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一书，收录汤一介先生于新旧世纪之交所撰论文、书序、演讲以及访谈三十余篇，探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儒学第三期发展等问题；尤其标举反本开新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指出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在于紧紧抓住当今中西文明对话、激荡的契机，反思、自省其传统，打通中西古今。
王博：汤一介为何不断强调儒家那种爱的精神
主持人：我们现在开会。尊敬的各位教授、专家、学者，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师友、学长、朋友们，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央编译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现在开始。
今天，前来参加此次会议的有中央编译局、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市委党校，美国夏威夷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学者；还有来自《光明日报》、《南方周末》、共识、凤凰、搜狐等近20家报社和网站新闻媒体的记者。对于大家的到来及对本次会议的支持，再次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首先，请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致辞。
王博：尊敬的汤先生、乐先生，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前辈、各位同事，我先代表北京大学哲学系热烈欢迎大家聚集到我们这样一个启用不久的会场，这是我们新的人文学园，也是新的哲学系和中文系、历史系等共用的一个地方。在开始的时候，我特别代表朱善璐书记向汤先生和乐先生表达他的问候，他昨天傍晚的时候还到汤先生家里看望，说今天下午有事不能过来，特别委托我向两位老人家表达他的祝福；同时，也向各位老师表达他的欢迎。
我今天当然是以哲学系主任的身份来讲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以汤先生的学生身份来讲话。我第一次跟汤先生比较亲密的接触是在1985年。那个时候我要读书，我成绩还不错，我要读书。我。开始想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果名额满了。我去找汤先生。汤先生说，你就来读中西哲学比较班吧。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上了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在那个时候得到汤老师的帮助和指引，让我以后可以走上这样一个学术之路。
从每种意义来讲，其实，我们都是跟随汤先生做一些学术活动，进行一些思考。有时候，在向汤先生请教的过程中，我时常感觉到汤先生的头脑中在活跃着一种思想。我从来没有觉得汤先生是一个年纪那么大的人。每次跟汤先生聊天，可能由于我自己水平比较有限，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我总觉得汤先生能够给我很多新的东西。我觉得，一个哲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思考。也许我们会说，思维活动是一个哲学家最重要的生命形态。可是，我分明感觉到汤先生不仅仅是在思考，他的思考中包含着一种关怀，或者说一种情怀。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种关怀和情怀，我试着从三个方面来讲：一个也许可以说是中国情怀，另一个是哲学情怀，还有一个我特别要说的，就是北大情怀。当然，仅仅有这些情怀是不够的；不过，我今天试着谈很简单的问题，谈谈三个问题：跟这个情怀相关的可能是眼光，我觉得跟中国情怀相关的是世界的眼光，跟哲学相关的是文明的眼光，跟北大相关的是学术的眼光。
汤先生的哲学思考中最重要的一点——我想，这也是汤先生的同辈和我们的前辈们的一个共同的思考——就是在这样一个古今中西交汇的时代，在一个中国的文化和哲学面临着一种危机、转机，当然也重新有了一种希望和创造的时代，我们如何去理解中国，去理解中国文化中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思想资源。我们知道，汤先生研究儒家，研究道家，研究佛家，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面对当代和未来新的中国文化寻找那么一种根基。当然，这种根基是什么，我觉得不是汤先生个人可以给出答案的，也不是任何其他人能够给出答案的。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有人可能看到了三纲五常，或者看到了新的三纲五常；或者有人看到了汤先生面向未来提到的和谐、中庸这样一种理念。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汤先生不断强调的儒家那种爱的精神，那种人本主义，看到汤先生所体现出的道家宽容的精神。我个人认为，这些东西是可以给我们后辈，给我们的学界、政界、企业界带来有益的思考。
中国是什么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可能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就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这种创造性的东西，最后，也许都可以转化成现实里面比较实在的那么一种东西，一种不断的积累。我觉得，从汤先生身上可以看到这种情怀，这种关怀，这种不懈的努力。可是汤先生对中国的思考，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汤先生始终在世界的眼光里面去看中国。我们这本书里说，通中西古今之学。特别是中西。我们看收在这本书里的论文，包括汤先生所有其他著作里所表现的那种西方文化的视野，包括对印度，包括对伊斯兰文明的视野，这种视野有的时候是我们缺乏的，有的时候是我们跟不上的，知识跟不上。我知道很多前辈——包括年轻的学者——都具有这样一种根基，但是在我个人学术工作里面，我一直觉得非常吃力。我确实在跟着他，我觉得汤先生的思考确实会给我们提出一个方向来。中国和世界已经是一个整体，不能断然画出此疆彼界。所以，汤先生的这种眼光就是中国情怀，世界眼光，我个人觉得是我会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也认为这是当代中国需要的一个东西。
