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先生曾在一份大报上发表一篇演讲稿《文化自信的历史经验与责任》，他说道：“不自信，无以立国，中华文化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但同时，长期缺少挑战与突破，对于天下即世界情况知之不多，使中华文化渐渐显出滞后与不足；面对列强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入侵，我们更陷入了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感，由此导致王国维自杀和严复吸食鸦片而死。”
王国维死因是否如王蒙先生所说，姑且不论，且看王先生如何臧否严复：“《天演论》译者严复，这位企图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式理念唤醒国人的启蒙者，最后却落得在大量吸食鸦片中毙命的命运，令人长叹。”
从王蒙的这些文字，我读出两层意思：第一层，中国自古以文化立国，而严复却引进西式理念；从“企图”二字感觉，王蒙似乎说严复的行为与自古以文化立国背道而驰。由此生出第二层意思，严复失去文化自信，吸食鸦片，导致毙命，言下之意，遭到报应。从这个演讲看，王先生对严复生平和思想，所知甚少，理解不深，却勇于臧否人物。
一、严复的文化自信
严复给人失去文化自信的印象，大约来源于他在甲午战争之后戊戌变法前夕发表一系列激进政论文章和译著《天演论》。
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严复在马尾船政学堂和留学英国的同学，以及在北洋水师学堂做总教习和总办（校长）时的学生，很多壮烈殉国，几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强国之梦轰然坍塌。严复椎心泣血，常常中夜起而大哭，哭而深思：大中华何以如此衰落！
严复留学英国，学的是海军，但他却用心观察英国社会和政治文化，阅读大量西方社会科学经典著作，思考中西差异。甲午战败后，严复不断深入思考，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系统比较中西社会文化差异，揭明中国国民性的不足，猛烈批判皇权专制和八股取士制度。他认识到甲午之败，非一朝一夕之故，政治上，“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人民皆奴隶，自然没有主人翁精神，与民主国家相战斗，无异于“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往而不败”。道德上，人心浇薄自私，军队将领腐败，私卖军火，贪污军饷，临阵互不接应，各顾其私。最顽之疾尚在学问上，民智低下，不足自存于物竞之际；“士大夫于时务懵然，绝不知病根所在，徒自头痛说头，脚疼说脚”。严复于是提出一系列石破天惊的思想主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身贵自由，国贵自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本文引述资料均出自福建教育出版社版《严复全集》《严复书信集》）。
但是，严复即使在最偏激的时候，也并非彻底否定旧学，只是认为其不适应于救亡图存的当时功利目的。《救亡决论》说旧学“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1898年6月初发表《有如三保》一文，提出保国、保种、保教。《严复年谱》作者据此以为严复“力赞保国、保种之说，而反对保教”，其实是误解。严复反对甚至批判的是所谓的保教人士空言而无行，而不是反对儒教本身：“累孔教、废孔教，正是我辈。只须我辈砥节砺行，孔教固不必保而自保矣。”
同年，严复又作《保教余义》，补充阐述《有如三保》中的观点，认为“孔教专明人事，平实易行，而民智未开，虽为国教而民未能奉行”。还作《道学外传》《道学外传余义》讥讽腐朽没落了的伪道学，他并非反对真正的道学和宋儒，更不是否定以孔子为代表的的原始儒家。鲁迅的《孔乙己》有《道学外传》的影子，应是受严复启发，但主旨有所不同。
