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弟兄们：

永恒之父的独生子降生到地上，把上帝的救赎和上帝的智慧之光带给了人类。当其升向天堂的时候，他将真正伟大而奇妙的祝福赐给了尘世，命令他的使徒们“去教导万民”。[①]他留下了教会，教会是他亲自创建的，是万民的普遍而至上的主妇。真理曾经使人获得自由，人也将由于真理而享有安全。人是靠神圣学说获救的，除非基督我们的主为在信仰方面教导我们的灵魂树立了恒久的教诲的权威, 神圣学说的成果就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不断地绵延下去。因此，教会不仅应当奠放在其上帝权威的应允之上，而且还应当遵循上帝的爱，践行他的诫命。她始终如一地执著于一个目标，强烈地意欲这一目标的达成。这就是，教导真正的宗教，与谬误进行不懈的战斗。主教们正是为此而恪尽职守，高度警觉，不眠地劳作。教会会议也正是为此而制定了种种律法和教令。除此之外，罗马教皇也日日挂虑此事。他们既然是圣彼得众使徒之王的继承人，则教导同仁，坚定其信念，便正乃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然而，这位使徒却警告我们说，对基督的信在心灵上常常遭到“哲学和虚空的妄言”的蒙骗，[②]致使人们信仰的真诚不时遭到破坏。由于这个缘故，教会的至上的精神领袖始终主张，不仅竭尽全力推进真知为他们的职责所在，而且，最精心的关注依照天主教信仰的规则传授整个人类学问，也是其职责所在。这一点对于“哲学”尤其真实和重要，因为能否正确地对待其他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正确地对待哲学。尊敬的弟兄们，我们自己曾经在谈论其他问题的同时，扼要地给你们谈到过这个问题，我们最初是在一个通谕中给你们全体谈到过这一点的。然而，由于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也由于时代的状况所致，我们不得不再次致信大家，希望你们组织哲学研究课程，以确保这些课程完满地相称于信仰的赠品，并符合人类知识的尊严。

如果有人细心地察看到我们时代的苦难，并且认真地考察那些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所出现的种种事情的原因，他就能够确定无疑地发现那些正在吞没我们的诸多恶行以及我们极其忧虑的种种恶行的愚蠢的根源。他将发现的原因在于，在人的和神的问题方面所教授的恶已经从各种学派的哲学家们那里蜂拥而至。它已经不知不觉地渗透进了政府的各项指令，它甚至赢得了许许多多人的流俗的喝彩。然而，遵循理性，以为人的行为的向导，毕竟已经植入到了人的本性，所以，在任何事情方面如果在理解方面出了差错，意志也就容易将错就错。因此，在人的理解活动中邪恶的意见往往会浸入人的行为之中，使人们作出这样那样的坏事。另一方面，如果人的心灵是健康的，有力地奠基于既坚实又真实的原则之上，它就能够确保成为伟大赐福的源泉，这既关乎个人的善，也关乎公共福利。

其实，我们并不能将如此大的力量和权威归诸人的哲学，说它足以完全排除乃至根绝所有的错误。当基督宗教最初由外面发出的奇妙的信仰之光确立起来的时候，“不是用人的智慧的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③]整个世界都恢复了它原初的尊严。所以，现在，我们首要的是依靠上帝的全能和帮助，希望错误的黑暗从人的心灵中撤走，他们得以悔改。[④]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能因此而轻视或低估那些自然的帮助，因为这些自然的帮助也是上帝的仁慈和智慧赋予人的，而上帝是有力而惬意地安排万物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断言，正确地运用哲学也就是这诸多帮助中最大的帮助。因为上帝并不是白白地将理性之光赋予人的灵魂的，也不是想借此熄灭附加上去的信仰之光，或者削弱理解活动的力量。其效果远不止如此。上帝将理性之光赋予人的灵魂旨在使人的理解活动臻于完满，赋予其新的力量，使其适合于承担更大的工作。所以，上帝本身运筹的本性在于帮助我们，使我们在努力使人们回到信仰和救赎的时候，从人类知识中获得保障。古代的记录证明，这种方法既是可行的又是聪明的，是教会的最卓越的创始者所惯常使用的。实际上，他们赋予理性的职责往往既不少也不小。伟大的奥古斯丁曾经将这些职责扼要地概述如下：“正是藉着这门科学，……赋予生命并维系生命的信仰才得以产生，得以营养，得以守护，得以加强。”[⑤]

首先，如果哲学得到正确和智慧的运用的话，它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铺垫和守护那条通向真正信仰之路；它也能够以一种适合的方式为其追随者的心灵接受启示作好准备。因此，古代圣贤将哲学称作“导向基督宗教信仰的教育”，[⑥]称作“基督宗教的前奏和助手”,[⑦]和“福音的导师”。[⑧]所有这些都绝非虚妄不实之词。

实际上，上帝的慈爱，就相关于他自身的事情而言，不仅藉信仰之光使人获知，因为许多真理都非人类理智所能及，而且也启示出一些并非完全超出理性能力所能发现的真理。然而，这样一些真理，当上帝的权威附加上去的时候，就能够为所有的人即刻不混杂任何错误地认识到。既然如此，一些真理，无论是由于我们信仰上帝启示给我们的，还是与信仰学说密切相关的，就都有可能为异教徒中的聪明之士所认知，而这些人士所接受的却只是自然理性之光的指导。他们凭借合适的论证来为这些真理进行辩护，作出推证。圣保罗说过：“上帝的永能和神性，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⑨]又说道：“这些外邦人，他们虽然没有律法”，但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却刻在他们心里。”[⑩]

