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这样的看法——郑家栋这件事情与儒学本身没有关系。但是，鉴于郑家栋先生儒学研究方面成果斐然，享有一定的声望，所以他与儒学学者即儒学家还是有关系的。因此需要对于儒学和儒学家之间作出进一步区分。
“儒学家”是研究儒家学说的专门家，他们是人群中很少的一部分人，在一个小圈子活动，遵循自身特定的学术传统，运用着严格的学术语言，为大多数人所不具备。我们知道有许多这样的专门家，比如一位电影学家、一位符号学家、一位考古学家。他们所从事复杂的工作以及工作成果，不是外行人一下子能看明白的。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中，儒学学者与其他学者一样，都要在劳动力的市场上给自己卖一个好价钱——在大学或研究院工作，获取一份生活资料。
在这个意义上，就和人群中都有“左、中、右”一样，儒学家当中必然是良莠不齐，各色人等俱全。人们对于郑家栋的行为自不必大惊小怪，每个领域中都有这样的举止不当的人。如果不是出了这样的事情，平时人们也不追究的。我们大家早已学会以平常心对待这样那样的学者。
问题在于儒学这门学问的全部特殊性。与电影学、符号学不一样，儒学是包含了一套价值信念的传统学派，在漫长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它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联系在一起。它已经不单纯是一门学问，而且还和个人德行的修养，乃至经国救世的要求或想象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它远远超出了学科范围，变成了对于人的一种要求，涉及民族未来的期盼。尤其是儒学家自己，他们最愿意把自己的学问、做人以及救国救民混做一处。因此，一般人们衡量接近这种美好学问的专家，便有了不同于一般人的标准，这也是有道理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但是郑家栋事件再一次告诉人们，必须严格把儒学和儒学家区别开来，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现代社会分工造成了这样的事实：人们不必为了追求价值而接近某门有关价值学问，不必为了信仰而深入某门有关信仰的学说。即使接近和深入了也未必一定需要信任和认可其中的价值信仰部分。如今对于这门儒家学问了解多少的考察标准，不是身体力行的程度，而是这个人写了多少字数的论文，发表在什么刊物上，出版了多少研究专著。
这样的儒学家，我们能够信任么？我们能够把他们当作我们自己精神上的导师么？能够让他们引领我们民族走上道德精神上的重建和再生么？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甚至都不能把儒学这门美好的学问交到他们手里！儒学是我们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瑰宝，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财富，不能被这几个吃儒学饭的人所掌握和控制，让他们以儒学的权威自居，仿佛就把握了我们这个民族当今精神上的命脉。他们是其他也搞儒学研究的儒学家同行们的权威，但不是儒学的权威，也不是我们的权威。需要把儒学从儒学家手中解放出来，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精神财富。用一个现成的比喻来说，就是信“圣经”，不信“教会”。
这样说是基于对于儒学这样的理解：它是“身心之学”、“为己之学”、“受用之学”、“性命之学”、“安身立命之学”，是一门自我关注、自我技艺、自我实践的学问。它是一种修炼的途径，是一种生活方式。经过这样儒学的训练，我们的身心会更加健康、精神上会得到升华，道德上会得到提高，做人更加稳当，品质更为优秀。不妨想想我们的父辈，他们基本上是由儒家精神培养出来的精神人格，他们对外部世界、现代文明一点也不拒斥。我从我的父亲那里继承了新思想和吸取新思想的兴趣，而83岁的他目前掌握的新技术——DV拍摄与电脑非线剪辑，我还没有学会。
包括儒学往哪里去，都需要听听儒学家之外的广大公民们的意见。（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