戊戌变法以后，严复的激进思想有所改变，不再如前之偏激，对中国旧学有了更多的温情和敬意，即使在中华民族至暗时刻，严复也没有失去信心。1903年严复翻译《社会通诠》，作案语说：“窃料黄人前途，将必不至于不幸也。即使其民今日困于旧法，拘于积习之中，卒莫由以自拔，近果之成，无可解免，而变动光明，生于忧患，行且有以大见于世史，无疑也。”“一旦幡然，尽去腐秽，惟强之求，真五洲无此国也，何贫弱奴隶之足忧哉！”1907年严复发表《丙午十二月念三日上海华童学堂散学演说》，批评那些食洋不化、数典忘祖，丧失文化自信的年轻人“略治数种科学，略通外洋历史，而于自己祖国之根原盛大，一无所知”。
进入民国之后，严复在中央教育会演说《读经当积极提倡》指出，虽然我们常恨中国民智程度低下，但是，“笃而言之，要为五洲开明种族”，此当归功于孔子之教化。“孔子生世去今二千四百馀年，而其教化尚有行于今者，岂非其所删修之群经，所谓垂空文以诏来世者尚存故耶！”“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我辈生为中国人民，不可荒经蔑古”。
1917年严复致函熊纯如：“暮年观道，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1921年严复临终遗嘱：“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二、儒者的中西文化观和天演论
如何看待严复“企图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式理念唤醒国人？”严复如何处理进化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弄清这些问题，才能全面、正确理解严复。
严复认为天演论并非西方专利。1912年严复在教育部夏期讲演会上讲《进化天演》：“天演学说滥觞于周秦之间，中土则有老庄学者所谓明自然”；《老子》《庄子》“皆天演之精义，而最为深切著明者，尤莫若《周易》之始以乾坤，而终于既济未济。”严复还将天演进化思想融进儒家中庸之道，以中庸之道来对待进化论。严复1903年开始翻译《法意》，第二十四卷加案语：
君子之所以时中，而礼法不累于进化。至于愚不肖不然，或束于礼而失其所以为和，或畔于礼而丧其所以为安，由前将无进化之可言，由后将秩序丧亡而适以得乱。化不进者，久之则腐。乱者，拂戾抵突，势且不足以求存。凡此皆不足自宜于天演，而将为天择之所弃者矣。
这段案语以《周易》“时中”概念来阐述君子应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礼乐，又以天演进化原理阐释坚守传统与进化革新之间的关系，提出君子时中而不累于进化，不叛礼法而又能与时偕行。这是严复一直坚持儒家中庸之道的体现。
严复的儒家思想底色，并不是晚年才有的，而是童年所受教育奠定的。12岁时报考马尾船政学堂，他以一篇考场作文《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名列榜首。留洋归来到北洋工作，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又恶补经史子集，后又拜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为师。严复崇尚古文，古文承载的是儒家道统，不可能有脱离儒道的古文。严复撰写最为激烈的批评传统的文章，翻译《天演论》，亦是追求先秦古文笔法，又从一个侧面说明，即使在最激进的年纪，他骨子里仍然是崇古的。
严复崇古，但不盲信，而是以真理为鹄的。1897年致函吴汝纶：“平生甚耻为欺，于言行践履则力求其实，于学问则力讨其真。倘论古人，虽孔孟程朱，苟有未慊，不能强尊信之。”1902年作《与外交报主人书》曰：“继自今，凡可以瘉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旧也。（其道）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足以瘉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
严复倡言独立思想，追求真理的言论，遍布于译著之中。《群己权界论·篇二释思想言论自由》有译文：“此谓乘当王之势以临人，求为胜也，非求真理也，是故君子耻之。”在本书《译凡例》中，严复用自己的话阐述其义：
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中国民智民德而有进今之一时，则必自宝爱真理始。仁勇智术、忠孝节廉，一皆根此而生。
