策，本质上都是计划经济。
市场真正的破坏力量在哪里？在政府对市场没有约束的干预。像柳传志、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成天在市场摸爬滚打，未来投资什么、生产什么，还需要一天生意都没做过的发改委官员来指导，这不是很可笑吗？政府制定的所谓“产业政策”，基本没有成功的。如彩电行业，1990年代国家支持的“定点企业”都垮了，现在风光的品牌企业没有一个是产业政策扶持起来的。联想是政府扶持的吗？腾讯公司是吗？都不是。让产业政策指导企业家投资就像让瞎子引路，一个人也许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是很清楚，但如果你让一个瞎子领一个视力不好的人往前走，结果只会更糟糕。
研究范式的转变
搞学术研究的人喜欢读最新的文献，隐含的假设是：科学总是往前走的，今天的理论比昨天的理论更正确。其实这不对，科学也可能倒退。举个例子，日心说不是哥白尼最早提出的。公元前200多年，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就提出日心说，认为地球围绕太阳作圆周运动，但他的理论不被人接受。托勒密的地心说长期统治人类的思想，直到哥白尼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日心说才被接受。
经济学也是这样。凯恩斯理论出现在亚当·斯密理论160多年后，难道就比亚当·斯密理论正确吗？不一定。
1930年代，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争论中，大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站在支持计划经济的一边，只有奥地利学派坚决反对计划经济。最后，到1990年苏东计划经济彻底崩溃，才证明了他们的正确。不过，人类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并不是说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它的价值。像“地心说”，之前被认为是对的，它确实可以解释很多人们日常观察到的现象，对于指导农民种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用于指导航海、指导宇宙空间旅行，就会发生误导。同样，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对我们理解供求如何影响价格、价格如何影响资源配置，以及对我们预测政府管制价格的后果（如短缺、排队、走后门、腐败），是有价值的，但它没有办法指导我们如何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做出取舍。
科学发展最大的阻碍可能是科学家本身。受过严格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人，接受新的学术范式很难，所以理论体系变革不容易。不过，既然新古典理论的体系、模板有这么多问题，我们应该想一想，未来经济学研究应该向何处去。
经济学的走向非常重要，因为人的思想决定人的命运。有一种思想，就会有相应的行为。希特勒相信日尔曼民族的优越性，所以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人相信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好，所以有了苏联、朝鲜等国的计划经济体制。
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与人的冲突并非全是利益冲突，还有理念冲突。许多看似利益冲突的东西实际上是理念冲突。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全是利益冲突，雇主和雇员、农民和工人、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都只能通过斗争解决问题，这社会就真的没希望了。阶级斗争学说就是这样，它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结果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米塞斯说，“社会问题是社会学术状态的结果”，有什么样的社会学说，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仅仅从利益的角度理解社会是有偏颇的，很多问题是由于我们的无知引起的。如果我们相信，减少无知可以减少冲突，人类的明天就永远有希望。
在经济学过去20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学家做的贡献并不多。如果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未来发生大的转型，中国经济学家也许有机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