第二个就是哲学情怀，文明的眼光。汤先生一直说一句话，说“我不是一个哲学家”。这可能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定义哲学家。如果这样一个说法成立，那是从大的黑格尔观念论哲学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思考，一种思想，一种思想的旅行，汤先生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汤先生一直是走在问学的路上，他在不断地积累新的知识、新的资源，面向新的现实进行一种新的思考。汤先生也接受过唯心、唯物斗争的哲学理念的影响。汤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力图突破这样一个框架，对哲学概念范畴进行思考，对真善美进行思考，并且进一步从哲学走向更大的文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后来，汤先生特别关注中国文化的根本，关注经典的诠释、经典解释学，这可能不是哲学能够说的，这是整个中国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根基的东西。。
我们看汤先生对世界的思考也是一样的。他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现实哲学，他更多地关注什么呢？文明，几个大的文明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他同时关注几个大的文明之间的共同性的东西。我记得这本书里特别有一篇文章在讲各文明中的一种普遍的东西。我们这个社会里有没有一种普遍的共同的价值，可以让世界上所有的人去分享？我想，一定是有这样一个东西的。这也是汤先生对世界文明的关注里很特别的一部分。
王博：做北大系主任四年感受汤一介的情怀
王博：我感受到了汤先生的北大情怀。去年系庆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提到了汤先生。我们北大哲学系100年，汤先生两代在其中经历了差不多70年，占三分之二还要多，他对北大充满了太深的感情。每次跟汤先生聊天，我有一种很深切的感受，汤先生在不断强调和传承北大的精神。北大的精神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北大的精神可能更多的是中西汇通，是那种深切的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一点在汤先生的工作里体现得非常明显。
汤先生对北大的感情可能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他把自己几乎全部的藏书捐献给北大，这份感情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不可以用任何东西来衡量的东西。这代表了汤先生对北大的一份期许，对某种精神的东西的认同。但是，汤先生对北大的关注是用一种学术的眼光去关注的。我做哲学系主任做了四年，汤先生有很多次跟我谈的都是哲学系怎么发展，哲学学科怎么发展，我本人实在受益良多；有些内容体现在我们的哲学工作里，而另一些我们还需要时间去消化。将来，我们可能还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来完成汤先生的期许。
汤先生的眼光是一种哲人的胸怀，而不是其他的学术之外的东西。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代表哲学系，表达哲学系同仁对汤先生的敬意和谢意。我们要努力把汤先生的很多关于哲学的理念——包括世界各文明的理念——变成一种实际工作中可以去完成的东西。
最后，我代表哲学系祝汤先生健康长寿，祝愿汤先生一直继续您的思考、思想的工作。我也祝汤老师和乐老师结婚60年，你们的婚姻可以延续90年、120年，谢谢大家。
俞可平：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需自由环境
主持人：谢谢王博教授。他的致辞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今天时间很有限，他没有说更多。我想，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来交流，特别是刚才提到的汤先生的三种关怀，这个概括我觉得非常好，以后我们要继续地学习，讨论。下面就请中央编译局俞可平副局长致辞，大家欢迎。
俞可平：尊敬的汤一介先生、乐黛云女士，大家下午好，离开北大将近30年了，每次回来参加北大的会议都有很多感慨。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尤其有感慨，因为是我们老一辈学者又出了新的学术成果。首先对汤一介先生出版的最近学术成果表示祝贺，同时对汤一介先生在中国思想文化方面所作出的新的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
能够出版汤先生新的大作是我们中央出版社的荣幸。刚刚在几天前，我们中央编译出版社举行了建社20周年座谈会。今年是我们出版社建社20年，回顾我们出版社20年的历史，大家对我们出版社有一个定位，也是我们出版社建社之初的定位：中央编译出版社是思想文化的摆渡者，我们出了三千多本书，其中一千多种是翻译著作。思想文化摆渡，我们是定位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摆渡，但是，回顾20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思想文化的摆渡不仅仅是中西文化的摆渡，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摆渡，是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的摆渡。我想，汤先生本身就是一个模范的摆渡者，因为纵观汤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他就是在这三个体系里面进行摆渡。我觉得每一种文明——包括我们中华文明——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与其他文明的相互融合，相互学习。我们当代的中国文化主要应该是三个，一个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这是不可否认的），还有一个就是西方文化。我觉得，汤先生在这部最新的大作里特别强调这三者之间的文明，他自己是这三者之间融合的典范，他在书里特别强调要打通或者融会古今中西；其中特别有一篇文章讲到，也要打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史哲的相互融合。
