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现在的中国执政者是实用主义者，他们没有形而上的观念坚持，不管黑猫白猫，只要逮到老

鼠就是好猫。这话不仅描述了后意识形态时代执政集团的精神面貌，也概括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治国方式的最大嬗变，即从建构理性主义到演进理性主义的嬗变。

所谓建构理性主义，是指从高尚的道德目标出发，凭借理性推导，设计出一套理想社会的蓝图，并以此作为全社会的价值依据及行动指南。而演进理性主义则认为，社会进步不是某种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人们在长期实践过程中通过反复试错逐步实现的；执着于理性设计与建构，往往会“好心办坏事”。对此，波普尔曾有过最经典的表述：“企图缔造人间天堂的结果，无一例外造成人间地狱，它导致不宽容。”

众所周知，在治国思路上，毛泽东是最彻底的建构主义者。他心中自有一幅“共产主义+世界大同”的理想蓝图，所以，在1949年“砸烂旧世界”后，他便一步紧接一步地按照心中蓝图“构建新世界”。为此，他可以放弃许多一般意义上的重要社会治理目标，或者将其置于次要，例如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正因为胸中另有天地，因此他与他那些“胸无大志”的同志们发生了难以弥合的路线分歧，致使党内路线斗争、人事斗争始终不绝。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实践尝试却证明，毛的理想蓝图中确实含有乌托邦成分，他甚至最终未能扶持其理想的继续者“革命派”上台，而只能让具有折衷色彩的华国锋继承其领袖位置。实际上，这或许意味着，到晚年就连他本人也已不看好这种理想蓝图的现实可能性。

第二代领袖邓小平虽然是“黑猫白猫论”最著名的倡导者，被视为当代中国实用主义政治的开山祖，但其实他本人至少也是半个建构主义者——在经济改革路向上，他很早就已有明晰的蓝图与准确的彼岸，那就是市场体制。虽因囿于党内传统意识形态的制肘，在目标的表述上，他不得不一度含糊其词，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实践中的朝向始终是清晰的。邓信奉“不争论”、“只做不说”、“做了再说”，在1992年他所设计的路向面临颠簸时，终于忍不住站出来“南巡讲话”，亲自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为市场体制确立了合法地位。

但在政治上，结合最近披露的赵紫阳录音资料看，邓似乎始终相信中国的现行体制比西方更高效。用邓的话说：在苏美争霸中，美国的民主体制是美方的弱点而非强项。因此，在政治方面，邓是个演进主义者，反对照搬西方“成功经验”。实际上，邓并不认同西方的“成功”。邓的这种看法，很符合他本人的实际经验——到那时为止，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表现了很强的执行力，而且当时官场腐败并不严重；在邓本人的主导下，曾经导致“文革浩劫”的高度集权体制尤其是高度紧张的党内政治氛围也已得到改善，后来的领导人再也难以拥有凭一己意志就可号令亿万人“为理想奋不顾身”的影响力。邓确实有理由相信，只要在现有基本框架上根据现实需要不断调整、修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能保持高效。邓的这种“一半是建构、一半是演进”的治国方式，也是他被一些人评价为“跛足改革”的原因。

邓以后的中国政治，才真正进入全面演进主义时代。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直接可以说就是“没有主义”：没有理想目标，没有先验蓝图，现实需要怎样就怎样，缺什么添什么，多什么减什么。这是一种“事后反应”型的治国模式，它需要根据现实中凸显的问题，决定下一步的调整方向。这种治国模式与逐渐成形的最高领袖任期制相结合，构成了大约8年一次方向调整的特殊政治周期景观。

人们看到，在江泽民执政前期（当时邓还在，应该算作邓小平时代后期），市场体制已基本确立。伴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财富被重新分配，改革由经济领域蔓延到社会领域。一方面，一些掌权者及其亲属需要为其掌握的财富提供一种说法；另一方面，新崛起的“新社会阶层”需要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与政治身份。总而言之，新兴的资产阶级亟待肯定自我身份的合法性，亟须“正名”，以保障新的财产关系，保障“改革成果”。其中关键，就是要解决“新社会阶层”的合法身份与原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官方意识形态急须有所突破，以满足现实需要。江看到了这种需要，于是在真正全面掌权后不久的2000年，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

在江泽民时代后期，以权力资本化为内核的市场化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已接近普通民众心理承受的极限；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环境破坏、资源损耗严重，发展难以持续。容隐、旁观多年的胡锦涛，洞悉了这些问题所在，因此在上台不久，即针对性地提出了“和谐社会”目标与“科学发展观”。