这些言论表明，严复崇敬谁，崇尚什么，完全出于求真求实，治愚救贫，而不是盲目崇拜，更无论中西古今。如此一个本质上崇古更崇真理的人，大力弘扬西式理念，呼吁学习西学，目的何在？其心目中的西学又是怎样的西学？
西学不是目的，只是挖掘旧学矿藏的机械。严复致熊纯如函说：“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故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严复的旧学，又非食古不化的旧学，而是西学视野观照之下的旧学，“自他之耀，回照故林”。1906年演说《教授新法》：“居今言学，断无不先治旧学之理，经史词章，国律伦理，皆不可废，谓教授旧法当改良。诸公既治新学之后，以自他之耀，回照故林，正好为此。”1907年发表《上海华童学堂散学演说》：“所读者，尤必为本国之书。但读矣而仅囿于此，则往往生害。故必博参之以他国之书，而广证之以真实见闻。”精通群学理论，才能更加理解中国古训，明所以然，如“言必有信、见利思义”。严复认为，“惟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
博参、回照并非易事，严复认为只有透彻地了解西学才能做到，其前提是必须精通西文。严复非常重视外语教育，认为只有学习了另外一种语言，才更能认识自己的母语和文化。“所以必习西文者”，“中文必求进步，与欲读中国古书，知其微言大义者，往往待西文通达之后而能之。且西文既通，无异入新世界，前此教育虽有缺憾，皆可得此为之补苴”。（《教授新法》）以西文弥补中国教育缺陷，非徒语言，乃变心习，这是严复经验之谈。1894年与长子严璩书：“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非深通其文字者，又欲知无由，所以莫复尚之也。”
严复对外语的重视，建立在对思维规律的认识之上，是对思维规律的运用：“人心之思，历异始觉。假使世间仅此一物，则其别既泯，其觉遂亡，觉且不能，何往思议？故曰天下无无对独立者也。”（《穆勒名学》案语）“凡一种人民，未与他类异种相见之时，往往无自呼之种名。”（《政治讲义》）“善为学者，在即异而观其同；学者居今而欲识古之圣人所谓达道达德者乎？则必取异民殊种所必不可畔（叛）者而观之，所谓达之理著矣。”（《习语辞典集录序》）在严复看来，外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还是拓宽的视野和异质文化的参照；与其说他重视外语，不如说他倡导全球视野和比较思维。
基于上述认识，严复的文化观，视野开阔，兼容并包，1902年的《与外交报主人书》有集中体现：“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
严复以翻译家、思想家广为人知，其实他的第一职业和身份是教育家。留学归国后从事海军教育整整20年；后又任复旦公学、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校长）；进入民国后成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他有机会将自己的文化思想付诸实践。严复在北京大学的作为，开启了蔡元培办学思想之先河。他为北大向教育部具呈《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谈北京大学课程设置，颇具开放性：“大学文科，东西方哲学、中外之历史、舆地、文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须所招学生于西文根柢深厚，于中文亦无鄙夷，先训之思，如是兼治，始能有益。”
即使是对待中小学教育，严复也主张国学、西学兼顾。民国初年严复向参政院提案《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建议“标举群经圣哲垂训，采取史书传记所纪忠孝节义之事，择译外国名人名言，是以感发兴起合群爱国观念者，编入师范生及小学堂课本中，以为讲诵传习之具”。
三、君子暮年，壮心不已
严复是死于吸食鸦片吗？他活到68岁，在那个时代，不为短命。严复确实有烟霞之癖，但并非直接死于鸦片，而是死于家族遗传病哮喘。
著名学者黄克武先生研究严复日记、书信，得出结论，严复患有哮喘和腹泻两种疾病，经常咳嗽、筋跳、失眠。严复在不到40岁时（1890年前后）就染上鸦片瘾，原因可能是因科举考试失败、怀才不遇，原配夫人去世，续娶小妾江莺娘（似有精神病）而不睦，心情不好。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病痛，鸦片有一定的镇静止痛功效。