所以，为了启示真理的利益和好处，在一种较高的层次上利用这样一些甚至连聪明的异教徒也能认知的真理，实在是一种机遇。因为这样一些人的智慧，以及对手的这样一些证言，都为天主教真理提供了证据。再者，这样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显然并不是新近发明的方法，而是一种教会的圣师们大量使用过的古代方法。还有，神圣传统的这些尊贵的证人和守护者在希伯来人的一次活动中看到了一种形式，而且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类型。希伯来人，当他们走出埃及的时候，被命令随身带着金银器皿，穿上埃及人的珍贵的外套。藉着一种突然改变了的用法，这些原本是提供给迷信、提供给耻辱仪式的财富，就用来服务于真正的上帝。钮开萨拉的格列高利，[11]由于这个缘故而赞赏奥利金。他说，奥利金为了捍卫基督宗教的智慧，为了破除迷信，非常在行地收集到异教徒们的学说，并拿这些来自敌人的东西作为武器，以一种奇异的大能又反过来投向这些敌人。无论是纳西昂的格列高利，还是尼斯的格列高利，都认可和称赞大巴西尔的理论范式。哲罗姆也同样对阿波斯托的门徒奎德拉杜、亚里斯提德、查士丁、伊里奈乌以及许多其他思想家的这样一种理论范式做出过高度评价。[12]奥古斯丁也说过：“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塞浦路斯这位极其亲切的博士和受到祝福的殉教者在其离开埃及时，是如何满载金银，穿着盛装吗？拉克坦修、维克托里、奥普塔图和奚拉里不也同样如此吗？不讲活着的，无数的希腊人不也是如此吗？”[13]因此，如果自然理性在其为基督的大能和工作变得丰饶之前，就产生出如此丰富的学问，现在，当救主的恩典更新和增加了人的与生俱来的能力和心灵之后，它的收获岂不要丰富得多吗？其实，那些看不到坦途的人不是也藉着这样的哲学本身而敞向信仰了吗？

然而，由这样一种研究哲学的方式所产生出来的用处还远不止这些。因为在真理方面，哲学还可以以上帝智慧的语言向一些人的愚蠢提出严肃的责备；这些人“未能从看得见的美物，去发现那自有者；注意了工程，却不认识工程师。”[14]

因此，首先，这一伟大而光荣的成果也就是由人类理性所获得的，也就是说是人类的理性推证出上帝的存在的：“从受造物的伟大和美丽，人可以推想到这些东西的创造者。”[15]

其次，理性也表明，上帝以仅仅适合于他自己的方式，超过了所有完满性的总和，也就是说，藉着无限的智慧，超过了所有完满性的总和，在这种智慧面前，任何东西都无所隐遁。上帝也藉着至上的正义超过所有完满性的总和，这种正义是不会受任何恶的影响的。理性因此而证明出，上帝不仅是真的，而且就是真理本身，这种真理既不可能行骗，也是不可能受骗的。再者，由此也可以推演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这就是：人类理性也认可了上帝之道的完全的信念和权威。

理性还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宣称，福音学说从一开始就藉着作为无误真理之无误证据的符号和奇迹像明灯一样闪闪发光；从而那些藉着福音获得信仰的人就不至于轻率活动，仿佛他们“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16]而是藉着一种完全合理的权威，使他们的理解活动和他们的判断顺从上帝的权威。

再者，其价值一点也不低于上述各点的还在于，理性还向我们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基督所缔造的教诲的真理。一如梵蒂冈会议所指明的那样，教会“由于其奇妙的扩展方式，由于其在所有地区的伟大的神圣性和无穷无尽的成就，本身即是一个伟大的恒久的值得信赖的目的，即是它自己的神圣使命的无可争辩的证明。”[17]

因此，尽管这些基础已经以最坚实的方式奠定了起来，但是，为了使神圣神学具有并呈现出真正科学的本性、习性和特性，依然需要恒久地和多层面地运用哲学。因为在这门最高贵的学问中，神圣学说的各个部分，既然不仅多而且各各不同，就比任何事物都更加需要集合在一起，似乎可以说是，形成一体。它们之间因此就应当和谐一致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其所有的各个部分都得到合适的安排，并且都由它们自己固有的原则产生出来。最后，所有这些部分以及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必须由适合于每一种情况的无可争辩的证明得到加强。

我们这样说，绝对不是忽略或轻视我们信仰的更其充分的知识，以及对信仰神秘的尽可能明白的理解。对信仰的更其充分的知识以及对信仰神秘的尽可能明白的理解，是奥古斯丁和其他教父们所称赞的，也是他们孜孜以求的。而梵蒂冈的会议本身也肯认这些都是富有成果的。[18]这样的知识和理解确实为一些人更其充分更其容易地获得；这些人将信仰的生活和研究的整体与受到哲学文化训练的心灵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梵蒂冈会议教导说，我们应当寻求的关于神圣学说的理解应当是这样一种理解，这就是“既来自我们自然认识到的事物的类比，也来自神秘本身相互关联的方式以及与人的最后目的关联的方式”。[19]既然这样，事情就越发如此了。

最后，以一种宗教的情怀来捍卫由神圣传统达到我们身上的所有的真理，并抵制那些胆敢攻击这些真理的人们，也是适合于哲学这门学科的。就此而言，哲学是值得大加赞赏的，它不仅可以视为信仰的堡垒，而且也可以视为对宗教的有力辩护。一如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所证实的：“我们的救主的学说，实际上，就其自身而言，是完满的，是无需任何东西的，因为它即是上帝的能力和智慧。但是，希腊哲学，虽然对它的研究并不能使真理更其有力，然而却可以视为葡萄园的合适的篱笆和沟渠。”[20]因为它可以削弱那些反对真理的智者的证明，并且可以防止攻击真理的人们的狡黠的诡计。