不同的文明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学习，相互融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者说一个基本原因，是因为不同文明之间或者整个人类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价值，寻求各种文明背后的普遍价值就是我们学者的责任，尤其是思想家的责任。在当代中国我们特别强调中国特色这样一种背景下，我发现汤先生特别强调要弘扬我们中国文化背后的普遍价值，要寻求各种文明之间的普遍价值，这一点尤为可贵。现在，我们举国上下正在大说中国梦，大做中国梦，中国梦按照官方界定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人民的美好生活。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思想文化的繁荣，思想文化的繁荣离不开我们学者、知识分子的努力，探寻。我觉得，在这方面汤先生也是典范和表率，他一辈子追寻学术文化。这样的追寻离不开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我特别注意到，汤先生的这部新作里特别讲到需要有更好的环境，这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推动中国进步的责任感，在这一点上也向汤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们中央编译出版社建社20年，我刚才讲了，我们立社的主要特色是思想文化的摆渡者。我后来发现还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在座的各位一定会感兴趣的，我们出版的著作里有一个群体，就是长寿群体，有许多著者都是80、90岁高龄的学者。在我们编译出版社出书的人非常高寿，汤先生今年80多岁；我们不久前出版了吴敬琏先生的书。还出过吴江先生的书，他曾经是95岁高龄的中国党内的资深理论权威；特别是我们出版了我相信到目前为止最高寿的周有光先生文集。到中央编译出版社出书都健康长寿，我把这个作为祝愿奉献给汤先生和乐先生和在座的各位前辈学者、各位嘉宾，谢谢大家。
刘明清：缺失信仰的中国如何迎接文化复兴
主持人：非常感谢俞可平副局长的祝福，他的讲话也可以说代表了我们的心声，他讲得很好。下面请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先生致词。
刘明清：尊敬的汤先生，尊敬的乐先生，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刚刚，俞可平局长讲过我们出版社刚刚举办20年社庆，在社庆当中汤一介先生亲自向我们致函，祝福我们出版社事业发展。应该说，汤先生的祝福也代表了我们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老一代专家学者对我们出版社的美好期许。我们这家出版社20岁了，20岁，正当青春年华。这些老知识分子、老一辈专家如此关怀我们这家年轻出版社的成长和发展，对此，本人表示最深的敬意。
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马上到冬至，古代讲亚岁，在这样岁末寒冬的日子里，大家聚集一堂，为汤老师举办新书发布会，大家都感到非常温暖。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都知道，中国正面临一个巨大的变革，同时，中华文化的复兴的曙光也已经来临。应该说，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可能比一般读者先看到汤老师的著作。我从汤老师著作中深深地体会到，他对中华文化的这种热爱，这种家国情怀；特别是他有一种世界的眼光。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实，汤老师正是在做这样一个崇高的工作，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应该说，我们这样一个年轻出版社能够出版汤老师这一部大作，是我们的荣幸和骄傲。
所以，今天，我也代表中央编译出版社向汤老师、乐老师和各位在座的专家表达我们的感谢和敬意。应该说，中国当下普遍存在着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滑坡；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曙光已经出现了，这里面包含着我们这些专家学者，特别是在座的以汤老师为代表的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贡献。所以说，我们的这种敬意是难以言表的，我们愿以我们的出版工作、我们的营销工作、我们的发行工作，来表达我们的心意，为我们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国文明的复兴作出一点贡献。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也代表出版社向各位老师、各位专家约稿，请大家关心我们的出版社，支持我们的出版社，向我们赐稿。我们出版社有一个传统，很多专家、学者都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出书。有些年高德勋的大家、硕儒来出书，我们有一种吉祥的象征，所以，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在这里，应该表达我们对北大哲学系王博教授为今天这个会议作出的贡献。也感谢在座的媒体朋友们，也祝福大家。马上就要过年了，在此，我也代表出版社员工向大家致以新年的问候，谢谢大家。
汤一介：我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哲学家
主持人：谢谢刘总编辑。下面请汤一介先生讲话。
汤一介：今天非常高兴，来了很多朋友，特别是来了一些老朋友。我们这些老朋友见面一年也不会太多，但是，到今年年末的时候我们这些老朋友能够见面，而且还与新朋友一起见面，这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非常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我这本书，我想说说我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我是在两个考虑下面来出这本书的，一个就是在中西文化和哲学的比较中间发现一些可以思考的问题。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思考哲学问题，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变。