严复确实深受鸦片之害，后半辈子始终与鸦片缠斗，戒而复食，食而复戒，最终戒掉没有，不得而知。在去世前一年多（1920年1月），致函弟子熊纯如，谈及老病之中戒烟之后，筋肉酸楚，夜不能眠，后悔中年染上鸦片瘾，深受其害，劝告年轻人勿沾鸦片：“恨早不知此物危害真相，致有此患，若蚤（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吾若言之，可作一本书也。”早在甲午战败后，大约吸食鸦片还不久，严复的影响深远的政论文《原强》，及1901年的修订稿，皆有文字抨击鸦片之害，主张禁烟，呼吁政府和军队不任用吸烟之人。
鸦片对严复的健康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但不是致死的主要原因。鸦片瘾对严复的形象、声誉、仕途和事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传说李鸿章因此而不重用严复，但实际上李鸿章重用的鸦片鬼大有人在。鸦片对于严复，可能还有一定的正面作用，黄克武先生说，“严复主要的作品都是在鸦片所提供身心舒缓状况之下写出来的”（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
即使有烟霞之癖，但严复并无鸦片鬼的衰颓之相，而有一种神采飞扬、风流倜傥的名士风度。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描绘严复讲演《穆勒名学》时的形象：
他虽是福建人，却说的一口道地的京话。虽是一个高级官僚，却有一种落拓名士派头。虽设有座位，严先生却没有坐，只是站着讲，他演讲的姿势很好，平心静气，还说了许多谦逊的话。严先生讲演很安详，有一个小本子，大概是摘要吧，随看随讲，很有次序，演词中常常夹杂了英文。逻辑学是深奥的学问，听众不是听讲，只是来看看严又陵。听众有张菊生、郑孝胥、章太炎等大腕，他仍要显摆架子。
严复给女弟子吕碧城讲《名学启蒙》（即《名学浅说》），将逻辑学讲得文采斐然，可以想见其讲授时如何神清气爽、激情满怀。严复的复旦公学学生、商务印书馆函授社副社长周超然《追忆先师严几道》：1907年，开学约一星期之后，校长莅临训话。“他出门时提了那根手杖，真是神气”。
他有烟霞之癖，也有清醒的头脑。晚清民国时期，严复逐渐边缘化，但是有烟霞癖的严复仍然积极用世，并不消极，作为思想者，他冷眼看世界，热心著文章，不断对政局发出自己的声音。严复自拟书房联语曰：“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此岂一鸦片鬼所能言？这是严复个人的文化自信。
在清末，日俄战争，他预言俄国将战败；在民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他预言德国必败，因而主张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与熊纯如书》）。可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因为他有广阔的全球视野，熟知世界大势，有博通的学识，有深刻思想，更有丰富的人生经验。
19世纪、20世纪之交，美国的《排华法案》和帝国主义的侵凌，激起中国人民掀起排外风潮。民情激愤，举国汹汹，仇视外国人，排斥异域文化，但思想者严复坚持独立思考，冷静、理智对待排外事件，1902年作《与外交报主人书》曰：
窃谓处今日之中国，以势力论，排外无可言者矣，必欲行之，在慎勿自侮、自伐而已。徒倡排外之言，求免物竞之烈，无益也。与其言排外，诚莫若相勖于文明。果文明乎，虽不言排外，必有以自全于物竞之际；而意主排外，将排外不能，而终为文明之大梗。
1905年上海等地掀起了抵制美货爱国运动，严复1906年致友人曹典球函曰：“逮今夏四月而后返沪，适值抵制美约事起，群情汹汹。仆以为抵制是也，顾中国民情暗野，若鼓之过厉，将抉藩破防，徒授人以柄，使人得先我而防之者，天下之至危也。”早在戊戌变法期间他就发文《有如三保》，论证了“驱夷闭关之说不可行”。
不赞同排外，不等于不爱国。严复更是一位爱国君子，平生文字皆为醒世救国而作。《有如三保》记海外华裔爱国言行，何尝不是一洒忧国之泪：