事实上，正如天主教会的敌人，当其开始攻击宗教时，常常从哲学的方法中借用一些东西来作战争的准备一样，关于上帝的科学的保卫者也可以从哲学的宝库中借用许多武器，来保卫启示的信条。再者，我们为要在基督宗教信仰方面取得重大胜利，也必须指望人类的理性。因为人类的理性能够迅速有效地对付那些敌人们藉着同样的人类理性的技巧为着害人的目的而收集起来的种种武器。圣哲罗姆，在其“致罗马城伟大演说家书”中，曾经表明异在教徒中传教的使徒是如何采用这种证明方法的。 “保罗，基督宗教军队的领袖和无可辩驳的发言人，为基督事业作出辩护，甚至得心应手地将信仰的铭刻转换成了对信仰的证明。从真正的大卫开始，他就实际上已经学会了如何从其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如何最为自豪的以其自己的剑割取了歌利亚的头颅。”[21]

不仅如此，教会本身不仅劝告基督宗教的教师们，而且也命令他们从哲学获得这种保障。因为第五次拉特兰会议规定，“凡与启示信仰的真理相矛盾的主张，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启示信仰的真理是根本不可能与真理相抵触的”。[22]因此，它也命令哲学博士们认真地驳斥种种荒谬的证明。因为圣奥古斯丁说过：“如果任何理性用来反对圣经的权威，则不管其如何的精妙，它都是在用其与真理的相似性来进行欺骗。因为它是绝对不可能成为真的。”[23]

但是，如果哲学一定要产生出像我们前面的所提到的那样一种奇妙的结果，它首先就必须谨慎小心，务必不要偏离可敬的古代教父们所开辟、为梵蒂冈会议上权威的郑重投票所认同和批准的道路。显而易见的是，在远远超出任何理智能力的超自然的秩序方面，我们必须接受许多真理。所以，人类理性只要意识到自身的弱点，就决不敢贸然处理超出其自身的事情，也不敢贸然去否认这些真理。再者，它也决不会以其自己的力量来测度它们，按照它自己的意志来解释它们。毋宁让它以信仰的充分和谦卑来领受它们，将其视为它的最大的荣耀。因为只是由于上帝的善，它才被允准成为女仆和侍者，操心神圣的学说，并在一定程度上领悟这些学说。

然而，人类理智能够自然接纳的这些学说的首要内容，显然也正是哲学应当运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原则和自己的证明予以说明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鲁莽地脱离上帝的权威。既然藉启示为我们所认知的东西都是最确定的真理，既然凡用来反对信仰的证明都是不符合正确理性的，则天主教哲学家就必须牢牢记住：他要是持守任何一条在他看来是与启示学说相悖的结论，那他就既违背了信仰的真理，也违背了理性的真理。

我们知道，也有一些人，由于过分地拔高人类本性的能力，而主张人类的理智当其隶属于上帝的权威时便失去了其天生的尊严；而且仿佛由于这样一来被套上了奴隶的枷锁，就极大地妨害和障碍了其达到真理和卓越的高度。这样一类说教充满了错误和荒谬。这就使得人们从愚蠢和罪恶的忘恩负义的高度，反对所有更高形态的真理。他们蓄意抛弃上帝信仰的祝福，而万善的溪流都是从这种祝福中流向公民社会的。然而，人们的心灵却封闭在一定的界限之内，而这样的界限是何等的狭小。结果，它不仅因此而陷入种种错误，而且对许多事物都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基督宗教信仰，由于其依赖于上帝的权威，从而是真理的一定的教师。那些遵循这种指导的人既不至于陷入错误的网络之内，也不至于颠簸于怀疑的风浪之中。因此，最好的哲学家便是那些将哲学研究与对基督宗教信仰的服从合为一体的人。基督宗教信仰的光辉照耀到人的心灵之上，而藉着这样的光辉人的理智本身也获得助益。这对于理性的尊严毫发无损；毋宁说，它给理性平添了许多辉煌，精妙和力量。

当我们投身于驳斥反对信仰的意见，证明与其一致的思想时，我们也就是在恰当地和最富有成果地运用理智的敏捷。因为，在驳斥错误的过程中，我们就查明了它们的原因，从而也就揭示了支撑它们的证明的荒谬；而在证明真理的过程中，我们就运用了理性的力量，真理就是藉着理性的力量得到确定无误的证明的，而一些精明之士也是藉着理性的力量而信服真理的。因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否认心灵的丰富和能力会随着这样一些研究和证明而增加，他就必定荒谬地主张真理与错误的识别丝毫无助于理智的进展。所以，梵蒂冈会议用下述一段话来说明信仰从理性获得的诸多重大好处：“信仰使理性免于错误，守卫它，并且以多重知识来指导它。”[24]因此，如果一个人聪明的话，他就不会责备信仰，把它说成是与理性和自然真理相敌对的。他毋宁会衷心地感谢上帝，会极大地庆幸自己：在无知的众多原因中，在错误泛滥的漩涡中，最神圣的信仰光辉地照耀到了自己的身上；信仰，就像有用的恒星那样，给他指明了真理的港湾，使他无所畏惧地驶离自己的航线。

因此，尊贵的弟兄们，如果你们回顾一下哲学历史的话，你们就会发现，我们所讲过的所有这些话都为种种事实所证实。古代哲学家们，由于他们没有信仰而活着，他们这些被视为最智慧的人们确实在许多事情上都最有害地犯了错。尽管他们在一些问题上也教导了真理，然而，你们知道他们是多么经常地在教导一些错误乃至荒谬的东西。你们知道他们对神的真正的本性、创造的初始、世界的管理、上帝关于未来的知识、恶的原因和原则、人的最后的目的、持久的幸福、德行与恶行，也和其他别的问题上一样，极其轻率地说了那么多不确定的和可疑的话；而关于这些问题的真实和确切的知识无疑是远远超出对人必然的任何东西的。