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已经进入老年了，70多岁了，也退休了，我应该做什么呢？如果我要想成一个王博讲的大哲学家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我自知我天资不够，我个人的努力也不一定够，我的知识结构也有缺陷，而且由于时代的原因，我们国家的环境也很难给予你这个条件。所以，我想，至少我可以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也许会有点意义。但是问题怎么提出？我是从中西哲学比较中间提出问题的，这是一个前提。
汤一介：不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汤一介：第二个我确实像王博讲的，我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因为我爱我的祖国，我就必须爱我的祖国的文化，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只有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我是从这两个前提考虑，我能不能写一点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为什么考虑要建设中国哲学，就是有鉴于现在我们的哲学、宗教、伦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基本上用的是西方解释学的架构，而不是中国解释学的架构。
但是，中国解释学实际上比西方——不说解释学，中国对经典的解释——从时间上来讲并不比西方晚。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有《左传》，就是注释春秋的；有《易传》，就是注释《易经》的。我们解释经典的历史很长，有丰富的资料，能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解释学。可能不可能呢？这是一个想法。这与对西方的了解有关，如果不了解西方解释学，你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比如说，韦伯有一本书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就想到，能不能有一本书讲中国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如果我写一个中国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从中国儒家伦理发掘一些有用的资源来塑造我们现代的企业家精神，可以不可以呢？但是，我们当今的企业家很多是背离了中国的传统精神的，能不能考虑这个问题。而韦伯的这本著作成了经典的传世之作，我们中国能不能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汤一介：新轴心时代能否重燃人类文明火焰
汤一介：比如说《瞩望新轴心时代》，轴心时代讲到中国、欧洲、印度，还有古波斯等等这些国家在公元前600－200年前后出现了一批大思想家，这样一些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两千多年来影响了人类的发展，而且，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发展都会回到原点去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纵观世界历史，印度独立以后，就把印度教（即从前的婆罗门）教定为国教，要回到自己的传统上来。我看到一本书叫《新欧洲》，欧洲也在找寻自己的民族。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向前发展呢？如果说现在可以进入一个新轴心时代，这个几大文明——特别包括伊斯兰文明——能不能回到原点，重新燃起人类文明的火焰。我们能不能考虑新轴心时代，中国文明到底能不能对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
汤一介：中国维持社会和政权是礼、法两套
汤一介：比如说，一般人认为，西方是法治国家，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人治国家。这样讲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有道理的，但是最近我读了一些书，看到中国维持中国社会、维持中国政权是理法两套，这个在孔子的《论语》中讲到，在《礼记》中间也有，大家可以在“二十四史”中看到，每一代正史中都有“礼乐志”和“刑法志”，中国人用礼乐和刑法治理这个国家，这是儒家的理想，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这是儒家的理想。
汤一介：我这一生思想最活跃的时间被浪费了
我就想到，我们能不能考虑中国传统的礼法合治的社会特点在什么地方？在建设人类和谐社会有没有贡献？反正我都是从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反观中国哲学中间哪些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来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同样对人类社会作出重大的贡献。问题是在我们怎么重新诠释，怎么让它能够活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确实非常惭愧，没有很好地利用一生的时间。在一生中间最有创造力、思想最活跃的时间过去了，被浪费掉了，有我自己的责任，也有我们这个环境总体的责任。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多学者共同的问题。我希望这样的问题不要再发生了，让大家自由思想，让大家自由讨论，让大家自由发挥它的潜力，让大家能够有广阔的眼光来关注中国，关注世界，我们的将来才真正有希望。
我今年马上要迈进87岁了，比起周有光先生还是小弟弟。我给周有光先生写了一段贺词，完全用孔子的话来写。当然，我现在身体不好，我希望能尽一己之力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为北大的复兴作出一点贡献。最后，我特别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特别感谢出版社的同志，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