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５月２９日人大校长纪宝成向媒体宣布人大组建国内高校首个国学院以来，“国学”即成为学术界及公共舆论关注、争论的焦点。虽然自由派知识分子中也有人支持国学，但抨击、非难的声音大多来自自由派阵营，其理据也主要是源于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在争论中反对之声最高的袁伟时，更被一些人尊为南方自由派的领袖人物。因此，人大彭永捷提出了“自由主义者为何频频狙击儒学？”的质问。

人们奇怪，标榜宽容多元的自由主义为什么会对国学频出重手。其实，思想争论很正常，自由主义的标榜宽容与它对其它学说的穷追猛打并不矛盾。自由主义的宽容，体现在它主张一种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多元并存的思想、政治格局，在认同这种格局的前提下，思想者还可能与不同思想在三个层次上发生碰撞、冲突。

首先，作为思想者个人来说，一般会形成一个核心观念，并以此为中心来结构化自己的思想体系。不管思想者赞成什么样开放、兼容的外在体系，就观念体系本身而言，都是排斥异质的。任何思想如果危及核心观念的中心地位，都会遭到猛烈抨击。这种思想之间的自然碰撞，是思想争论的最普遍形式。

对于已经形成流派、结成阵营的思想体系来说，还有一个话语主导权谁属的问题，即由哪一种思想掌握话语主导权，行使对其它思想进行评判的权力，而不是被其它思想所评判。即使在开放、多元的格局中，话语权也不可能是平等的，总有一种思想体系居于主导。例如，自由主义支持的就只是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多元格局，而不是其它思想主导下的多元局面。为了这种话语主导权，主张温和、兼容的思想也可能与其它思想争得死去活来。

一定的思想学术往往还对应于一定的政治主张，一旦关涉现实政治，思想争论就会变得更残酷，更具你死我活不相容特性，由不得你费厄泼赖。在中国语境下，政治之争往往不便明言，只能隐于思想争论背后。正是由于涉及现实的政治主张，自由派对国学的打击才毫不手软。

这就涉及到当前国学界对国学的两种认同。一种观点认为，国学主要是一种学术知识体系，它包括诸子百家等传统文化，儒学只是其中一个单元，虽然是很重要的单元；实际参与人大国学院运作的学者似乎多持此一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学主要是一种精神文化体系，虽然诸子百家均在其中，但它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是以儒学为核心的；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蒋庆、陈明。

如果国学仅仅只是第一种，它不会激起如许波澜，思想争论将止于第一层次。学术知识意义上的国学，并不对应于特定的政治主张，不会与其它学说发生政治层面的冲撞。即使在话语权层面，在现代语境下，这种国学应该也没有谋求话语主导权的自信，而只是希望觅得公共言论的一席之地，因此在这方面的冲突也不会太激烈。

自由派的警觉和激烈显然是针对第二种国学，但他们显然也弄错了批评的对象。此次人大国学院的实际运作者，大多只是第一种国学的认同者，自由派往往要求自己的批评者区分他们内部的不同支流，但轮到自己出手时，同样不分青红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当然，自由派的过度反应其实也是一种话语权反应。自觉掌握了话语主导权的自由派要对思想界的“异动”作出评判，规范其它流派的表现：现在出来的虽然只是第一种国学，谁知道是不是玩韬光养晦？一旦任其坐大，第二种可能就要乘势喷薄而出了；不行，必须先敲警钟--这就是卫道士心态。

为什么说第二种国学会引致话语权的全面争夺并将战火引向政治层面？这要从第二种国学的自洽性说起。没有人否认国学应该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一切传统文化，但第二种国学要求儒家在其中占据核心主导位置，它如何来论证自己的这种主张呢？从学术精神价值而言，诸子百家各有其长，至少儒、佛、道三家难分轩桎，法、兵、医诸家也各擅胜长。儒家在历史上的显赫地位是政治权力赋予的，由于儒家在政治层面具有特殊的稳定功效，因此被历代政权赋予道统正位。所以，儒学要在今天的国学中占据特殊主导位置，就必须重回权力支持的道统正位，谋求重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理论。

这当然会引致关于思想话语权和国家政治前途的激烈争论，但引发争论并非坏事，更不证明这种主张就不合理。批评者有一认识误区，以为儒家要求重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主张原封不动回到古代，原汁原样的礼教又要复辟。实际上，除极个别原教旨主义者外，大多数当代儒家都主张依据现代性改造儒学，使其符合新的时代需要。遗憾的是，当代儒家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蒋庆就持原教旨主义立场，而其他代表人物也并没有以足够明确的态度将自己与蒋庆区分开来，反而更多强调彼此的共同性。从处于起步阶段的儒家复兴运动的弱势处境来说，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其它流派如自由派在这一点上更不堪，他们的激进部分更强大，其他人也更不愿意与激进者区分立场，因为后者据有强大的“道义资源”。但是，这种含糊在借势的同时也必然增强普遍的误解。笔者认为，在现代市场社会，当代儒家的主流如果不与“言必称圣人”的原教旨主义划清界限，就难有真正的复兴、壮大，这不仅仅是因为外部阻力，更因为原教旨主义必然使儒学内部的现代化改造徒劳无功。

必须承认，要求儒学重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即政治儒学是可欲的，它至少可以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前途的诸多选项之一。确实，这样的儒学或儒教必然谋求政府支持，如果成功必然致其它学说于不平等位置。但是，世界上又哪里有真正平等的思想氛围？不说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府同样干预思想文化，美国中央情报局更自觉承担文化部的职能；即使撇开政府因素不谈，大多数市场社会中倾向于资本利益的思想学说总是能够获得比倾向于劳动者的思想学说多得多的资源，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能说其它的不平等都不可避免，唯独儒家的不平等应该避免。当代儒家的主流呼吁政府支持，但反对思想专制，即主张由儒家主导的多元化思想格局。

政治儒家纵然有其存在理由，但国学没必要与之重合，国学可以保持一种更开放的结构。即使国学不以儒家为核心价值取向，它仍然是中国的，它在世界文化中仍然是独特的、可以被区别开来，它仍然有自己独有的精神文化元素。只是这样一种开放体系，未必表现为一种严谨的结构性，而是表现为内含多元的非线性特征，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国学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一件结构主义的作品？它应该更宏大、更包容，才能有更好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在最近发生的“郑家栋事件”中，自由派代表人物徐友渔对国学派建言：如果你们珍惜自己的事业，对之有长远打算，那么一定要保持低调，力戒鼓噪；首先而且长期埋头做学问，把对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的补课工作做好，至于那些微言大义、事业理想，等以后再说--话说得很好，但真要做到极不容易，至少自由派自己就远远没能做到。国学固然需要补课，自由主义在中国需要补的课更多。当下中国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凭的只是信念、热情，问他们在中国应该如何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实行的后果会如何，如何应对各种可能的负面效应，绝大多数人都是茫然不知所以，但他们“鼓噪”那些“微言大义、事业理想”的劲头比谁都足。对此，人们不能不疑问：他们的信心从何而来？许多人根本就不关心事后的成败利弊，只是埋头起劲向着理念方向“鼓噪”，驱策他们言行的，究竟是理性，还是神性？

“郑家栋事件”并没有令国学或儒家蒙羞，否则，世界上所有的学问、学说早就应该被羞得抬不起头来。真正不带观念或利益偏见的学者都会支持当今国学及儒家的复兴，原因无它，在这个现代性充斥的时代，国学及儒家的精神元素，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