另一方面，教会的最初的教父和圣师们，从上帝意志的智慧中清楚地理解了，人类知识的修复者正是基督，基督是“上帝的能力和上帝的智慧”，[25]“智慧和知识的所有宝藏都隐藏在他的身上”。[26]他们彻底考察了这些古代智慧之士的著作，把他们的意见与启示的教导进行比较。经过审慎的选择，他们接受了他们所见到的所有真实的信息和智慧的思想，而对其余的东西则不是予以矫正，就是予以彻底摈弃。正如上帝，在其对捍卫他的教会的精心筹划中，针对暴君的残暴，提升殉教者，使其有力的灵魂特别强大和慷慨。针对那些被错误地称呼的哲学家，针对异教徒，他也同样提升人的智慧，以便借助于人类理性的帮助，来为启示真理的珍宝加以辩护。实际上，从教会产生之日起，天主教学说就发现它的敌人对它怀有极端的敌意，他们极力嘲笑基督宗教的信条和教诲。他们全面否认天主教学说。他们说：存在有许多个神；构成世界的质料既不曾有开始也不曾有原因；事件的进程受某种盲目的力量和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支配；它根本不接受上帝运筹的智慧支配。

但是，有智之士，我们曾经称之为护教士，已经有条不紊地回击了这些荒唐学说的教导者，并且以信仰作为他们的指导，从人类的智慧本身作出种种证明。他们证明说，只有一个上帝，他在各种完满性中都是最高的，应当受到崇拜；万物都是由上帝的全能从无中创造出来的；它们全都受到他的智慧所支撑和维系；它们每一个都指向它自己的目的并且向着这样的目的运动。

在这些护教士中，殉教者圣查士丁堪称第一人。在先后研究和尝试了各个最为著名的希腊学派之后，一如他自己所坦然承认的，他终于认识到，只有从启示的学说中他才畅饮到真理之酒。他的灵魂如饥似渴地领受这些真理；剥离掉所有那些与这些真理掺和在一起的诽谤中伤之词；在罗马皇帝面前为这些真理作出充分有力的辩护；并且调解希腊哲学家各种不同的说法。

在那个时代，奎德拉杜、亚里斯提德、赫尔米亚和阿萨纳戈拉斯也在这方面作出了相当突出的成就。在同一项事业中，里昂主教伊里奈乌这位战无不胜的殉教者也赢得了丝毫不逊于他们的荣耀。他曾有力地驳斥了“东部教会人士”的邪恶的说教，这些说教藉着诺斯替派的帮助而扩散到罗马帝国的边境地区。圣哲罗姆在谈到伊里奈乌时说道：“他一个一个地解说了各种异端的起源，并且从这些异端所源出的哲学家的源头解说了这些起源。”[27]

还有，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的辩论的。圣哲罗姆曾经怀着崇敬的心情评论说：“难道有什么东西不能从这些辩论中学到吗？难道有什么东西不能从哲学的深处推演出来吗？”[28]而哲罗姆自己，也难以置信地写了各色各样的书，他的这些著作在构建哲学历史、正确运用辩证技巧、建立理性与信仰和谐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用处。奥利金追随哲罗姆，他在亚历山大学派的教师中间负有盛名，深谙希腊人和东方教会人士的学说。他写了大量的著作，在这些学说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令人震惊的是，就在那个时候，他们解释了圣经，阐明了我们的神圣的信条。诚然，他们所写的这些书，就其现存的状态而言，也并非完全没有错误，然而，它们却具有巨大的说服力，自然真理不仅在数目上增加了，而且也更有力量了。德尔图良也运用圣经的权威同异端作斗争。他通过变换武器，用哲学证明来反对哲学家们。他以丰富的学识和敏锐的理论嗅觉驳斥那些哲学家，公开而自信地回答他们说：“我们确实如你们所认为的，无论在科学方面还是在学识方面，都不是站在同等的立足点上。”[29]阿诺毕乌斯在他的著作中也反对异教徒，拉克坦修在他的《神圣的原理》中尤其致力于以同样的雄辩和力量来劝说人们接受天主教智慧的信条和诫命。他们并非要按照学术的路子废弃哲学；而是部分地运用他们自己的武器，部分地运用哲学家们一致使用的武器，来说服这些异教徒们。[30]伟大的阿塔纳西和金口约翰这两个第一批传道人，写下了许多作品，不仅讨论人的灵魂，讨论上帝的属性，而且还讨论了那个时代的许多别的问题。在对所有问题的判断中，他们的这些作品都极其卓越，它们的精妙和详尽几乎无可复加。如果一个接一个地提到这些人物不是太过冗长的话，在这个最为卓越的名单中，我们还可以加上我们已经提到的大巴西尔和两个格列高利。从雅典时代起，他们就宣布，最高文化的家园是由哲学的盛装装点起来的。在通过热忱的研究获得所有的丰富学识之后，他们就运用这些学识驳斥异教徒，构建所有可信赖的东西。

但是，奥古斯丁似乎比所有这些人都更胜一筹。他以超人的理智，圆融神圣和世俗学问的心灵，以最强的信仰和相称的知识，同他所在时代的形形色色的错误展开了不屈不饶的斗争。有什么哲学学说被他忽略了吗？不仅如此，还有什么问题他没有给予彻底的探究吗？当他向信仰者解释信仰的最深奥秘、在反对对手的狂暴攻击中捍卫这些最深的奥秘时，难道他不正是这样作的吗？在他戳穿的学院派哲学和摩尼教徒的虚构之后，他便确保了人类知识基础及其确定性的安全，进一步找出了那些使人受到征服的恶的理据、起源和原因。他的著作该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精深，广泛涉及到天使问题、灵魂问题和人类心灵问题；涉及到意志和意志自由问题；涉及到宗教和幸福生活问题；涉及到时间和永恒问题；涉及到所有可变形体的本性问题！此后，在东方教会人士中，大马士革的约翰遵循巴西尔和纳西昂的格列高利的足迹，阐明了奥古斯丁的学说，极大地拓宽了哲学领域。

中世纪的博士们，我们称之为经院哲学家，以承担宏大的学术工程为己任。在罗马教皇的浩如烟海的卷帙中到处都分散有神圣学说的丰硕成果。经院哲学家的目标可以说就在于孜孜不倦地将这些成果收集到一起，似乎可以说是储存到一处，以便后来者方便地使用。

