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了八十多岁的时候，每天浏览讣告，注意去世者的平均年龄，并梦想着如何推迟死亡的到来或许十分正常。但是，这种先入之见也许并不新鲜。从小时候起，我就发现宠物金丝雀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身体，而一天之前它还透过鸟笼的栅栏咬我的手指头。我非常清楚自己也十分脆弱。

金丝雀的死亡或许很快就忘掉了。但是我妹妹诺亚因为脑瘤在五岁时死去的灾难却不能这么快被忘记。我当时只有7岁，母亲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和她一起哭泣。但是，我开始对父母的悲痛感到有些怨恨，在自怜与内疚之间纠结。诺亚的疾病让我觉得有点儿冷漠。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明白父母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从伤痛中恢复过来。

多年后，父母也去世了。先走的是母亲，而经过漫长而孤独的鳏夫生活后，父亲也走了。我胆怯地走近棺椁。在葬礼店堂中，妈妈暴露在外的面孔像大理石般一动不动，我想起了她对卢浮宫（Louvre）埃及展厅中的坟墓和石棺十分着迷，好几个星期天坚持带我去参观。而在父亲暴露在外的面庞，我仍然能清晰地看到一个放大的毛孔。我在脑海中常常重温埋葬父亲的那个下雪天所感到的凄凉和痛悔，参加葬礼的只有少数几位家人。

接着有我在童年时热爱并在其记忆的辉煌中继续热爱的火车，但火车与战时欧洲的罪恶联系在一起。我的有些亲人就像我的姑姑安亚（Anya）带着年幼的孩子被装进闷罐车转移到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他们不过是数百万没有姓名的人中的两个。后来，我发现还有关其他遇难者，有从前的校友和伙伴。

自童年时期起我就没有产生自己坚强无比刀枪不入的想法，也没有那种即便行为放肆不会受到惩罚的念头。作为受到过度保护的孩子，每次小病之后我都庆幸重新感受生命的回归，非常看重身体的康复，连最简单的感觉如水的味道或空气的芳香都让人感到再度享受活着的快乐。当国立中学（lycée）老师让我们创作各种“与死者的对话”如帕斯卡尔和蒙田或拉辛（Racine）和伏尔泰之间想象中的对话时，仍然觉得这些是乏味和抽象的课堂练习，我根本就不关心。更令人担忧的是在青少年时期我与自己偶尔进行的对话。为什么是我自己呢？我的非现实性很早就在我身上留下烙印，因为我发现自己已经非常接近不存在的状态，要不是母亲决定进行一场让她能想到的危险手术。那也在两个方式上发挥了作用，强化了我还活着的快乐。为什么是我变成了为什么不是我？这让我再次意识到我的脆弱性。任何一个伤口都可能致命。

随后出现了战争。在诺曼底登陆的奥马哈海滩之后，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英雄气概，我也发现在诺曼底的灌木树篱之间死牛和死人的气味是多么恶心，看到被机关枪扫射的和几乎烧焦的坦克司机的画面是多么令人恐惧和厌恶，他们的尸体从旋转枪架上滚下来，或者试图徒劳地从逃生舱爬出来的机枪手或机修工，他们很多人都已经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

文学作品已经警告过我战争的残酷性。蒙田在随笔“论食人部落”中谴责战争是邪恶的人类疾病，指出文明的野蛮人比原始的野蛮人更野蛮。至于战争的凶残程度，没有什么能超过荷马的《伊里亚特》，该诗没完没了地描述人们的残忍，战士如何被撕为碎片，骨头裂开，眼窝被长矛刺破，杀人者面对敌人倒下的尸体得意洋洋地微笑。虽然地狱之神哈迪斯（Hades）的大门张开，但人们对战争的热衷仍然毫不减弱。

死亡绝不会让我们失望。甚至有关死亡的作品也不会减少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战争结束后，我上了大学。租住的房间就在葬礼店隔壁，每天早上很早的时候我都能听见大卡车离开的声音，把那些装在棺材中的货物运送到城市边缘。我自己的想法常常比那些运尸车更黑暗。但是我研究的那些书把我从自己创造的凄凉场景中解救出来，虽然这些作者谈及生存的虚空，所有的奋斗和职业上的发展都没有多大意义。这些阅读让我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出于同样的精神，我后来逐渐开始欣赏某些安静生活方式的净化本质，虽然其象征性配件有些凄凉，如沙漏、骷髅、燃尽的蜡烛，这些都是静物画（natures mortes）的特征。正如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的著名宣言所说，所有艺术和对艺术的爱都让我们“否定自己的虚无”，我开始明白这一点了。