马尾船政有一法国教习，娶粤女，生二女一男，后举家归法。时德占胶州，俄租旅顺，列强瓜分中国之局已具。二女每日阅报必关注中国事，阅此消息，大哭，嘱其弟努力学习，日后归国效力。
弘扬爱国主义，但不赞同极端民族主义。严复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认为祸起民族主义，“彼之相为屠戮者，犹以种族异耳”，题诗曰“由来爱国说男儿，权利纷争总祸基”。诗后记英国女英雄之言：“爱国，爱国一言，殊未足以增进人道也。”
严复忧心国人经常陷入极端、盲从，将国家带入危险的境地，晚年致函弟子熊纯如：“将亡之国，处处皆走极端，波兰前史，可为殷鉴，人人自诡救国，实人人皆抱薪救火之夫，他日及之后知，履之后艰，虽痛哭流涕，戟指呵詈其所崇拜盲从之人，亦已晚矣。”他认为其根源是，人们既不懂儒家中庸之道，又缺乏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与外交报主人书》曰：“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争论必多不根，而于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此未必不为吾国前途之害。故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润于因果实证之间。”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科学主义者，已为学界所公认；其科学救国思想和行动，是五四精神的先声。
国事蜩螗，他忧心如焚。辛亥革命期间，致张元济书曰“中国之至于贫弱腐败如今日者，此其过不尽在满清，而吾汉族亦不得为无罪”。不失为理性独得之见。1916年夏天，正当沧海横流之时，严复浩叹：“呜呼，中国之亡，人人有责。”致弟子熊纯如函曰：“吾辈托生东方，天赋以国。今乃以垂老之日，目击危亡之机，欲为挽救之图，早夜思维，常苦无术。”
严复恨当途者不作为：“此辈人数虽众，大都富于消极之道德，乏于积极之勇气。须知世局国事，所以至于不可收拾如今日者，正坐此辈人纯用消极主义。”只叹自己年老体衰，不然“使一朝得柄，其所图维，当较悠悠世上儿，稍为实济耳”；“不佞六十之年又加四矣。羸病扫轨，自力不能，唯有浩叹。向使年仅知命，抑虽老未衰，将鞭弭櫜鞬，出而从事，杀身亡家，所不顾耳。吾子其有意乎？”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1920年2月20日（正月初一），长孙出生，作诗志喜，表达心仪古贤、反抗强权、国家振兴、人民解悬的心愿。诗曰：
名尔为侨肸，心仪到古贤。
艰难支耎国，词命却强权。
震旦方沉陆，何年得解悬。
太平如有象，家祭告重泉。
（《元旦觐祖生》）
面对国家多难，民生凋敝，严复反思平生，多追悔之言。曾致函长子严璩：“尝自数生平，得天不为不厚，而终至无补于时者，正缘少壮之时太主难进易退主义，不肯努力进取，虽浮名满世，而资力浅薄，终无以为左右时世之资，袖手穷居，坐观陆沉，是可叹也！”致函熊纯如：“少读古人之书，立身行己，处处偏于消极，遂复不屑进取，洎今悔之晚已。”
严复自言消极，体现的正是他传统的人生观。儒家理想是立德立功立言，他自觉事功方面无所作为，没能成为封疆大吏，不能直接安邦定国；著作等身，名满天下，仍是行有余力的馀事。此种心思，恰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并非瘾君子的颓唐。在他的观念中，所谓积极，是指传统的仕途经济、官场奔走，但他做不到。早年在北洋水师学堂，虽做到总办，但与北洋上司和校中同事皆落落寡合，自谓寡谐于世。“官场风气日下，鬼蜮如林”，“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而自己“三者无一焉”《与四弟严观澜》）。他的天性，只能是文字场上冷淡生涯。1901年致张元济函曰：“人各致力于己之所长，言论思理，仆之所长，奔走会计，仆之所短。”1906年致曹典球书曰：“复以寡谐不见用于当世，耻其生而无补于社会，乃以迻译自将，东抹西涂，妄窃名誉。”
严复虽为瘾君子，但实是一位真君子。与其说严复是在西学或者中学之间“东抹西涂”，不如说，是对科学和真理的探索与坚守。他的后半生虽然一直被病痛、被鸦片瘾折磨着，但他没有消沉，而始终关注国内外局势，心忧天下，保持着积极心态、求索精神、独立思想、君子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