经院哲学的起源在那里，其特征和价值何在，尊敬的弟兄们，所有这些，在我们的前辈西克斯图斯拉斯五世这个最高智慧的人的下面一段话中，得到了更其充分的阐述。他说道：“只有上帝才提供了知识、智慧和理解的灵，只有上帝，世世代代，按照教会的需要，以新的赠品充实他的教会，以新的防护设备来装备教会。因此，我们的先人们，凭借着上帝的神圣的赠品，以超乎常人的智慧，发展了经院神学的研究。尤其是两位光荣的博士，这门著名科学的教师，即最光荣天使博士圣托马斯和六翼天使博士圣波纳文都。他们以超常的能力，不懈的研究，勤勤勉的操劳和长期的观察，制定并完善了这门神学。他们以最好的方式设计了这门神学，以各种各样的方法阐述了这门神学，并把这门科学交给了后人。”[31]

这门救赎科学的知识和练习确实一直给了教会最大的帮助。无论是对于圣经的正确理解和解释，还是对于以极大的安全和益处阅读和阐释教父的著作，还是对揭露和回答各种不同的错误和异端，都是如此。这门学问源自圣经、至上的主教、教皇和主教会议的充盈的源泉。然而，最近一个时期，驳斥异端，证实天主教信仰的信条，成了最为迫切的事情了。因为现在可以说是到了使徒所说的那个最为危险的时代了。现在，人们渎神、狂妄、无诚信可言，可以说是每况愈下，不仅他们自己游离于真理之外，而且还常常将他人引入歧途。这些话似乎仅仅是就经院神学讲的，但它们显然也关乎哲学，关乎对哲学的赞扬。

经院神学具有辉煌的赠品，这使得真理的敌人对它望而生畏。西克斯图斯五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道：“它具有一种恰当的相互关联的事实与原因的逻辑连贯性；它具有秩序和很好的安排，就像战斗中列队的士兵那样；它的定义和区别相当清晰；它的证明无可争辩，它的论辩犀利无比。由于所有这些，光也就与黑暗隔开，而真理也就与谬误二橛。异端的谎言，裹夹有许多欺诈和荒谬，从而只有在剥离了所有这些遮蔽物之后，才能够充分暴露出来。”[32]但是，这些伟大而奇妙的赠品只有在经院哲学的大师们对哲学的正确运用中才能够发现；这些大师不仅目标坚定，而且聪明智慧，在他们的神学论辩中习以为常地运用这种哲学。

再者，以一种最好的粘合剂将人类知识和神圣知识紧密无间地结合在一起，实乃经院神学家们所固有的非凡的天赋。由于这个缘故，如果这些神学家仅仅运用那种遭受创伤的、不完全的或肤浅的哲学体系的话，无论如何他们所擅长的神学都是不可能从人们的判断中获得如此大的荣耀和赞赏的。

然而，托马斯·阿奎那，作为所有经院博士的大师和帝王，却高高地矗立在他们所有人之上。卡耶坦在谈到托马斯?阿奎那时，曾经真诚地说道：“他对古代的博士和圣师们是如此的尊敬，以至于可以说是他已经对他们全体全都有完满的理解。”[33]托马斯将他们的学说收集到一起，就像把散落在各处的肢体收集到一处，并将它们浇铸成一个整体。他将它们安排得如此惊人的井然有序，并且给它们加上了如此丰富的内容，以至于把他说成是天主教教会的非凡的捍卫者和光荣，不仅一点也不过分，而且可以说是实至名归的。他的理智驯服而精妙，他的记忆机敏而惊人，他的人生至上神圣，他唯一爱的就是真理。他的上帝的知识和人的知识竟是如此的丰富，他就像是太阳。因为他以他那神圣的火焰温暖了整个地球，他的学说的光辉映满了整个地球。哲学的任何一个部分，没有未得到他敏锐而坚实的处理的。他的著作不仅涉及到推理的法则，涉及上帝和无形实体，涉及人和其他有感觉的事物，而且也涉及人的行为及其原则。更为难能的是，他不仅广泛涉及到这些题目，而且在所有这些方面他的论证都不缺乏下述的完满性：对主体的充分选择；对其各个部分的精妙的安排；处理它们的最佳的方法；各项原则的确定性；证明的力量；语言的清楚明白和得体；对深层奥秘的解释能力。

除了这样一类问题之外，这位天使博士，在其沉思中，还得出了一些关于受造事物的理由和原则的哲学结论。这些结论不仅涉及到极其广泛的领域，而且还可以说在其深层还包含有在数量上几近无限的真理的种子。这些都必定为其身后的教师们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以最丰富的成果予以展开。由于他不仅在教导真理中运用自己的哲学化方法，而且还把这种方法运用来驳斥谬误，他从而就为自己赢得了这样一种特权。他不仅亲手战胜了古代的所有谬误，而且，在与历史进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与各种谬误的冲突中，他也提供了一个给我们带来种种胜利的军械库。

再者，区别理性与信仰，这是正确的，在谨慎地区别开理性与信仰的同时，又将它们以友情般的和谐结合在一起，托马斯就这样捍卫了理性和信仰各自的权利，这样保护着各自的尊严；以至于就与人相关的而言，理性现在差不多可以说是超过了它曾经达到的高度，在托马斯的飞翔中，理性是受到鼓励的；而另一方面，信仰从理性那里得到的帮助也几乎不可能比托马斯给予的还多些和大些。