对我来说，死亡主题与文学有特殊的关系。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热爱和平的父母坚持让我阅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战小说，敦促我阅读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的《遭受攻击》（Le feu）和罗朗?多热莱斯（Roland Dorgelès）的《木头十字架》（Les croix de bois）等。并不一定有意料中的结果，我在白日梦中开始羡慕前线的战友情谊和英勇行为等。但是，我深感困扰的是对冲上高峰到达敌人战壕的突击波的描述和重炮拦阻网的恐怖，以及被困在荒芜一人的地面铁丝网的伤员承受痛苦折磨的场景。

对死亡的文学表达的更富诗意的描述发生在学校。我们的年轻老师挑衅性地建议我们阅读波德莱尔，因为在当时他还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诗人，被排斥在学校课程之外。老师告诫我们除了了解《恶之花》的“死亡”（La mort）节奏外，还要阅读《腐尸》（Une charogne），该诗描述了乡下躺在太阳照射下的动物尸体，上面爬满了虫子。至于英语老师，他们则似乎偏爱济慈的十四行诗“每当我害怕生命或许就要止息”，其中诗人最终凝视虚无，或者丁尼生的诗歌“泰索尼斯”（Tithonus），描述一个爱上女神的凡人被赋予长生不老（虽然不是永葆青春）的魔力，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越来越渴望死亡。

似乎没有办法逃避。甚至后来在大学里阅读哲学著作使我再三认识到“日常生活中的濒临死亡”，即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塞涅卡（Seneca）的“生命随日而减,其盈即其缩也”（the cotidie morimur）（此处译文借自钱钟书《管锥篇》第8卷二一六 全梁文卷五二---译注）。

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定了调，他让苏格拉底在喝毒酒之前告诉弟子，真正的哲学家关心的只有濒临死亡和死亡，哲学实际上是研究死亡的学问。在我看来，这太过分了。

更加令我吃惊的是蒙田，他在灵活的随意性的随笔中关于死亡的思考似乎无处不在，但是其想法受到转型、时间、自然进步或过程等法则的约束。在其早期斯多葛派的阶段，蒙田似乎呼应了柏拉图的观点，他有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哲学思辨就是学会死亡”。但很快他开始称赞生命中不可避免的共同生活，间接地确认了他对生命的依恋，虽然他困惑不解地看着身体一天天地衰老下去。

帕斯卡尔跨越一个世纪与蒙田争吵起来，他提出了更适当的悲剧说法。就在《沉思录》（Pensées）中，帕斯卡尔明确无误地谴责拒绝状态，人们选择活着，受到世俗的各种消遣的干扰就是要回避死亡问题。

柏拉图、蒙田、帕斯卡尔这些是在我上学时阅读的哲学万神殿中的重要思想家。但与此同时，在文学课上，我开始被约翰·多恩（John Donne）充满挑衅味道的十四行诗“死神，你莫骄横”所感动。该诗最后得出充满矛盾的胜利口吻，对死者来说，死亡再也不会有了，死亡，你自己应该去死。后来我更受感动，毫无疑问是因为与斯大林政权的恐怖有关系，俄罗斯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有关诗歌逻各斯的可再生美德的抒情诗“打败死亡的那个词”。这些话在我听起来就像真正的自由宣言。

文学对死亡的反思当然具有浪漫的一面：对坟墓和遗址的梦幻般的召唤，渴望回归，对永远安息的怀旧或渴望（Sehnsucht），这雄辩地体现在德国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的“夜之赞歌”中。这种把死亡当作人生充满诗意的原则的观念在我看来并没有吸引力。但是在我准备讲解基本上属于过去的文学时，我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我的老师和我自己都参与到为死者发声的活动中。因为写作本身隐含性地充斥着死亡主题，尤其是笼统的叙述和讲故事（首先进入脑海里的就是交响组曲《舍赫拉查德》（Scheherazade）和《一千零一夜》等），它是回避或推迟不可避免的命运的方式。