虽然每一次针对性的政策调整，都伴随着系列的理论建构，但这并不表明中共每届领导人都有着凭理论建树以留名青史的雄心（他们还没有这么不自量力），也非意在揭示某种终极目标或理想蓝图。实际上，这种做法不过是对政策调整进行一种理论包装，以便进行党内动员并获得社会认同。这种做法的必要性，是由现行统治方式决定的——首先必须自我包装成“伟大、光荣、正确”，然后才能自上而下、名正言顺地要求下级绝对服从。凡有调整，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前任之“伟大、光荣、正确”的解构，因此首先必须进行至少是同等程度的理论包装。这种包装，只要求大约能够自圆其说即可，并不需要面对反诘，因为国内这一层面的话语权始终被垄断在执政者手中，对民间而言这是禁区。

以“和谐社会”论，这种理论并不关心和谐社会的具体构成，以及如何达致和谐，怎么解决现实中的障碍，它甚至讳言现实中存在何种障碍，而只是抽象地提出一个方向，为政策调整赋予某种正当性与崇高性。所以，它并不意味着执政者构建了新的理想蓝图，而只是为短期调整进行“亮化”包装，对策性质明显。

显然，演进主义的治国方式没有先验的理想蓝图，它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在反复试错中前进。这种前进方式，其实颇契合于西方政治学尤其是古典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零打碎敲式”演进。比之依据理想蓝图的建构，它没有那么激动人心，不能召唤亿万人的激情，不会“一步跨入”理想天国，但也不会因目标未经验证而遭遇彻底失败，不须再次推动重来。它的进步和失败都是微小的，阶段性结果取决于阶段内的多次成功、失败之和。

它的缺点是，强化了“路径依赖”，社会进程易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操纵。由于缺少“砸烂旧世界”这一环节，改良只能在既成的利益格局和力量对比基础上进行，必然受制于原来的利益和力量结构。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最强势的利益群体将左右社会变迁，他们有能力使每一项改革措施的最终实施结果有利于自己，哪怕是旨在遏制其利益扩张的针对性政策。于是人们看到，每一次改革，从房改、医改到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得利的总是同一群人，“付出代价”的也总是同一群人；得利的总是少数精英，“付出代价”的总是占人口多数的普通大众——“改革”蜕变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夺。政府主导的利益调整，无论是针对政府官员的公车改革，还是针对暴富群体的房地产业调控，一触及强势群体的既得利益就进行不下去，不是无疾而终，就是被逆势反转。政府社会政策的最佳表现，也只能是在汲取了十倍的社会财富后，再将其中的十分之一“反哺”于弱势群体，另外大部分只能任由利益集团分割。

要扭转这种颓势，最直接的方法当然是开放下层社会力量，让一直被压抑的力量释放出来，改变各群体间力量对比。这要求政府开放基层言论和结社自由，让民众获得自组织的能力。自由主义者和新左翼都同时呼吁这种制度开放，极言其具有对抗权力越界和特殊利益扩张，缓解社会矛盾，使冲突循理性化途径宣泄的好处。虽然事实确实如此，但这一切效果的实现，须依赖于某一前提，那就是大多数人对现政权合法性的认同。缺少了这种合法性认同，上述效果都可能由良性变为恶性——觉醒后的力量不但很容易将矛头指向政权合法性，对强势群体的愤恨，也容易很自然地转嫁到政府头上。

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政权，基本上已放弃对自我合法性的理性辩护，而主要依赖“既成事实”和治理绩效来维护其统治合法性。因此，它不愿意也难以面对公开的理性质疑，只能选择继续压制言论和结社自由，让社会保持在原子状态，至多是分子或细胞状态，绝不会任其形成组织和器官。也因此，政府必然对民间时时保持强大压力，二者的关系将始终高度紧张，同时这也促使政府尽力地获取和直接掌控更多资源。

这种由体制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结构刚性，使“改革”即政策调整只能由政府单方面主导，民间尤其是底层的力量只能被困锁在樊笼中。如果执政者本身隶属于既得利益集团，或者官僚机构与既得利益集团纠缠不清，而执政者又受限于其执行系统即官僚机构，那么社会前行的曲线很可能不是向上，而是向下，“渐进”将变成“渐退”，中国的苦难绝不会止步于吴敬琏所凛惕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那将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恶梦。

今日中国正处在何种状况，尚有待进一步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