由于这些原因，尤其是在过去的时代，那些在神学和哲学领域具有最大学问、值得受到最高赞扬的人们，都以难以置信的勤勉搜寻托马斯的不朽的作品，痴迷于他的天使般的智慧，而不是这样来接受他的话语的教导，完全为它们所营养。很显然，差不多所有宗教团体的奠基人和立法者都吩咐他们的孩子们研究托马斯的学说，虔诚地持守它们，并且告诫他们说，任何人都不允许丝毫偏离这位伟人的足迹。且不要说多米尼克教派，所有教师中最伟大的教师的种种光荣仿佛成了它自己的一种权利似的，每一个教团的法令法规都表明了这一点，无论是本尼迪克教团的僧侣、卡梅尔教派的僧侣、奥古斯丁教派的僧侣和耶稣会教派的僧侣，还是许多别的神圣教派的僧侣都受制于这条规律。

现在，让我们的心灵无比喜悦地驰向过去在欧洲曾经兴盛的那些著名的大学和学院。这样的大学和学院有巴黎、塞拉曼加、阿尔卡拉、都艾、杜鲁斯、卢汶、帕杜亚、波隆那、那不勒斯、孔布拉以及许多别的大学和学院。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些大学的声望与时俱增；每当重大的问题出现和争论存亡攸关时，人们就会来询问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到处都发生着重大的影响。但是，同样非常著名的是，在那些辉煌的人类理智的大厦中，托马斯在他自己的王国里是以王者的地位统治着的。所有的心灵，无论是教师的心灵，还是听众的心灵，对于这位天使博士的指导和权威，都达到了一种令人惊奇的和谐一致。

但是，更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的罗马教皇前辈们曾经以罕见的颂词和最充分的证言赞美了托马斯的智慧。克莱门特六世在《为了》的通谕中，尼古拉五世在1451年致修道会修士的短信中，夲尼狄克十三世在《珍宝》的通谕中，以及其他教皇都见证了我们大公教会从托马斯的值得赞叹的学说获得的光辉。教皇圣庇护五世在其《奇迹》的通谕中，也声言说，各种异端，由于受到了托马斯的学说的驳斥和为托马斯的学说判定为错误，而销声匿迹；整个世界每天都从致命的错误中解脱出来。其他一些罗马教皇，如克莱门特十二世，在其《上帝之言》的通谕中，也肯证说，最富有成果的祝福是由托马斯的作品广泛地散发给整个教会的，他和格列高利、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和哲罗姆一样，都是配得上最伟大的教会博士的光荣称号的。而另外一些教皇则毫不犹豫地建议托马斯为大学和重大研究中心应坚定效法的典范和大师。在这方面，追述一下圣乌尔巴诺五世对图鲁斯大学的致辞是有益的：“我们在这里责成你们，你们要遵循圣托马斯的学说，把它看作真正的天主教的学说，并且要竭尽全力、不辞劳苦地利用和阐述他的学说。这就是我们的意愿。”英诺森十二世，在1694年2月6日致鲁汶大学的信件中，以及夲尼狄克十四世在致格拉那达狄奥尼索斯学院的信中，都遵循了乌尔班诺的榜样。而使伟大教皇对托马斯·阿奎那的这样一些判断登峰造极的则是英诺森六世的证言：“托马斯的学说超出所有别的学说，只是在教规的作品方面例外，其语言是如此的精确，其材料组织得是如此的有序，其结论是如何的真确，以至于持守它的人绝不可能偏离真理的道路，而胆敢攻击它的人便总是有让人生疑之虞。”[34]

大公会议是全球智慧之花盛开的地方。在历届大公会议上，都始终特别注意维护托马斯独享的荣誉。在里昂、维也纳、弗罗伦斯和梵蒂冈大公会议上，我们几乎能够说，托马斯出席并且主持了神父们的各项审议和教令的裁定，以及他们反对希腊人、各种异端邪说和理性主义者的种种错误的斗争，不仅赋予了他们以战无不胜的力量，而且也使他们获得了最为幸福的结果。但是，托马斯首要的和真正独享的荣誉，任何一个天主教博士都不能分享的荣誉，在于：在特伦特大公会议期间，神父们竟一致同意，将托马斯的《神学大全》，与《圣经》和至上教皇的教令一起，摆放在祭坛上，昭示它们乃人们寻求智慧、理性、灵感和各种答案的源泉。

最后的胜利留给了这位天下无双的人物。他甚至迫使天主教会的敌人不得不产生敬意，予以赞赏。因为，事实表明，即是在异教派别的领袖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坦承：只要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被清除掉了，他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同所有的天主教的教师们进行战斗，获得胜利，废除天主教会。[35]这虽然无疑是一个徒劳的希望，然而却并非是一个无用的证言。

所以，尊敬的弟兄们，只要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父们所挚爱的托马斯的哲学学说所产生出来的善、力量和卓越的效用和优势，我们就会判定那种认为托马斯的学说所独享的荣誉始终存在并且到处存在的说法实在是轻率的。既然伟大人物显然长期运用过他的学说并且对之作出过他们自己的判断，更为糟糕的是，教会的认同显然支持了这种经院哲学方法，则我们这样说就更其轻率了。到处都有这种或那种新的哲学在取代这种古老的哲学，从而人们也就得不到教会和公民社会自身所期望的那些值得欲求的和有益的成果。十六世纪的好战的革新家们毫不犹豫地不着信仰边际地卖弄哲学，并且进而又询问和赋予那种发明他们能够想到的以及合乎他们口味、他们感到惬意的无论什么事物的权利。这样，自然也就产生出了不计其数的哲学体系，甚至在人类知识的主要问题上也涌现出许多相互区别、相互冲突的意见。从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纷纭复杂的意见中，人们只能获得某种不确定性和怀疑；而没有人看不到人们的心灵是多么轻易地从怀疑陷入错误。

但是，既然人总是喜欢追求那些曾经引导过他们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到一些新奇的东西似乎俘虏了许多天主教哲学家的心灵。这些哲学家贬低古代智慧遗产，毋宁喜欢去发明某种新的东西，某种看起来甜蜜但实际上对科学不无损害的东西，而不是用新的真理来加强和完善古老的真理。这样一种混杂有各种内容的学说所具有的只是一种不确定的和变易不定的基础，它一方面依赖于权威，另一方面又依赖于个别教师的意志。由于这个缘故，它便不能够使哲学坚定、有力和坚实，像古代哲学那样，而是相反，使得哲学羸弱和浅薄。