历史学家已经研究了死亡意识在不同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变化。在广泛的调查中，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考察了西方人态度的这些变化：虔诚的英雄的死亡概念、与适当地死亡艺术有关的礼仪和庆典、葬礼的社会重要性等。他的《我们死亡的时刻》（L'homme devant la mort,1977）描述了从中世纪以来一千年的变化。这很好地培养了死亡艺术和礼仪，促成了现代丧葬现实的去神圣化和卫生观念。

诗人在总体上强调死亡的无时间性特征，即使在他们挑衅性地确立完全平庸的当代事件反对属于“英雄的过去”的偶像式死亡场景。因此，在“斯威尼在夜莺群里”一诗中通过将谋杀阿伽门农国王（King Agamemnon）和脏兮兮的酒吧的普通理发师（专门谋杀顾客）并列放置，艾略特（T.S. Eliot）讽刺地强调了这两个事件不协调的联系，但带来令人吃惊的差异背后的普遍性。艾略特的夜莺在堕落退化的当今唱歌，就像它们在还能听见阿伽门农死亡哭声的时候在“恐怖的血树林”中唱歌一样。

在他诙谐却悲苦的“没有什么可害怕的”(2008)）诗中，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做了死亡叫醒呼叫（巴恩斯用了法语的réveil mortel）来描述死亡恐惧（timor mortis)以及当我们突然觉得自己处于一个“租来的世界”时的惊恐意识，正如格言所说，我们生活在借来的时间内。就像帕斯卡尔带着锁链的囚犯，他们不知道在哪一天被处决，我们也不知道在什么时间或以什么方式死亡，我们不知道恐怖分子会如何发动袭击。

我自己的死亡恐惧来得很早而且在很多场合，最近的情况是我听说诺曼底登陆的两队“里奇男孩”（Ritchie Boys）的所有10个成员虽然后来都成功地经过突出部战役而幸存下来，如今却已经都不在人世了。它提醒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消失。巴恩斯提及安慰的尝试。但正如他挖苦的话“死亡绝不会让你失望的。”死亡仍然是一天24小时每周七天随时在召唤你。谁也帮不了你。即使撰写有关死亡的东西也无法减少对死亡的恐惧。

人们偶尔会听到一句意大利格言，“它让死亡变得更容易---字面意思就是帮助人死亡”（Aiuta a morire）。这句话用在情况真的出了岔子或有人在面对这个世界堕落时想表达一种所谓的哲学顺从时。有些真正的哲学家对死亡采取更高尚的看法，他们把濒临死亡和死亡与人生意义、事物的本质和哲学本身联系起来。

或许把死亡和本质和存在（对应存在性流动（existential flux）联系起来的印象最深刻和最简练的说法是黑格尔逻辑学的双关联形式体系，他把存在（Wesen）等同于动词过去式（gewesen），这本身就已经是完成式。存在是完成式（Being is what has been）。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对天才本质和艺术的永恒性的研究中，大作家雨果宣称伟大的艺术家只有在死亡中才能完全变成自我：“完成后，他们存在”（Ayant été, ils sont）。

像蒙田这样的思想家更多关注流动性和调制。虽然从来没有看不清自己致命的前景，但蒙田首先痴迷的仍是人生过程，在他观察自己的身体和情感的一天一天的衰老和变化。正如他所说，他正在一天天地消解和消失远去（Je fons et eschape a moy）。他关心的不是本质也不是存在而是转变：（我不描述存在，我描述经过）（Je peints le passage）。他的随笔自始至终确认圆满人生的需要。不过，在更深刻的层次上，他的思想似乎受到不断出现的过渡性意识和可消失的东西的推动。

或许所有思想和艺术最终都能在死亡来临中找到源头。脑海里再次出现了安德烈·马尔罗的神谕性声明，正如他的无法确认但鼓舞人心的观念，即第一个忍不住在洞穴石墙上画美洲野牛的洞穴人知道自己和野牛都是要死的，但是刻画这个可消失的动物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否认我们虚空”的方式。

译自：Intimations of Mortality By Victor Brombert

http://chronicle.com/article/Intimations-of-Mortality/141687/

作者简介：

维克多·布罗姆伯特（Victor Brombert），普林斯顿大学罗曼语和比较文学荣休教授，新著《死亡沉思：从托尔斯泰到普里莫·列维》（Musings on Mortality: From Tolstoy to Primo Levi），本文就选自该书，10月即将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