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遇刺后，中日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李鸿章受伤而加快。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
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慈禧太后坚持辽东半岛和台湾皆不可弃，即便谈判决裂再战，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朝廷于1895年4月8日电报指示李鸿章，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至于赔款，万万以上，中国肯定付不出来，日本如果不肯多减，中国也没有办法。至于通商一条，朝廷已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密商，寻求解决办法。增加通商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以答应，京师、湘潭不太方便，苏州、杭州均系内河，亦多不便。
稍后，朝廷又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
此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秘密协商，由中国政府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的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
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
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作主。
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岫岩州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这个标准进行谈判，他只是请示，假如日方实在不答应，始终坚执，那么是否能够答应适度增加点呢？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前敌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
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
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
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
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蛮横地以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口嗦了。
日方的和约修正案的提出时间为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力疾赴会。
下午四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在已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
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
关于割地。日本方面在这个新的和约草案中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的岛屿亦在割让之列。
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
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甲、由长江上游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乙、由上海入吴淞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
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作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
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的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
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作最后努力。他表示，李某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的御旨，有权酌量办理。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棘手，我也不知道怎样酌量，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
伊藤对李鸿章的请求不为所动，他强调，李大人的处境不妙，我伊藤的处境也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
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李某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有幸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作让步。
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伊藤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
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
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
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
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
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
伊藤细看报纸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
李鸿章说，我也没有说就依这个报纸的说法为依据，我只是希望贵大臣再减去若干。
伊藤说，我日本此次用兵费用远多于八千万这个数字。
李鸿章说，究竟是多少数字我不管，我只希望你能够再让少许，即可定议。现在只等你一句话。李鸿章甚至以古稀之人向伊藤哀求，以此少许让步，作赠他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果从李鸿章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挣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也算是他尽心尽责的表示。
他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战，毫不相让，说了用兵费用，又说割让的土地将给日本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又说台湾矿产资源，但说来说去，李鸿章就是要让伊藤再让步，而伊藤则坚守不让。
眼见赔款数额不让，李鸿章又说到利息，希望伊藤能够免除利息。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讨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辽东割让的边界、割让境内居民的安排、换约手续、日本继续驻军的费用等非常琐碎的细节。此次会谈时间最长，结束时已到上灯时分，而其后果并无任何改变，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双方定于4月17日上午十点钟签字。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
这个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日本获得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作废，俟《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重新谈判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需交纳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得派领事官于各口。
两个甲子过去了，甲午战争以及《马关条约》早已成为历史记忆。120年后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应该清楚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颠覆了许多既定认知：第一，这场战争不像两场鸦片战争，中国不是被动挨打，打中国的，也不再是西方列强；第二，这场战争无法证明“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战前的中国，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没有几个人看衰中国，中国的军力、综合实力也不比日本弱；第三，马关讲和证明弱国更需要外交，需要智慧；第四，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逆转，先前几十年洋务新政渐渐形成的那点自信因这场战争丧失殆尽，此后的中国乱了方寸，革命、改良、立宪、共和，中国在激进道路上越走越远。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全部问题，都可从这场战争中找到其内在逻辑。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