但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谴责那些用他们的勤奋和知识以及大量的新的发现来帮助哲学发展的有学问、有才智的人士。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是有助于学问的发展的。但是，我们必须高度防范将我们的整个注意力，甚至将其首要方面用到这样一些研究上面，以及这样一些训练上面。

对于神圣的神学，也可以形成同样的判断。神圣学问是可以得到所有种类的学问的助推，为它们所阐明。但是，以经院哲学的严肃方式来探究它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惟其如此，它才有望借助于理性以及与之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信仰的力量，而继续成为“信仰的坚不可摧的堡垒”。[36]

所以，哲学的学生们，近来有不少人以将哲学置放到更为确实的基础为己任。他们一直竭尽全力，现在也正在竭尽全力恢复托马斯·阿奎那光荣哲学的地位，重新赢得它在古代所享有的声望和辉煌。

尊敬的弟兄们，你们中有许多，以同样的意愿，敏捷愉快地沿着同一条道路跟了过来，我们获悉到这种情况后感到由衷的高兴。当我们赞赏这些的同时，我们也敦促他们在他们已经踏上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而对于你们中的其他人，我们也给出下面的劝诫：你们应当更大规模地更其充足地将源自这位天使博士的纯洁的智慧之流提供给那些从事研究的年轻人，使这种智慧的河流之源出于这位天使博士，就像源出一条常年不断、永不干涸的源泉一样。

我们之所以如此认真地地提出这样的期望，理由有很多。

首先，在我们的时代，信仰普遍地遭到了这样那样骗人智慧种种诡计的反对。所以，所有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作为教会的希望培养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应当受到健康、有力学说食量的哺育；从而，在力量上强大有力，又具有在其中所有武器都能够找到的武器库，他们也就能够按照使徒的劝诫，以能力和智慧来推进宗教的事业。使徒曾劝诫我们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满意地回答各人。”[37]他还劝诫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38]

其次，有许多人，他们的心灵疏远信仰，憎恨整个天主教学说。他们声言，只有理性才是他们的教师和向导。为了治愈这些人的怀疑病，将他们引导到恩典和天主教信仰，我们认为，除了上帝的超自然的帮助外，再没有什么比神父们的坚实的学说和经院哲学更其有用的东西了。他们教授了信仰的坚实的基础，信仰的上帝起源，信仰的确定的真理，将信仰交托给人们的证明，信仰带给人类的种种好处，以及信仰与人的理性的完满的和谐。而且，他们教授这些真理时所运用的证据是如此的充分和有力，以至于甚至那些完全不同意，乃至怀有最高程度的敌意的心灵也能受到极好的劝说而回心转意。

第三，我们看到，由于种种邪恶意见的瘟疫般的流行，已经出现了威胁国家生活乃至公民社会本身的巨大危险。如果在大学和学院里能够教授那些有益学说的话，则整个公民社会本身真的就会平和得多、安全得多。这样一种学说也就是那种与教会的学说更其一致的学说，也就是包含在托马斯·阿奎那著作里的那样一种学说。

托马斯的学说论辩了自由的真正本性，这是一个在那个时代尚未进入法律论域的问题，论辩了所有权威的上帝起源问题，论辩了法律及其约束力问题，论辩了君王的家长式的和正义的统治、我们对更高权力的服从，以及我们所有人之间的公共之爱问题。托马斯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论述，都具有一种最强的逻辑力量，一种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颠覆了新法学的种种原理，而这种新法学无论对于社会的和平秩序还是对于公共安全都显然是极其危险的。

最后，随着我们所阐明的哲学学说的这样一种复兴，所有的人类科学都有望得到改进，也都有望得到有效的维护。因为迄今为止，凡善意的和有益的人文学科都是从作为指导的智慧或智慧的主妇的哲学获得其健康方法和正确尺度的。再者，它们也一向从哲学那里吸收生命的精神，以为生活的公共源泉。事实和恒久不变的经验证明，当哲学的荣誉纯洁无暇的时候，以及当哲学的判断是为智慧而持守的时候，便是各门自由的人文学科最为繁荣兴旺的时候。但是，当堕落的哲学被错误和荒谬所笼罩的时候，各门自由的人文科学也就为人们所忽视，并且差不多为人们所忘却了。

各门物理科学，由于造出了许多惊人的发现，现在享有非常多的声誉，并且到处都赢得了特殊的赞赏。但是，这不仅无损于古代哲学的复兴，而且还从古代哲学那里获得巨大的保护。因为要充分解说这些科学的富有成果的运用和增加，单单考察事实和默思自然是不够的。在事实被确立下来之后，我们就必须站得更高，更多地关注我们的思想。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有形事物的本性，研究有形事物所服从的规律以及它们的秩序所从出的原则，研究它们的多样性中的统一性，以及它们的差异性中的公共类似性。经院哲学要是被智慧地运用的话，它给这些研究带来的能力、光和帮助就会相等的惊人！

这里，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把对自然科学进步和增长的任何嫉妒，作为一种错误，归咎于哲学，实在是一种最高等级的不公正。当经院哲学家，遵从神圣教父们的教导，在他们的人类学中，到处都教导说，人类理智只有通过感性事物才能上升到对非物质事物的知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认真地探究自然的秘密，长期地和勤奋地熟悉物理科学研究，对于哲学更为有用。其实，经院哲学家们藉着他们的著作就证明了这一点。托马斯，圣大阿尔伯特，以及其他经院哲学领袖，都不是只痴迷于哲学研究，以至于几乎不关心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的。不仅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话语和发现中，也有不少即使现代教师们也认可和承认是与真理和谐一致的。此外，在当今时代，许多著名的物理科学教授也证明说，在现代物理学的确定的得到证明了的结论与这些学派的哲学原理之间真的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矛盾。

所以，当我们声明说，凡智慧地说到的东西，凡有益发现或计划的东西，都应当以一种自愿的和高兴的心灵接纳，我们也就是在敦促你们全体，尊敬的弟兄们，以最大的热忱来复兴圣托马斯的金子般的智慧，尽可能广泛地传播这种智慧。这既是为了天主教信仰的安全和光荣，也是为了社会的善和所有科学的发展。我们说的是圣托马斯的智慧。因为如果有什么东西是经院哲学的博士们极少探究的，或是他们极少考察且与后代的研究不相一致的，或是根本不可能的，则它就绝对不可能进入我们的心灵被视为我们时代的标准。

因此，让你们精心挑选的教师们竭尽全力将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灌输进他们听众的心灵里。让他们清楚地指出托马斯的学说超出所有别的学说的坚实性和卓越性。让托马斯的学说成为照耀你们可能曾经敞向的学问的所有领域的光，也成为照耀你们今后可能敞向的学问的所有领域的光。让我们用它来驳斥正在生获得根据的种种谬误。

但是，为了避免人们吸收的是错误而非真理，为了避免人们吸收的是不洁的东西而非纯净的东西，我们就必须注意到，托马斯的智慧是从他自己的源泉中得到的，无论如何是从那些溪流中得到的，这些溪流，按照学人们确定的无歧义的意见，是洁净的和未受污染的，因为它们是从源泉本身直接流出的。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年轻人的心灵虽然被约束在可以说是发源于源泉的溪流之中，但在实际上却一向受到来自其他源泉的脏水的污染。

但是，我们必须很好地认识到，我们的所有工作都将会是徒劳的，除非尊敬的弟兄们，上帝祝福我们共同努力，在圣经中，上帝被称作“全知的上帝”。[39]圣经警告我们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40]圣经还说道：“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41]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让我们仿效天使博士的榜样。天使博士若不藉祷告寻求到上帝的帮助，便决然不去阅读和写作的。他真诚地承认他所获得的所有的学问，与其说是来自他自己的研究和辛劳，毋宁说是直接来自上帝。所以，让我们以谦卑和一致的祷告，全都一起来恳求上热诚地将知识和理解之灵倾泻到教会的儿子们身上，使他们的心灵敞向智慧的理解。

我们还可以接受上帝之善的更加丰盛的成果，去运用上帝最有力的恩惠。这也就是圣童真女玛丽亚，她被称作智慧之所。同时还要有一些代言人，圣约瑟，童贞女玛丽亚的配偶；彼得和保罗，使徒的首领，当世界为错误的不洁之物污染而朽坏的时候，他们以真理更新了整个世界，用来自上天的智慧之光照亮了世界。

最后，我们信任上帝的帮助，依仗你们放牧的热情，我们用我们在主中的大爱，把我们教皇的祝福，对上天礼物的渴望，以及我们特有的善良意志的证言奉献给你们全体，尊敬的弟兄们，也奉献给所有的教士以及所有那些承担照管责任的众人。

教皇上任第二年，即1879年8月4日，于罗马圣彼得教堂讲演

教皇利奥十三世

（原载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1集第7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42—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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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太福音》28：19。

[②] 《歌罗西书》2：8。

[③] 《哥林多前书》2：4。

[④] 参阅《上帝的筹划》78:113.

[⑤] 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第14卷，第7章；为托马斯·阿奎那所引用，见《神学大全》第1集，问题1，第2条。

[⑥] 亚历山大城的克莱门特：《杂文集》，I，16。

[⑦] 奥利金：《致格里高利书》。

[⑧] 亚历山大城的克莱门特：《杂文集》，I，5。

[⑨] 《罗马书》1：20。

[⑩] 《罗马书》2：14-15。

[11] 钮开萨拉的格列高利，也被称作格列高利·托马都格，托马都格的意思是“奇迹创造者”，参见《奥利金的护教讲演集》，6。

[12] 哲罗姆：《致罗马城伟大演说家书》，4。奎德拉杜、查士丁、伊里奈乌都被视为早期基督宗教护教士。他们的著作致力于为基督宗教真理辩护，反对异教徒。

[13] 奥古斯丁：《论基督宗教学说》，I，2，40。

[14] 《智慧篇》13:1。

[15] 《智慧篇》13:5。

[16] 《彼得后书》1:16。

[17] 《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论天主教的信仰”，3。

[18] 《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论天主教的信仰”，4。

[19] 同上。

[20] 亚历山大城的克莱门特：《杂文集》，I，20。

[21] 哲罗姆：《致罗马城伟大演说家书》，2。

[22] 《天主教信理通谕》。

[23] 奥古斯丁：《书信集》147，“致马采里诺书“，7。

[24] 《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论天主教的信仰”，4。

[25] 《哥林多前书》1：24。

[26] 《哥林多前书》2：7。

[27] 哲罗姆：《致罗马城伟大演说家书》，4。

[28] 同上。

[29] 德尔图良：《申辩篇》，46。

[30] 拉克坦修：《神圣原理》，7，7。

[31] 西克斯图斯五世：《胜利通谕》，1588年。

[32] 西克斯图斯五世：《胜利通谕》，1588年。

[33] 《卡耶坦对<神学大全>第2集下部问题148第4条评注》，列奥兰编，第10卷，第174页注6。

[34] 英诺森六世：“关于托马斯的讲演”。

[35] 马丁·布塞珥（1491-1551年），著名的斯特拉斯堡宗教改革家。

[36] 西克斯图斯五世：《胜利通谕》，1588年。

[37] 《彼得前书》3：15。

[38] 《提多书》1：9。

[39] 《列王纪上》2：3。

[40] 《雅各书》1：17。

[41] 《雅各书》1：5。